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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龚自珍（定庵）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殁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其诞生之月日无考。本刊第二百三十期已有缪钺君撰之纪念文。惟此篇另有着意之点，与前篇绝无重复。龚定庵诗，在近世中国影响极大，既系维新运动之先导，亦为浪漫主义之源泉。甲午、庚子前后，凡号称新党，案头莫不有龚定庵诗集。作者亦竞效其体。大家如黄公度（遵宪）之《不忍池晚游诗》“百千万树樱花红，一十二时僧楼钟。白头乌哭屋梁月，此是侯门彼佛宫”，以及《海行杂感》“是耶非耶其梦耶，风乘我我乘风耶，藤床簸魂新睡觉，此身飘飘天之涯”，与龚定庵《己亥杂诗》酷肖。梁任公三十前后所作情诗“眼中竟欲无男子，意气偏能到小生”等，固系处处神似形似。即四十以后（民国四五年间）作，如“五百年前原上根，一百年前缣上痕”等，皆龚定庵“可惜南天无此花。……不是南天无此花。……男儿解读韩愈诗，女儿好读姜夔词。……”之句法也。又如丁惠康（叔雅）之“沉沉远梦迷千劫，绕绕新愁赋百哀”，“山河运歇英才尽，鼙鼓声沉战血腥”等，凡兹苍凉哀艳之句调旨趣，皆龚定庵之嗣音也。入民国，南社一派，尤步趋龚定庵。一方投身革命，自诩侠烈；一方寄情声妓，着意风流。龚定庵诗之浪漫素质，本有阳刚、阴柔二种。以雄奇而兼温柔，既慷爽而复秾丽。合此两美，自成特味。虽托体不高，有伤妩媚，而动人艳美，启人模仿。其所惯用之辞藻，如“剑气箫心”，如“罡风”，如“春魂”，如“落花”，如“三生”等，检近人集中，触目皆是也。今之少年所共崇拜之苏曼殊（玄瑛），其人与诗独具奇美，然亦不外取资于龚定庵。又龚诗最便于集句，故南社一派人尤喜集龚诗为七言绝句，几乎龚诗与我诗不可分焉。由来一作者自用所长，必有多人竞起仿效。从style（风格）而生mannerism（风格主义）。读此篇，明乎龚定庵学术思想之渊博新颖，与其人之恢奇俊迈，则知其能创作新体之诗者不为无故，而效颦者之可厌，当不令减少龚诗之原有价值矣。编者附识。
清道光十八年（1838）冬，素以能吏著称之湖广总督林则徐新拜钦差大臣之命，膺禁烟之重任，朝野皆另眼相视。则徐既陛辞，将赴粤，其故交有礼部主事仁和龚自珍者为序赠行，颇有所献替。自珍平生最恨烟毒，曾于经典中为寻出一恶名，曰“食妖”，又素主“东南罢番舶”之议，于当时西洋输入之奇器异物，亦尝于经典中为寻出一恶名，曰“服妖”。绝“食妖”与“服妖”乃其重要政见之一，而实行此政策之必要手段，则“绝互市”。至是自珍稍杀其激烈之主张，而劝则徐“勒限使夷人徙澳门，不许留一夷（于广州）。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禁烟必至于用兵，亦自珍所预料。当时盖颇有为此戒惧者，自珍则为主战论辩护曰：
乃有迂诞书生逆难者，则不过曰为宽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乱邦，用重典，周公之训也。至于用兵，不比陆路之用兵，此驱之也，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艅艎也。伏波将军则近水，非楼船将军，非横海将军也。况陆路可追，此无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陈原野之事，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见本集邃汉斋本卷五《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此代表当时最讲经世致用之学之士大夫对于“夷情”及军事之见解。不明乎此，鸦片战争之起，殆无从了解也。则徐复书，于自珍之策议，许为“谋识宏远”，于上述徙夷及用兵之说，尤为悦服。关于前者则谓“弟早已陈请，惜未允行，不敢再渎”。（此事不见官书，可补史阙。）则徐之非作客套虚语，此则其后来之行为可证。“英雄所见略同”，自珍得则徐复书之时，喜可知矣。
虽然，自珍亦有其失望之理由在。彼献策于则徐，盖非无所为而为者也。彼困郁闲曹久矣。彼自道光九年成进士后，以楷法不中矩度，“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及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经轺车”。（见本集卷四《干禄新书自序》。附言：此序乃一篇讽刺楷法取士之文，非真有成书而自为之序也。黄氏年谱于道光十五年条下著成《干禄新书》，傎矣。）以经世之大才自负而莫获展伸，遂益增其跋扈飞扬之态。平居日为“出位”之思想与言论，而其凌厉之文笔，雄健之口辩，又足以助之。在一班负成例之枷，带功令之锁之行尸走肉的学士大夫俦辈中，如自珍其人者，自为不可思议之怪物。一时京朝之贵人达官，殆无不以“敬鬼神”之态度待之。以故浮沉于礼部末职者将十年，今且垂垂老矣。不次之擢迁，殆成绝望。平生怀抱宁遂于尘封蠹蚀之簿书中永远埋没耶？彼其献策于则徐，实寓有求用之意。故赠序之后，复申之以书。书之内容，今无从悉，然观则徐复札（此札附本集序文后）谓“濒行接诵手教……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曾嘱敝本家岵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听……”夫使自珍之欲“南游”而为问水寻山，则何待请命于则徐，而则徐又何致因之而有难言之事势？显然自珍欲参预此幕历史悲剧（彼所预料为喜剧者）之后台，而为则徐所婉拒也，则自珍失望又可知矣。
粤东之行不成，北京之居不乐，其明年四月，自珍遂弃官归隐于其故乡杭州。有名之《己亥杂诗》三百五十首之大部分，即此次途中纪程念旧之作。在《己亥杂诗》中，实展开自珍一生之全景。其中除写景记游外，有感时讽政之作，有谈禅说偈之作，有论经史考据之作，有思古人咏前世之作，有叙交游、品人物之作，有话家常、描琐事之作，亦有伤身世、道情爱之作。自有七绝诗体以来，以一人之手，而应用如此之广者，盖无其偶。而自珍复能参错谣谚、谶纬、佛偈、词曲之音调语法以入此体。用能变化无端，得大解放，而为七绝诗创一新风格。用能“声情沉烈，恻悱遒上，如万玉哀鸣”。（此盖自珍自赞语，而托为新安女士程金凤书第杂诗后者。）若其“行间璀璨，吐属瑰丽”，犹余事也。杂诗三百余首实呵成一气，可作自珍之自叙传读。而欲攫取嘉道间（近世我国史上之一关键时代，鸦片战争之前夜）之“时代精神”者，尤不可不于此中求之。但有此作，即无其他造诣，自珍亦足千古矣。
《己亥杂诗》所表现其作者之性格，为如何复杂凌乱，而富于矛盾意味之性格！彼一方面殚精孔经，笃信孔道，以当世之申伏自期————“仕幸不成书幸成，乃敢斋祓告孔子”。一方面即景慕“西方圣人”，自信已“证法华三昧”，“持罗尼陀满四十九万卷”之后，复“新定课程，日诵普贤普门普眼之文”。而另一方面彼却发“温柔不住住何乡”之问。所过通都，耽游北里，高唱“风云材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之句。年将知命，犹日为蛾眉洒其词章上之涕泪：“拊心消息过江淮，红泪淋浪避客揩”；“亦是今生未曾有，满襟清泪渡黄河”！然在另一方面，彼固一“先天下忧”之志士：上下古今，讨究经国纬民之大计，效痛哭流涕之贾生，以开创风气为己任。彼于诗歌若出天授，然却视为口孽，屡尝立志戒除。彼箧中有功令文千篇，自许为此道作手，然却首倡废八股之议。要之，自珍者，盖一多情好玩之慧公子（彼固生于豪门，其父官至苏松兵备道），一易地之李后主、纳兰成德，而戴上经生、策士、修道士、预言者之重重面具者也。
当自珍流连于扬州而作其扬州好梦之时，彼所拟参预而未果之历史悲剧已在广东开演。此剧之意义，非彼所能知也。此剧第一幕之反映于《己亥杂诗》中者，为如下轻淡之一首：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彼之“阴符”“雄文”，内容如何，今无从得知，恐亦不外“东南罢番舶议”之类。自珍幸而不及见《江宁条约》之成（1842），不然，其痛恨又当何如！彼又不幸而恰死于英军再陷定海之后（1841），及见相当不幸事变，使有理由以怀疑其所画政策之价值。
虽然，自珍平生之预言，非尽如其关于鸦片一役之失败者也。彼于其时代确有深切之认识。任朝野酣歌醉舞之不休，直目当世为哀世，而论其征象曰：
哀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废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而才士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僇之非刀非锯……徒僇其心，僇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才者自度将见僇，则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胴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曰乡之论憩有辞矣。然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塾（也作箸）议》第二，本集卷一）
读者识之：“乱亦竟不远矣。”此言之发，乃在洪杨变起前三十六年也。“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夫自珍岂无其睥睨一世之理由哉！
抑自珍所见哀世之特征，不仅在国无人才，尤在士无廉耻。在其弱岁所作《明良论》（本集卷二）中尝痛言曰：
士皆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农工人肩荷背负之子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廉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出庶人贵为士，由士贵为小官大官，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辱社稷也。厥灾下达上，象似火。大臣无耻，凡百士大夫法则之，以及士庶人法则之，则是有三数辱社稷者，而令合天下之人，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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