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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曲线”往下降的不幸情况下，国民党的顽固派反动派老爷们，忍心将中山先生所留给中国最可宝贵的遗产三民主义抛诸九霄云外，而独津津有味于祸国殃民的“三擦主义”的横冲直撞。所谓“三擦”，即在前面曾经大略谈过的军事摩擦，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无论在“三擦”中的那一“擦”，在顽固派反动派方面都是要用倒退来消灭进步：在军事摩擦中，他们所要消灭的是进步的军队；在人事摩擦中，他们所要消灭的是进步的人才；在文化摩擦中，他们所要消灭的是进步的文化。我是一个文化工作者，进步文化的遭难，于我当然要发生更直接的沈痛的感觉，是使我陷入苦难的更直接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进步文化？进步文化和倒退文化有什么区别？黑暗势力为什么要残酷地摧残进步文化？
我和四五百工作同志所惨淡经营艰苦支持的文化机关是全国同胞及海外千万侨胞所共知的生活书店。我们对于干部教育非常注意，每星期有油印的《店务通讯》一小册，分发到布满全国各重要地点五十余处分店同人公阅，我在每星期的《店务通讯》里都写有一篇文章，对全体同人指示有关文化的重要问题及工作途径等等，我记得其中有一篇是专门解释进步文化的内容。进步文化须与中国当前的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相配合；中国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最扼要地说来是团结，抗战，和民主，所以拥护团结，抗战，和民主的文化是进步文化，反对或破坏团结，抗战，和民主的文化是倒退文化。团结是指全国各党派各阶层都在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之下，精诚团结起来，不再有内战或摩擦的不幸现象发生，一切力量对外则集中于争取抗战胜利，对内则集中于实现民主政治。抗战是民族解放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抗战的发动是建立在团结基础之上，是众所共睹的事实，抗战力量的加强和抗战最后胜利的获得，也必须建立在团结基础之上。民主政治本来是我们建立真正民国的前提，而在抗战期间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和精神来共同推进国事，才能巩固团结；也必须以民主政治来发动民众力量，革新政治，才能加强民众动员；巩固团结，加强民众力量和动员，才能增强抗战力量，在事实上做到愈战愈强，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同时也达到建立真正民国的目的。根据这种基本的认识，本店出版的书报乃至代销的书报，都须注意是否能够促进团结，巩固团结；是否能够加强抗战，坚持抗战；是否能够推进民主，实现民主。在相反方面，我们绝对不但不制造或煽动摩擦，而且要尽力消除或反对摩擦；我们绝对主张彻底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我们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反对法西斯，反对一党专政，反对新专制主义，反对挂羊头卖狗肉的有名无实或徒有形式而缺乏精神的“民主”政治。合于这个标准的便是进步文化，因为他能配合中国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违背这个标准的便是倒退文化，因为它把中国往后拉，它使中国人民大众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中。除上述三点外，我还可以加上这样的几句话：我们所努力的是为大众谋福利的文化，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私利的文化，所以在思想或理论上我们积极注重于大众有利的思想或理论，反对为少数人保持私利的欺骗或麻醉大众的思想或理论。
中国的文化事业，大概说来，有这样的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与政党有关系的，一部分是没有政党关系的民众的文化事业。与政党有关系的文化事业，其本质是倒退呢？还是进步？这要看他所属的政党在实际上所采用或所主张的政策是倒退还是进步。就中国目前说，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对外都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发生内战或摩擦，对内都主张实行民主，反对一党专政，（最有趣的是对远景都主张社会主义，详见拙著《抗战以来》一书。）这都能配合中国当时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在政策上可说是进步的，所以他们所主持的文化事业，都可说是在进步文化范围以内。这里面在主张上当然也还有程度之差，在事业规模及力量上也还有大小的区别，因此在政治逆流之下，虽同受顽固派反动派的压迫，其尖锐或惨酷的程度也各有程度上的差异。（其间还有暂时失足离开正确立足点的，例如国社党的张君劢先生在抗战初年曾经有一封公开的信被顽固派反动派所利用，但后来张先生亦自知误会，在野各抗日党派们团结如初。）至于与党派无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如就出版业说，其间亦略有新旧之分，旧的向来偏重于教科书的出版，在基本知识上虽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之接触较少，就这一点说，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比较地有限。新的偏重于课余读物及一班读物的出版，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较有密切的接触，因此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也比较地浓厚。
中国政党最大的要推执政的国民党。国民党承受中山先生最可宝贵的遗产三民主义。中山先生虽曾在序文中勖勉国人继续研究，但其中实含有丰富的进步性，国民党中号称中山先生的信徒们，如能发挥光大遗教的进步性，采用进步的政策，使国民党不但领导全国抗战，而且领导全国实施加强抗战加速抗战胜利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进步政策，那在进步文化上必能发生坚强领导的实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在如何？cc派所把持包办的教育之“特务化”，摧残青年，压迫思想，极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能事，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深可痛心的公开的事实。至于出版物，发挥光大三民主义的良著固遍觅不见，即有二三定期刊吧，“泼妇骂街”外无内容，而且骂的内容，千篇一律，好像天天听泼妇骂人“杀千刀”，贫乏之至，无味已极，这种“文化”，我再无以名之，名之曰“杀千刀文化”！令人看了几句即不再看下去，因为已经知道下面骂的是怎样的一套！千语万语，归结不外两件“大事”：破坏团结，反对民主！这样的出版物，就是广刊分送，也引不起读者注意，要在进步文化方面发生坚强领导的实效，更无从说起。我在上面已经提及，根据中山先生宝贵遗教三民主义所含的丰富的进步性，原可在进步文化上建立坚强的领导，现在顽固派反动派却无视三民主义所含的进步性而尽力于“三擦主义”，闭目掩耳，乐此不疲，使中山先生所手创的具有过去光荣历史的党所原有的进步文化领导地位陷入倒退文化的深渊，实在是一件深可痛惜的事情。
倒退文化和进步文化竞争，结果必然是要着着失败，顽固派反动派不自反省其失败之所由来，而徒怀恨于进步文化的突飞猛进，以为他们之所以着着失败，是进步文化做了他们的障碍，于是发生一种幻想，以为只须用全力消灭进步文化，便可达到他们“唯我独尊”的目的，从此可以高枕而卧，从心所欲了。
由于这种幻想所生的结果，便是压迫进步文化摧残进步文化，于是才有进步文化遭难的不幸现象。
进步文化所包含的因素，我在上节已经谈过。进步文化是有时代性的，我们在今日中国所提到的进步文化，当然要连系到中国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我和数百工作同志所共同努力的文化事业，以生活书店为中心，只是全国进步文化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逆流中，整个进步文化遭受压迫的情况下，这一部分所遭到的苦难尤为残酷，此中也有其独特的原因。
在野各抗日党派对于文化事业都各有其相当的经营，而其中的中共在其中心所在地的延安及其抗敌卫国的敌后根据地，固有其大规模的文化事业，即在战时首都，亦有其日报杂志的刊行，及书店的设立。除中共外，其他在野抗日政党所办的文化事业，规模都较小，如青年党在成都有一种日报的刊行，此外有《国论》的刊行，国社党有《再生》周刊的刊行，以前仅在香港有《国家社会报》为其机关报；第三党原有一种定期刊名《民族解放行动》，似时有时辍。职教派有《国讯旬刊》。村治派的梁漱溟先生到香港为民主政团同盟创办《光明报》时才有一定的言论机关，经常发表他的政见。（日本占领香港后，当然停办。）就上述各党派而论，中共所主持的文化事业，显然有较大的规模与广大的力量，故在大后方文化摩擦尖锐的时候，所受的压迫也很厉害，但以中共在坚强的组织上及进步的政治力量与进步的武装力量上都可使顽固派反动派不得不有所顾忌。这一部分进步文化事业在后方所遭受的压迫尚有其限度，理由便在此。其他党派所办的文化事业因规模较小，摩擦的机会虽亦常有，（例如成都的青年党机关报就常与当地的党部及检查机关有激烈的斗争。）其发展或扩大亦常有其限度。故同为进步文化范围内的事业，顽固派反动派的压迫或摧残，却每与对方事业的规模及力量成正比例，而像中共在政治上及武装上有其进步的实力以作其进步文化的保障，那在在野各抗日党派中却算是例外。
现在要谈到我和生活书店同人所支持的那部分进步文化事业。关于生活书店的组织和管理，以及生活书店全体工作同志精神之所在，我在拙著《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中论述颇详，可供参考，我在这里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生活就组织上说，它是四五百工作同志在十六年长时期中（假定以《生活》周刊创办于一九二五年为始，至被摧残到一九四〇年为一段落，）血汗乃至血泪的结晶品，一步一步由极小规模而扩充起来，将所有收入尽用于事业的扩充与改进，而不是由任何政党或政团出资创办的；就这一点说，我可以毅然决然地说，生活书店是没有党派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除内部的四五百工作同志外，围绕着生活书店热心支持本店文化事业的无数的进步作家，以及海内外热烈赞助本店文化事业的无数的读者，对于本店的构成，当然也尽了很大的力量，是本店内部工作同志所永远铭感与永远引为无限光荣的。）但是就精神上说，由于我是忠诚坚贞的爱国者，由于最大多数的工作同志都是热烈诚挚的爱国青年，（在长期的过程及最大多数的集体力量中即有一二例外或差一点的，亦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文化机关在救国会成立以前，就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运动在实际上连在一起，自从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发生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生活书店所出版的定期刊，尤其是《大众生活》，在事实上成为全国救亡运动最主要的机关刊物。其他书籍杂志，足供救亡运动参考者亦甚被社会重视。至于团结，抗战，民主，在救国会所提出的政纲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亦成为进步文化的内容，生活书店即为进步文化机关，对于救国会政纲的热诚拥护与努力倡导，固为意中事：因此有人认生活书店是救国会派的文化机关。关于这一点，就救国的主张而论，我们用不着否认，而且我们数百同志所共同努力的这个文化机关，能在救亡运动中有所贡献，正是我们深深觉得无上光荣的事情。
生活书店虽非救国会所出资创办的，也不是在组织上直接隶属于救国会的，但对于救国主张在原则上或精神上却与救国会共鸣，具体说来，就是对于团结，抗战，民主，的积极倡导与拥护是和救国会一致的，是和救国会同样坚决的；这都是事实，我只是很坦白地把事实提它一提。事实胜雄辩，这样明显的事实，本来用不着再提，但是一则因为谈到文化事业机关与党派有无关系的一般情形，有交代明白的必要；再则因为国民党的顽固派反动派不能以堂堂正正之旗，光明磊落地在文化事业上与人作工作的竞赛，往往利用党派斗争的藉口，周纳陷害，掩人耳目，而在实际上只是压迫进步文化事业，摧残进步文化事业而已！如今把事实指出，愈使魑魅魍魉无所遁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了！（关于生活书店的组织及其构成历史，和它的进步性也有关系，以后还要谈到。）
我和数百工作同志所艰苦支持的这一部分的进步文化事业————中国整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虽是与党派没有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因为他的事业在本质上是进步文化事业，已足招顽固派的嫉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甘心。更加火上添油的是他的事业突飞猛进，力量宏伟，（至少在他们看来，虽则我们还觉得欿然不自足，）除中共外，其他在野的抗日党派所主持的文化事业，在规模及力量上都比较地小，于是在顽固派反动派看来，这支坚强伟大的进步文化生力军是他们的莫大障碍物。同时因为它除在救国主张上和救国会派共鸣外，在实际上也并不是任何党派的机关，而只是与党派没有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更说不到有什么实际的政治力量和进步的武装力量做保障，使顽固派反动派的鼠胆不得不于横行之余稍稍有所顾忌，所以除了法律保障和民众同情之外，顽固派反动派可以违法蹂躏，任所欲为。法律在他们手里，正如中央图书杂志审查会总务主任朱某所公然言称：“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法律保障无从说起，民众组织早在官化之列，真正的民众同情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短时期内，在表面上，是无法急速加以拯救的。这便是在政治逆流中，整个进步文化遭受压迫的情况下，这一部分进步文化所遭到的苦难尤为惨酷的独特的原因。
讲到生活书店发展的迅速，蓬勃的气象，我不是在这里写生活书店历史，无意作有系统的详细的叙述；我在这里只是要说明生活书店发展的迅速和气象的蓬勃如何引起深刻的注意。如果他的规模小，力量小，所遭的苦难也许不致于这样惨酷。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发生以前，生活书店总店在上海，分店仅广州及汉口两处。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适应抗战期间全国同胞对于抗战文化的迫切，本店特派高级干部数十人分往内地各重要地点创设分店，由于负责干部的艰苦奋斗，业务更一日千里，异常发达，不到一年，全国分店已达五十余处。一九三八年总店已移至汉口，负责主持营业的同事，为着使全国读者便于就近购买所需书报起见，特将散处全国各地的五十余处分店在一张地图上用圆点注明，以此图形在报头刊登半版广告，陆续在各报登出。不料有一天将这样的广告底稿送至国民党的机关报《扫荡报》接洽登载的时候，竟被无故拒绝！我们的那位同事深觉诧异，再三向该报广告部探询原因，据说是“上面”预先这样嘱咐的，后来又问他们，何以有这样的嘱咐，据说这个广告有着政治作用！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出版机关在报上登载分店地址的广告，有什么“政治作用”之可言？如果大家都承认当前的政治大目标应该是：坚持团结抗战，实现民主政治，那么这种进步文化机关愈发达，于政治目标的加速达到，正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要拒绝它登载分店地址的广告呢？这种奇异现象的解释其实也很简单，就在：那个时候，这个进步文化机关发展的迅速和气象的蓬勃，已经吓倒了国民党中的某些顽固分子反动分子！不过那个时候的政治“曲线”还未迅速往下降，顽固派反动派还不敢十分放纵，只想尽力压抑你的发展，未敢即下决心请你完全关门大吉罢了。
但是适应进步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向前发展是不可能压抑的，生活书店的事业仍然向前发展；最显著的象征是任何一个分店都挤满着热心读者，自朝至暮，川流不息，清晨赶着开门，晚间难于关门，各地读者热烈的情绪是十分使人感奋的。
白健生先生（崇禧）的秘书某君有一次告诉我，说他有一天陪白先生在桂林乘汽车经过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门口，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白先生以为是什么戏院的门口，无数观众，在那里拥挤着争先恐后地购买戏票！那位秘书听了不禁笑了起来，说那是生活书店的门口，拥挤着的人们是要买书报，不是要买什么戏票。白先生听了为之欣然，说这足见抗战期间民众文化的突飞猛进，真是可喜的好现象！白先生当时脱口而出的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完全出于爱国的至诚。但是白先生没有料到生活书店以后所遭到顽固派反动派的那样残酷的摧残。这种“可喜的好现象”时常接触到他们的眼帘，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进步文化的突飞猛进，虽有利于国家民族，虽有利于人民大众，但却是顽固派反动派的莫大的障碍物。他们是津津有味于军事摩擦，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但是受过进步文化的熏陶的人却不肯闭着眼睛，黑着良心让他们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在进步文化遭受压迫的时候，曾经听到顽固派反动派宣称进步文化的“罪状”，这样说道：许多青年一经看过新书报（指进步的书报）之后，头脑就坚强得像石头一样，他们的言论（指顽固派反动派自己的言论，即他们所办的“杀千刀文化”）无论如何再打不进去！因此他们对着进步文化的伟大力量发抖，于是忍心害理，加以摧残。
如上述顽固派反动派所宣称的进步文化的“罪状”而果为事实，我们不禁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庆幸！为什么呢？进步文化的当前主要目标是巩固团结抗战，促进民主政治，如今经过进步文化的努力，在中国青年中产生了整千整万的团结抗战的坚持者，产生了整千整万的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使“杀千刀文化”竟无所施其技，这不是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奠定了坚强不能动摇的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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