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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閻若璩百詩撰
平陰朱續晫近堂梓
○第六十五
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即孔安國原隻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舜典》，故魏晉間始析為二。然“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堯既嫁二女於舜矣，初而曆試，既而底績，繼而受終，次第及於齊七政，輯五瑞，肇州，封山，浚川，明刑，流放四凶。雖舜之事，何莫非帝之事哉？至是而“帝乃殂落”，而帝之事終矣。“月正元日”以後則舜之事也，而舜何事哉？用先帝之人，行先帝之政，則舜之事而已。如是又五十載，而舜之事亦畢矣。故以“陟方乃死”終焉。惟除去二十八字耳。而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為一篇可，以為一人可，以為虞史欲紀舜而追及堯行事可，以為虞史實紀堯而並舜行事統括之亦無不可也。推而合之他書又無往而不合也。再試析為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又況二十八字無一非剿襲陳言者乎？善乎，同裏老友劉呈先生之言曰：欲黜偽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
按：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吳氏《尚書纂言》，於二十八字上批雲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浚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蹤。
又按：朱子謂呂伯恭言《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雲此係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朱子此等識見，信高明。蓋《書序》有《舜典》，有《汩作》《九共》《槁飫》十一篇，皆為舜事。朱子不信《序》而暗與之合者如此。餘因悟此即後代作史法也。史之有本紀，為一史之綱維，猶《書》之有帝典，體以謹嚴為主。故今二《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節目細事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汩作》諸篇。蓋即後代誌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誌傳所不勝載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尚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又按：蔡《傳》，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後，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行事耳。初不計先後之序，非也。既如肇州在平水土後，自應在五載一巡守後，可知其四罪係末簡者，蓋因刑而附記之。孔安國《傳》所謂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征用所行於此總見之，最確。泛記舜行事，初不計先後之序，若指此二節而不指彼一節，亦可矣。
又按：胡渭生朏明謂予，“升聞”二字又掠《大戴禮記·用兵篇》。姚際恒立方曰，“浚哲、文明、溫恭、允塞”八字襲《詩》與《易》。夫人知之。獨不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雲“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浚哲欽明。”王粲《七釋》雲“稽若古”，則睿哲文明，允恭玄塞，方興所上，較《延壽賦》易“欽”為“文”，粲《七釋》易“睿”為“浚”，“允”為“溫”，而“玄”字乃移用於下，則是皆襲前人之文，又不得謂襲《詩》與《易》也。夫《舜典》出於南齊，延壽漢人，粲漢魏人。何由皆與《舜典》增加之字預相暗合耶？其為方興所襲自明。又漢魏時人以《詩》《易》所稱稱“後王”可也，今以商王之“浚哲溫恭”，周王之“允塞”混加之於舜，烏乎可也？竊以論至此，真無複餘蘊矣。
又按：《經典釋文》載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言於大行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卓哉斯識！真可稱製臨決，非一切儒生所能仿佛，奈何隋開皇初不爾。
○第六十六
劉呈先生字超宗，嚐告予曰：二《典》為一，三《謨》去二，子著《疏證》，誠不可不加意。予曰：然。今試取《皋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首尾相應，其為一篇，即蔡氏猶知之。但謂古者以編簡重大，故厘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則非通論也。自“曰若稽古皋陶”至“往欽哉”，凡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貢》尚少二百二十五字，《洪範》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而獨於《皋陶謨》厘而工乎？說不可得通矣。且《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為逸《書》，中多載後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耶？胡輕立此論。蓋當子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具存。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皋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中作何語。凡古人事或存或亡，無不曆曆有稽如此。
按：吳氏《尚書纂言》不信魏晉間古文，一以今文篇第為主。但曰“若稽古皋陶”本出今文，吳氏以篇首四字為增，斷自“皋陶曰”，以下又不合伏生。其亦揚子《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
又按：《困學紀聞》謂“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又謂孟子之時，古書猶可考，今有不可強通者也。此等識見最確。予謂讀言合稷契者，亦當以是求之。
又按：馮班定遠謂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不同者，古書有之，今人不見也。亦屬此義。因舉張博望乘槎事以例曰：古人多通用，近焦弱侯以為杜詩之誤。不知此出《東方朔別傳》，見《太平禦覽》，自與《博物誌》所記不同。焦未之知。予謂洪景盧疑稷與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不知揚子之談經，杜公之征事，豈有誤者哉？洪失未知，亦正與焦氏等。
又按：蔡邕《獨斷》雲：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皋陶篇》，製冕旒，今其製正在《益稷》內。邕距魏晉間不甚遠，古文孔《書》未出，二篇猶合為一。如此至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舜典》合於《堯》，又無庸論。然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於上帝”至“格於藝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堯典》，蓋爾時雖孔《書》出，未列之學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為說。
又按：《漢·王莽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雲《堯典》今在《舜典》中。此與《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為《堯典》正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堯典》《舜典》原合為一處，猶未加討論。《集注》雲：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見猶未徹。
又按：《後漢·周磐列傳》，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正惟彼時《堯典》《舜典》合為一，無問今古文皆然，方單稱堯不及舜。不然孔《書》列學官以後，誌聖道者有不並舉二典之名乎？此亦可為根證。
○第六十七
晚出《武成》篇，孔《傳》不言其有錯簡。唐孔氏《疏》始言之。於是宋儒劉氏、王氏輩紛紛考正，逮朱子而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係於於征伐商下，為初起兵禱神之辭。是已不知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在《左傳》昭七年，為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偽作者隻係於“予小子其承厥誌”下，為“王若曰”之辭。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並追述初起兵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亦猶《湯誥》篇援“予小子履”散作初請命伐桀之辭，又告諸侯之辭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湊泊處，朱、蔡移置，必反為所笑。昔人有言，千載之下，難以情測也。餘殆欲測其情雲。
或問：孔《書》援左氏以為重，其遵若繩尺，莫敢或爽，固矣。不識左氏《傳》果一無所誤乎？抑有乎？餘曰：誤亦未免，特比他書差密耳。憶戊申夏王源昆繩讀《左傳》，以“閔二年及狄人戰於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曰“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此左氏推原敗之故，而上文並不見懿公死下落。得毋亦如《史記·刺客傳》遺秦舞陽下落乎？所關亦不細。餘曰：文十五年，凡勝國曰滅之。襄十三年用大師焉曰滅，此左氏書滅例也。經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胡子髡沈子逞滅。杜氏《注》，國雖存，君死曰滅。此又一例也。說本《公羊》，以此例讀閔二年《傳》，則所謂遂滅衛者，懿公已死於此句中矣。下文狄入衛，蓋方是入其國都。孔氏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為從齊桓告諸侯之文。不知狄入衛，書法經傳悉同。而先言滅，乃是君死之謂，於社稷無涉。烏得謂之無下落乎？古人字不虛設，文章密如此。
按：《左傳》多引而不發，賴《注》以發之。《注》亦未盡，賴《疏》以盡之。今試舉一事，《論語》“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斷自宣公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此四十一年，政將何歸乎？豈《論語》妄語耶？《論語》既不妄，則《集注》誤可知。然自文子數起，以為實相三君，又無以位置桓子，反覆皆不合。讀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注》曰：文子、武子、平子。讀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曰：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始曉然於《論語》“四世”蓋文、武、平、桓，而悼子不在此數。又《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前說之不誣。誣不誣亦曷足深計，獨怪季孫行父身為權奸，流毒累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偽名。甚至明著聖經曆二千年，為傳注者莫能指以實之。嗚呼，何以誅奸諛於既死哉？愚謂有當請於朝，乞早加刊正，無誤後人者，此類是也。
又按：文、武、平、桓，相繼而立，不數悼子者，專謂其執魯國之政。非盡悼子不為大夫，特未命為卿耳。苟為卿卒，且書經矣。不為大夫卒，恐無諡矣。春秋父子並時而仕者多有，如鄢陵之役，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為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趨進而謀戰者，其子紘。豈必疑甯氏父子當成公元年速猶盟，向三年俞盟於宛濮，為父死子始繼，而俞不曾逮事文公也哉？蓋文公末，俞已仕為大夫，值國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立而艱險備至，故《集注》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其次第固不紊矣。
或問：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子先且居，趙衰稱其佐軍也善。非父子並時而仕者何？餘曰：此出《晉語》，恐不若左氏足據。左氏佐中軍者卻溱，佐上軍狐偃，佐下軍胥臣，未聞複有一軍置且居也。
又按：孔安國注此章“四世”，亦自文子數起，但不知悼子宜去，隻得斷至平子止。果爾，此章發歎其在定公五年六月丙申，平子未卒前乎？然則桓子尚未立，陽虎未囚其主，何由而有“三桓微矣”之歎？亦不合。要須易注曰：魯自宣公八年襄仲卒，季文子始專國政。曆子武子，曾孫平子，玄孫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耳。
又按：《論語》不曰自陪臣出，而曰“陪臣執國命”者，蓋當時陪臣如南蒯、陽虎、公山、弗擾輩，俱在家製其主，專其政，橫行於國之中。尚不似大夫得將兵於外，與與列國盟會，聲跡及天下，故變其文，不與大夫同。或曰：是固然矣，但三世希不失矣。虎輩僅及身止，豈聖人反為陪臣寬言之耶？予曰：否。馬融《論語注》雲，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融號博洽，嚐自稱“吾見書傳多”。《注》必有征。參以杜氏《注》，昭十二年，蒯，南遺之子。昭四年南遺季氏家臣。則南氏亦在，再世主之之列。是又當為《集注》補其闕爾。
又按：孔《疏》固詳博，疏以解名物製度，猶多未備。亦試舉一事。壬子秋過陽曲，鬆莊傅山先生字青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下問，曰：古人既脫屨，複脫襪乎？雖杜《注》古者見君解襪，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餘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襪。又謂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襪，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襪。蓋方是時有不跣襪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襪，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履，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為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注》“見君解襪”，“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為古者燕飲解襪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真可以正杜《注》，補孔《疏》，為劉泫、趙汸所未及。餘不敢當。茲已忽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雲。
又按：《燕禮》，鄭康成謂飲酒以合會為歡者，敘立司正安燕一節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說屨”便包有解襪在內。觀下文曰：“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其有跣為歡可知。《左傳》則以足有創疾，襪不敢解，乃禮之變者。褚師聲子循禮之變，遭公怒詈，以致君臣相攻，正足補《儀禮注》之不逮。大抵三代禮文具在，一節一目人所通曉。讀《燕禮》至“說屨升就席”，知並解其襪。讀他禮或至“說屨升就席”，有不必跣襪者，以非燕故。或曰：杜預謂古者解襪，與張釋之傳王生曰“吾襪解”同耶？否耶？餘曰：否。解襪謂解去足之衣，襪解則襪之帶解散耳。證亦有二。一《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禦於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一《哀帝紀》，中山孝王來朝，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襪係。解武王之係也，中山孝王之係也，並音計，皆襪所束之帶也。張廷尉之跪而結也，亦音計，則以手從事，非指物言矣。烏乎同？
又按：古人脫屨則有襪在，脫襪則將跣足矣。謝承《會稽先賢傳》，賀劭為人美容止，在官府常著襪，希見其足。君臣群而飲酒，悉解其襪，若徒跣謝罪者。然此何禮焉？曰：脫襪固尚有行縢在，行縢今俗名裹足是也。六朝人謂之行纏。或曰：豈即《詩·小雅》所謂邪幅（音福）？桓二年《傳》臧哀伯所雲幅（音逼）歟？餘曰：近矣，而實非也。行縢與今裹足，皆有襪以蒙其上者也。邪幅與幅，則無襪以蒙其上者也。《小雅》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以上配赤芾。臧哀伯諫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幅上以配袞冕等，下以配赤舄。蓋人君之盛服也，非行縢者比。當康成及預時，已無複其製。故第曰“若今行滕”而已。至內則有逼，則常人之服也。康成直注為行縢，不言若，其密如此。憶餘至福建會城，見荷蘭國人之遊於市者，皆以彩帛纏其足，由脛以上至膝，整比異常，非似行縢之蓬鬆。因想見古者邪幅之製，禮之失也，而謂竟不複遇諸四裔耶？
又按：《後漢書》始有《輿服誌》，朱子稱其詳，為前史所無。間一及襪，皆作“糸末”。未若《隋·禮儀誌》之詳。梁天監十一年，尚書參議跣襪事，亦具載此。台官問訊，皇太子皆朱服著襪。著襪者，止跣履，不必跣襪。蓋下於宗廟崇嚴一等。又以見爾時問訊於君，則跣襪，所以示極恭。我固嫌杜預“古者”二字不確，或易其《注》曰：今見君猶解襪亦可，終不若“古者燕飲解襪”六字為至當。又《誌》雲，省閤內得著履。則非唯襪不解，履亦不跣。至三公黃閤下履，過閤還著履。其分別履與襪處，極為明析矣。
又按：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卻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地理誌》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之說也。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又按：晚出《書》多出《漢書》，雖字與義較今文及遷書古文說不合，亦不顧。如《刑法誌》“《書》不雲乎：‘惟刑之恤哉’”，“恤”今文作“謐”，遷書作“靜”。蓋“謐”即“靜”也，但字異耳。《王莽列傳》“《書》曰：‘舜讓於德不嗣’”，“嗣”今文作“怡”，遷書作“懌”，蓋“怡”即“懌”也，亦字異。他日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則又用今文，益驗向所謂遷書頗雜出今文。
又按：胡渭生朏明告予，孔氏《疏》雲君存稱滅，則滅文在上。莊十年滅譚，定六年滅許是也。國存君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據此“遂滅衛”自仍指國，而言非君。予曰：然則，衛懿公尚存乎？胡得有如世所傳弘演內肝事朏明曰，上敗績，屬師下甚敗。屬君懿公之死，隱具此二句中。不必於“遂滅衛”句尋下落。莊九年，乾時之戰，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可見旗之所在，敵人鹹屬目焉。二子以公旗辟於下道，以誤齊師，齊師失追，莊公故得免。今衛侯不去其旗，去，藏也，除也。不藏不除，狄人望而知為君，遂直趨而害之。甚敗之為君死，複何疑。竊以此與《史記》疏漏處殊不同。
又按：《詩·載馳·序》雲：衛懿公為狄人所滅。鄭《箋》雲：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孔《疏》雲：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雲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愚謂仍有用大師曰滅。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是也。疏漏此一義，以懿公死為滅，康成已先我而作是說，雖或未可以之解《左氏》，要說有攸據，不妨兩存。
又按：裏中顧諟在瞻問：晉文公在齊，妻薑氏後亦不見下落。不比秦文嬴、狄季隗，一逆之，一歸之，何也？餘曰：蓋未及公子反國而已前死。雲曷征乎爾？征諸文六年，趙孟之言古者諸侯娶有九女，文嬴嫡也，班第一；偪吉，世子母也，班第二；季隗，文公托狄時妻，班第三，杜祁以讓此二人也，故班在四。然則趙孟獨不曰以齊故，讓薑氏而已，又次之，故班在五。則薑氏不在九人之列可知。其不在九人之列，意其蚤死也。不然，文公豈得寵而忘舊者？不一迎歸之乎？薑豈不若季隗，請待子而不嫁乎？齊倘若蔡嫁蔡姬，晉不興師伐之乎？此等須從空中看出，方識左氏文章之密。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為夫人。果爾，置文嬴何地？不足據。
又按：秀水朱彝尊錫鬯告予：宋胡洵直亦有考定《武成》次第。移“既生魄，庶邦塚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一十四字於“於征伐商”之下，仍在“王若曰”之上。移“厥四月哉生明”二節於“列爵惟五”之上。曰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言初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塚君受伐商之命於周，乃其時也。故克商也，有未及下車為之者，有下車為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為之者雲雲。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概見矣。予曰：“既生魄”據《漢誌》為四月十六日甲辰望方協，忽移作正月十六日丙午望。是日，武王逮師去鎬京已五百七十里，未至孟津者三百三十里。在途之中，豈得謂其初時乎？且綴者，南頭之初位，久立於綴，蓋未舞之前，舞者持盾屹立，象武王待諸侯之至。計其日尚當在戊子，師初發，癸巳武王始發之先，斷不在既望丙午。大抵錫鬯平生不敢疑古文，見諸贈餘詩。所援引每如此。
又按：元熊朋來亦疑《武成》月日，曰：武王以正月初三日癸巳起程，再曆庚戌方為四月，一百三十八日矣。雖前十九日為辛卯，王來自商，至於豐，仍一百十有九日。克商之後逗留，日久乃歸沛。公欲留秦樊噲輩，猶能勸以還軍，豈武王反出其下？可疑一也。或雲：死魄，晦也，非朔也。朔則魄蘇矣。上饒謝氏疑壬辰為正月二十九日，癸巳為二月朔。若然，癸亥陳於商郊，移至三月一日，又與《國語》“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不合。癸亥係二月乃左氏正文，未易改，終無以釋在商淹久之疑耳。予曰：此不必疑也。武王往三十一日，回亦三十一日，共六十二日。仍餘五十七日在商。熊氏徒見今《武成》所載反商政至大賚數事以為旬日可了，不知《樂記》“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後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者。蓋或有子孫而無爵土，或有爵土而無子孫，武王須求訪其後以來擇地以封之。此豈旬日可了？《孟子》“滅國者五十，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須及在商遣兵四出剪滅，以遂救民取殘之誌，亦豈旬日可了？故五十七日，人以為久，吾以為速；人以為疑，吾以為決。仁山《前編》係封康叔於殷東於是歲三月內，曰《康誥》雲“在茲東土”，《酒誥》雲“肇國在西土”，又雲“我西土棐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意此時與最合。則《康誥》《酒誥》兩篇並作於在商日。惜乎，儒生所見，於古人既不能設身處地揣度事機，又不能參考往籍補經文之殘闕，而反以後代君臣所饒為者，上疑三代，過矣夫。
又按：《武成》聞有錯簡，未聞有錯句。如《前編·武成次》第一依蔡本，獨移“底商之罪”四字於“大邑周”之下。曰從子王子參訂，粗為可讀。是有錯句矣，殆不足辨者。
○第六十八
嚐疑劉歆《三統曆》末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凡十有六字，今古文皆無，不知歆從何處得之而載於此。既而思《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遠，流傳定真，而所載康王年月日複關於曆法，故不忍棄之。偽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豐刑》”與己不合，特爾遺去。亦猶作《伊訓》者，遺“誕資有牧方明”，作《武成》者遺“粵若來二月”以下之辭，為露其肘也。
按：朱彝尊錫鬯謂予：子欲集先儒疑古文《尚書》者，曷不及元儒陳師凱？予請征其說，曰：既曆三紀，當三十六年。今自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公薨君陳繼之，君陳卒，然後命畢公，是為康王十二年。逆數至成王七年，已四十有三年。言三紀者，舉大數，固不必一一吻合。予曰：然，然別有說。《三統曆》載周公攝政七年，作《召誥》《洛誥》。此七年在武王崩之後，成王未立之先，故下載成王僅三十年。邵子皇極數始通以此七年係於成王之下，成王為三十七年，邵子曆是也。陳師凱以邵子曆推之，自覺三紀不合。偽作古文者，卻似誤讀《三統曆》之攝政七年，以為即在成王三十年之內。成王七年作《召誥》《洛誥》，三十年作《顧命》，凡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年作《畢命》，正得三十六年，故曰“既曆三紀”。若使知攝政在外，既逾三紀，何難變其文以求合，而敢故與曆背馳哉？此誤所由來也。凡欲攻古文，譬若攻病，須洞見症結，方克直陳其狀。不然，大樹也，豈蚍蜉所能撼與？
或曰：《三統曆》載成王元年命伯禽侯於魯，後三十年有《顧命》作。則成王在位乃三十一年。予曰：下文雲推伯禽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薨。以此證之，成非三十年而何？所雲“後三十年”乃實指其紀數之年，非離元年而數者。
或又問曰：子於古人有信有疑，何此書惟劉歆之是信？餘曰：歆之人雖非，而於經學也甚精。適當王莽委任之日，諸所建立亦甚正。反惜建武中興，一切以人廢耳。然其於曆法亦有未盡，如推《洛誥》戊辰為十二月晦日，又曰是歲三月甲辰朔。予以三月甲辰朔推之，須三月後十二月前置一閏，方合。猶《武成》欲四月有庚戌，辛亥，亦必至閏於二月方得。不然，戊辰那得在亥月盡耶？要為脫漏一筆，《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蓋自望日始病，不知幾日，至甲子大漸，乙丑遂崩。今曆以甲子為十五日，推是月庚戌朔，是誤會經文，而並曆法亦錯颭矣。凡古人不能有得而無失，故予因有信複有疑。予豈一概信劉歆者哉？
又按：唐孔氏《疏》引《畢命》《豐刑》曰雲雲，於“策”字下增一“書”字，今《漢書》本闕。
又按：姚際恒立方曰：今《畢命》較《三統曆》所引增“至於豐”者。案宅洛係大事，須告文王之廟，故言“至於豐”，命畢公。何必爾？且君陳、畢公等果至豐告廟，兩人自當一例，而獨畢命雲然者，蓋因逸《書·畢命》有“豐刑”二字，既不可解，故就用其“豐”字傅會，以為“至於豐”。亦猶今《伊訓》以逸《書》“伊訓方明”作“乃明”耳。
又按：孔《疏》引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此《序》指《畢命》書小序言。予考之《周書》七十篇，無冊命霍侯。而齊梁間所出，康成又不及見，然則其所謂逸篇者，必另有一書，今不可見。李氏燾、陳氏振孫，謂《周書》戰國人撰。予又考之《戰國策》，荀息引《周書》曰“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蘇秦引《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左傳》狼覃《周誌》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皆見七十篇內。則此書不惟高戰國，抑突出春秋前矣。
又按：孔《疏》雲：此歲入戊午闒五十六年三月甲辰朔大，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故戊辰為三十日。可補《漢誌》之闕。
又按：餘嚐有感南沙熊氏將注《春秋》，先求明曆，其《明誌錄序》曰：於是問曆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並列所課而正之。癸亥三載於京師就吳任臣誌伊學曆，歸而交秦淵雲九里，中益研窮之。久之，始通其術。案《漢誌》成王元年癸巳歲正月己巳朔，壬申日南至。步至成王三十年壬戌歲正月辛巳朔，甲辰日南至。以授時法通漢《三統曆》推算之，自元年正月日南至至三十年正月日南至，中積一萬
○五百九十二日
○三刻二十五分，加氣應八日三十一刻四十分，為通積滿旬。周去之不盡，四十
○日
○三刻四十六分五十秒。為甲辰日南至，又置中積加閏，應二日七十一刻八十八分四十二秒，為閏積，滿朔，實去之不盡，為閏餘，二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
○分四十八秒。以減冬至分餘一十七日二十三刻五十六分
○二秒，為正月經朔辛巳日，累加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
○五分九十三秒，得二月經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七十六刻六十一分三月經朔庚辰日，一十六日二十九刻六十七分四月經朔己酉日，四十五日八十二刻七十三分加一望策一十四日七十六刻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得四月經望甲子日，
○日五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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