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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五年前提出的一个大胆的假设，说《醒世姻缘》的作者也许就是蒲松龄，也许是他的朋友。几年来的证据都帮助我证明这书是蒲松龄作的。这些证据是：
（1）《醒世姻缘》写的悍妇和《聊斋志异》写的一些悍妇故事都很像有关系。尤其是《江城》篇的命意与布局都和《醒世姻缘》相符合。
（2）《骨董琐记》引鲍廷博（生一七二八，死一八一四）的话，说蒲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实有所指”。
（3）孙楷第先生用《济南府志》及淄川、章邱两县的县志来研究《醒世姻缘》的地理和灾荒，证明这部小说的作者必是淄川或章邱人，他的时代在崇祯与康熙之间。蒲松龄最合这些条件，他用章邱来写淄川，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用天长、五河来写全椒是同样的心理。
（4）新发现的聊斋白话曲本证明蒲松龄是能做写实的土话文学的作家。
（5）胡鉴初先生用聊斋的十几种曲本的特别土话来比较《醒世姻缘》里的特别土话，使我们能从文字学上断定《醒世姻缘》的作者必是蒲松龄。
这些证据，我认为很够的了。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推测蒲松龄著书的用意。
蒲松龄那样注意怕老婆的故事，那样卖力气叙述悍妇的故事，免不得叫人疑心他自己的结婚生活也许很不快乐，也许他自己就是吃过悍妇的苦痛的人。但我们现在读了他的妻子《刘孺人行实》，才知道她是一个贤惠妇人，他们的结婚生活是同甘苦的互助生活，他们结婚五十六年，她先死两年（一七一三），聊斋先生不但给她作佳传，还作了许多很悲恸的悼亡诗。诗中有云：
……分明荆布搴帏出，仿佛频呻入耳闻。
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图此夕顿离分。
又云：
烛影昏黄照旧帏，衰残病痛复谁知？
伤心把盏浇愁夜，苦忆连床说梦时。
无可奈何人似槿，不能自己泪如丝。
生平曾未开君箧，此日开来不忍窥。
又云：
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
又有《过墓作》云：
……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叩不一应，泪下如流泉。
汝坟即我坟，胡乃先著鞭？只此眼前别，沉痛摧心肝。
又有诗云：
午睡初就枕，忽荆人入，见余而笑。急张目，则梦也。
一自长离归夜台，何曾一夜梦君来。
忽然含笑搴帏入，赚我朦胧睡眼开。
这种老年的哀悼可以使我们相信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和好。
但《刘孺人行实》一篇也可以使我们知道蒲家门里确有一两位不贤的妇人，是聊斋先生少年时代亲自领略过的。《行实》说：
孺人]入门最温谨，朴讷寡言，不及诸宛若慧黠，亦不似他者与姑勃溪也。太孺人谓其有赤子之心，颇加怜爱，到处逢人称道之。冢妇益恚，率娣姒若为党，疑姑有偏私，频侦察之。而太孺人素坦白，即庶子亦抚爱如一，无瑕可蹈也。然时以虚舟之触为姑罪，呶呶者竞长舌无已时。处士公日，“此乌可久居哉！”乃析著授田二十亩；时岁歉，荍五斗粟三斗。杂器具，皆弃朽败，争完好者，而孺人嘿若痴。兄弟皆得夏屋，羹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篙满之。孺人薙荆榛，觅佣作堵，假伯兄一白板扉，聊分外内；出逢入者，则避扉后，俟入之乃出。……
这段文章写刘孺人的贤劳，同时也写出了聊斋先生的大嫂（冢妇）的可怕。这位大嫂大概已被她的小叔子搜进《醒世姻缘》里配享去了。
但蒲家的冢妇决不是江城和素姐的真身，因为聊斋先生曾留下一封书札，使我们知道素姐的真身是一位王家的太太。去年我得读三种本子的《聊斋文集》，一种是坊间的石印本，一种是清华大学藏的旧抄本，一种是马立勋先生抄本。清华本有一篇《与王鹿瞻》的书札，是很严厉的责备的话，全文如下：
客有传尊大人弥留旅邸者，兄未之闻耶！其人奔走相告，则亲兄爱兄之至者矣。谓兄必泫然而起，匍匐而行，信闻于帷房之中，履及于寝门之外。即属讹传，亦不敢必其为妄。何漠然而置之也！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又不能如孤犊之从母，以致云水茫茫，莫可问讯，此千人之所共指，而所遭不淑，同人犹或谅之。若闻亲讣，犹俟棋终，则至爱者不能为兄讳矣。请速备材木之资，戴星而往，扶榇来归，虽已不可以对衾影，尚冀可以掩耳目。不然，迟之又久，则骸骨无存，肉虎狼，魂迷乡井，兴思及此，俯仰何以为人！闻君诸舅将有问罪之师，故敢漏言于君，乞早自图之。若俟公函一到，则恶名彰闻，永不齿于人世矣。涕泣相道，惟祈原宥不一。
这封信里可以看出王鹿瞻的妻子是一个很可怕的悍妇，闹的把他的父亲赶出门去，“云水茫茫，莫可问讯”，使他成为“千人之所共指”；有人来报说他父亲死在客中，他还不敢去奔丧！所以蒲松龄写这封极严厉的责问书，警告他将有“恶名彰闻，永不齿于人世”的危险。这位王鹿瞻明明是《马介甫》篇的杨万石的真身，也就是高蕃、狄希陈的影子。
王鹿瞻的事实已不可考了，但我们知道他是蒲松龄的好朋友，他们都是郢中诗社的创始社员。《聊斋文集》（清华藏本与马氏抄本）有《郢中社序》云：
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堄之隔，故不时得相晤，晤时瀹茗倾谈，移晷乃散。因思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晏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聚固不以时限，诗亦不以格拘，成时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
这样看来，王鹿瞻也是一个能作诗的文人，能和李尧臣（希梅）张笃庆（历友）蒲松龄一班名士往来倡和，决不像狄希陈那样不通的假秀才。大概他的文学地位近于《江城》篇的高蕃，逐父近于《马介甫》篇的杨万石，而怕老婆的秀才相公则是兼有高蕃、杨万石、狄希陈三位的共同资格了。
大概蒲松龄早年在自己家庭里已看饱了他家大嫂的悍样，已受够了她的恶气；后来又见了他的同社朋友王鹿瞻的夫人的奇悍情形，实在忍不住了，所以他发愤要替这几位奇悍的太太和她们压的不成人样的几个丈夫留下一点文学的记录。他主意已定，于是先打下了几幅炭画草稿，在他的古文《志异》里试写了一篇，又试一篇；虚写了几位，又实写了几位。他写下去，越写越进步了；不光是描写悍妇了，还想出一种理论上的解释来了。
我们试取《马介甫》、《邵女》、《江城》三篇来作比较。《马介甫》篇大概是为王鹿瞻的家事做的；一班淄川名士看着王鹿瞻怕老婆怕的把老子也赶跑了，他们气愤不过，纷纷议论这人家的怪事。于是蒲松龄想出这篇文章来，造出一个狐仙马介甫来做些大快人心的侠义行为，又把那悍妇改嫁给一个杀猪的，叫她受种种虐待。这班秀才先生看了这篇，都拍手叫痛快。但一位名士毕世持还不满足，说这篇文章太便宜了那位杨万石了，所以他又在末尾添上几行，把那位怕老婆的丈夫写的更不成个人样。这样一来，这班秀才相公们对于王鹿瞻家的“公愤”总算发泄了。
但蒲松龄先生还不满足，他想把这种事件当作一个社会问题看，想寻出一个意义来：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变成这样穷凶极恶呢？为什么做丈夫的会忍受这样凶悍的待遇呢？这种怪现状有什么道理可解释呢？这种苦痛有什么法子可救济呢？
《邵女》一篇就是小试的解释。在这一篇里，聊斋认定悍妒是命定的，是由于“宿报”的，是一点一滴都有报应的。如金氏虐杀两妾，都是“宿报”；她又虐待邵女，邵女无罪，故一切鞭挞之刑，以及一烙二十三针，都得一一抵偿。在邵女的方面，她懂得看相，自己知道“命薄”，所以情愿作妾，情愿受金氏的折磨，“聊以泄造化之怒耳”。这都是用命定和宿报之说来解释这个问题。
但《邵女》一篇的解释还不能叫读者满意。金氏杀两妾是“宿报”，宿报就不算犯罪了吗？邵女自知“命薄”，这是命定的；她却能用自由意志去受折磨，让金氏“烙断晦纹”，薄命就成了福相了。究竟人生福禄是在“命”呢？还是在“相”呢？邵女能不能自己烙断自己的晦纹呢？邵女命薄该受罪，那么，金氏虐待她有何罪过呢？岂不是替天行“命”吗？金氏替邵女烙断了晦纹，把薄命变成福命，又岂不是有功于她吗？为什么还得抵偿种种虐待呢？
《江城》一篇，就大不同了。作者似乎把这个问题想通彻了，索性只承认“宿报”一种解释。故《江城》的解释只是“此是前世因，今作恶报，不可以人力为也。”篇末结论云：
人生业果，饮啄必报。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
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
这竟是定下了一条普遍的原则，把人世一切夫妇的关系都归到了“果报”一个简单原则之内。这竟成了一种婚姻哲学了！
这个解释，姑且不论确不确，总算是最简单、最彻底、最容易叫人了解，所以可说是最满意的解释。蒲松龄自己也觉得很得意，所以他到了中年，又把那篇不满三千字的《江城》故事放大了二十四倍，演成了一部七万字的戏曲，题作《禳妒咒》。他到了晚年，阅历深了，经验多了，更感觉这个夫妇问题的重要，同时又更相信他的简单解释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于是又把这个《江城》故事更放大了，在那绝大的人生画布上，用老练的大笔，大胆的勾勒，细致的描摹，写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小说，题作《醒世姻缘传》，比那原来的古文短篇放大了三百三十倍！
他作《禳妒咒》时，还完全沿用《江城》故事，连故事里的人物姓名都完全不曾改动。但他改作《醒世姻缘》小说时，他因为书中有些地方的描写未免太细腻了，未免太穷形尽相了，所以他决心不用他的真姓名。他用了“西周生”的笔名，所以他不能不隐讳此书与《聊斋志异》的关系了。况且这书中把前后两世的故事都完全改作过了，也有重换人物姓名的必要。所以《江城》故事里的人物姓名一个也不存留了。
然而《江城》的故事，经过一番古文的写法，又经过一番白话戏曲的写法，和作者的关系太深了，作者就要忘了他，也忘不了。所以他把《江城》故事的人物改换姓名时，处处都留下一点彼此因袭的痕迹。试看：
江城姓樊，而《醒世姻缘》的主角是薛素姐，岂不是暗拆“樊素”的姓名？江城的丈夫名高蕃，而素姐的丈夫名狄希陈。狄希陈字友苏，固然是暗指苏东坡的朋友，那位怕老婆的陈季常；但“希陈”也许原来是因高蕃而想到陈蕃哩。
高蕃的父亲名高仲鸿。而狄希陈的父亲名狄宾梁，岂不是暗拆“梁鸿”的姓名呢？
高蕃恋一妓女，名谢芳兰，而狄希陈最初恋爱的妓女名孙兰姬，似乎也不无关系。
《江城》故事里的人物，有姓名的只有五个（其一为王子雅），而四个都像和《醒世姻缘》里相当的人物有因袭演变的关系，这也许不全是偶然的巧合，也许都是由于心理上一种很自然的联想吧？
《醒世姻缘》的人物虽然改了姓名，换了籍贯，然而这部大书的全部结构仍旧和那短篇的《江城》故事是一样的，也完全建筑在同样一个理论之上。江城的奇悍是由于前世因，素姐的奇悍也是由于前世因。在两书里，这种前世冤业同是无法躲避的，是不能挽救的，只有祈求佛力可以解除。《醒世姻缘》的引起里说：
这都尽是前生前世的事，冥冥中暗暗造就，定盘星半点不差（参看本文第一节）。
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宗教信仰！然而这位伟大的蒲松龄，从中年到晚年，终不能抛弃这个迷信，始终认定这个简单的信仰可以满意地解答一切美满的姻缘和怨毒的家庭。那些和好的夫妻都是
前世中或是同心合意的朋友，或是恩爱相合的知己，或是义侠来报我之恩，或是负逋来偿我之债，或前生原是夫妻，或异世本来兄弟。
那些仇恨的夫妻都是因为
前世中以强欺弱，弱者饮恨吞声；以众暴寡，寡者莫敢谁何；或设计以图财，或使奸而陷命；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妇。
这个根本见解，我们生在二百多年后的人不应该讪笑他，也不应该责怪他。我们应该保持历史演化的眼光，认清时代思潮的绝大势力；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总不能完全跳出他那时代的思想信仰的影响。何况蒲松龄本来不是一个有特别见识的思想家呢？
蒲松龄（生于一六四〇，死于一七一五）虽有绝高的文学天才，只是一个很平凡的思想家。他的《聊斋志异·自序》里曾说他自己“三生石上，颇悟前因”，因为，他说：
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贴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栖止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首自念，毋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
他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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