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4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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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克拉汉姆

    一九五二年，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拉尔夫·艾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应运问世。小说的作者、小说所反映的社会以及这部美国小说本身都处于时代变革之风口浪尖。三十年之后，艾里森在谈及《看不见的人》这部小说时说，当初他对它没有抱太高的期望；而从朋友们往来的信札里，大家更对小说能否被认可，表露出远非一丁点的担忧。“听见的是一片叫好声，出版商也对它期望颇高，”小说出版之前的那个二月，艾里森在写给阿伯特·默里的信中说，“不过我貌似冷静，实则内心纠结，对前景的期待异常难言。”和小说叙事人的经历相似，他从一名穷困而且被开除的大学生，轻松脱胎成为替兄弟会慷慨陈词的演说家。在回忆此事时，艾里森对默里坦言，“我总梦到在特斯吉其上中学的日子，什么测验呀，考试呀，那些难忘的历历往事。”艾里森的担忧不无道理。一九八一年，在《看不见的人》三十周年再版的自序里，作者对小说的构思和七年的酝酿过程作了美好的回忆。他告诉我们，他跟夫人方妮在做孤注一掷的努力，要“不计后果地使自己成为一名小说家”。假如小说在评论或经济上失败了，对于这位三十八岁的作者，无论在精神或物质上，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也许是个致命的打击。

    一九五二年四月的美国社会，真像是一幢断裂开的房子。二战之后，全美的民主舆论导向，是对抗苏共，但都因拒绝接受黑人公民身份和就业权利，以及接连不断爆发的种族冲突而遭到破坏。种族隔离竟成了法律：在南方，种族歧视大行其道，此种情况，在全美其他绝大多数地方也以官方或非官方的形式存在。最高法院就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一案的裁定中，要求在全国公立中学废除种族隔离政策还是两年以后的事，其结果还相当难料。那时，艾米特·蒂尔还未曾遭种族歧视的私刑，女裁缝罗莎·帕克斯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事情也还没有发生。而小马丁·路德·金，此时还是波士顿主修神学的一年级大学生。在全国范围内，诚如艾里森关于“看不见”的隐喻内涵所示，无论是现实中或是在小说里，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群体，有着“很高可见度”，这就使他们易受伤害，而作为个体，却是无形的。

    这部美国小说的形式和用语，也没有完全摆脱社会变革带来的阵痛，以及重新审视和试验的冲动。在开始写《看不见的人》之后不久，艾里森写了《二十世纪的小说和人性的黑色面具》一文（一九四六年）。在文章的开篇，这位青年作家就大胆指出了美国文学与整个社会的那种不详的联系：“也许，最邪恶、最令人费解的隔离形式，是‘隔离’一词本身的形式。”七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图书奖时提到“美国小说的危机”，声称“虽然我只是隐约觉察到这种危机，但就是这种日益加重的危机，形成了我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决心要实现自己小说家的梦想之后，艾里森发现他所需要的，既不是社会风俗小说，即“情节紧凑、具有吸引力的詹姆斯式小说”，也不是“生硬古板”宣扬暴力、愤世嫉俗或遮遮掩掩的那类小说。当时这两类占主导地位的小说传统，都没有能给他留下多少空间，使之用即兴的或流畅而即兴的片段，去表现美国社会内部的身份认同、变化和个人人格一贯的主题；艾里森急于要表达的理念，也就是“看不见的人”的理念，是“自由不仅是对需要性的认可，也是对可能性的认可”。“美国三百多年的社会生活————那是一种集民族、圣经、科技和政治于一体的生活，造就了一种鲜活、生动的语言”；艾里森的实践经验连同他对这种语言的认知和欣赏，使得他极力想突破小说娴熟委婉的叙事方式。随着小说写作的渐进，艾里森这名初次出书的小说家，在《看不见的人》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体现出他伟大的抱负以及小说大师的技巧。

    事后可以看出，一九五二年四月，《看不见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烈火燎原之态在美国热销，其轰动效应实非偶然。这部小说到处有人评论，其中不乏全美文化泰斗的关注。在《评论》杂志上，索尔·贝娄将《看不见的人》称作“个人最辉煌的成就”，这一成就“表明在我们当代人中间，的确存在不折不扣的英雄主义”。在钦佩艾里森“自觉意识”主题的时候，赖特·莫里斯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看不见的人》“应该与其他经典著作一起被共置于书架之上，指引人们从忘川河口直达其源头”；在《党派评论》上，德莫·斯瓦兹坦言，“在评价此类书的时候，文艺评论的语言显得十分浅薄和捉襟见肘”。然而，并非所有评论都持正面观点。有些评论，多数是持维护共产党和黑人民族主义的观点————这两种思想意识在小说里遭到抨击————认为这个作品是魔鬼女婿的化身，乔装打扮，以小说形式粉墨登场。在《每日工人报》上，阿伯纳·贝利把它定位成一本长达四百三十九页的污蔑人性的书，以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专注精神的创作风格，来迎合白人至上中心人物的需要。而约翰·奥利弗·基伦斯，在《自由》杂志上称它为“一本肆意歪曲黑人生活的书”。

    饶有趣味的是，一九五五年，正当小说问世后评论界的轰动渐渐消停，畅销书排行榜和国家图书奖获奖的热劲缓缓褪去，艾里森感到茫然无依，不知自己的书在二十年后还能否存在。“我深感忧虑，”他告诉《巴黎评论》的编辑们，“这不是一部重要的小说，我不善辞令。”艾里森太过幸运，他大错特错了，不过“虽错犹荣”。事实证明，他的小说具有非比寻常的生命力；正如泥炭堆着了火，即便表面的明火已经燃尽，里面深层的余火仍炽热燃烧。一九六五年，在《一周书评》发起的评选中，有两百来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认为，《看不见的人》是此前二十年来出版的“最杰出的单部作品”。几乎在同时，F.W.杜比认为，这部小说是“当时读者最多、被读得最为认真的小说之一，在图书馆里几乎常被翻烂了；只要受过基本文化熏陶，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地方的读者，什么年龄的人群，朋友之间都急不可耐地传递阅读。”

    杜比说得很对。我知道，我也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当时我还是大学生，第一次是私下听说《看不见的人》这本书，经人口口相告，连连推荐，感到非常值得一读，然而在文学课里，此书并未被列入必读书目。

    ……一九六〇年一个春日薄暮，我正在南方参加一次小餐馆静坐44，我辈都显得情绪高昂，突然有人塞给我一本破旧不堪的印章出版社平装版《看不见的人》。一盏古老的鹅颈灯，把我跟外面新英格兰地区的沉沉夜色隔开。我坐在圣十字学院一个落地窗旁边，读着《看不见的人》一直到天亮，事实上是到了第二天上午过了大半，错过了一节关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课，那是我拼命想争取一个及格分的课程。

    掩卷之后心中一阵狂喜：这就是我。我也非常诧异，自己竟有如此深沉的感情。因为我在纽黑文成长，有爱尔兰天主教的背景。我把自己看做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的主角和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但是我现在发现，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像是自己的亲人，跟我一样，我父亲在就读圣十字学院的黑人学院时，他也完全是个局外人，尽管他应该更自在一些。想到美国有色人种仍然存在的痛苦现状，艾里森所描写的黑人主角在南方、在哈莱姆，甚至在曼哈顿下城的高档豪华卧室里的经历遭遇，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虽然我自诩为演说家，也可能成为未来的领袖人物，但是他的天生的演说才能和他那纯朴、不假思索的雄才辩略使我感到无地自容。

    然而，我并没有把《看不见的人》看做由于异化而产生的亲属感，而这是当时时代颇为流行、寻常而且很偏狭的反应。正相反，确如四十年后的今日，“看不见的人”那种自嘲、反讽、自制，因而更为令人信服的决心，从冬眠状态中走出来，再度与这世界抗争的决心，使我几近狂喜。我发现他采取暂时行动————可是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性，一切知识终究成了“边存档、边遗忘”’————仅仅是个人的姿态。假如他“伤痛到极度”，远比我伤得深；假如他能做，我想我也一定能。“而且正是这一点将我吓得不轻，”他深思之后，终于提出了最后的一个问题，“有谁知道，虽不很经常，我是在替你说话呢？”我知道，我回答说————同时，用的是强烈、反思、快活、沉默而急切的语气————一边俯视那个晴朗上午，圣十字学院窗外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我的回答似乎太快了一点，因为我忽然感觉到，我决心跟“看不见的人”共命运，那我也就认定了人类状况极为可怕，深不可测的现实，这也是我的现实。要经过多年读书、学习才能理解这种复杂性。而我，怪得很，则要经过类似的经历才能理解。神秘得很，一纸匿名信将我开除出了圣十字学院，不给解释、不容申辩，此事正发生在我看了艾里森的小说仅两个月之后……

    一旦牢牢地被小说抓住和吸引，读者可能一次又一次去重读，不管时隔多长，都把小说的叙事人当成老朋友；对此书虽已十分熟悉，却把它当作崭新的、亟待发现的艺术作品。查理斯·约翰逊是一位非裔美国作家，他说道，发现《看不见的人》“被那些深受黑人民族主义文化传统迷惑的人们冷落了”，而他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六十年代后期，四处寻找艾里森的书。然而，他坚持寻找，终于“碰巧找到了《看不见的人》，花了三个通宵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梦想、吸收，被艾里森非凡的想象力和各种可能运用的艺术性改变了；虽然，我深知，我当时只有二十岁，阅读中失远大于得。”（我们当中有谁读了《看不见的人》之后没有经历那深刻、奇异，而且还令人害怕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呢？）

    几乎与此同时，黑人艺术运动的一位领军人物拉里·尼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些时候，跟艾里森为他作品发生过争执；他在一家多次对艾里森表露敌意的杂志《黑色世界》上宣称，“假如有人关注‘黑色美学’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艾里森。”尼尔从《看不见的人》中选出的例子，极为精当地显示，艾里森所设的场景和用语，都深刻地烙上了非裔美国人的气质。尼尔注意到，小说主人公借助语言通俗而热情洋溢的辩护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演变成为一位谙熟礼仪的女神。搜寻吧，这就是你们最好的黑色美学的例子。”

    但是艾里森的老朋友，阿伯特·默里用这个美学例子来为《看不见的人》作说明，更是切中肯綮。他清楚记得，一九四五年艾里森将布鲁斯音乐界定为是“一种冲动，它使得残酷的经历带来的细节和场景，在痛苦的意识里留存，磨平了粗糙的表面之后超越了它，不是通过哲学，而是用既似悲剧又似喜剧的抒情方法”；默里对《看不见的人》大加赞扬，说它是“发扬光大布鲁斯的绝妙形式。”这真好像艾里森记录了在一个十二小时营业的酒吧吹奏的布鲁斯乐曲（歌唱者来自遥远的南部，坐在这北部的纽约地下水管的道口上，用歌声倾诉着他怎样来到这儿），并以此为管弦乐队谱写完整的乐章。

    几年前，我在哥伦比亚特区大学讲授艾里森的时候，我想起了小亨利·路易斯·盖茨，他们的杂志为《看不见的人》出版而叫好，说它是一本活的“黑人文化百科全书”。后来，在一个阳光灼热的中午，有几位黑人男青年向我走来，他们穿着左特套装，像是《看不见的人》里游离于历史成规之外的人，跟我们交谈时说，他们是属于X代的青年。他们告诉我，他们比其父辈更像是“看不见的人”；读了《看不见的人》之后，觉得艾里森是他们这一辈的代言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我有几次从曼哈顿中城乘A火车到上城去拜访艾里森夫妇；有一次发现对面坐着一位典型的美国青年男孩，皮肤有些黑、但也不完全是黑人；他沉醉于《看不见的人》的行文，连窗外的车轮轰鸣也充耳不闻。

    毫无疑问，《看不见的人》是“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用艾里森的话来说“在深层次有许多永久值得关注的东西，不像表面那样一目了然”。这小说对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吸引力，使我想起查理斯·约翰逊的观点，尽管该小说挑战了国家背后的‘原则’，我们“有责任去检讨文化的进步或是因无视警告所带来的失误”。然而，《看不见的人》毕竟是一部小说，作为小说它也不过是投射了作者的想象。由于对艺术神秘性的热爱和敬仰，艾里森深信，一部小说的生命力强弱的一个因素，在于幸运。“假如你足够幸运”，一九五五年他对《巴黎评论》的编辑们说，“假如你更深地融入生活之流，那么，您作品的生命就可能更长一些。”

    艾里森关于艺术家融入“更深的生活洪流”的隐喻，向我们提供找到他作品为何如此深入人心的线索。诚然，艾里森一直认为，一部作品的意义在于艺术品本身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一旦进入社会，”一九四六年他写道，“这个艺术品就开始随着读者所给予的意义、情感、观念而起伏搏动，对此，艺术家本人也难以左右。”《看不见的人》是艾里森对自己原理的一次令人震惊的体现，因为通过无形性这个隐喻，为所谓的“美国主题”提供了另一个伪装。

    艾里森在这部小说的第一段里告诉我们，无形性“源自我所接触到的人们眼光里流露出来的特殊情性————是一种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眼神。”虽然是一种偶然情况，而经过艾里森惊人的反拨之后，促使那些无形或虚假有形的人们，去造就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经验。比如，非裔美国人学会了，怎样把无形性应用于伪装驯服的场合，其用意在于摆脱身上的枷锁，转而再锁回到白人身上。无形性这个提法，经过艾里森的扩展，虽然鲜明地表达了对种族或种族主义的现象视而不见，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种族的维度。在想象力极度发挥之际，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可用于处于不同又相同境遇的非裔美国人的词“美国人”，就此而言，这个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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