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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会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汪君对于这书校读的细心，费的工夫之多，这都是我深知道并且深佩服的；我想这都是读者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细说了。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的序里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水浒》）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圣叹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时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我们读吕用晦的文集，还可想见当时的时文大选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参看《儒林外史》）。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这部新本《水浒》的好处就在把文法的结构与章法的分段来代替那八股选家的机械的批评。即如第五回瓦棺寺一段：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
金圣叹批道：“写突如其来，只用二笔，两边声势都有。”
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
圣叹批道：“其语未毕。”
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
圣叹批道：“四字气忿如见。”
说在先敝寺……
圣叹批道：“说字与上‘听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气忿忿在一边夹着‘你说你说’耳。章法奇绝，从古未有。”
现在用新标点符号写出来便成：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说：在先敝寺……”
这样点读，便成一片整段的文章，我们不用加什么恭维施耐庵的评语，读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声口和插入的气话；自然觉得这是很能摹神的叙事；并且觉得这是叙事应有的句法，并不是施耐庵有意要作“章法奇绝，从古未有”的文章。
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
圣叹生在明朝末年，正当“清议”与“威权”争胜的时代，东南士气正盛，虽受了许多摧残，终不曾到降服的地步。圣叹后来为了主持清议以至于杀身，他自然是一个赞成清议派的人。故他序《水浒》第一回道：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横求之四海，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跽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
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天下无道？日，王进去而高俅来矣。
这一段大概不能算是穿凿附会。《水浒传》的著者著书自然有点用意，正如楔子一回中说的，“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著些甚么？”他开篇先写一个人人厌恶不肯收留的高俅，从高俅写到王进，再写到史进，再写到一百八人，他著书的意思自然很明白。金圣叹说他要写“乱自上生”，大概是很不错的。圣叹说“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这一句话很可代表明末清议的精神。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说：
东汉大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
这种精神是十七世纪的一种特色，黄梨洲与金圣叹都是这种清议运动的代表，故都有这种议论。
但是金圣叹《水浒》评的大毛病也正在这个“史”字上。中国人心里的“史”总脱不了《春秋》笔法“寓褒贬，别善恶”的流毒。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他以为《水浒传》对于宋江，处处用《春秋》笔法责备他。如第二十一回，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逃难出门，临行时“拜辞了父亲，只见宋太公洒泪不已，又分付道，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这本是随便写父子离别，并无深意。金圣叹却说：
无人处却写太公洒泪；有人处便写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笔写成。普天下读书人慎勿谓《水浒》无皮里阳秋也。
下文宋江弟兄“分付大小庄客，早晚殷勤服侍太公；休教饭食有缺”。这也是无深意的叙述。圣叹偏要说：
人亦有言，“养儿防老”。写宋江分付庄客服侍太公，亦皮里阳秋之笔也。
这种穿凿的议论实在是文学的障碍。《水浒传》写宋江，并没有责备的意思。看他在三十五回写宋江冒险回家奔丧，在四十一回写宋江再冒险回家搬取老父，何必又在这里用曲笔写宋江的不孝呢？
又如五十三回写宋江破高唐州后，“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这是照例的刻板文章，有何深意？圣叹偏要说：
如此言，所谓仁义之师也。今强盗而忽用仁义之师，是强盗之权术也。强盗之权术而又书之者，所以深叹当时之官军反不能然也。彼三家村学究不知作史笔法，而遽因此等语过许强盗真有仁义不亦怪哉？
这种无中生有的主观见解，真正冤枉煞古人！圣叹常骂三家村学究不懂得“作史笔法”，却不知圣叹正为懂得作史笔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
这部新本的《水浒》把圣叹的总评和夹评一齐删去，使读书的人直接去看《水浒传》，不必去看金圣叹脑子里悬想出来的《水浒》的“作史笔法”；使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浒》的文学，不必去管十七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横云断山法”！
二
我既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我既主张让读书的人自己直接去研究《水浒传》的文学，我现在又拿什么话来做《水浒传》的新序呢？
我最恨中国史家说的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嚼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因为我不幸有点历史癖，故我无论研究什么东西，总喜欢研究他的历史。因为我又不幸有点考据癖，故我常常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现在我有了这个机会替《水浒传》做一篇新序，我的两种老毛病————历史癖与考据癖————不知不觉的又发作了。
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得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功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功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传》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我先把这句武断的话丢在这里，以下的两万字便是这一句话的说明和引证。
我且先说元朝以前的《水浒》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历一一二一）的本纪说：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溯，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海州］，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在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留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我们看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自序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郡事略》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我们看这段话，可见（1）南宋民间有一种“宋江故事”流行于“街谈巷语”之中；（2）宋元之际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传写”这种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见黜”；（3）那种故事一定是一种“英雄传奇”，故龚圣与“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这种故事的发生与流传久远，决非无因。大概有几种原因：（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种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浒传》的远祖。我们看《宣和遗事》便可看见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记梁山泊好汉的事，共分六段：
（1）杨志、李进义（后来作卢俊义）、林冲、王雄（后来作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个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义为兄弟。后来杨志在颍州阻雪，缺少旅费，将一口宝刀出卖，遇着一个恶少，口角厮争。杨志杀了那人，判决配卫州军城。路上被李进义、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北京留守梁师宝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十万贯的金珠珍宝上京，为蔡太师上寿，路上被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药醉倒，抢去生日礼物。
（3）“生辰纲”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的字样，追究到晁盖等八人。幸得郓城县押司宋江报信与晁盖等，使他们连夜逃走。这八人连结了杨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为寇。
（4）晁盖感激宋江的恩义，使刘唐带金钗去酬谢他。宋江把金钗交给娼妓阎婆惜收了，不料被阎婆惜得知来历，那妇人本与吴伟往来，现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杀了他们，题反诗在壁上，出门跑了。
（5）官兵来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庙里。官兵退后，香案上一声响亮，忽有一本天书，上写着三十六人姓名。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见二十人之外，有杜千、张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带了朱全、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时晁盖已死，吴加亮与李进义为首领。宋江带了天书上山，吴加亮等遂共推宋江为首领。此外还有公孙胜、张顺、武松、呼延绰、鲁智深、史进、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员。（宋江为帅不在天书内。）
（6）宋江等既满三十六人之数，“朝廷无其奈何”，只出得榜招安。后有张叔夜“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遗事》一书，近人因书里的“惇”字缺笔作“惇”字；故定为宋时的刻本。这种考据法用在那“俗文伪字弥望皆是”的民间刻本上去，自然不很适用，不能算是充分的证据。但书中记宋徽宗、钦宗二帝被虏后的事，记载得非常详细，显然是种族之痛最深时的产物。书中采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笔记和小说，采的诗也没有刘后村以后的诗。故我们可以断定《宣和遗事》记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时代民间通行的小说。
周密（宋末人，元武帝时还在）的《癸辛杂识》载有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三十六人的姓名大致与《宣和遗事》相同，只有吴加亮改作吴用，李进义改作卢俊义，阮进改为阮小二，李海改为李俊，王雄改为杨雄：这都与《水浒传》更接近了。此外周密记的，少了公孙胜、林冲、张岑、杜千四人，换上宋江、解珍、解宝、张横四人，（《宣和遗事》有张横，又写作李横，但不在天书三十六人之数。）也更与《水浒》接近了。
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全无事实，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没有考据材料的价值。但他那篇自序却极有价值。序的上半————引见上文————可以证明宋元之际有李嵩、高如等人“传写”梁山泊故事，可见当时除《宣和遗事》之外一定还有许多更详细的水浒故事。序的下半很称赞宋江，说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又说：
盗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
这明明是说“奸人政客不如强盗”了！再看他那些赞的口气，都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文龙史进赞：“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如小李广花荣赞：“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这都是当时宋遗民的故国之思的表现。又看周密的跋语：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
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后世之讥。
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羽作本纪，
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能辨之。
这是老实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的话。这便是元朝“《水浒》故事”所以非常发达的原因。后来长江南北各处的群雄起兵，不上二十年，遂把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强横的民族的帝国打破，遂恢复汉族的中国。这里面虽有许多原因，但我们读了龚圣与、周密的议论，可以知道水浒故事的发达与传播也许是汉族光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哩。
三
元朝水浒故事非常发达，这是万无可疑的事。元曲里的许多水浒戏便是铁证。但我们细细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又可以断定元朝的水浒故事决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
元朝戏曲里演述梁山泊好汉的故事的，也不知有多少种。依我们所知，至少有下列各种：
1.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录鬼簿》作《双献头》）
2.又
《黑旋风乔教学》
3.又
《黑旋风借尸还魂》
4.又
《黑旋风斗鸡会》
5.又
《黑旋风诗酒丽春园》
6.又
《黑旋风穷风月》
7.又
《黑旋风大闹牡丹园》
8.又
《黑旋风敷演刘耍和》［（4）至（8）五种《涵虚子》皆无“黑旋风”三字，今据暖红室新刻的钟嗣成《录鬼簿》为准。］
9.杨显之的 《黑旋风乔断案》
10.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11.又
《黑旋风老收心》
12.红字李二的《板踏儿黑旋风》（《涵虚子》无下三字）
13.又《折担儿武松打虎》
14.又《病杨雄》
15.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录鬼簿》上三字作“报冤台”，“博”字作“扑”，今据《元曲选》。）
16.又《燕青射雁》
17.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
18.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
19.又
《张顺水里报怨》
以上关于梁山泊好汉的戏目十九种，是参考《元曲选》、《涵虚子》（《元曲选》卷首附录的）和《录鬼簿》（原书有序，年代为至顺元年，当西历一三三〇年；又有题词，年代为至正庚子，当西历一三六
〇年。）三部书辑成的。不幸这十九种中，只有那加“●”的五种现在还保存在臧晋叔的《元曲选》里（下文详说），其余十四种现在都不传了。
但我们从这些戏名里，也就可以推知许多事实出来：第一，元人戏剧里的李逵（黑旋风）一定不是《水浒传》里的李逵。细看这个李逵，他居然能“乔教学”，能“乔断案”，能“穷风月”，能玩“诗酒丽春园”！这可见当时的李逵一定是一个很滑稽的脚色，略像萧士比亚戏剧里的佛斯大夫（falstaff）————有时在战场上呕人，有时在脂粉队里使人笑死。至于“借尸还魂”，“敷演刘耍和”，“大闹牡丹园”，“老收心”等等事，更是《水浒传》的李逵所没有的了。第二，元曲里的燕青，也不是后来《水浒传》的燕青：“博鱼”和“射雁”，都不是《水浒传》的事实。（《水浒》有燕青射鹊一事，或是受了“射雁”的暗示的。）第三，《水浒》只有病关索杨雄并没有“病杨雄”的话，可见元曲的杨雄也和《水浒》的杨雄不同。
【萧士比亚：今通译莎士比亚。】
【佛斯大夫：今通译福斯塔夫，莎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
现在我们再看那五本保存的梁山泊戏，更可看出元曲的梁山泊好汉和《水浒传》的梁山泊好汉大不相同的地方了。我们先叙这五本戏的内容：
（1）《黑旋风双献功》讲宋江的朋友孙孔目带了妻子郭念儿上泰安神州去烧香，因路上有强盗，故来问宋江借一个护臂的人。李逵自请要去，宋江就派他去。郭念儿和一个白衙内有奸，约好了在路上一家店里相会，各唱一句暗号，一同逃走了。孙孔目丢了妻子，到衙门里告状，不料反被监在牢里。李逵扮做庄家呆后生，买通牢子，进监送饭，用蒙汗药醉倒牢子，救出孙孔目；又扮做祗候，偷进衙门，杀了白衙内和郭念儿，带了两颗人头上山献功。
（2）《李逵负荆》讲梁山泊附近一个杏花庄上，有一个卖酒的王林，他有一女名叫满堂娇。一日，有匪人宋刚和鲁智恩，假冒宋江和鲁智深的名字，到王林酒店里，抢去满堂娇。那日李逵酒醉了，也来王林家，问知此事，心头大怒，赶上梁山泊，和宋江、鲁智深大闹。后来他们三人立下军令状，下山到王林家，叫王林自己质对。王林才知道他女儿不是宋江们抢去的。李逵惭愧，负荆上山请罪，宋江令他下山把宋刚、鲁智恩捉来将功赎罪。
（3）《燕青博鱼》讲梁山泊第十五个头领燕青因误了限期，被宋江杖责六十，气坏了两只眼睛，下山求医，遇着卷毛虎燕顺把两眼医好，两人结为弟兄。燕顺在家因为与哥哥燕和嫂嫂王腊梅不和，一气跑了。燕和夫妻有一天在同乐院游春，恰好燕青因无钱使用在那里博鱼。燕和爱燕青气力大，认他做兄弟，带回家同住。王腊梅与杨衙内有奸，被燕青撞破。杨衙内倚仗威势，反诬害燕和、燕青持刀杀人，把他们收在监里。燕青劫牢走出，追兵赶来，幸遇燕顺搭救，捉了奸夫淫妇，同上梁山泊。
（4）《还牢末》讲史进、刘唐在东平府做都头。宋江派李逵下山请他们入伙，李逵在路上打死了人，捉到官，幸亏李孔目救护，定为误伤人命，免了死罪。李逵感恩，送了一对扁金环给李孔目。不料李孔目的妾萧娥与赵令史有奸，拿了金环到官出首，说李孔目私通强盗问成死罪。刘唐与李孔目有旧仇，故极力虐待他，甚至于收受萧娥的银子，把李孔目吊死。李孔目死而复生，恰好李逵赶到，用宋江的书信招安了刘唐、史进，救了李孔目，杀了奸夫淫妇，一同上山。
（5）《争报恩》讲关胜、徐宁、花荣三个人先后下山打探军情。济州通判赵士谦带了家眷上任，因道路难行，把家眷留在权家店，自己先上任。他的正妻李千娇是很贤德的，他的妾王腊梅与丁都管有奸。这一天，关胜因无盘缠在权家店卖狗肉，因口角打倒丁都管，李千娇出来看，见关胜英雄，认他做兄弟。关胜走后，徐宁晚间也到权家店，在赵通判的家眷住屋的稍房里偷睡，撞破丁都管和王腊梅的奸情，被他们认做贼，幸得李千娇见徐宁英雄，认他做兄弟，放他走了。又一天晚间，李千娇在花园里烧香，恰好花荣躲在园里；听见李千娇烧第三炷香“愿天下好男子休遭罗网之灾”，花荣心里感动，向前相见。李千娇见他英雄，也认他做兄弟。不料此时丁都管和王腊梅走过门外，听见花荣说话，遂把赵通判喊来。赵通判推门进来，花荣拔刀逃出，砍伤他的臂膊。王腊梅咬定李千娇有奸，告到官衙，问成死罪。关胜、徐宁、花荣三人得信，赶下山来，劫了法场，救了李千娇，杀了奸夫淫妇，使赵通判夫妻和合。
我们研究这五本戏，可得两个大结论：
第一，元朝的梁山泊好汉戏都有一种很通行的“梁山泊故事”作共同的底本，我们可看这五本戏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1）《双献功》里的宋江说：“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及时雨者是也。幼年曾为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喽啰。塞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
（2）《李逵负荆》里的宋江自白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话。其余略同上。又王林也说：“你山上头领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汉。……老汉在这里多亏了头领哥哥照顾老汉。”
（3）《燕青博鱼》里，宋江自白与《双献功》大略相同，但有“人号顺天呼保义”的话，又叙杀阎婆惜事也更详细：有“因带酒杀了阎婆惜，一脚踢翻烛台，延烧了官房”一事。又说“晁盖三打祝家庄，中箭身亡”。
（4）《还牢末》里，宋江自叙有“我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好汉，见了我时，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的话。其余与《双献功》略同，但无“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话。
（5）《争报恩》里，宋江自叙词：“只因误杀阎婆惜，逃出郓州城，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忠义堂高搠杏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哪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这一段只说三十六人，又有“应天上恶魔星”的话，与《宣和遗事》说的天书相同。
看这五条，可知元曲里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据于一种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这时代的“梁山泊故事”有可以推知的几点：（1）宋江的历史，小节细目虽互有详略的不同，但大纲已渐渐固定，成为人人皆知的故事。（2）《宣和遗事》的三十六人，到元朝渐渐变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已加到百零八人了。（3）梁山泊的声势越传越张大，到元朝时便成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的“水浒”了。（4）最重要的一点是元朝的梁山泊强盗渐渐变成了“仁义”的英雄。元初龚圣与自序作赞的意思，有“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的话，那不过是希望的话。他称赞宋江等，只能说他们“名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故辙”；这是说他们老老实实的做“盗贼”，不敢称王称帝。龚圣与又说宋江等“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到了后来，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的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
这是元曲里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第二，元曲演梁山泊故事，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但这个共同之点只限于那粗枝大叶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汉的个人历史、性情、事业，当时还没有个固定的本子，故当时的戏曲家可以自由想象，自由描写。上条写的是“同”，这条写的是“异”。我们看他们的“异”处，方才懂得当时文学家的创造力。懂得当时文学家创造力的薄弱，方才可以了解《水浒传》著者的创造力的伟大无比。
我们可先看元曲家创造出来的李逵。李逵在《宣和遗事》里并没有什么描写，后来不知怎样竟成了元曲里最时髦的一个角色！上文记的十九种元曲里，竟有十二种是用黑旋风做主人翁的，《还牢末》一名《李山儿生死报恩人》，也可算是李逵的戏。高文秀一个人编了八本李逵的戏，可谓“黑旋风专门家”了！大概李逵这个“角色”大半是高文秀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正如falstaff是萧士比亚创造出来的。高文秀写李逵的形状道：
我这里见客人将礼数迎，把我这两只手插定。哥也，他见我这威凛凛的身似碑亭，他可惯听我这莽壮声？唬他一个痴挣，唬得他荆棘律的胆战心惊！
又说：
你这般茜红巾，腥衲袄，干红搭膊，腿绷护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烟熏的子路，黑染的金刚。休道是白日里，夜晚间揣摸着你呵，也不是个好人。
又写他的性情道：
我从来个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腾！撼一撼，赤力力山岳崩！但恼着我黑脸的爹爹，和他做场的歹斗，翻过来落可便吊盘的煎饼！
但高文秀的《双献功》里的李逵，实在太精细了，不像那卤莽粗豪的黑汉。看他一见李孔目的妻子便知他不是“儿女夫妻”，看他假扮庄家后生，送饭进监；看他偷下蒙汗药，麻倒牢子；看他假扮祗候，混进官衙：这岂是那卤莽粗疏的黑旋风吗？至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写李逵醉倒时情状，竟是一个细腻风流的词人了！你听李逵唱：
饮兴难酬，醉魂依旧。寻村酒，恰问罢王留。王留道，兀那里人家有！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
（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
俺这里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洲。（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滔呵，滔呵，滔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笑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早来到这草桥店垂杨的渡口。（不中，则怕误了俺哥哥的将令。我索回去也。……）待不吃呵，又被这酒旗儿将我来相迤逗。他，他，他舞东风在曲律杆头！
这一段，写的何尝不美？但这可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的心理吗？
我们看高文秀与康进之的李逵，便可知道当时的戏曲家对于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的描写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你造一本李逵《乔教学》，他便造一本李逵《乔断案》；你形容李逵的精细机警，他描写李逵的细腻风流。这是人物描写一方面的互异处。
再看这些好汉的历史与事业。这十三本李逵戏的事实，上不依《宣和遗事》，下不合《水浒传》，上文已说过了。再看李文蔚写燕青是梁山泊第十五个头领，他占的地位很重要，《宣和遗事》说燕青是劫“生辰纲”的八人之一，他的位置自然应该不低。后来《水浒传》里把燕青派作卢俊义的家人，便完全不同了。燕青下山遇着燕顺弟兄，大概也是自由想象出来的事实。李文蔚写燕顺也比《水浒传》里的燕顺重要得多。最可怪的是《还牢末》里写的刘唐和史进两人。《水浒传》写史进最早，写他的为人也极可爱。《还牢末》写史进是东平府的一个都头，毫无可取的技能；写宋江招安史进乃在晁盖身死之后，也和《水浒》不同。刘唐在《宣和遗事》里是劫“生辰纲”的八人之一，与《水浒》相同。《还牢末》里的刘唐竟是一个挟私怨谋害好人的小人，还比不上《水浒传》的董超、薛霸！萧娥送了刘唐两锭银子，要他把李孔目吊死，刘唐答应了；萧娥走后，刘唐自言自语道：
要活的难，要死的可容易。那李孔目如今是我手里物事，搓的圆，捏的匾。拚得将他盆吊死了，一来，赚他几个银子使用；二来，也偿了我平生心愿。我且吃杯酒去，再来下手，不为迟哩。
这种写法，可见当时的戏曲家叙述梁山泊好汉的事迹，大可随意构造；并且可见这些文人对于梁山泊上人物都还没有一贯的，明白的见解。
以上我们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可得四条结论：
（1）元朝是“水浒故事”发达的时代。这八九十年中，产上了无数“水浒故事”。
（2）元朝的“水浒故事”的中心部分————宋江上山的历史，山寨的组织和性质————大致都相同。
（3）除了那一部分之外，元朝的水浒故事还正在自由创造的时代：各位好汉的历史可以自由捏造，他们的性情品格的描写也极自由。
（4）元朝文人对于梁山泊好汉的见解很浅薄平庸，他们描写人物的本领很薄弱。
从这四条上，我们又可得两条总结论：
（甲）元朝只有一个雏形的水浒故事和一些草创的水浒人物，但没有《水浒传》。
（乙）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
（附注）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决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即如关汉卿、马致远两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们的文学技术与文学意境都脱不了“幼稚”的批评。故我近年深信《水浒》、《西游》、《三国》都不是元代的产物。这是文学史上一大问题，此处不能细说，我将来别有专论。
四
以上是研究从南宋到元末的水浒故事。我们既然断定元朝还没有《水浒传》也做不出《水浒传》，那么，《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做的呢？
《水浒传》究竟是谁做的？这个问题至今无人能够下一个确定的答案。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但郎氏又说他曾见一本，上刻“钱塘施耐庵”作的。清人周亮工《书影》说：“《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日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贯中所续，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田叔禾即田汝成，是嘉靖五年的进士。他说《水浒传》是宋人做的，这话自然不值得一驳。郎瑛死于嘉靖末年，那时还无人断定《水浒》的作者是谁。周亮工生于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死于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正与金圣叹同时。他说，《水浒》前七十回断为施耐庵的是从金圣叹起的；圣叹以前，或说施，或说罗，还没有人下一种断定。
圣叹删去七十回以后，断为罗贯中的，圣叹自说是根据“古本”。我们现在须先研究圣叹评本以前《水浒传》有些什么本子。
明人沈德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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