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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还没有到，白昼已经过去的那段时间，对于心地易于开朗的人，是最为愉快的时分。那时候，傍晚的微光在一切物件上投射柔和的色彩和奥妙的反光，使人陷入那种和光与暗的角逐朦朦胧胧相结合的梦幻里。这种时刻多半笼罩着一片寂静，对于凝神沉思的画家们尤为可贵，他们因无法继续工作，便放下画笔，倒退几步，品评自己的作品。作品的主题使他们陶醉，主题所产生的感情涌现在天才的心灵里。有谁如果在这种诗意的梦幻时分未曾坐在友人身边沉思冥想过，就很难领会这种时分无可形容的好处。运用明暗配合的画法，艺术上用来使人信以为真的一切物质的手段都消失了。如果画的是一幅人像，画里的人物仿佛说起话来，走起路来。黑暗真的成为黑暗，明亮真的变成明亮，肉体有了生气，眼睛活动起来，血液在脉管里奔流，布帛闪耀发光。加上想象力的帮助，使人只觉得作品的完美。这种时候是幻觉统治着一切的时候，也许幻觉正在和黑夜一起升起呢！对于思想来说，幻觉不就是我们的梦境所装点的一种黑夜吗？在这种时候幻觉展开她的双翼，把心灵带到幻象的世界里，带到充满情欲的世界里。在那里，画家忘记了现实世界，忘记了昨天、明天、将来、一切，以至他的不幸，善或是恶。就是在这种富有魅力的时分，一个专心致力于艺术的富有天赋的年轻画家，爬上一架双面的梯子，品评自己的一幅将近完成的作品。这是一幅又高又大的画，画家是站在梯子上绘制的。在梯子上面，他真心诚意地欣赏和批评自己的作品，沉思着，深深地陷入那种使心灵迷惑、飞升，而且得到爱抚和慰藉的幽思默想里。他的幻想大概继续了很久。黑夜已经来临。也许是他下梯时不小心，也许是他自以为站在地板上而把脚踏了一个空，他自己已记不清楚了，总之发生了一件意外：他从梯子上跌了下来，脑袋撞在一件家具上，失去了知觉。他不知道自己在这种昏迷状态中过了多久，只听见一个温柔的声音把他从麻木的状态中唤醒过来。他张开了眼睛，一道强烈的光使他赶紧把眼睛又闭上。他迷迷糊糊地似乎听见两个妇人的低语声，他觉得他的头被捧在两只年轻而羞怯的手中。过了不久他完全恢复了知觉，从一盏老式的所谓“两面透风灯”的灯光中，他瞧见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极端惹人喜爱的年轻姑娘的头。这种头部通常认为只能在图画里有，可是如今突然显现在他的眼前，把艺术家理想中的美好的典型化为现实。这位不相识的姑娘的脸庞可以说是属于普鲁东[1]画派的那种纤细而娇柔的类型，同时带有吉洛德[2]所绘画的人物脸上的那种诗意：两颊的鲜丽，眉毛的匀称，线条的明晰，脸部轮廓上处处显现出来的处女的纯洁，使这位年轻姑娘成为最完美的典型。她的身体柔软窈窕，体态纤弱。服饰简朴洁净，使人猜不出她到底是富有还是穷困。画家在恢复知觉以后，曾经用惊奇的眼光表示自己的赞美，然后结结巴巴地用含糊的语句道了谢。他觉得前额上有一条毛巾紧压着，而且除了画室特有的气味之外，还嗅着强烈的乙醚[3]气味，显然这是拿来使他苏醒的东西。最后他才看见一个样子像旧政体时代[4]的侯爵夫人似的年老妇人，手里拿着灯，正在告诉那年轻姑娘应该怎样做。
“先生，”画家还未十分苏醒的时候，曾经提出过许多疑问，年轻姑娘现在告诉他，“我妈和我听见您跌落在地板上的声音，我们好像听见您呻吟了一下，随后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我们害怕发生什么意外，赶紧跑到楼上来。幸喜您的门上插着钥匙，我们就开门进来，看见您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我妈跑去找了一切必需的东西给您制成一块压顶布，使您苏醒过来。您跌伤了前额，在这里，您觉得疼吗？”
“我现在觉得了。”他说。
“呀！没有多大关系，”年老的妇人说，“您的头恰巧撞在这具人体模型上。”
“我觉得好得多了，”画家回答，“我只要雇一部车子回家就行了。看门人的女人会给我找到一部车子的。”
他想再次向两个不相识的女人道谢，可是他每说一句，那位年老的太太总用下面的话打断他：
“先生，明天记着弄些水蛭虫来吸血[5]，或者想法子放放血，喝几杯药酒，当心自己的身体，跌伤是很危险的。”
年轻姑娘暗地里望望画家，望望画室里的绘画。她的举止和眼色都非常得体，一点没有失礼的地方。她好奇的张望好像是漫不经心的闲眺，她的眼睛里充满那种妇女们常常流露出的对于他人一切不幸的关切。两个陌生妇女好像专心照顾跌伤的画家，似乎忘记了画家的作品。等到画家告诉她们他已经完全复原之后，她们就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她们还很细心地检查他的伤处，这种关怀丝毫没有装腔作势或者过于亲热的地方，她们并没有向他轻率地提出一些不应问的问题，也没有鼓励他去和她们结识。她们的行为完全出乎自然而且非常优雅。可是她们高贵而质朴的举止当时并没有十分引起画家的注意，直到后来他回忆起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他才为之感动非常。她们从画家的画室走到底下一层楼的时候，年老的女人低声喊道：“阿黛拉伊德，你忘记把门关上了。”
“那是为了救我的缘故。”画家插上去说，脸上露出感谢的微笑。
“妈，你刚才也下来过呀。”年轻的姑娘回了一句，脸红起来。
“我们陪您下楼去，好吗？”少女的母亲对画家说，“楼梯很暗哩。”
“谢谢您，太太，我觉得好多了。”
“当心扶着栏杆！”
两个女人留在楼梯口，把灯照着青年画家，听着他的脚步声走下去。
这件事给青年画家印象极强烈而且完全没有料想到，因为他将他的画室搬到这所房子的顶楼只不过几天光景。这所房子坐落在苏连纳街最阴暗同时也是最泥泞的部分，几乎就在马德兰教堂前面，离开他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寓所只有几步远。他的天才已享有盛名，使他成为法国著名的美术家之一，因此他现在已经不愁衣着，而且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正在享受他的最后的痛苦。他不再跑到靠近郊区的那些画室里工作，那些画室的租金很便宜，和他以前微薄的收入相当，他现在能够在这里租到一间画室，满足了他梦想已久的一个愿望：他一直想避免走远路，想省下点时间来多做点工作，这对于他是极重要的一件事。世界上谁也不像他————希波列德·邢奈那么渴望成名，可是他并不轻易将他生命里的秘密告诉别人。他是一个穷苦的母亲的宠爱的对象，他的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他的母亲邢奈小姐本来是亚尔萨斯省一个农民的女儿，从来没有结过婚。她的多情的心曾经被一个以爱情为儿戏的有钱男子残酷地伤害过。当时她还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女，正处在生命最宝贵的阶段，然而绝望的消息过迟也是过早地来了，把她的爱情和全部美丽的梦想破坏掉。这种绝望的消息通常总是来得很迟，可是由于我们不到最后关头总不肯相信坏消息的真实性，便又觉得它来得过早。那一天是千思万想的一天，是产生虔诚的宗教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一天。她拒绝了骗她的人的布施，气绝尘世，以自己的错误自傲。她放弃社会上的一切享乐，全心全意地抚育儿子，从儿子的身上得到人生的全部乐趣。她以劳动养活自己，将工作所得的每一文钱都花在儿子身上。最后，在贫困中经过长时期的受苦和牺牲以后，她终于有一天获得了报酬。她的儿子在上一届画展中获得了荣誉团十字勋章。报章一致认为他是个新发现的天才，全体真诚地赞扬他。美术界人士也承认他是一个大师，商人们争着用金子计价来购买他的作品。希波列德·邢奈只有二十五岁，他从母亲那里获得一个女性的心灵，他非常清楚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他的母亲曾经在很长的时期中一点生活上的享受也没有，他想把一切生活上的享受提供给她，他是为了她而生存，希望仗着荣誉和财富的力量，能够有一天使她幸福，富有，受人尊重，而且周旋于伟大人物之间。因此邢奈只在可敬和著名的人物中结交朋友。他把交友的条件提得很高，他想倚靠自己的天才，将自己已经很高的地位更加抬高。工作迫使他不经常去交际，而不去交际正是产生一切伟大思想的泉源，因此自幼辛勤工作的习惯使他确信工作能使他获得一切，这正是一切青年人的最美丽的信仰。他的青春的心灵并不缺乏纯洁的品德，这些品德使年轻人成为特殊的人物，他们的心里充满着至高无上的幸福，充满着诗歌，充满着纯洁的希望，意气消沉的人可能认为这些希望很幼稚，可是只有质朴的希望才真正深刻。他具备着天赋的温和而有礼的态度，非常能够打动人心，而且也能够感动那些不了解他的态度的人。他长得俊美。他的发自内心的声音，能够引动他人内心高尚的感情，而且由于音调相当天真，表明他真正质朴而谦逊。他有一种精神上的吸引力，使看见他的人都喜欢接近他。幸而科学家们还未能够分析出这种精神吸引力的原因，否则他们可能认为在这里找到了加尔凡尼学说的现象，认为那是一种特殊液体的作用，而且把我们的感情列成公式，说是由多少氧气成分和多少电流成分所构成的[6]。这些细节可能帮助那些大胆泼辣的人和那些上流社会里的人们了解为什么希波列德·邢奈在支使看门人到马德兰路的那一头去雇车子的时候，他并没有向看门人的女人提出有关那两个好心眼的女人的任何问题。在这种场合，看门人的女人自然要向他详细询问跌伤的经过和住在五层楼的两个房客怎样救护他，虽然他只是简单地用“是”和“不是”来回答，可是他并没有能够阻止她发挥一般看门人的天性。她站在本身利益立场，根据看门人私底下所采纳的观点，向他大谈特谈那两个陌生女人。
“呀！”她说，“这大概是勒赛尼小姐和她的妈，她们住在这里已经四年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她们是做什么的。一清早就有一个年老而半聋的女佣人来服侍她们，到正午就走了，她讲话的次数并不比一垛墙来得多[7]。晚上时常来的有两三位老先生，他们都像您先生一样挂着勋章，有一位先生有一部私人马车，而且有跟班跟着，据说他有六万里佛尔年金的入息，这些老先生们在她们家里坐到夜深才走。她们都是很安静的房客，就跟您先生一样，而且她们真节省，一个子儿也不乱花。凡是收到付账的信件，她们总立刻付清。真古怪，先生，她们母女两人竟是不同姓的。呀！有时她们到杜伊勒里宫花园去的时候，这位小姐可真光彩，每次出去总有许多后生男子跟着她回来，这位小姐总是让他们吃闭门羹，她做得对。屋主人不准许……”
雇来的车子到了，希波列德不再听下去，乘上车子回到家里。他将事件经过告诉母亲，他的母亲重新替他包扎伤口，而且不准他第二天回到画室工作。结果，希波列德在家里休息了三天，请过医生诊治，服过几剂药。在这几天的蛰居中，他的空闲下来的想象力帮助他回忆起自从他跌下来昏厥以后的种种经过。年轻姑娘的侧影，只要他闭上眼睛，便在黑暗中很鲜明地在他的视觉中显现。他似乎重新看见那位母亲年老而憔悴的面容，似乎还感觉着阿黛拉伊德的双手，他觉得她有一种手势当初虽然不十分引起他的注意，现在回忆起来便很清晰地看出这种手势的卓绝优美，随后，她的某一种姿势，或者被遥远的回忆所美化了的她的悦耳的声音，都突然间重新出现，宛如沉淀在水底的物件翻浮到水面上来。因此，在恢复工作的那一天，他很早就回到画室离去，他这么着忙的真正原因，是去访问两位邻居，毫无疑问，他已经获得了这项权利，至于那些他已经着手绘画的作品，他早就忘记了。当爱情撕破了裹着它的襁褓以后，他便尝着了那种不可形容的欢乐，这是曾经恋爱过的人们都能理解的。因此恋爱过的人们就懂得为什么画家在走上通到第五层楼的楼梯的时候，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着，而且也能够猜得到为什么画家在望见勒赛尼小姐所居住的房间的棕色房门的时候，心跳得那么厉害。这位和她的母亲不同姓的小姐在青年画家的心中引起无限的同情，他在想象中认为她的境遇一定和他的有点相同，而且认为她一定也有他自己那样的不幸身世。他在画室里一面工作，一面陶醉在爱情的幻想中，而且故意弄出各种响声，目的是强迫住在下面的她们想起他，就如他在想念她们一样。他在画室里逗留得很晚，就在那里吃了晚餐，到晚上7点钟左右，他走下楼来，去拉两位女邻居的门铃。
也许由于道德心的缘故，从来没有一位描绘风土人情的画家，敢于把某些巴黎生活的奇妙内景揭发出来，或者把那些住宅的内部秘密描绘出来，我们只是经常从这些住宅中看见跑出来一些穿戴漂亮时髦的人物，跑出来一些外表非常富有的光彩夺目的妇女，但同时在这些妇女身上也到处看得见财富的可疑迹象。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里把一个家庭的景象描写得过分坦白，或者你认为描写得过分冗长，不要谴责这些描写，这些描写可以说是和故事的本身相结合的，因为这两位女邻居的住所的内部景象，对希波列德·邢奈的感情和希望有很大的影响。
这所房屋的业主是属于那些把巴黎房产主的地位视为一种特殊身份，而且对于房屋的修理和装饰抱着先天性的深切恐惧的人之一。如果把人类按照道德来排成行列，这些人的地位正好排在守财奴和高利贷者之间。由于精于计算，他们非常乐天，而且都是维持现状的忠实拥护者。如果你说起要把壁橱或者一扇门改装一下，或者安装一个必要的通风口，他们就会眼露凶光，大动肝火，像一匹受惊的马似的暴跳起来。如果他们的烟囱顶上的盖头被风吹倒，他们马上就会生病，为着修理费的支出，他们就不到体育剧院和圣马丁门歌剧院[8]去了。希波列德为着画室内部的装修问题，曾经不花一文钱看到业主莫利奈先生演出一幕滑稽的丑剧，因此当他看见壁板上一层浓黑的颜色，而且有一块块的油污，各种斑点和其他令人不愉快的附属物的时候，他一点也不觉得惊奇。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看来，这些贫苦的烙印倒也并不缺乏诗意。
勒赛尼小姐亲自出来开门。认出那是青年画家之后，她向他行了一个礼，随即受自尊心的驱使，很迅速地转过身来，用巴黎女人的巧妙手法把一道装着玻璃的板壁的门掩上。否则希波列德就可以通过这扇门约略看见经济火炉上面有些衣服晾在绳子上，有一张老旧的帆布床，有焦炭、木炭、熨斗、沙滤水瓶、刀叉碗碟，和其他一切小家庭的用具。这所化验室似的房间通常被称为“杂物间”，有些相当干净的细纱帷幕很周密地把它遮盖住，里面光线不很明亮，只有几个开向邻院的小气窗，光线就从这些窗口透进来。希波列德运用他的艺术家的眼光，只经过迅速的一瞥，就看清楚了这所隔成两小间的第一间屋的用途，里面的家具，和整个大间的大体情况。比较高贵的那一小间是用来作接待间和吃饭间之用的，壁上糊着一层陈旧的金黄色的花纸，纸的边沿都起了细毛，无疑的是莱维翁商店的出品，纸上的小洞和斑点都用——种面包糨糊很仔细地填补过。墙壁上很整齐地挂着一些版画，镀金框子的金色已经褪尽了，画的内容是伦勃朗画的全套《亚历山大战史》。在房间的中心，有一张巨大的桃花心木桌子，样式很古老，边沿已经磨损。一个取暖的小火炉装在壁炉的前面，让人几乎看不出那又短又直、毫无弯拐的炉管；壁炉的洞口放着一只木橱。和以上这些东西构成奇特的对照的，是一些还带着过去富贵痕迹的雕花桃花心木椅子，可是红羊皮坐垫上镀金钉子和金丝线的伤痕已经和禁卫军里年老军曹身上的伤痕一样多。这所房间是一所博物院，陈列着这种把一间房间作两样用途的家庭所特有的用具，有许多东西是叫不出名字的，其性质是豪华和贫困的混合。在其他许多珍奇的物品中，希波列德还看见一只装潢很美的望远镜，悬挂在装饰壁炉的发绿的小镜子上面。为着陪衬这件特殊的家具，在壁炉和板壁之间放着一只蹩脚的碗柜，漆着桃花心木的颜色，在所有的木器中，这是最难看的一件。红色而光滑的瓷砖，铺在椅子前面的小块地毯，还有家具，全都揩拭和扫擦得很干净，使这些陈旧的物品发出一种虚假的光泽，结果更显出这些东西的破损，陈旧，说明已经用过很长时间。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气味，这是杂物间、吃饭间和楼梯三处地方所发出来的气味的混合，虽然窗户半开着，街上的风吹拂着花布窗帘。窗帘张挂得很仔细，想掩盖掉过去的房客为表示自己在这里住过，在窗口上镶嵌的各种类似壁画的东西。阿黛拉伊德迅速地把另外一间屋的房门拉开，带着些欣幸把画家领到这房间里来。希波列德以前在他的母亲那里看见过这种穷困的景象，童年的回忆使他在这里所获得的印象更加深刻，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生活的每一细节。他在这儿看到了他童年生活里的东西，因此他没有轻视这种掩饰着的贫困，也不因他刚刚为母亲夺得的富裕生活而骄傲。
“怎么样？先生！您的伤好了吧，没事了吧？”年老的母亲从放在壁炉角的一张旧沙发上站起来说，指着一张椅子请他坐下。
“没事了，太太。我来向您道谢，特别要谢谢这位小姐，是她听见我摔下来的。”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希波列德朝年轻的姑娘望着。他说的是一句笨拙得很可爱的话，心里被真正的爱情侵扰的时候，就会说出这种话来。阿黛拉伊德在点燃那盏两面透风灯以代替蜡烛。蜡烛装在一个扁平的小铜烛台上，在烛台表面古里古怪地浇铸了一些突凸的长条花纹。她微微行了一个礼，把烛台拿到外面接待间，走回来把灯放在壁炉上，靠近她的母亲坐下来，坐的位置比画家稍微后一点，好随心所欲地端详他，脸上却装出注意那盏刚点燃的灯的样子。颜色灰暗的灯罩带着湿气，灯火受了湿气的影响，和没有剪齐的黑色灯芯展开搏斗，发出细微的爆裂声。希波列德瞧见壁炉上面有一面大镜子，便赶紧从镜子里偷看阿黛拉伊德。年轻姑娘所玩弄的小聪明，结果反而使他们俩都很窘。希波列德一面和勒赛尼太太————这是他随意替她采用的姓————谈话，一面不违反礼貌地偷偷察看这间客厅。一只取暖的火炉里面已经堆积了不少炉灰，让人没法看清壁炉架上的埃及人像，两根燃烧了一半的木柴正要接触，炉底的火砖像守财奴埋藏宝物似的埋藏在下面。一块陈旧的奥比松地方出产的名贵地毯铺在瓷砖上，到处是补丁，褪色得厉害，破旧得像残废军人的衣服，根本盖不满瓷砖，也挡不住从脚底下升上来的寒气。墙上糊着发红的花纸，充作有黄色花纹的丝质布帛。在窗户对面的那一面墙上，画家看见糊壁纸当中有一道缝和一些裂纹，显然那是床橱的门[9]，勒赛尼太太大概就睡在那里。一张长沙发摆在门缝前面作掩护，可是遮盖不住这秘密。壁炉对面有一只桃花心木的五斗橱，式样和装潢都说明是名贵和值钱的货色。五斗橱上面悬挂着一个高级军官的画像，在微弱的灯光下画家看不清画中人的官阶，然而就他所看见的说来，这是一幅画得非常糟的画像，他简直以为是在中国绘画的。窗户上挂着的红丝窗帘已经褪尽了颜色，就像这间派作两个用途的客厅里面的一切黄色和红色的刺绣制品一样。五斗橱的大理石台面上有一只名贵的孔雀石制成的茶盘，载着一打咖啡杯，杯上的图画非常精美，显然是赛佛尔地方出产的名贵瓷器。壁炉上面立着一只拿破仑朝代的古老座钟，钟面上是一个武士驾驭着一辆用四匹马拖着的战车，战车车轮的每一条横线上，有一个标明钟点的数字。烛台上的蜡烛已经被烟熏黄，壁炉架子的两角上各放着一只瓷花瓶，瓶里插着沾满灰尘和已经发霉的纸花。在房间的正中，希波列德看见摆着一张赌博用的桌子和一些崭新的纸牌。任何人看见这种把贫困掩饰起来的景象，都会有一种不快之感，宛如看见一个涂脂抹粉的老妇人一般。加之看到这张桌子和纸牌，一个有理智的人就会暗中设想：这两个女人或者是道德非常高尚的人，或者是靠骗人和赌博为生的人。可是看见了阿黛拉伊德，一个像邢奈那么纯洁的青年男子是只能从绝对清白那方面着想的，而且对于这张和其他物件并不调和的桌子，也会用种种高贵的理由来加以解释。
“阿黛拉伊德，”老妇人对年轻的姑娘说，“我觉得冷，给我们弄点火，把我的披肩拿来。”
阿黛拉伊德向连着客厅的房间走去，显然那房间就是她的卧室，回来的时候，她把一条开司米披肩递给她的母亲。这条披肩上面有印度图饰，如果是新的，价钱一定很贵，可惜已经很旧，没有一点光彩，补丁很多，和室内的家具很配。勒赛尼太太很艺术化地把披肩裹在身上，举动相当迅速，表明她的确感觉寒冷。年轻姑娘很轻巧地跑到杂物间去，带回一把小木柴，大胆地把木柴抛到火中，使火重新旺起来。
要把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谈话完全表达出来是一桩相当困难的事。希波列德自己在童年时代经历过贫困的生活，因此特别敏感，看见周围都是掩藏不住的贫困的象征，他根本就不敢向他的邻居提到关于家庭状况的话。关于这方面的话，即使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也可能很不合适，只有交情很深才能这样做。可是画家对于这种尽力掩饰的贫困却非常关心，他的善良的心灵为之感觉痛苦，同时他也知道一切怜悯即使是最友善的怜悯，都会伤害他人的自尊心，因此他就处在一种很不自然的状态中：他心里想的事情，嘴里不敢说出来。两个女人一开头就谈到绘画，因为女人们都猜得出初次访问总是暗中发窘的，也许她们自己也感觉到这种困难，然而她们的性格和智慧都能提供各种办法帮她们克服困难。阿黛拉伊德和她的母亲向青年画家提出关于绘画的整个过程和他学习绘画的经过等等问题，以鼓励他谈话。她们的言谈里充满友好和亲切的意味，所以无论谈到什么细微的小事都能很自然地使希波列德讲出表现他的道德和品性的意见。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一定很美，可是忧愁已经过早地使她面容憔悴。她现在只剩下满脸皱纹和一副骨头构成的轮廓，这样一张脸庞显示了一种高度的精细，眼睛里的表情带有先朝宫廷妇女所特有的无法形容的风韵。脸上皱纹的纤细，可以认为是德行很坏的标志，是工于心计和狡猾到极点的女人的标志，可是同时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的聪敏灵巧的象征。对于通常的人，的确不容易在这个妇人的脸上分辨出老实或狡猾，阴险或忠诚，以及断定其本质到底是善还是恶。只有具备天赋的观察力的人，才能估量得出脸上各种不易捉摸的变化的意义，例如一条皱纹为什么特别弯曲，酒窝为什么特别深，脸颊为什么浑圆或者突出等等。这种判断完全依靠直觉，只有直觉能够发现每个人所想隐藏起来的东西。这位老太太的面容也正像她所居住的房间一样：要从房间表面上的贫困猜出主人的道德或不道德，其困难程度正如从阿黛拉伊德的母亲脸上猜出她过去到底是个工于心计和唯利是图的交际花，还是个品德高尚的多情的妇人。像邢奈这种年纪的青年，自然首先是从好的方面着想。他凝视着阿黛拉伊德的高贵而带点傲慢的前额，欣赏她的充满着感情和智慧的眼睛，他觉得好像从她身上嗅着道德的芬芳而朴素的香味，在谈话中，他抓住谈到一般绘画的机会，站起来仔细看看那幅用彩笔画得非常恶劣的人像。那幅画的颜色已经泛白，大部分的粉彩已经剥落。
“太太，您保留着这幅画是不是因为画得很像？从艺术眼光看来，这幅画是画得非常恶劣的。”他一面说，一面朝阿黛拉伊德望着。
“这是在加尔各答画的，当时画得很匆促。”母亲用激动的声音回答。
她用懒洋洋的眼光望了望那幅拙劣的画像。这种懒洋洋的神情表明她正沉醉在幸福的回忆中。然而从她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一种永久的创伤的痕迹。至少，这是画家所获得的印象，他现在已经走过来坐在她的旁边。
“太太，”他说，“再过些日子子，这幅彩笔画的颜色就会全部褪落。到那时候这幅画便只存在在您的记忆中。只有您自己能够看出您亲爱的人的容貌，别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您肯准许我把这幅人像复制在画布上吗？在画布上比在这张纸上能够保存得长久些。我本着邻居的情分，要求您准许我帮您这个忙。有时候一个画家是欢喜从大幅作品中走出来绘画一些比较省力的图画的，因此，把这个人像再画一次，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消遣。”
老太太听见这些话，竟激动得战栗起来，阿黛拉伊德向他投射了一道像从心里发射出来的深沉的眼光。希波列德想借些缘由把自己和两个女邻居联系起来，打进她们的生活圈子里去。他的建议一直触动到她们内心最亲切的感情，而且这是他所能够提出的唯一的建议：它既能满足他的艺术家的自尊心，又毫不损伤两个女子的自尊心。勒赛尼太太接受了，既不太快，也不勉强，而是像那些有伟大心灵的人那样，很清楚地了解这种建议对他们的友情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认为这种建议是一种尊敬的表示。
“我觉得，”画家说，“画中人所穿的是一套海军军官的制服，是吗？”
“对了，”她说，“这是海军舰长的制服。我的丈夫德·卢威尔先生在亚洲海岸和英国战舰作战的时候受了伤，这就是他的遗像。他指挥的巡洋舰只有五十六门大炮，而英舰“复仇号”却有九十六门。双方实力悬殊，可是他依然勇敢地抵抗，一直打到黑夜，他终于能够退出火线。我回到法国的时候，拿破仑还没有掌握政权，当地的政府拒绝付给我抚恤金。最近我又请求过一次，部长很冷酷地对我说：如果德·卢威尔男爵曾经追随王上逃亡，他就不至于死亡了。还说。如果他也逃亡过，他现在早做到海军少将了。总之，这位部长先生不知引用了什么法律，结果是告诉我不能享有年金。我是受朋友们的怂恿才去请求的，请求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我可怜的阿黛拉伊德。我从来就讨厌利用剥夺了一个女人全部精力的悲痛事件的名义去向人伸手。我不喜欢把无可补偿的流血用金钱来加以估价……”
“妈，每次说起这些事情总使得您难过。”
听见阿黛拉伊德这样说，勒赛尼·德·卢威尔男爵夫人点了点头，沉默起来。
“先生，”年轻姑娘对希波列德说，“我过去以为画家的工作是不大有声音的呢！”
听了这句话，邢奈想起他早上故意弄出来的响声，不由得脸红起来，幸而门口有一部车子停下来的声音，阿黛拉伊德突然站了起来，没有继续说下去，才使得他不必撒谎。阿黛拉伊德走到自己的卧房里去，很快地拿着两只镀金的烛台走出来，烛台上插着剪了口的蜡烛，阿黛拉伊德迅速地把蜡烛点着，随即不等门铃响，走过去把头一间房间的房门打开，把灯放在那里。一阵在头部什么地方吻了一下的声音一直传到希波列德的心里去。谁能够这么亲昵地对待阿黛拉伊德呢？希波列德很焦急地要看看到底是谁。然而他的愿望并没有马上得到满足，来客和年轻的姑娘低声地谈着话，他觉得他们谈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阿黛拉伊德终于出现了，后面跟着两个男子。这两个男子的衣服、面貌和外表简直就是一部历史。头一个男子年纪大约有六十岁，穿着一件大概是路易十八在位时期首创的衣服，那位裁制这些衣服的裁缝应该永垂不朽，因为他解决了裁制上最困难的问题。这位艺术家一定是非常熟悉变化的艺术，这是当时时代的特征，那时的政局是千变万化和动荡不定的。能够认识自己的时代岂不是罕有的才能吗？因此裁制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衣服的艺术家自然应该永垂不朽。这件衣服既不像民服，也不像军服，同时也可以认为是军服，也可以认为是民服，在今日年轻人的眼中看来，这真是一件荒唐的事。衣服后面两道燕尾的绲边上绣着百合花。金色的钮子上也饰着百合花。肩膀上空着两个肩章的位置，在等待着毫无用处的肩章。这两个位置是军人的标志，空在那里使人想起一封没有批语的申请书。这个老头穿的是一件蓝色的呢绒衣服，纽洞上装饰着几条彩带。他的镶着绞金线的三角形帽子大概经常被拿在手里，因为他的扑粉假发的雪白的两翼丝毫没有被帽子压过的痕迹。他看起来好像还未超过五十岁，身体非常健壮。脸上一方面流露出那些流亡贵族的忠诚直率的性格，一方面也具有放浪不羁和风流潇洒的骑士风度。他的手势，他的行动，他的态度都表明他既不想改变他的忠于王室的立场，也不想改变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其他一切爱好。
追随着这位装成“路易十四的精兵”（这是拿破仑党人给这些残留下来的贵族所起的绰号）的样子的人，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他本来是图画中的配角，为着要很好地描写他，必须把他当作主角来处理。请试想一个干瘪、瘦削的人，穿的和第一个人的衣服相同，可是他只是头一个人的反映，或者可以说只是他的影子。第一个人的衣服很新，可是他的衣服又旧又残。他的头发好像没有头一个人的那么雪白，百合花上的金线也没有那么闪耀发光，肩膀上的空白肩章地位似乎更空虚，更卷曲，人也不像第一个那么聪明，而且似乎更衰老。总之，他就像李瓦洛尔所说的：“尚瑟内兹[10]吗？这是我的月光。”他是第一个人的翻版，而且是平凡的和模糊的翻版，因为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正如在石印中第一次印出来的校样和末一次印出来的校样之间的差别。这个不说话的老头子在画家的心目中是一个谜，而且始终是一个谜。那个骑士（他是个骑士）一句话也不说，也没有人对他说话。他到底是个朋友，是个穷亲戚，还是个形影不离地跟着这位老骑士的一个随从，就像一个贴身侍女跟着一位老太太一样呢？他的地位是不是介乎一条狗、一只鹦鹉和一个朋友之间呢？他曾经救过他的主人的财产或者生命吗？他是另一个托比队长的特林[11]吗？他在德·卢威尔男爵夫人那里就像在其他各处一样，总是惹起他人的好奇心而并不满足这些好奇心。在波旁王朝复辟的时期，谁还记得大革命以前，这位骑士对他的朋友的太太的特殊感情呢？何况这位太太逝世已经二十年了。
两个老古董中看起来比较新的那一个很潇洒地向德·卢威尔男爵夫人走过去，吻她的手，坐在她的近旁。另一个只行了一个敬礼，就坐在他的形象旁边，两人相距大约有两张椅子远。阿黛拉伊德走过来把臂肘靠在第一个老头子所坐的椅子的靠背上，不自觉地模仿盖兰的著名作品里狄东的妹妹的姿势[12]。虽然老头子对她采取的是父亲般的亲昵态度，然而目前阿黛拉伊德对他的举动的随便似乎很不满意。
“怎么？你恼了我吗？”他说。
于是他斜着眼睛向邢奈望了一眼，眼光里充满着狡猾和微妙的表情。这是有教养的人的外交眼光，表示小心、不安和好奇，似乎在质问：这个陌生人也是我们的人吗？
“您瞧，这是我们的邻居，”老太太指着希波列德对他说，“他是一个闻名的画家，您即使对于艺术毫不关心，恐怕也听见过他的名字吧。”
老贵族懂得老太太故意不把画家的名字说出来的用意，走过来和画家打了一个招呼。“真的，”他说，“在上次沙龙里我听见过不知多少人称赞他的杰作。先生，天才是应该享有荣誉的，”他向画家的红色勋带望着，“我们要花多少年的服役和流血的代价才能换得来的勋章，您年纪轻轻就得到了，不过一切光荣都是兄弟，没有什么不同。”他一面说，一面摸着自己的圣路易十字勋章。
希波列德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客气话，便又沉默下来，一心一意地欣赏年轻姑娘的那个使他着迷的美丽的头部，而且愈看愈着迷。过了不久，他便完全沉溺在默想中，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周围极度贫困的景象。对于他，阿黛拉伊德的容貌好像大放光明地特别显现出来。他一面沉思，一面还能听得见人家问他的问题，而且用简短的答话来回答。这是我们头脑的一种特殊技能，有时我们是能够一心两用的。谁没有尝试过一方面沉溺在欢乐或者悲哀的默想中，倾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另一方面同时在和人家谈话或者听人家朗诵？这种可爱的双重作用有时还能够帮助我们耐心地度过一些讨厌的时间！邢奈的心里，现在正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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