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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律之制（下）
周敦颐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声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
朱熹曰：“古圣贤之论乐曰和而已，此所谓淡。盖以今乐形之，而见其本于庄正斋肃之意，故希简而寂寥耳。废礼败度，故其声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声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导欲而至于轻生败伦，愁怨故增悲而至于贼君弃父。古今之异，淡与不淡、和与不和而已。”
臣按：周子此言，盖谓复古礼然后可以变今乐。
程颐曰：“律者自然之数，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尺度权衡之正皆起于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气为准，非黍之比也。律取黄钟，黄钟之声亦不难定。世自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将黍以实其管，看管实得几粒，然后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当实千二百粒黍，今羊头黍不相应，则将数等验之，看如何大小者方应其数，然后为正。胡先生定乐取羊头山黍，用三等筛子筛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考声上下以定黍。
张载曰：“声音之道与天地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木气成则金气衰，乃此理自相应。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说，周氏以复古礼为先，程氏以考声音为正，张氏则以人之德性为本，三人者可谓穷本知变达乐之要者矣。且生当有宋全盛之时，天子锐意古乐而胡瑗、范镇、司马光辈方讲求钟律，遍访四方草泽以应诏，而三大儒者乃见遗焉。使当时若在讲求之列，其所次叙必有可观，古乐或有可复之理，惜哉！
朱熹曰：“五声之序，宫最大而沈浊，羽最细而轻清，商之大次宫，征之细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论中声者不以角而以宫，何也？曰凡声，阳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则属于阴而未畅，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后属于阳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为宫，因其每变而益上则为商、为角、为变征、为征、为羽、为变宫，而皆以为宫之用焉。是以宫之一声，在五行为土，在五常为信，在五事为思，盖以其正，当众声和与未和、用与未用、阴阳际会之中，所以为盛。若角则虽当五声之中而非众声之会，且以七均论之，又有变征以君焉，亦非五声之所取正也。然自其声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于变宫而止耳，自是而上则又过乎轻清而不可以为宫，于是就其两间而细分之，则其别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浊者为黄钟，以其极细而轻清者为应钟，及其旋相为宫，而上下相生以尽五声、二变之用，则宫声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声者或时出于其外，以取诸律半声之管，然后七均备而一调成也。黄钟之与余律，其所以为贵贱者亦然，若诸半声以上，则又过乎轻清之甚而不可以为乐矣。盖黄钟之宫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宫始之次而中少过也，应钟之宫始之终而中已尽也。诸律半声过乎轻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声之外，过乎轻清之甚，则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为乐者也。正如子时初四刻属前日、正四刻属后日，其两日之间即所谓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则声自属阴以下，亦当默有十二正变半律之地以为中声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为者，但无声气之可纪耳。由是论之，则审音之难不在于声而在于律，不在于宫而在于黄钟，盖不以十二律节之，则无以著夫五声之实，不得黄钟之正，则十一律者又无所受以为本律之宫也。今有极论宫声之妙而无曰黄钟云者，则恐其于声音法制之间犹有所未尽也。夫以声音法制之粗而犹有未尽，则虽有黄帝、大舜之君，伶伦、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议大乐之和哉？又有宫当配仁之说者，则以仁当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义耳。夫仁，木行而角声者也，以之配宫则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据矣。五行之序木为之始、水为之终而土为之中，土则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资，居中而应四方，一体而载万类者也，是则宫之统五声、仁之包五常，盖有并行而不悖者矣，何夺彼与此哉（以宫配仁，五峰胡氏说）。”
熹又曰：“古乐之亡久矣，然秦汉之间去周未远，其器与声犹有存者，故其道虽不行于当时，而其为法犹未有异论也。逮于东汉之末以接西晋之初，则已浸多说矣，历魏、周、齐、隋、唐、五季，论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丰之间盖亦三致意焉，而和岘、胡瑗、阮逸、李照、范镇、马光、刘几、杨时诸贤之议终不能以相一也，而况于崇宣之季、奸谀之会（指蔡京辈）、黥涅之余（魏汉津）而能有以语夫天地之和哉？建阳蔡元定旁搜远取，巨细不捐，积之累年，乃若冥契，著为《律吕新书》，明白而渊深，缜密而通畅，不为牵合附会之谈，其言虽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讲，而实无一字而不本于古人已试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吕散亡，其器不可复见，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则犹可考也。太史公曰‘细若气，微若声，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言黄钟始于声气之元也；班固所谓‘黄帝使伶伦取竹，断两节间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又曰‘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刘昭所谓‘伏羲统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又曰‘吹以考声，列以候气，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者也’，是古圣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极长则不成声而气不应，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此其大凡也。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则，莫若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以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苟声和气应，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黄钟者信，则十一律与度量衡权者得矣。后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晋氏而下则多求之金石，梁隋以来又参之黍，下至王朴，刚果自用，遂专恃参黍而金石亦不复考矣。夫金石真伪固难尽信，若黍则岁有凶丰、地有肥瘠、种有长短小大圆妥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谓子谷黍中者实其龠，则是先得黄钟而后度之以黍，不足则易之以大，有余则易之以小，约九十黍之长、中容千二百黍之实以见周径之广，以生度量权衡之数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黍则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声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细而至于蠛蠓无非声也；律则写其黄钟一声而已矣，虽有十二律、六十调，然实一黄钟也。是理也，在声为中声，在气为中气，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也，此圣人所以一天人赞化育之道也。”
臣按：蔡元定作《律吕新书》，朱熹为之序曰：“其中所谓黄钟围径之法，则汉斛之积分可考；寸以九分为法，则淮南、太史、小司马之说可推；五声二变之数、变律半声之例，则杜氏之《通典》具焉；变宫、变征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因亦可见。”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诸说，而附以元定之所参定者，既具于各条之下，至是剟取序文，而继以元定截竹为管以求中声之说，是则朱氏所谓“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尤所谓卓然者也。然此求其声气耳，而所谓均调节奏、被之管弦，蔡氏又欲别为乐书以究其业，今世无之，岂其后竟不克就耶？尚幸此《新书》之存以俟后世之圣君、贤相功成作乐者焉。虽然，此书之作虽由蔡氏，而皆本其师之意也，观朱氏与元定书曰：“但用古书、古语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甚简约而极周尽，学者一览可得梗概，其他推说之泛滥、旁证之异同不尽载也。”今即其书以观，无一不如其师所教者，所谓“甚简约而极周尽”者，一言以蔽之矣。其后朱氏又与其门人考订礼书，又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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