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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胡氏立郢之论，双峰辨其非是，甚当。孟子所言易位者，唯贵戚之卿可耳。据冯厚斋所考，子路此问，在辄立十二年之后，虽贵戚之卿，为之已晚矣。春秋书齐“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之贼，齐人君之而又杀之，则书“弑”。岂有十二年之后，业已为之臣，而敢行废置者乎？胡氏此等议论，极粗疏，墨守其春秋之家学而误焉者也。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夫子不拒，而但言“正名”，则固许委贽于卫辄之廷矣。子贡“夫子不为”之说，在辄初立之时；子路此问，在十二年之后。圣人因时措宜，视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岂介介焉必立郢而后可哉？
且考之春秋传，公子郢非能为子臧、季札者也。其辞而不受者，知蒯瞆之父子之安忍无亲，而不欲罹于祸耳。灵公薨，郢可以遵治命而有国矣，而且曰“亡人之子辄在”，则是郢之终不肯立也。盖灵公之于其子，非真有深恶痛绝之心，受制于悍妻而不能不逐之耳。以义，则辄可以立，以先君之志，则且欲立辄以寄其不忍于蒯瞆之心，故蒯瞆逐而辄可以容于卫。使郢受大夫之扳而遂立焉，是亦违分义以替先君之志，因便窃位，而何贤于辄耶？郢固终不听焉，则徒为乱首，而终无济于卫，岂夫子而为尔哉？
论及此，夫子即为贵戚之卿，亦不能任立郢之事。能任此者，其唯有道之天子、方伯乎！乃辄之罪不在于得国，而在于拒父。则灵公初薨，辄未称兵以拒蒯瞆，即为天子、方伯者，立辄亦无不可。天子、方伯固立辄，辄固不立而让其父，然后以大义抑辄而使立焉，仕蒯瞆于王国可也，迎蒯瞆以终养可也。蒯瞆怙恶不听，天讨且加，而后辄可逃也。辄逃而君卫者，犹有灵公之嫡孙疾在，而不必郢。此中子之所以君孤竹也。
然凡此者，天子、方伯任之，而非臣子之事。故夫子且许之为政，而曰“必也正名乎！”则亦就其既陷于罪之后，弭其拒父之恶，去祢祖之名，迎父以归养而已。蒯瞆之争，辄激之也。辄之逆，南子之党成之也。辄而正名以迎养，得夫子以为之相，则蒯瞆之安于归而就养也，亦可十九得也。使其不然，而辄乃有逃之一策在。顾其逃也，须待之蒯瞆归而不戢之日。为臣子者，何事豫为非常之举动，轻与废立，效董卓、桓温之所为哉？父子君臣之际，自当力为其难，不可率然任意于一掷也。
二
宋光宗之不孝，而方踞大位，赵汝愚废之，立宁宗，乃以奉光宗为上皇，而社稷未尝不安。朱子固深许赵相之忠，而深哀其死矣。以此推之，则父废子立，亦何不可哉！
或疑光宗昏愞，而蒯瞆凶悍。然公子郢之以义立辄而国人安之矣，则蒯瞆亦何足以有为？况以圣人处此，强齐可服，三都可堕，而奚有于蒯瞆？蒯瞆以失其应得之国而争，较瞽瞍之无故而欲杀其孝子者，情犹可原。以圣人为之，瞽瞍且允若，而况蒯瞆乎？
处此等大变，只是至诚动物，顺道而无忧；才弄手段，图轻快，便是私意。但不能尽诚孝于己，便生许多忧虑怨尤，故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人臣则利害计深，怕向旧窠中寻兔，铲地舍却他父子，别立一主，则大小安贴。赵忠定贬死衡州，也只为宁宗是光宗之子，到底无恩而有怨；使别立一人，则居然门生天子，居不拔之地矣。君子欲以尽大伦而安社稷，岂可作此思量！
唯为君者，将社稷作公器，信天理而不疑，却于自家父子天性，与不立乎其位一般，尽敬尽爱，则何忧何怨！为臣者，但依著天理人情，一直担任，不计利害，成则为伊、周，败亦为赵相，又奚事张皇妄作哉？故立郢之说，非天理之安，而利害乱之也。
三
蒯瞆初无怨于辄，所恨者南子之党耳。奸人惧祸，遂为“不拒父祢祖则辄不可立”之说，而辄童昏听之。圣人见得名之既正，辄未尝不可君卫，则奸人无所售其奸矣。若云必须立郢，则正堕奸人术中。故见道不弘者，不足与权也。
徐有贞只“今日之举为无名”七字，弄出许多倾危伎俩。李南阳从容打破此言之妄，上心冰释。处人家国者，不可不知此意。
四
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专对”者，谓以己意应对合宜，不必君命也。朱子云“不假众介之助”，未是。虽正使辞诎，亦无众介聚讼一堂之理。
五
所谓政者，谓刑赏科条之下于民也。鲁、卫俱秉先王之遗教，而昭、定、灵、出之际，初务更改，以圮先法，其隳弃旧章者已多，而特不若齐、晋之尽弃周礼耳，故曰“兄弟也 ”。卫之为政，于春秋无考，是以传注家难言之耳。若君臣父子之大伦，虽夫子尝以此为政，答齐景之问；乃鲁虽见逼于强臣，自与齐之田氏、晋之六卿等，不至如卫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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