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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閻若璩百詩撰
平陰朱續晫近堂梓
○第十七
安國古文之學，其傳有四：一傳於都尉朝，朝傳庸譚，譚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王莽時立於學官。璜、惲皆貴顯。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數為肅宗言古文《尚書》，詔選高才生從逵學。由是古文遂行。一傳於兒寬，一傳於其家。《孔僖傳》所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是也。一傳於司馬遷，遷書所載多古文說是也。東漢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後歸京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讚》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尚書》，乃安國所傳。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賾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而載於《帝王世紀》。柳得之蘇愉，愉得之鄭衝，鄭衝以上則無聞焉。嗚呼，其果安國之舊耶？抑魏晉之間假托者耶？愚嘗以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歲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蓋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讚述，況渠實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賾雖奏上，得立於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為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為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偽書，再則曰安國偽書，而為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尚書敘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誌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蓋可歎也夫，可歎也夫。或問曰：子於《尚書》之學，信漢而疑晉、疑唐猶之可也。乃信史信傳而疑經，其可乎哉？余曰：何經、何史、何傳，亦唯其真者而已。經真而史傳偽，則據經以正史傳可也；史傳真而經偽，猶不可據史傳以正經乎？或又曰：晚出之《書》，其文辭格制誠與伏生不類，兼多脫漏，亦復可疑，然其理則粹然一出於正，無復有駁雜之譏，子何不過而存之乎？余曰：似是而非者，孔子之所惡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朱子之所惡也。余之惡夫偽古文也，亦猶孔子、朱子之誌也。今有人焉，循循然無疵也，且斌斌然敦《詩》《書》也，說《禮》《樂》也，而冒吾之姓以為宗黨，其不足以辱吾之族也明矣。然而有識者之惡之尤甚，於吾族之有敗類，何也？吾族之有敗類，猶吾之一脈也。乃若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終非吾之族類也。吾恐吾祖宗之不血食也。偽古文何以異此？善夫歐陽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沒，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閻若璩者，為是說矣。況乎若璩之前有文正朱子焉？朱子之前已有吳氏棫焉？文正之後又有歸氏有光諸人焉？其可援之以為證者，不為不眾矣。嗚呼，先儒先正之緒言具在，其尚取而深思之哉。
按：《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煞有可疑者。《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案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為蚤卒乎？況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何獨於安國而夭之乎？頗不可解。又安國《大序》謂得壁中《書》，悉上送官。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采摭，以立訓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用不復以聞。是獻《書》者一時，作《傳》畢而欲獻者，又一時也。作《傳》畢，而欲獻，會國有巫蠱，則初獻《書》時，未有巫蠱，何不即立於學官，而乃云以巫蠱遂不及施行邪？蓋偽作此《書》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訓傳。今又並出訓傳，不得不遷就傅會其說，以售其欺耳。
又按：《史記》《漢書·儒林傳》，似孔安國在當時實兼今文、古文《尚書》而通之，其為博士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蓋祿利之路然也。至別有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頗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非經學既明而得祿之驗乎？本不當係寬於安國古文之下，但近代有《漢儒授經圖》，於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下俱各係以兒寬。余偶因之，未暇改正云。
又按：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遊者也，記其生卒，必不誤者也。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於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辯矣。
又按：鄭康成《書讚》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見孔穎達《疏》。“先師棘子”字頗不可解。遍檢南北監本及近刻常熟毛氏本，俱然。詢諸四方同人，亦無從辯析。越數載，讀《水經注·淄水》引《鄭誌》曰：張逸問讚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康成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始悟是“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子”字讀屬安國。然不曰“孔”而曰“子”者，何也？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康成自以淵源於安國，故冠“子”於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於孔子也。此正康成經學之典且精也。
又按：《史記·儒林傳》敘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頗為明白。班固於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為贅，甚失卻遷之意。此亦論班、馬異同之所當知者。
又按：《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古文。蓋初置此官而安國即為之。何者？元狩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時乙卯凡九年，後又幾年至臨淮太守，遂卒。此安國生平之歷宦也。向云安國為博士，年二十餘。則諫大夫時，年三十外，卒於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曰蚤卒。此安國之壽命也。博士秩比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由比六百石遷比八百石，由比八百石遷二千石，此安國之祿秩也。史傳易多抵捂，獨此事考之無不協，亦一快云。
又按：吳文正公《尚書敘錄》信可為不刊之典矣。然其誤亦有六。一謂孔壁真古文《書》不傳，不知傳至西晉永嘉時始亡失也。一謂《舜典》《汩作》《九共》等篇為張霸偽作，不知此乃孔穎達之妄說也。一謂《漢誌》古經十六卷即張霸偽古文《書》，不知《漢誌》乃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且即真孔壁《書》，非偽《書》也。一謂梅賾《書》並《書序》一篇為五十九，不知定著仍五十八篇，《序》已各冠其篇首，不復為一篇也。一謂唐撰《正義》，自是以後，漢歐陽、大小夏侯氏所傳者廢不復行，不知歐陽、大小夏侯氏學自晉永嘉時已亡，不待唐也。一謂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二十八篇耳，不知此外仍有治古文《尚書》者也。以文正之博考精識，其於是經可謂專且勤矣，猶不免此謬誤，然則經學可易言與？
又按：《尚書敘錄》云，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二十五篇內者，如鄭康成、趙岐、韋昭、王肅、杜預，並指為逸《書》。則是二十五篇前此諸儒俱未見。竊以康成則必指所注《禮記》也；岐，《孟子》也；昭，《國語》也；預，左氏也；若肅所注《宋藝文誌》僅《周易傳》十一卷，餘不傳。文正曷由知其以何者為逸《書》哉？此又當為一誤。讀晁公武《讀書誌》論先儒未見古文及鄭、趙、韋、杜而不及王肅，其指精矣。
又按：余嘗著《孔氏二冤辯》。茲以上既發明安國事，連類錄於此。其略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子思有兄，必非適子，此二冤也。三世出妻說皆緣於《檀弓》。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伯魚之母死，則孔子出妻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則子思出妻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則伯魚妻嫁，亦為出也。今姑就伯魚之妻辨。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此人所知者。妻少十歲，當亦四十，容貌改前矣。況歷三年喪，又四十有二、三，距孔子夢奠兩楹之夕僅隔歲爾。縱未歿，亦垂白在堂，何忍舍之而去，且遠嫁衛國？雖魯委巷之婦，未至是。而謂孔門之塚婦名賢之因母為之耶？害禮誨淫，汙蔑實甚，此事既冤。則孔子之妻與子思之妻之被出也，抑又可知矣。子思有兄，必非適子說，亦緣於《檀弓》，而成於鄭小同所撰《鄭誌》。《誌》久失傳，散見此條《禮記》疏中。予考《孔子世家》，自伯魚至子慎凡七世，悉單傳，無有兄若弟者。豈惟《史記》，《世本》亦然？豈惟《世本》，《漢書·孔光傳》依孔氏譜諜，次其世係，亦隻七世一子。則子思之無兄決矣。子思有兄生，於子思有嫂。子思有嫂生，於《檀弓》誤解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踴。康成以子思即孔伋。皇氏以為原憲，字子思，皇氏說是。蓋《仲尼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又弟子燕伋思，《家語》作子思。當時固有三子思矣。奈何必取我乃無兄之子思，坐以哭嫂哉？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禮父卒，子為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為嫁母服。所以柳若恐子思失禮，戒以慎諸。是子思既後伯魚，直後孔子，為孔氏之大宗矣。尚得謂之非適乎哉？今亦姑就康成解以辨：疏云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鄭誌》云：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稱數世皆一子。果若所云，則孔氏之宗子不在子思，在其兄，兄死，豈容無繼？且已有室而死，死不為殤。當時子思雖有一子白，亦當自絕，以後其兄。或曰：奈適子不得後大宗何？予曰：此出《禮經》，經也，愚所據乃漢石渠議，權也。而即經也，大宗不可絕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矣。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聖人復起，不廢斯議。蓋當時孔子之兄子孔忠，縱有數孫，亦不得取以後大宗。何者？大宗者，宗孔子，非宗叔梁紇，須取孔子血脈相傳者。子思，一庶孫耳，豈容自私其子？今觀《檀弓》，白仍為伋之子，伋令其不喪出母，是無出繼其兄之事也。何以無出繼？子思原未嘗有兄也。謂有兄者，冤也。余因之又思，兄先死，故有嫂。嫂又死，子思婦為服小功。固與孔氏從一而終者矣。何前乎此孔氏之婦，後乎此孔氏之婦，俱有慚色乎？噫，亦太異矣。善乎，元行衝《釋疑》有云：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其亦世之信《檀弓》而不知辨者之謂夫！又按《漢書·藝文誌》，石渠議奏凡四家。《隋書·經籍誌》俱散亡，僅有《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上。《通典》所載《漢石渠議》似即聖撰者。其全文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戴聖亦云：大宗不可絕，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矣。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皇帝制曰：聖議是也。余欲以此條竄入適子不得後大宗《疏》中，亦猶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疏》引《鄭誌》，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天子諸侯之喪皆斬之文。賈公彥謂《注》與此《誌》相兼，乃具是也。蓋《喪服傳》論宗法之常，石渠議則宗法之變。常變相濟而後不窮，故曰人道莫大於繼絕。又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疏》云：同宗乃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非別宗同姓者。則余上論後孔子，寧取子思之適子，不取孔忠之庶孫，非無徵矣。昔朱子當孝宗喪，上《君臣服議》，時門人有疑者，朱子未有以折。後久之，讀《儀禮疏》備載《鄭誌》諸侯父有廢疾云云，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得明白證驗。因歎《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善哉言也。愚於漢石渠議亦云。
○第十八
古文《尚書》雖甚顯於東漢，然未立學官。當時諸儒苟非從師講授，則亦莫之見也。如趙岐《傳》稱其少明經，《注》稱其嘗讀《周官》，不言其受古文《尚書》，則亦不知古文為何《書》也。《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岐《注》曰：《堯典》，釐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而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鹹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為繆也。余嘗妄意“舜往於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而多所增竄，不及原文遠甚。亦信文辭格制，各有時代，不可強同。《孟子》此一段，其為《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為心知其意者道耳。
或問：“廩焚廩井”，程子謂其未必有是事。金仁山謂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辨。孟子當時亦不與萬章辨，其失者，蓋孟子不在於辨世俗傳訛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其事跡之有無俱不必辯也。子何復有取於是說與？余曰：朱子著《孟子或問》，載林氏語，頗異《集注》。林氏引司馬、蘇氏、程子而歷折之，不具述。隻以帝使其子九男節，有為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有不得乎親語。方堯之試舜，舜尚在畎畝之中，故曰後舉而加諸上位。然後如《書》所云，慎徽五典，為司徒之官，納於百揆，為宰相之任也。則舜當為都君，時尚未離畎畝。正號泣怨慕，豈能即得其親之心者，蓋久之。久之而後，瞽瞍厎，故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堯之欲妻舜，舜不告而娶，以為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文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妻是君並不能得之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史記》之言，固未為無據也。不格奸者，林氏謂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唐孔氏謂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文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奸惡，於此益驗。余亦謂，不格奸與“允若”二字，自有淺深之不同。不格奸者，在舜為庶人之時；亦“允若”者，在舜為天子往朝瞽瞍之日。《史記》所載舜格親次第，正自不誣。不然人誣瞽瞍以朝舜，孟子則辨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孟子則辨其未嘗有。凡於世俗傳訛之跡，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上以誣聖賢，下以惑天下後世哉？林氏之見，卓且絕矣。
按：鄭康成注《書》，後無復有言古文者。惟王肅注《書序》，於《汩作》《九共》九篇，不曰已亡，而曰古逸，似肅曾見古文，但未有注釋耳。或肅因馬融、鄭康成之所逸者，亦從而逸之，不必見古文，亦未可知。獨孔穎達謂肅始竊見梅氏之《書》，其注《尚書》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經典釋文》云王肅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則大可笑也。王肅，魏人，孔《傳》出於魏晉之間，後於王肅，《傳》《注》相同者，乃孔竊王，非王竊孔也。隻以一事明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為“間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即吉。王肅以“中月”為“月中”，則二十六月即可即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於《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凡此《書》出於魏晉間所假托者，皆歷有明驗，而世猶遵用之，而不悟惑之不可解，至矣。
又按：余因此思偽作《太甲》者云：“唯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非以是月為正朔，乃以是月為服闋而即吉也。服果闋於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於湯崩之年丁未。一年二君，失終始之義。此豈三代所宜有乎？若逾年改元，又不應至此月而後服闋。反覆推究，無一可者。蓋偽作此《書》者不能備知三代典禮，既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之制上視古人，蓋至是而其偽愈不可掩矣。
又：按《舊唐書·經籍誌》，古文《尚書》十卷，王肅注。《新唐書·藝文誌》，鄭康成注，古文《尚書》九卷。然則《汩作》《九共》等篇至唐世猶傳乎？余曰：否。孔《疏》云：賈逵、馬、鄭所注《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所傳正同，但經字多異。如《堯典》“宅嵎夷，為宅嵎”，跂昧穀為柳穀之類是也。愚意此王肅、康成注，亦即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寫之者，故謂之古文《尚書》。亦猶唐有今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夫既孔安國《傳》何以謂之今文？蓋唐明皇不喜古文，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而孔《書》亦復因之而一變矣。嘗思《書》藏屋壁之中，純是科斗古文，及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始易以隸書，然猶古隸並存。孔穎達所謂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大序》云隸古定是也。至天寶三載，始詔改定。凡不合於開元文字者，則謂之“野書”。不特古文廢絕，即兩漢來所傳之隸書亦多浸失。由是字既舛訛，書復簡陋，久假不歸，積習成俗。此又論古今經學者之所掩卷而三歎也。
又按：宋玉《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此則純用《象》語，不似《五子之歌》雜以敘事辭。益驗萬章所引為古《書》，為事之所有而無疑。
又按：《隋書·經籍誌》已有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不始自唐。唐又改從其開元文字，所謂寫以今字，藏其舊本者。是下傳到今。
○第十九
漢傳《論語》有三家：一魯論，一齊論，一古論。古論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馬融、鄭康成注皆本之。《藝文誌》所云二十一篇，有兩子張是也。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者，即安國之辭。余嘗取孔注《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後，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躬有罪，無以萬方”四句，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所重民食喪祭”一句，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與今安國傳《湯誥》《泰誓》《武成》語絕不類。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浩》《泰誓》《武成》，豈有注《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恒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為乖剌至於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又從來訓故家於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為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於《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於《尚書》“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忘，注《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安國於裨諶、子產、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籞縷陳之於《注》，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為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
或問：《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後帝。”《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則《論語》“予小子履”一段，其為古《湯誓》之辭無疑矣。然今文《湯誓》實無斯語，此何以解焉？余曰：伐桀，大事。湯之誓告必不一而足。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以申明者。“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此為告民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此為告天伐桀之辭，各不相蒙。雖《小序》無《湯誓》二篇之說，然此一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即以堯曰“谘爾舜”一段為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今文《堯典》並無斯語，豈可以《堯典》所無而遂疑《論語》為非帝堯之言乎？觀於此，亦可以知《論語》之為《湯誓》矣。然則子何以知其必出於《湯誓》而不出於《湯誥》邪？余曰：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尚未刪也。而所引之《書》辭同於《論語》者，皆以為《湯誓》。此所以信其必出於《湯誓》也。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秘典，得見古文《尚書》，而所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為伐桀告天之辭，而不以為《湯誥》。此所以信其必不出於《湯誥》也。且尤可笑者，《國語》“單襄公決陳必亡”一篇有引“先王之令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惂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云云，“是又犯‘先王之令’也。”解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為鑿然，可信無疑。而偽作古文者，乃竄入《湯誥》中，徑以為商先王之令。將單襄公為眯目夢語之人乎？隻此之不足信，亦可類推矣。然則，偽《湯誥》既不足信矣，而真古文《湯誥》亦可得而聞乎？余曰：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故撰《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後：‘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後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鹹有功於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為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蓋作《誓》者一時，作《誥》者又一時也。馬遷時張霸之徒偽古文未出，而所見必孔氏壁中物，其為真古文《湯誥》似可無疑。余故備錄之，以俟博雅君子云。
按：《墨子·兼愛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為“湯說”，未云《湯誓》。恐孔安國因上文有《泰誓》《禹誓》之名，亦從而《誓》之，不必確然。內史過遠在墨子之前，業已稱為《湯誓》矣。解曰：《湯誓》，伐桀之誓也。意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為據。後四句既為《湯誓》，則前三句亦為《湯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非因上文而概稱之也。原《墨子》之意，不稱為《湯誓》而易為“湯說”者，蓋亦有故。《論語》所引是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朕躬”止，凡十句。玩其辭語，孰不以為告天伐桀之誓者乎？唯《墨子》所引於“告於後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三句，不得不以為禱祠之說矣。不知此三句實衍文也。何以明之？湯之大旱，為桀之餘，烈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用玄牡，未變夏服色，豈桑林自禱之時乎？且《墨子》引《書》多好自增竄。如《甘誓》易為《禹誓》，又增多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四句，豈非具衍文邪？古人讀書精審。安國注《論語》即以《論語》所引為正文，而《墨子》所增多者，自不足信。又以《國語》所引為正名，而《墨子》所改竄者，自不足信。此雖引《墨子》而不純從乎《墨子》者。蓋以經傳為之據也。噫，信可謂讀書精審者矣。
又按：湯之伐桀以七八月往，所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者。至次年三月復歸於亳。其往反凡八、九月。武王伐紂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癸巳武王始發。是歲閏二月，至四月中復歸於豐。其往反雖名為六月，實則五月。蓋武王一戰而紂滅。湯與桀戰於鳴條而勝，桀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未免勞師遠逐。此歸之所以有遲速不同也。南軒《綱目前編》於成湯十八年乙未書，王誓師伐夏。又書，王至東郊。夫湯以秋往，以春歸，一年之間，豈有先秋而後春者乎？當分作兩年書之方是。鄭曉古言，謂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不知非春耕時也。周之春，今之冬也。讀伶州鳩之言而知之矣。
又按：余嘗以《湯誓》或有二篇，頗足駭人聽聞。及復閱《墨子》，見其《尚賢》中篇有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其語不見於今文《湯誓》中。豈非別有一《湯誓》之明驗乎？《孟子》引《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為今文《湯誓》，故趙岐知之，《注》曰：“《湯誓》，《尚書》篇名也。”《國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為別一《湯誓》，故韋昭不知之，解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不知非散亡也。今文《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義連屬，絕無訛闕可疑，安得有“予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聖”等語為其所遺落乎？此必別自為一篇，似可無疑。古人書籍繁富，當秦未燔書之前，必不如今所見之寥寥者。即如《墨子》又引禹之《總德》之言曰：“允不著唯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今百篇《書序》並《總德》之名無之，豈可以《書序》所無而遂疑為墨子所偽撰哉？
又按：梅氏鷟亦謂何晏集解《論語》與鄭衝同上。衝號為授古文者，其古文必熟習。於《書》云“孝乎惟孝”不應引“包曰”截為句，而當據《君陳》以正之。於“予小子履”不應依《墨子》為《湯誓》，而當曰此在《湯誥》篇，今不然者。知衝未授古文也。授古文者，誣衝之辭也。借衝之聲力以重其書也。衝不可以被誣，其不可以不辨，論亦愈出愈奇，故采入焉。
又按：梅氏之論如此。余復考之。《正義》引《晉書》晉太保公鄭衝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以授《書》在其暮年，與上《論語》時不同。上《論語》為魏光祿大夫，在正始中，魏尚盛。此《書》出於魏晉之間，安得預見之，而載之《集解》？未可以是為衝誣，然則此《書》實始授自衝云。
○第二十
傳《孝經》者有二：一今文十八章，漢興，長孫氏四家張禹傳之；一古文二十二章，出自孔氏壁中，安國傳之。《藝文誌》曰，今文皆同，唯古文字讀多異。桓譚《新論》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孔氏本亡於梁，而復出於隋。當時儒者固以傳為劉炫作。校之今文，僅多《閨門》一章，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而已，無所為異也。宋儒司馬光從而尊信。朱子為之刊誤，亦未能盡去古文。獨草廬吳氏其論始定曰：以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古文皆不合。參諸邢氏《疏》說，則其偽也決矣。愚謂桓譚《新論》足以證今古文《孝經》之偽，豈不足以證古古文《尚書》之真哉？《新論》又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五當作六）卷，為十（十上脫五）八篇。古佚《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有二十一卷。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所云卷數、篇數、章數皆與《漢誌》合。其小有不合，則傳寫之訛。如《漢誌》“與”訛為“學”，“十七”訛為“七十”之類。世有劉敞，自能正之。予尤愛桓譚作。於建武以前，《武成》篇尚存，故不曰五十七，曰五十八。亦足見事之真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贗者，無往而不多所抵捂也。
按：隋代所出古文《孝經》亦從劉向之說來，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但其多《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類聖言，且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無所為四百餘者。故草廬氏以證其偽。《漢誌》注引《新論》或作七十一字。撿《太平禦覽》邢昺《孝經疏》並是二字。余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焉。
又按：朱子謂《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意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以為之者。或問：安知非左氏諸書取《孝經》耶？朱子曰：不然。《三才章》自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為子太叔述子產及趙簡子讚之之言。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一段為季文子之言。君子則不然以下又雜以北宮文子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又無意思。則知此襲彼，非彼取此可無疑也。愚謂朱子此等識見，高明迥出千古。若取以讀古文《尚書》，亦當思過半矣。
○第二十一
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然無師說。不比古文《尚書》之多訓釋者。鄭康成注三《禮》曾引用之。《周禮注》有《天子巡守禮》《中霤禮》《烝嘗禮》《軍禮》。《儀禮注》有《朝貢禮》《禘於太廟禮》。《禮記注》有《中霤禮》《王居明堂禮》《別有奔喪禮》。皆逸篇之文。愚嘗歎息，謂《禮》與《尚書》同一古文，同一為鄭氏學，同一見引於經注中。而在《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辭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為經。而在《尚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源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玄黃，昭我周王”皆以為是偽《書》。則以《禮》未為諸儒所亂，而《書》則為晚出之孔《傳》所屈厭也。豈不重為此經之不幸哉？
按：《藝文誌》，“《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氏曰：孔氏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與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其說是矣。而孔穎達《禮記疏》載康成云：《漢誌》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又《六藝論》亦以孔壁得古文《禮》五十七篇，皆與今《漢誌》數不合。未知何說，附此以廣異聞。
又按：《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中霤禮》云：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幾。《烝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幹車，無自後射。《朝貢禮》云：純四咫，制丈八尺。《霤於太廟禮》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禮》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屍，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屍略於祭宗廟之儀。《王居明堂禮》云：出十五里迎歲。又云：帶以虧韣，禮之礻某，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又《中霤禮》云：祀灶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灶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屍如祀戶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毋宿於國。又《中霤禮》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又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灶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云：仲秋農隙，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霤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颻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係收牛馬。又云：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又云：仲秋乃命國醵。《逸奔喪禮》云：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發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踴。又云：凡拜吉喪皆尚左手。又云：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二十五條，為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王伯厚博矣，卻誤以《大戴記·朝事儀》為逸經，亦遺卻《禘於太廟》《逸奔喪》及《軍禮》。伯厚謂如斷圭碎璧，猶可寶。草廬謂雖片言隻字，亦收拾而不敢遺。乃我愛其《禮》之意。余獨惜其讀鄭《注》未到爾。
又按：禮儀三百，朱子從《漢書》臣瓚《注》指為《儀禮》。良是。此即禮器經禮三百也。漢人稱《儀禮》為《禮經》，以別於七十子後學者所錄之《記》。當周公時號文盛，篇凡三百。《漢誌》云：自孔子時而不具。康成云：周後世衰，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時，在者已重複，雜亂又惡能存其亡者乎？說亦相表裏。以臆度之，當或百篇。何則？以《尚書》百篇藏壁中，出時才五十八篇。則《禮經》出時五十六篇，推其藏，當亦不減百篇。蓋古書竹簡未有久置於屋壁不錯亂摩滅者。又其篇首標出《士冠禮》《昏禮》之類，所以奔喪投壺。康成親見其在《逸禮》內者，亦標首曰《奔喪之禮》《投壺之禮》。則三百篇居然可知，亦猶《周官經》五篇，皆以“惟王建國”發端耳。
又按：《儀禮》云者，古行禮者之儀注也。朱子欲分為章段。俾其數可知，可知而後可陳記。臨文不諱，何胤曰：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可見古人行禮皆執本於前，按而行之，以防有遺忘及疏忽之處。《周官》大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諸侯。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賈《疏》曰：書即上文禮書，若今《儀注》。詔之使不錯誤，即其事也。在周公僅為《儀注》，孔子則尊為經。在當時雖祝史有司之屬皆所通曉所能行。而昌黎且以奇辭奧旨，苦其難讀。古今不同如此。余嘗謂《儀禮》直《隋誌》中之《儀注篇》：《周禮》直《隋誌》中之《職官篇》耳。或問：三百固屬篇名，三千亦將為篇名乎？余曰：此則指微文小節，非篇名。然亦有在《儀禮》內者，如《冠禮》之始加、再加、三加之類；有不在《儀禮》內，則若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計當時亦必有成書，而不復得見矣。
又按：《禘於大廟禮》，王肅《聖證論》引用。有昭屍、穆屍，有孝子、孝孫，有皆升合於其祖之文。《王居明堂禮》，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用，云：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雖非當日本辭，亦所謂斷圭碎璧者。
○第二十二
《詩》有四家：魯、齊、韓、毛。三家皆立於學官，而《毛詩》頗晚出且微。自萇以下，四傳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廢。及中興後，始大顯。講受訓故日以加備，殆與古文《尚書》等。史稱安國為申公弟子，則所受蓋《魯詩》也。今《尚書傳》如“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心為誌，寶賢任能”皆《詩序》之文。《堯典》“昊天，言元氣廣大”，《大禹謨》“仁覆湣下，謂之旻天”，《益稷》“刊槎其木賡續也”，《禹貢》“九州之澤已陂障”，《伊訓》“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泰誓》上中二篇“澤障曰陂，塚，土社也，周至也”，《牧誓》“肆，陳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講德習射”，皆《毛傳》之文。嘗考西京諸儒非無兼通五經者，而獨於一經之內分門顓家，莫肯他從。如劉向受《穀梁》，子歆以左氏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歆欲建左氏等於學官，與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蓋惟恐歆破之，其墨守如此。故當時董仲舒治《公羊》，其《對策》云《春秋》大一統，即《公羊》說也。梅福治《穀梁》，其上書云：《春秋》宋殺其大夫。即又引《穀梁》說也。以至《關雎》之詩，一謂佩玉晏鳴，歎康王之後者，杜欽說也，聞者可知其為魯；謂後夫人之行，侔乎天地者，匡衡說也，聞者可知其為齊。《商頌》不謂作於商，而謂美襄公之世，司馬遷說也，聞者可知其為韓。《魯頌》不謂作於史克，而謂公子奚斯作，揚雄說也，聞者可亦知其韓。其各有流派，號為家法如此。今安國舍魯而從毛，其不循家法者耶？抑魏晉間《魯詩》已浸微，而《毛詩》方大顯於世，遂不覺出此耶？葉夢得謂漢代文章無引《詩序》，惟黃初四年有“恭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衛宏《詩序》至是始行。此亦一切證云。
按：《毛詩》東漢未立。範書《儒林傳序》自相矛盾。前云光武立五經博士凡十四。《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細數之卻十五。疑有衍文。後云：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不立學官，則所衍者，蓋《毛詩》參以《百官誌》，博士果十四人。《詩》三，魯、齊、韓氏。應劭《漢官儀》並同。益決為衍文。以知《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毛亦衍文。何則？安國未聞受《毛詩》，疑《魯詩》之訛。不然，孔僖以上有別受《毛詩》，因傳安國古文《尚書》，遂連類及之，亦古人文字之常。
又按：叟者，蜀夷別名。後漢中始見。故邛都夷傳蘇祈叟二百餘人。《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劉焉傳》，遣叟兵五千。《劉璋傳》，送叟兵三百人。《李恢傳》賦出叟濮。《張嶷傳》，叟夷數反。武侯《出師表》，賨叟青羌。偏撿《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叟字。蓋出於明章以後。今安國《傳》於《牧誓》“康蜀羌髳”下曰：西蜀叟也。豈果武帝時有此稱乎？《禹貢》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己酉始更注渤海，計相去五百餘里。史遷多疏略，每以後代地名敘前代事。故於九河之入海也亦然。蓋其書下訖麟止為太始二年，上距河徙時將四十年，不比安國為博士於元朔，僅隔六、七年。安國蓋所見者也。史遷則所聞者也。所見不容有誤。今傳《禹貢》曰：同為一大河，入於渤海，得毋反承襲《史記》之誤乎？上世及三代衰皆戎夏錯居。秦始皇兵威天下，始攘走於外。當時中國無復四夷。見江統《徙戎論》。蓋西晉時先識遠量者，特闡明其事。兩漢人未之及。僅班書《西域傳序》一及，未詳。今安國《傳》，淮夷徐戎也卻同，得毋魏晉間有是議論乎？凡此《傳》之為魏晉人所假托，皆歷有明徵，又不獨前所論三年喪用王肅說，及此用《毛傳》文而已也。
又按：所謂《詩序》之文、《毛傳》之文，皆本孔氏《疏》。雖“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易·兌卦彖傳》有其文，亦不削去者，特仍其舊爾。
又按：《魯詩》亡於西晉，近代復出。申公培《詩說》，己未在京師，一徵君著《詩論》，多所采獲。予為證明之曰：班書《杜欽傳》，《關雎》為歎康王之後。臣瓚曰：此《魯詩》。《穀永傳》，閻妻驕扇，《注》以為《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禮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注記時尚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薑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燕燕》仍莊薑，《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分明是後人襲用《毛詩》，脫誤如此，不待細攻。又一徵君自誇家有《世本》，未攜至京師。予曰：《世本》朱子時已失傳。據班《誌》凡十五篇，見《周禮》《禮記》注疏者有《作篇》，《左傳》疏者有《氏姓篇》，《史記》注者有《居篇》。君家本如是否？曰：否。然則其偽又不待辨。揚子《法言》有言，夫欲售偽者，必假真。真之不假，偽將安售？吾知其立敗爾矣。
又按：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引孔安國云：停水曰池。不知何從得此訓？安國生平止傳《論語》《孝經》二書，無池字意。是別有訓說，流東漢，鄭得之，載於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傳》者於“陂”字既用《毛傳》“澤障曰陂”，又於“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心誠苦，學誠博矣。殊勝撰《世本》《魯詩》說者手段。
○第二十三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書》“宅嵎夷”，鄭曰：“宅嵎，跂昧穀。”鄭曰：“柳穀。”“心腹賢腸”，鄭曰：“憂腎陽。”“劓刵劅剠”，鄭曰：“臏宮劓割頭庶剠”，其與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於古文，宜同於今文矣。而石經久失傳，然殘碑遺字猶頗收於宋洪適《隸釋》中。《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碑則以傳序為次。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其與今文不同，又有如此者。余然後知此晚出於魏晉間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嗚呼，悠悠千年，學者如林，乃復曾無一人焉為之考辨及此。京山郝氏嘗發憤歎息，謂千載少讀書人。誠怪其言之太過，由今思之，抑豈可盡非也乎？
或謂余：古人經傳或是口授，或是筆錄。師既不同，字讀亦異，其小小異同，誠有不能免者。安在遂據以為說邪？余曰：不然，石經《論語》殘碑載洪氏《隸釋》中者，九百七十一字。洪氏以今板本校之，不至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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