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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情才辨
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广言之，曰气、情、才，岂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谓之情；由性之运用而言，谓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谓之气，一而已矣。
性之善不可见，分见于气、情、才；情、才与气，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无恶，故人性亦有善而无恶；人性有善而无恶，故气、情、才亦有善而无恶，此孟子之说，即孔子之旨也。故曰：“乃若其悄，则可以为善矣”。曰：“是岂人之情也哉！”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曰：“非天之降才而殊也”。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直养无害，则塞乎天地”。是知气无不善；而有不善者，由不能直养而害之也。曰：“平旦之气，则虽牿亡之后，而其所为善者，固未始不在也”。凡读孟子者，宜皆知其解矣。使孟子而非知道也者则可；孟子而知道者，何得轻变易其说，以相诳惑乎？
且孟子兢兢不敢言性有不善，竝不敢言气、情、才有不善，非有他意，直欲四路把截，使自暴自弃一辈，无可藉口；所谓功不在禹下者。宋儒既不敢谓性有不善，奈何转卸罪气质，益分咎才情。情才气有不善，则性之有不善，不待言矣。是阴为邪说者立帜也，而可乎？无论诬人、诬天，畔孔孟而党荀告，为万万不通之论：就使其说皆当，要于性教奚补？只多开门径，为下愚得自便耳。呜呼，其亦勿思之甚矣！
告子之说似中正，然大有便于愚不肖；孟子之说似偏执，然大不便于愚不肖，此圣学、异学之别也。然孟子之说，实至正无偏，与孔子之旨脗合。子言相近，则皆善可知；有不善，则远矣。但孔子却说得浑融，不若孟子之直捷耳，要其指归，则一而已。后儒无识，罔欲调停孟、告之间，就中分出气质之性，以谢告子；分出本体之性，以谢孟子。不知离却气质，复何本体之可言耶？又曰：既发谓之情，曰才出于气；故皆有善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皆矛盾之说也。
程子曰：“性即气，气即性”，是矣。而又曰：“生人气禀，理有善恶”何耶？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不善，善固是性，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将告子情事，和盘托出。解之者曰：“是盖言生之谓性，所谓气质之性也”。是固然矣。寃哉！气质何以独蒙恶声耶？吾未之前闻也！故程、朱注性相近句，并以气质富之，是告子言性反与孔子合矣。告子之言，果合于孔子；则孟子之言，果悖于孔子矣。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承上章而言，盖言习也，谓夫习成而不变者。上知习于善，必不移于不善；下愚习于不善，必不移于善。言相远之中，又有此二者不相移易，自非然者，虽远可移。此夫子之旨也。即孟子倍蓰无算之说，却与性何预？且于才何预？故阳明子谓：“是不肯移，非不可移”，斯言当矣。而程子于“不移”字中，添一“可”字，便滞。又曰：“语其性则无不善，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不益支乎！朱子则统以气质之性言之，谓“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非习所能移者”，子本言习，朱子偏以诬性，程子更以诬才，其乖谬如此！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力非才耶？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欲字兼才、情言，其为无不善。昭然甚明。故孟子亦曰：“不为也，非不能也”。曰：“不能尽其才者也”。孔、孟之言，若合符节；而诸儒乐相违异，奚为者也？且子既以相远属习，孟子既以不可与言，不足有为属之。自暴自弃，已极分晓，奚患无与桀、跖分过者，而重以诬情才气质乎？
中庸以喜怒哀乐，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气情才言之。气、情、才皆善，而性之无不善，乃可知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而况才、情、气质乎？”气、情、才而云非性；则所谓性，竟是何物？非老之所为无，即佛之所为空矣！故张子谓：“性通极于无”，程子谓：“才说性便不是”，其供状也。彼自以为识得本然之性，而已流于佛、老，而不自知，斯贼性之大者。
今夫心之有思，耳目之有视听者，气也。思之能睿，视听之能聪明者，才也。必欲冥而思虑，黜而睿智，以求心之本体；收而视听，杜而聪明，以求耳目之本体，安得而不禅乎？故践形即是复性，养气即是养性，尽心、尽才即是尽性，非有二也；又乌所睹性之本体者乎？要识本体之性，便是蒲团上语，此宋儒之言，孔、孟未之尝言也。
且告子止说一性有不善，孟子犹深辟之。诸子犹以为未足，纷纷指情、才、气之不善，以尽削其辅，而性益孤危无所恃；善伐树者，先伐其枝而本随之，此司马翦馈之计也。甚矣，诸子之巧于灭性也！虽张子谓“学先变化气质”，亦不是；但可曰变化习气，不可曰变化气质；变化气质，是变化吾性也，是杞柳之说也。在孟子则第曰善养，曰无暴耳。使诸儒学识更出孔、孟之上，则吾有所不敢知；若犹未也，请一衷于孔、孟之言。
气禀清浊说
蒋书升曰：“子言性，深得孟子勉人为善之旨，有功於天下后世甚大。然验之吾人气禀清浊，果有什佰千万者；子又安得而尽诬诸？”
某曰：“气之清、浊，诚有不同，则何乖性善之义乎？气清者，无不善；气浊者，亦无不善。有不善，乃是习耳。若以清浊分善恶，不通甚矣。斯固宋人之蔽也。气清者，非聪明才智之谓乎？气浊者，非迟钝拙呐之谓乎？夷考其归，聪明材辨者，或多轻险之流；迟钝拙呐者，反多重厚之器，何善何恶，而可以此诬性哉？观于圣门，参鲁、柴愚，当由气浊；游、夏多文，端木屡中，当由气清。可谓游、夏性善，参、鲁性恶耶？
然则气清者反不善，而气浊者反善欤？亦非也。清者恃慧而外驰，故常习于浮；浊者安陋而守约，故常习于朴。习于朴者曰厚，习于浮者曰薄，善恶之分，习使然也，於性何有哉！故无论气清气浊，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矣。故习、不可不慎也。习相远一语，子只欲人慎习；慎习则可以复性矣，期立言之旨也。然更古今人千蹊万径，皆括此习相远一语，可断后来纷纷之论矣。不意又有告子之三说，故孟子不得已而有言。又不意宋人复有气禀清浊之说，愚其能已于言哉！”
书升快然曰：“异乎所闻，吾固疑气禀之有清浊也；又乌知清浊之无关善恶耶？中庸有云：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虽愚与柔，必明必强。非即吾子慎习复性之说乎？愚、柔且然，况强明者哉！中庸可谓善语性矣。如是言性，虽终日言，可也。”
某曰：“善”。
原教
孟子道性善，正为天下多不善人，故为此言唤醒之，俾亟反於善耳。使举天下更无不善人，即孟子可不言性善矣。荀、告、韩、杨，各是所见，铢铢较量，可谓愚甚；后儒之说，页极支离。但孟子道性善，是欲人为善；若但知性善，而不能为善，虽知性善何益？故阳明子又欲合知、行，正为知、行已迥分为二，故耳。使世之学者，果皆知之即行，行无不知，郎阳明子可不言知行合一、知行无先后矣。
凡圣贤立教，非有大关系，不苟为异；非有大证据，不妄自是。学者不深维立言之旨，而苟习其肤陋之说，群咻无已。如所谓：“性有不善”、“气、才、情有不善”，与夫“知先行后”、“知行是两个”，其为说岂不明白晓易，无愚知皆知之，讵孟子、阳明子之未知，而待后人之喋喋乎？此吾之所谓愚甚也。
盖孟子道性善，初非谬为是言，以姑诱人於为善而无其实者。性善自是实理，豪无可疑；今人只是不肯为善。未有为善而不能者，惟其为善而无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无不善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旨哉！孟子之言，故凡人之为善皆徐行之类也。今如欲欺人，而辞曰：“我不能”，其可也。而曰：“吾不能不欺”，可乎？与人争，而辞曰：“我不能”，其可也。而曰：“吾不能不争”，可乎？故无欺则忠矣，无争则和矣，内忠而外和，虽违道不远矣，性善故也。不能孝弟，将能不孝弟乎？不能不好犯上，不好作乱，将能好犯上作乱乎？呜呼！今之为不善者，皆自弃其所可能，而强为其不可能，以自诬而诬天下，真可谓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夫仁者、心德之全，而圣功之极粹者也。而孔子恒易言之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此无异故，由人性无不仁焉故也。知仁之性，则可以知礼、义、智之性矣。故人但知孟子之言性善，而不知孔子之言性善，更有直捷痛快於孟子者，人第不察耳。虽然，性善矣，尤不可以不勉也。故孟子谆谆教人扩充、教人动忍存养、教人强恕强为善，如此类不一言而足。犹之五谷，虽云美种，然不耕植、不耘耨，亦无以见其美，此孟子尽心知性之旨也。
盖孟子言性，必言工夫，而宋儒必欲先求本体；不知非工夫，则本体何由见。孟子即言性、体，必指其切实可据者，而宋儒辄求之恍惚无何有之乡。如所云平旦之气、行道乞人之心；与夫孩少赤子之心、四端之心，是皆切实可据者。即欲求体，体莫著于斯矣。盖孟子分明指出气、才、情之善，以明性之无不善。而宋儒将气、才、情一一说坏，甚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矣。则所谓性、竞是阿物？惑世诬民，无若此之甚者！犹各侈然自以其说直驾孔、孟之上，此尤可痛哭流涕长叹息者也。呜呼！且不有孔、孟之言，又何有阳明之言乎？此尤可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子曰性相近也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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