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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您的高度的和正直的聪明才智是您的朋友们的一宝，您对我说来既是最有鉴别力的读者，也是最宽容的一个姐妹，难道我还不应该把这部作品贡献给您吗？请惠予接受作为我们友谊的见证吧，对这个友谊我是引为骄傲的。
————德·巴尔扎克
你们知道在巴黎最时髦的酒家里，间隔雅座的板壁是多么单薄的吧。就拿瓦里酒家来说，最大的一间厅堂是用板壁一分为二的，板壁可以随意装上或拆掉。可是故事并不发生在那里，而是一个我不便指明的好地方。我们是两个人，另一个是谁呢？我要学亨利·莫尼埃笔下的普律多姆[1]说一句：“我不愿意牵累她，”不说也罢。我们在一间小厅堂里，享用从色香味说来都是非常精美的晚餐；我们发觉隔壁厅堂的板壁很薄，便低声地谈着话。吃到上烤肉的时候，隔壁同我们这间相连的房间里还没有客人，我们只听见炉火哔哔剥剥的爆炸声。8点钟敲响了，我们听见了很响的脚步声、谈话声，侍者带来了蜡烛。这说明隔壁厅堂里有客人了。从说话的声音里，我听出了这是些什么人。
他们是四只最大胆的海鸟，从浪尖上的泡沫里飞出来的，这些波浪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不断更新的浪潮；他们是可爱的小伙子，他们的生活是可疑的，因为他们既无年金，也无地产，而他们生活得很好。近代工业早已变成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他们就是这场战争中的伶俐机智的雇佣兵队长；他们把忧虑留给他们的债主，把欢乐留给他们自己，他们唯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衣着。不过他们也有勇气像让·巴尔[2]那样在火药桶上抽雪茄，也许这是为了要演好他们扮演的角色吧；他们嘲弄人比小报更厉害，甚至嘲弄他们自己；他们目光锐利，不轻信人，遇事寻根问底，十分贪婪却又挥霍成性，嫉妒别人却又沾沾自喜；他们是深思熟虑却又异军突起的政客，喜欢分析一切，猜测一切，他们在这个他们想出头露面的社会里，还没有能飞黄腾达。
他们四个人中只有一个有所成就，可是也不过只爬到梯子的脚下而已。有钱算不了什么，一个暴发户只有经过六个月的拍马屁，才能懂得他所缺少的是什么。这个暴发户名叫安托希·斐诺，是一个沉默寡言、冷若冰霜、一本正经、笨头拙脑的人物，他有勇气跪倒在一个对他有用的人面前，当他不再需要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聪明得会将面孔一变，神气活现。他正像芭蕾舞剧《居斯塔夫》里的一个滑稽角色一样，从后面看过去是个侯爵，从前面看过去是个平民。这位工业巨子养着一个寸步不离的随从，这个随从是个报社编辑，名叫爱弥尔·勒龙台。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可是没有主见，前后不一致；才华闪耀，极有能力，却又懒惰成性，明知被人剥削，却心甘情愿让人剥削，有时虚伪，有时善良，全凭他一时的高兴；他是一个惹人喜爱却不受人尊敬的人。他机灵得像喜剧里的俏皮侍女，对于请求他摇动笔杆，或者要借用他的热情的人，都不加拒绝，这个爱弥尔是一个最迷人的轻浮子弟；关于这些轻浮子弟，我们的聪明人中最怪诞的一个曾经说过：“我喜欢他们穿软缎鞋，更胜过他们穿皮靴子。”
这帮人中的第三个名叫库蒂尔，靠投机维持生活。他对各种投机生意都去尝试一下，把这一桩赚来的钱去贴补另一桩的亏损。因此他只在水面上浮沉，靠赌博的兴奋和迅猛而大胆的划水支持住。他游到这里，游到那里，在巴黎的一望无际的利润海洋上找寻一个不大可靠的小岛安身立命。显然，他还没有得其所哉。
至于最后一个，那是他们四个人当中最狡猾的一个，他的名字就足够说明一切了：他叫皮克西沃！可惜再也不是1825年的皮克西沃，而是1836年的皮克西沃。我们知道，这位滑稽的愤世嫉俗者具有绝妙的口才和讽刺才能，他由于用尽了聪明才智结果一无所获而气得发疯，由于在上次革命中没有捞到一点好处而愤愤不平；他像富南比勒戏院里上演的皮埃罗一样[3]，向每个人都踢上一脚；他对他的时代和各种丑闻了如指掌，而且能用他的滑稽创作才能渲染一番；他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跳到每个人的肩膀上，而且要像刽子手一样在那里留下烙印。
我们的邻人在大嚼一番满足食欲以后，也达到了我们已经达到的阶段：餐末甜食。由于我们声息全无，他们以为没有旁人。在雪茄烟的腾腾烟雾中，借着香槟酒的帮助，他们一边细细品味餐末甜食，一边开杯畅谈起来。这场谈话具有一种冰冷的性质，使最柔和的感情变得僵硬，使最高贵的灵感消失，使朗朗的笑声变成尖叫，而且由于充满了刻薄的讽刺，使笑谈变成了冷嘲；这场谈话暴露出只想到自己的人灵魂的空虚，他们除了满足利己主义的需要外没有别的目的而利己主义正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和平年代所产生的。唯一可以和这场谈话相比的，就是狄德罗不敢公布的攻击人类的小册子《拉摩的侄儿》[4]，这本书是赤裸裸地揭露人类的伤疤的。这场谈话是直率的，毫无保留的，所说的话甚至没有放过这位思想家还在议论的问题；在这场谈话里，只有废墟，没有建设，他们否定一切，他们只崇敬怀疑论者所接受的信条————金钱万能，金钱全知，金钱万便。他们的恶毒语言起初对着相识的人放了一阵乱枪，然后就把枪口对准了知心朋友当皮克西沃开始发言时，我做了一个手势，表明我想留下来听一听。我们于是听到了一场可怕的即兴谈话，这场即兴谈话使表演者在若干感觉麻木不仁的人中也获得了声誉；虽然这场谈话经常东拉西扯，断断续续，但它已经被我的记忆力全部记录下来。他们所说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够不上是文学作品，可是它却是丑恶事物的一本杂录，可以用来描绘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的时代我们只应叙述类似的故事，除此以外，我也把责任放在主要发言人身上。皮克西沃描绘登场人物时，经常变换嗓音，配合着各种姿态和手势，从他的三个听众不由自主所发出的喝彩声和赞扬声来判断，皮克西沃准是表演得无懈可击的。
“那么拉斯蒂涅拒绝你了？”勃龙台问斐诺。
“一口拒绝。”
“你没有用报纸来威胁他吗？”皮克西沃问。
“他哈哈大笑起来，”斐诺回答。
“拉斯蒂涅是死鬼德·玛赛的直接继承人，无论政治上或者社会上，他都可能青云直上。”勃龙台说。
“可是他是怎样发财的呢？”库蒂尔问，“1819年他同赫赫有名的皮安训住在拉丁区的一家破旧公寓里；他家里人吃炸金龟子，喝自己酿的酒，为的是每月寄个他一百法郎；他父亲的产业不值一千艾居；他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要抚养；可是，现在……”
“现在，他有四万法郎的年收入，”斐诺接下去说，“他的两个姐姐都有一大笔陪嫁，而且同贵族子弟联了姻；他还让他的母亲享有他的地产的收益权……”
“在1827年，”勃龙台说，“我还看见他身无分文。”
“嗯！1827年！”皮克西沃说。
“好吧，”斐诺继续说，“今天，我们都眼看着他要当上部长、贵族院议员和任何其他他想充当的人物了！三年前他同但斐纳体体面面地分了手，现在他非找到大户人家不会结婚，他可能娶一个贵族的女儿！这个小伙子盯上一个有钱的妇女[5]真是聪明。”
“朋友们，替他说些好话吧，”勃龙台说，“他从贫困的魔爪里逃出来，又落到一个能干的人的手掌里。”
“你真熟悉纽沁根，”皮克西沃说，“起初，但斐纳同拉斯蒂涅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女人对他来说似乎只是他屋子里的一个玩具，一个装饰品。这使我认为他从头到脚是一个直爽的人：纽沁根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妻子是他的财产的代表，是一件不可缺少的物品，可是在政治家和大银行家的高度紧张的生活中是次要的东西。他曾经对我说，拿破仑在他早期同约瑟芬的关系中，像个小市民那么愚蠢；后来他既有勇气拿她当作垫脚石，又想同她结成伴侣，那就未免太可笑了。”
“一切高超的男子都应该对女人有东方式的看法，”勃龙台说。
“纽沁根男爵把东方式和西方式融合起来成为一种可爱的巴黎式学说。他讨厌德·玛赛，因为这个人不听使唤；可是他十分喜欢拉斯蒂涅，因为他能尽量榨取拉斯蒂涅而不让他发觉，他把家庭的一切负担全都放在拉斯蒂涅身上。但斐纳随兴之所至爱怎么玩，拉斯蒂涅就得陪她怎么玩，他带她到树林里散步，陪她上戏院。这位今天的伟大的小政客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把生命消耗在阅读和书写情书上。开始的时候，欧仁·拉斯蒂涅为了鸡毛蒜皮一点事情就得挨骂；但斐纳高兴的时候，他就精神抖擞；但斐纳愁闷的时候，他就垂头丧气；她头疼，他得忍受她发脾气；她想找个人说说体己话，他得耐心倾听；他把自己的全部时间，每一分钟，连同宝贵的青春，都拿来填补这个巴黎女人的空虚和无聊。但斐纳同他一起举行高级会议来商量哪种项链最合适，而她大发雷霆或者恣意谩骂的时候，他就得逆来顺受；为了保持平衡，她对男爵也十分娇媚。男爵却在一旁暗笑，等到他看见拉斯蒂涅在沉重负担的重压下有点吃不消的时候，他就装出怀疑拉斯蒂涅同但斐纳之间有点不干不净的关系，这样共同的恐惧又使一对情侣和好如初。”
“我想象得出一个有钱的女人养活拉斯蒂涅，而且使他活得很好；可是他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呢？”库蒂尔问，“一笔财产，一笔像他今天所拥有的那么巨大的财产，总得有个来源吧，可是没有人说过他做过一笔好生意啊！”
“他继承了，”斐诺说。
“继承谁？”勃龙台问。
“继承他遇见的傻瓜们，”库蒂尔接下去说。
“他并没有把全部都抢过来，弟兄们，”皮克西沃说：“你们不必惊慌得手足无措，我们的时代对欺诈最友好。让我来告诉你们他的财产的来源吧。首先，向天才致敬！我们这位朋友并不像斐诺所说的，是个小伙子，他是一个懂得赌博的上等人，他熟悉纸牌，旁观者也尊敬他。在特定的时刻，拉斯蒂涅要有多少聪明就有多少聪明，如同一个军人的勇气，只有在接受一笔三个月为期，要三个人签字和有担保的借款时，才表现出来一样。他看上去专横、固执，前言不搭后语，思想不连贯，计划不固定，没有一定的主见，可是遇到严重的事件，要策划什么巧妙的勾当的话，他决不像坐在这里的勃龙台那样三心二意，代表别人发表意见。拉斯蒂涅集中精神，组织力量，看准要害，突然进攻，全力以赴。像缪拉[6]那样勇敢，他冲破方阵，冲倒股东、发起人和整座商店。等到冲开缺口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懒洋洋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又变成南方人，变成爱好逸乐、废话连篇、无所事事的拉斯蒂涅了。他可以睡到日上三竿，因为他在冲锋陷阵的时候没有睡觉。”
“你谈得很好，可是还是谈谈他的财产吧！”斐诺说。
“皮克西沃只会给我们画一幅漫画像，”勃龙台说，“至于拉斯蒂涅的财产，那就是但斐纳·德·纽沁根，出色的女人，胆子大，眼光远。”
“她借过钱给你吗？”皮克西沃问。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看错了她，”库蒂尔对勃龙台说，“她的聪明是会说几句多少是尖酸刻薄的话，是在死心塌地爱上了拉斯蒂涅，而且盲目地服从他，她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意大利式妇女。”
“对于金钱可是例外，”安托希·斐诺愤懑地说。
“算了，算了，”皮克西沃用安抚的口吻说，“听了我们上面说过的一番话，你们还敢谴责可怜的拉斯蒂涅白花纽沁根银行的钱吗？还敢谴责他白住人家为他租下的房间，恰好像从前拉·托皮尔白住我们的朋友台·吕卜克斯的房间吗？你们堕落到圣丹尼街的庸俗之见了。首先，抽象地说来，正如鲁瓦耶·科拉尔[7]所说的，这个问题可以用来证明《纯粹理性批判》[8]；至于非纯粹理性……”
“他愈扯愈远了！”斐诺对勃龙台说。
“可是，”勃龙台大声说，“他讲得有道理。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可以用来解答夏泰尼雷同雅尔纳的著名的决斗之谜[9]。传说雅尔纳同他的丈母娘很要好，他的丈母娘拿最豪华的东西供应这个过分受宠的女婿。当事实是这么明显的时候，就不应该说出来。亨利二世[10]对飞短流长的话听之任之，夏泰尼雷为了表达对亨利二世的忠心，挺身而出，于是就有了这场决斗；这场决斗丰富了法国的语言，增加了一句成语，叫作‘雅尔纳的一击’。”
“噢！原来这句成语的来源这么远，那么一定是有贵族渊源的了？”斐诺说。
“你作为报纸杂志过去的老板，不知道这一点是可以原谅的。”勃龙台说。
“世上有一些女人，”皮克西沃严肃地继续说，“也有一些男人，他们能够把生命分成两半，只把一半拿出来（请注意我是用人道主义的语言来对你们说出我的意见的）。对于这些男人来说，一切物质利益是不在感情范围之内的；他们把生命、时间和荣誉贡献给一个女人，而认为在男子中间浪费那张印着‘伪造者处死刑’的纸币是不适当的。作为交换，他们也不想从女人手里接受任何东西。他们认为如果灵魂的结合跟着也有利益的结合的话，那是可耻的。这个主张被大家宣扬……很少人拿来实践。”
“这是瞎扯！”勃龙台，“黎希留元帅是个风流人物，经过壁炉的铜牌事件之后，他给了德·拉·波普莉尼埃尔夫人一千路易的年金。阿涅斯·索雷尔[11]十分天真地把她的财产都带给查理七世，国王都接受了。雅克·科尔[12]用钱维持了法国的王冠，国王让他这样做了，而且像个女人那样以怨报德。”
“先生们，”皮克西沃说，“爱情如果不带着不可分离的友谊，在我看来就是一时的放荡行为。如果有所保留还算什么全部委身呢？在这两种绝对相反而同样都是极不道德的主张之间，绝对没有妥协的可能。依我看来，那些害怕彻底结合的人们一定是相信这种结合持续不了多久，那时候一切美梦都消失了！不相信会永恒持续下去的爱情是丑恶的（这句话百分之百是费纳龙[13]的话）。因此，那些社会知名人士，观察家，有身份的上流人物，穿戴十分时髦的人物，总之，那些为女人的财产而结婚却毫不脸红的人，可以公开宣称利益和感情的彻底分开是完全必要的。其余的人是些傻瓜，他们恋爱，而且相信世界上只有他们同他们的恋人存在！在他们看来，百万金钱只是粪土，而他们的意中人的手套和所佩戴的茶花，却值几百万！如果你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到万恶的金钱，你却可以在雅致的杉木盒子里找到收藏起来的残花剩瓣！他们卿卿我我，如胶似漆。对他们说来，‘我’根本不存在。‘你’才是有血有肉的上帝。有什么办法呢？你能够阻止这种秘密的心病吗？有些傻瓜只谈恋爱，不计较金钱，有些聪明人既计较金钱，也谈恋爱。”
“照我看来，皮克西沃是卓越超群的，”勃龙台大声说，“斐诺认为怎样？”
“在任何别的地方，”斐诺在领带下面把脖子挺得挺直，同时回答，“同正人君子们在一起，我是会这样说的；可是在这儿，我想……”
“你的想法同有幸和你厮混在一起的无赖们一样！”皮克西沃说。
“一点不错，就是这样。”斐诺说。
“你呢？”皮克西沃问库蒂尔。
“混账话！”库蒂尔嚷道，“一个女人如果不愿意把自己的身子当垫脚石，让她所挑选的男人踏过去达到他的目标，这个女人便是只顾自己的女人。”
“你呢，勃龙台？”
“我嘛，我实践。”
“好吧，”皮克西沃用最带讽刺的语气说，“拉斯蒂涅不同意你们的意见。他认为取而不与是丑恶的，甚至有点卑鄙；可是取而百倍归还，像上帝一样，则是狭义的行为。拉斯蒂涅是这样想的。他对于同但斐纳·德·纽沁根在钱财上不分彼此感到十分丢脸，我可以把他的悔恨告诉你们，我亲眼看见他眼睛里充满泪水，对他的处境伤心万分。是的，他真的哭了……不过是在晚饭以后！据你们看来……”
“我说，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斐诺说。
“一点也不。我们是在谈拉斯蒂涅，他的悲痛按照你们看来是他道德败坏的一种说明，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那么热爱但斐纳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可怜的人总是觉得心里有根刺。他是个道德败坏的贵族嘛，而我们却是道德高尚的艺术家嘛。因此，拉斯蒂涅一个穷鬼，却想使有钱的但斐纳十分富有！你们相信吗？……他做到了。拉斯蒂涅必要时会像雅尔纳那样去决斗，这会儿却同意亨利二世的意见，因为亨利二世有一句名言————世上没有绝对的道德，只有时势的需要。这同他的发财史有关。”
“你应该直截了当地叙述故事，不应该引诱我们去说我们自己的坏话。”勃龙台彬彬有礼、和和气气地说。
“哎呀！我的老朋友，”皮克西沃拍了拍他的后脑勺对他说，“你可以用香槟酒来夺回所损失的时间嘛。”
“喂！我以股东这个神圣的名义，”库蒂尔说，“要求你把故事讲下去！”
“我已经要开讲了，”皮克西沃回答，“可是，你提出这个名义却把我带到故事的结局了。”
“故事里难道有股东吗？”斐诺问。
“他们像你的亲戚朋友一样十分富有。”皮克西沃回答。
“我觉得，”斐诺一本正经地说，“你应该尊敬一个好朋友，有时你要向他借一张五百法郎的支票……”
“茶房！”皮克西沃叫喊。
“你叫茶房干什么？”勃龙台问他。
“叫茶房拿五百法郎来还给斐诺，免得我的舌头受着束缚而且可以把我的拮据撕掉。”
“讲你的故事吧，”斐诺装出哈哈大笑的样子继续说。
“你们是证明人，”皮克西沃说，“可以证明我不服从这个不逊之徒，他以为五百法郎就可以使我缄口不言！如果你不善于揣度别人的心意，你就永远当不上部长。好吧，我的好斐诺，”他用抚慰的口吻说，“我继续讲我的故事，不进行影射攻击，我们之间就两清了。”
“他来给我们证明，”库蒂尔微笑着说，“是纽沁根使拉斯蒂涅发了财。”
“你自己不知道，你所说的同事实相差不远，”皮克西沃说，“从金融方面说来，你们还不怎么认识纽沁根。”
“关于他的起家，”勃龙台说，“你知道一星半点吗？”
“我只在他的家里认识他，”皮克西沃说，“可是我和他以前可能在村镇的大街上遇见过。”
“纽沁根银行的兴旺发达是我们时代最惊人的事件之一，”勃龙台接着说，“在1804年，纽沁根还不大为人所知，那时候的银行家们如果在证券市场上收到一张纽沁根承兑的十万艾居的票据就会捏着一把汗。这位伟大的银行家在那时候感到自己地位低下。他怎样使自己出名的呢？他停止支付！好！他的大名原来只在斯特拉斯堡和普瓦索尼埃尔区为人所知，现在却在各个证券市场上盛传着。他用毫无价值的证券偿还债主，然后恢复支付，马上他的票据在整个法国都流行起来。由于一种闻所未闻的情况，这些毫无价值的证券又有了价值，在市场上很吃香，而且支付了红利。于是纽沁根的票据到处被人搜购。1815年到来了，这家伙集中他的全部资金，在滑铁卢战役之前购买了政府公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停止支付，用沃尔香矿山的股票来清理，这些股票是他自己发行的，又被他用低于票面价值百分之二十的价钱收买进来！就是这样，先生们！他为了自己脱身，收受了葛朗台的十五万瓶香槟酒做抵押品，因为他预见到这位现在成为奥勃里翁伯爵的年高德劭的父亲必然破产，而且还从迪贝尔格手里收受了同样数目的波尔多葡萄酒。他所收受的三十万瓶酒，亲爱的，是按每瓶三十个苏收下来的，在1817年至1819年间，他以每瓶六个法郎的价格供应给居住在王宫的外国联军。纽沁根银行的票据和纽沁根立刻闻名全欧。这位赫赫有名的男爵总是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别的人处在他的地位早已堕入深渊，身败名裂。他的两次清理却给他的债权人带来巨大的好处，他倒是想扼死他们，办不到哇！于是他被人称为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到第三次停止支付的时候，纽沁根银行的票据必然在亚洲、墨西哥、澳大利亚，甚至于在未开化的野蛮人那里流行。纽沁根是犹太人的儿子，由于野心而改变宗教信仰。只有乌弗拉尔[14]看透了这个阿尔萨斯银行家，他说：‘如果纽沁根让黄金脱手，你可以肯定他抓到了金刚钻！’”
“他的老搭档杜·蒂埃同他真是一对儿，”斐诺说，“请想一想杜·蒂埃是怎样一个人，从出身而论，他穷得不能再穷，在1814年，他还身无分文，现在却变成你们看到的样子；他做的事，我们当中（除了你，库蒂尔）没有人能够做到，他非但没有敌人，有的只是朋友。而且他将过去的历史隐瞒得那么好，如果你不把他的老底彻底翻一翻，你就不可能知道他在1814年还是圣奥诺雷街一家脂粉店的伙计。”
“得了，得了！”皮克西沃，“不要拿杜·蒂埃这样一个小小的诈骗犯同纽沁根相比，杜·蒂埃是一条狼狗，靠嗅觉过活，能够闻得出死尸的气味，会头一个赶过来夺取最好的骨头。再说你们看看这两个人：一个像猫一样外貌机敏，又瘦又长；另一个是方方的、胖胖的，沉重得像一只布袋，稳重得像个外交家。纽沁根的手又肥又厚，眼光像山猫的眼光一样沉着；他的深沉不在前面，而在后面；他是深不可测的，谁也猜不出他要干什么。至于杜·蒂埃的狡猾，正像拿破仑批评过的某个人一样，像纺得太细的棉纱，一扯就断。”
“依我看，纽沁根胜过杜·蒂埃的地方，在于他有正确的判断，知道一个银行家不应爬得比男爵的地位还要高，而杜·蒂埃却想当意大利的公爵。”勃龙台说。
“勃龙台！……老朋友，听我说一句，”库蒂尔说，“首先，纽沁根敢于宣称外表上的老实只是装装门面罢了；其次，要真正认识他，必须熟悉他的生意。在他眼中，银行只是他的业务的很少一部分，他还给政府供应酒、羊毛、靛青，一句话，所有能够赚钱的东西。他具有多方面的天才。这位金融界的巨人能够将议员卖给政府，将希腊人卖给土耳其人。对他来说————就像古赞[15]说的————商业界是各种行当的总和，是各种专业的统一体。从这一点看来，银行就变成彻头彻尾的政治，这种政治要求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头脑，而且它能将一个久经锻炼的人抬高到道德法规之上，这些道德法规太限制他了。”
“你说得对，我的朋友。”勃龙台说，“可是只有我们能够理解这是一场金钱世界的战争。银行家就是一个征服者，他牺牲了大量的人命去达到无人能够识破的目的；他的士兵就是无数个人的利益。他要制定战略，布置陷阱，投入兵力，夺取城市。他们中大多数人同政治那么接近，以致最后不得不过问政治，结果断送了全部财产。内克[16]银行就是这样毁了的，著名的萨米埃尔·贝尔纳[17]也几乎全部被毁于政治。每一个世纪总有一个家财万贯的银行家既没有遗留下财产，也没有遗留下继承人。曾经出力帮助打倒劳[18]的帕里斯兄弟[19]，劳本人————那些发明股份公司的人在他面前只是侏儒，还有布雷[20]和博戎[21]，都消失了而没有遗留下一个代表他们的家族。真是像时间之神一样，银行是把自己的子孙吞掉的。要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银行家必须成为贵族，像借钱给查理五世的菲热[22]一样，被封为巴邦奥桑亲王，到现在还存在……在《家谱年鉴》里。银行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总去找寻贵族头衔，也许是不自觉的。雅克·科尔创立了一个大贵族家族，就是努瓦穆蒂埃家族，在路易十三时代消灭了。这个毁败了自己的家业来建立一个正统王国的人，有多么大的精力啊！他死的时候是爱琴海的一个小岛的亲王，他在岛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大教堂。”
“啊！如果您给我们上历史课，我们就脱离这个时代了，我们这个时代王室已经被剥夺了封赠贵族的权利，册封男爵和伯爵是关起门来搞的，多么可怜啊！”斐诺说。
“你是怀念买官捐爵的那种办法吧，”皮克西沃说，“你做得对。我还是言归正传吧。你们认识博德诺尔吗？你不认识？你不认识？你也不认识？好。你们看一切消逝得多么快啊！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十年前还是一个鼎鼎有名的花花公子，现在却无声无息，以致你们都不认识他，如同斐诺刚才不知道‘雅尔纳的一击’的出处一样（我这样说是为了举一个例子，而不是取消你，斐诺！）。事实上，他是出身于圣日耳曼贵族区的。好吧，我就拿博德诺尔作为第一个出场的傻瓜吧。首先，他的全名是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尔。斐诺也好，勃龙台也好，库蒂尔也好，我也好。都不能低估这个贵族姓名的优越性。在舞会散场时，三十个戴着风兜的妇女在等待她们的马车，两旁围着她们的丈夫或崇拜者，博德诺尔听到人家报出他的名字去召唤他的底下人时，自尊心是不会受到损伤的。其次，他享有上帝赐给人类的全部四肢五官，体格健全，眼睛里没有白斑，头上没有假发，腿上没有假腿肚，不是罗圈腿，也不是八字脚，膝盖伸屈自如，背脊骨挺直，身材瘦长，双手标致白皙，头发乌黑；脸色既不像一个杂货店的伙计那么赤红，也不像一个卡拉布尔人[23]那样黄黑。还有，最重要的是：博德诺尔不是一个过分漂亮的男子，不像我们的某些朋友，除了整天炫耀他们的漂亮的脸蛋外，就没有别的；可是不必多说了，我们已经说过，这是可耻的！他是使手枪的能手，精于马术，曾经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去决斗，可是没有打死他的对手。我这样详细叙述，是因为要理解在19世纪的巴黎，构成完整的、纯洁的、毫无杂质的幸福，即一个二十六岁青年的幸福，共有哪些成分，必须深入了解生活中的无限微小的事情。博德诺尔的鞋匠掌握了他的脚样，替他制造非常合适的靴子；他的裁缝很高兴为他裁制衣服。博德诺尔说话没有喉音，没有各种各样的乡音，他讲的是正确和纯粹的法国话；他也像斐诺一样，领带打得很好。他的表哥是戴格莱蒙侯爵，也是他的监护人（他从小就没有父母，这是又一个幸福！），他能够出入于银行家的门，而且经常那样做，圣日耳曼区也不能为此而谴责他，因为幸运的是，一个青年有权把寻欢作乐视为唯一的法律，尽可以跑到有赏心乐事的地方，避开愁苦凄凉的角落。最后，他是打过防疫针的（你懂我的意思吧，勃龙台）。唉！不幸的是，幸福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这个表面现象引得许多傻瓜追问：什么是幸福？一位非常聪明的妇女回答：‘幸福就在你认为它应在的地方。’”
“她宣布了一个悲惨的真理，”勃龙台说。
“也是合乎道德的真理。”斐诺加上一句。
“非常合乎道德的！幸福，像善一样，也像恶一样，是相对的。”勃龙台说，“因此拉·封丹[24]希望经过相当时间，罪人们会习惯于他们的处境，最后能安居在地狱里，像鱼在水中一样。”
“所有庸俗的人都熟悉拉·封丹的每一句话！”皮克西沃说。
“巴黎一个二十六岁人的幸福，不同于一个居住在布卢瓦地方二十六岁的人的幸福，”勃龙台像是没有听见皮克西沃的插话一样继续说，“那些从这点出发，毫无休止地攻击别人的意见反复无常的人，不是坏蛋就是无知的人。近代医学由于伟大的巴黎分析学派的影响，自1799年至1837年已从臆断状态变为实证的科学，从而获得它最美好的光荣称号，这个科学证明了，经过一段时间，人是全部更新的……”
“内容更新了，外表还是一样，你还以为他始终是同一个人，”皮克西沃接下去说，“因此，在这件我们称之为幸福的七拼八凑的衣服上，就有了几个菱形的块块。而我们的博德诺尔的衣服上，是既无洞洞，也无污点的。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在恋爱上可能走运，换句话说就是可能被人爱上，既不是为了他的青春，也不是为了他的聪明，更不是为了他的风度，而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他，甚至也不是为了回报他的爱情，用鲁瓦耶·科拉尔的话来说就是————是抽象的爱。上述这个青年也可能身上没有一个子儿，爱上他的人替他绣的钱袋里可能空空如也，他可能欠下屋主的房租，欠下前面提到的那个鞋匠的靴子钱，欠下裁缝的手工钱，使得裁缝像法兰西一样不喜欢他了。总而言之，他可能一贫如洗！那个青年如果不同意我们的卓越的‘钱财不分彼此论’，贫困就会毁坏他的幸福。我知道世上再没有比精神上的幸福而物质上不幸福更折磨人的了。这不是等于像我一样一条腿被门缝里吹进来的冷风吹得僵硬，而另一条腿被炉火烤炙着吗？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勃龙台，你不是也有同感吗？说句真心话，还是不谈感情为好，感情会毁坏聪明才智。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吧！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尔受到和他打交道的生意人的尊敬，因为他们相当经常地收到他付的钱。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过一位非常聪明的妇女，而没有说出她的名字吗？因为由于她缺少感情，她还活着……”
“他是谁？”
“德斯帕尔侯爵夫人！她曾经说过一个青年应该住在二层阁楼里，家里不应有一点家庭的气味，既没有厨娘，也没有厨房，由一个老男仆伺候，也不应该有一点儿安安定定的痕迹。照她说，一切别的做法都属于低级趣味。博德诺尔非常忠实于这个纲领，他住在马拉凯码头的一个二层阁楼里，不过他也不得不同已婚男子有一点相像的地方，那就是他在房间里摆上一张床，这床也太窄，他难得在上面睡觉。一个英国妇女如果偶然走进他的房间，也不会发现有失体统的地方。斐诺，你可以叫人给你解释解释统治着英国的这个所谓有失体统的伟大戒律！可是，既然我同你之间有一千法郎债务的关系，我就来给你谈谈吧。我到过英国。（低声对勃龙台说：“我给他增广的见闻可不止两千法郎。”）在英国，斐诺，你晚上在舞会或什么别的场合跟一个女人厮混得挺熟，第二天你在马路上遇见她，你表示你跟她认识：有失体统！在宴会上你发觉穿着燕尾服的左邻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子，聪明，一点也不傲慢，态度很潇洒，丝毫没有英国人的派头，按照法国传统的同可亲可爱的人在一起的规矩，你同你的左邻说话了，有失体统！你在舞会上走到一个漂亮的女人跟前想邀请她跳舞：有失体统！你面红耳热，你争辩不休，你哈哈大笑，你在谈话中坦白地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你抒发你的感情，你在赌桌上一本正经地玩牌，你在谈话时一本正经地谈话，你在吃饭时一本正经地吃饭：有失体统！有失体统！有失体统！我们时代最聪明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斯当达尔，曾经巧妙地刻画所谓有失体统的特质，他说，大不列颠的一位勋爵单独一个人面对火炉坐着，竟不敢跷起二郎腿，怕的是有失体统。一位英国贵妇人，哪怕她是属于过激教派的（就是那些宁愿让全家人饿死也不愿他们有失体统的严格的新教徒），在她自己的卧房里闹翻天也不算有失体统，如果她在这同一房间里接待一位男朋友，那她就自认为名誉扫地了。感谢有失体统这个清规戒律，伦敦的居民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动也不能动的人。”
“只要想到法国有些傻瓜也想引进英国人在他们的国家里用你们熟悉的泰然自若的态度保持下来的这种愚蠢的庄严行为，就足够使人长起鸡皮疙瘩，”勃龙台说，“有谁到过英国而想起法国的令人心醉的可爱的习俗，就不能不对法国的习俗倾倒。瓦尔特·司各特由于害怕有失体统而不敢如实地描写妇女，最后他还后悔在《爱丁堡的囚徒》一书里创造了埃菲的美丽形象。”
“你想在英国而不致有失体统吗？”皮克西沃对斐诺说。
“怎么样？”斐诺问。
“到杜伊勒里宫去看一看被雕塑家称为泰米斯托克莱[25]的石像吧，这个石像有点像个救火队员，你模仿石像的样子走路，就永远不会有失体统了。正是由于严格执行有失体统的戒条，博德诺尔的幸福才得到完成。事情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小马夫，我们可不能想象那些对社会上的事情毫无所知的人那样把这个小马夫称作小厮。这个小马夫是一个爱尔兰少年，名字随你叫帕迪、乔比、托比都可以，身高不过一公尺，宽五分四厘，鼬鼠脸，神经被杜松子酒铸成钢铁，灵活得很像松鼠，驾驶四轮马车有熟练的技巧，从来不会在伦敦或者巴黎出差错；眼睛像蜥蜴，像我的眼睛那么敏锐，马术精良得像弗朗孔尼[26]老头，头发金黄，像卢本斯所画的圣母；两颊红润，深藏不露像个亲王，世故老练像个退休的诉讼师，年龄只有十岁，总之，是一朵真正的邪恶之花。他既赌博又骂娘，喜欢蜜饯和潘趣酒，辱骂人就像报屁股的文章，又大胆又偷鸡摸狗像巴黎街道上的顽童。他原来是一位著名英国爵士的活招牌和摇钱树，他在赛马场上已经替这位爵士赢过七十万法郎。这位爵士很喜爱这孩子：他的小马夫是稀世奇珍，伦敦没有人有这么小的马夫。高踞在一匹赛跑的马上，乔比德神气就像一头鹰。然而，这位爵士辞退了托比，并不是因为他贪嘴，也不是为了偷窃，不是为了杀人，不是为了说过犯上作乱的话，不是为了没规没矩，不是为了对爵士夫人鲁莽无礼，不是为了戳破了爵士夫人贴身女仆的口袋，不是为了被爵士的赛马对手收买，不是为了在星期天寻欢作乐，总之，不是为了任何一桩不端的行为。托比可能有过这一切行为，甚至可能不等爵士向他问话就先向爵士开口，爵士会宽恕这一切违反家规的行为。爵士对托比的很多行为都能容忍，他对这孩子十分喜爱。他的小马夫驾着一辆由两匹马前后拉着的双轮马车，骑在后面的马上，双腿仅仅够得上车辕，活像意大利画家绘画在上帝周围的小天使中的一个，一个英国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小天使的动人心弦的文章，他认为小马夫太漂亮了，不像一只小老虎[27]，他愿意打赌帕迪是一只驯服的雌虎。这篇文章有把事情搞糟而且变成第一等的有失体统的危险。第一等的有失体统会把人送上绞刑架。爵士的小心谨慎的行为得到夫人的万分赞同。托比在大不列颠动物园里既然无法落籍，就没有地方可去了。这时候，博德诺尔正在伦敦法国大使馆里十分得意，他获悉了托比、乔比、帕迪的遭遇。他找到了小马夫，那孩子正在一罐蜜饯旁边哭得泪人儿似的，因为爵士为了补偿他的不幸而给他的那笔钱他已丢了，博德诺尔收容了小马夫。他回国以后，就把英国最可爱的小马夫引进到我们国家里来了，他以有小马夫而出名，就像库蒂尔以他的背心漂亮而出名一样。因此，他很容易就参加了我们今天称为动物保护俱乐部的集团。他既放弃了外交家生涯，就不会引起任何野心家的不安，他又没有一个危险的心灵，因而受到大家的欢迎。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见到的全是笑脸，我们的自尊心便受到损伤，我们宁愿看见嫉妒者皱眉蹙额绷着脸，博德诺尔却不喜欢有人恨他，真是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现在我们谈到牢靠的东西，谈到物质生活了。他居住的套间，我曾经在那里吃过不止一顿午饭，以有一所神秘的化妆室而出名。这间化妆室布置雅致，设备周全，有壁炉，有浴缸；出口通向一道小扶梯，自动开闭的两扇门开闭起来声息全无，门锁容易打开，铰链加足了油，窗户上装着毛玻璃，窗帘密不透光。如果卧室显出和应该显出十分优美的凌乱，使要求最严格的水彩画家也能感到满意的话，那间化妆室却是一所圣殿；如果卧室里每一件东西都带着一个时髦青年的波西米亚式生活气息的话，那间化妆室却是洁白，干净，井井有条，温暖如春，门窗缝里透不进一丝风儿，地毯厚厚的，可以赤着脚或者穿着衬衣或者在惊慌失措的时候踏上去。这里就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的花花公子的标志！因为就在这里，在暴露人的性格的琐事里面，片刻之间就能显示出他到底是个傻瓜还是个老手。前面说过得那位侯爵夫人，不，是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曾经火冒三丈地从这间化妆室里走出来，而且从来没有再回去过，她在那里没有发现什么有失体统的事物，博德诺尔在那里有一个小衣柜，里面摆满了……”
“女人的上衣？”斐诺说。
“算了吧，你这肥胖的暴发户！（我永远也不能教他成材！）不对，里面摆满了糕点，水果，精致的小瓶马拉加酒和吕内尔酒，路易十四式的常备的小食，总之一切能引起精细胃口的食欲的东西，能引起十六代贵族世系的胃口的东西。一个精灵的老仆，擅长兽医，负责照料马匹和看护博德诺尔，因为他跟随过已故的博德诺尔老爷，所以他对博德诺尔少爷也有根深蒂固的感情，这种心病在仆人中已被储蓄银行治好了[28]。一切物质幸福都建筑在数字上面。你们熟悉巴黎生活是熟悉到深入骨髓的程度的，你们一定能够猜到他有大约一万七千法郎的年金收入，因为他要付十七法郎的税而且可以胡乱花掉一千艾居。听着，我亲爱的朋友们，他到达成年的那一天，戴格莱蒙侯爵同他清算监护账目————要是我们，就不会同我们的侄子这样清算监护账目了————给了他一万八千法郎已登记的公债券，这是父亲的大笔遗产经过共和政府的七折八折和帝政时代的拖拖欠欠所剩下来的余款。这位忠实的监护人还为他的被监护人在纽沁根银行存进了约三万法郎的储蓄金，然后带着大贵族的优雅风度和帝国军人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对他说，他省下这笔钱是准备给他乱花的，‘如果你听我的话，戈德弗鲁瓦，’他又加上一句，‘不要像别的许多青年一样愚蠢地乱花掉，要乱花，也要花得有价值；到驻都灵大使馆去当一名随员，然后从那里到那不勒斯去，再从那不勒斯回到伦敦，你拿着这笔钱既玩够了，也学到了东西。以后如果你想干一番事业，你在时间和金钱两方面都没有浪费掉。’这位已故的戴格莱蒙的确是名不虚传，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一个年轻人在二十一岁开头时就有一万八千法郎的入息，一定会落到破产的地步。”库蒂尔说。
“除非他一毛不拔，或者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青年。”勃龙台说。
“戈德弗鲁瓦在意大利的四个首都[29]住了一些时候，”皮克西沃继续说，“他到过德国和英国，走马看花地到了一下圣彼得堡，访问了荷兰，于是他同上面提到的三万法郎分了手，因为他生活得像有三万法郎年金收入一样。他到处都能吃到家禽的嫩肉、肉冻和法兰西酒，听见所有的人都说法国话，总之他等于没有离开过巴黎。他真想使自己的心肠黑一点，脸皮厚一点，丢掉幻想，学会听见无论什么都不红脸，尽可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摸透权势人物的秘密利益……呸！他费很大的劲去学习四种语言，换句话说他对每一个观念，要准备四种单词去应付。他从国外回来时是几位讨厌的有钱寡妇的鳏夫，这就是说他在国外享过艳福；他是羞怯怯的，没有被培养成为大器；是个好孩子，十分信任人，被谁邀请到家里，就不可能对他家说一句坏话；太忠厚了，不能成为外交家，总而言之，他就是我们称为老实孩子的那一类人。”
“一句话，他是一个拿着一万八千法郎，准备投资到他第一次见到的股票的小孩。”库蒂尔说。
“库蒂尔这鬼东西总是惯于提前分红，他竟把我的故事结局提前说出来了！我刚才说到哪里了？说到博德诺尔回国。他在马拉凯码头安顿下来以后，除了日常必需的开支以外，再有一千法郎也不够他在意大利剧院和歌剧院定一个包厢。每逢他赌博或者打赌输了二十五或者三十个路易，他当然照付；如果他赢了，他就把钱花光，如果我们愚蠢得去跟人打赌的话，当然也会这样。博德诺尔收入一万八千法郎还觉得手头拮据万分，就感到有必要创立一笔我们今天称为流通资金的款子。他坚持不能够自己毁了自己，就去同他的监护人商量。‘我的孩子，’戴格莱蒙对他说，‘公债已经长到票面的价值，把你的公债卖掉吧；我已经卖掉了我的和我妻子的公债。纽沁根拿去我的全部资金，给了我六厘利息；学我一样做吧，你可以多一厘利息，一厘利息就够你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过了三天，博德诺尔的确能够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他的收入同他的超额支出恰好平衡，他的物质幸福完满无缺了。如果我们一眼就能问及巴黎所有的年轻人，如同最后审判那天同时问到世世代代在世界各地受难的人一样，无论是国民自卫军也好，野蛮人也好，问问他们，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的幸福是否建筑在下列的项目上：出门能骑马，能乘双人马车或单人马车，带着一个拳头那么大的小马夫，生气勃勃，脸色红润，像托比、乔比、帕迪那样；黄昏时分，能花上十二个法郎雇一辆十分合用的四轮双人出租马车；早上8时、中午、下午4时、傍晚都能够遵照穿衣服的礼节，穿着合适的衣服；能够在所有的大使馆里都受到殷勤的接待，而且昙花一现地同一些国际友人结成泛泛之交；漂亮得并不肉麻，名声很好，衣冠楚楚，态度大方；住在一间精致迷人的小阁楼里，格局就像我对你们说过的马拉凯码头上的那间一样；能邀请你的朋友去著名的牡蛎饭店吃一顿饭，而不必事先同自己的钱袋商量一下；在做任何合理的行动的时候，也不会被‘钱呢？’这样一个问题阻挡住；能够随意更换装饰着他的三匹纯种马的耳朵的玫瑰花球，经常在他的帽子上有新的绸带。所有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上流人在内，都会回答说这个幸福并不完满；我们会说这就像玛德兰娜缺少一个圣坛一样[30]；必须要能爱而且被人爱，或者爱人而不被人爱，或者被人爱而不爱人，或者乱七八糟地爱。这就使我们谈到精神上的幸福了。在1823年1月，博德诺尔在他选择的巴黎交际场所里立定了脚跟，安安稳稳地寻欢作乐，他感到需要有一顶女人的小阳伞来替他遮遮太阳，需要有一位上流妇女来倾听他吐露心曲，他不愿意像一般小青年那样，向普雷沃太太花四个苏买一朵玫瑰花来空嚼玫瑰花的梗子，而且在歌剧院的走廊里叽里咕噜，像笼子里的母鸡一样。总之，他决定把他的心意、思想、感情全部献给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女人！啊！……他起先有一个怪想法，想有一桩不幸的爱情，他花了一些日子，跟在他的漂亮的表妹戴格莱蒙小姐身边，却没有发现一位外交家早已同她跳过《浮士德》中的华尔兹舞。1825年已过去，这一年里只是尝试、寻找、献殷勤而毫无所获。他梦寐以求的恋爱对象没有出现。一见钟情是十分稀少的。在那个时代，习惯势力的障碍正如街上的街垒一样多！说老实话，弟兄们，所谓有失体统的观念已经侵蚀我们了！关于博德诺尔倾心的人儿，我不准备对你们做详细的描写，免得人家责备我同肖像画家、拍卖官员和时装商人竞争。年龄，十九岁；身高，一公尺五十公分；头发，金黄；眉毛，同前；蓝眼珠，中等额，钩鼻，小嘴，下巴短而向上翘，鹅蛋脸；特征，无。这就是他的那位意中人的护照。请你们不要比警察、宪兵、法国所有市镇的市长以及其他权力机构要求更严吧。而且，我老实告诉你们，她像米洛的维纳斯石像那么美。纽沁根太太的舞会相当有名气，她第一次邀请博德诺尔参加她的舞会时，他在一组四人舞里发现了他的意中人，这个一米五十的身材使他着了谜。金黄色的头发像奔腾的瀑布倾泻在一个娇小的脑袋上，这脑袋天真而清新，像水仙的脑袋一样，水仙正在把鼻子按在泉水的水晶窗户上来看春天的花儿哪（这是我们的新文风，句子像我们刚才吃的通心粉一样长）。我们说眉毛同前，也不怕得罪了警察局长，这眉毛可能使可爱的帕尔尼[31]写上六行诗，这位快活的诗人可能很愉快地把这眉毛比作爱神的弓，再加上一句说箭是在下边，可是这支箭是没有力气的，不尖锐的，因为这支箭到今天还带着绵羊似的温柔，这种温柔在壁炉的装饰画里被表现在拉瓦利埃小姐的脸上，当拉瓦利埃小姐不能够在公证人的面前表达她的爱情，只能够向上帝表达她的爱情的时候，就有这种表情[32]。你们知道金黄头发，碧蓝眼珠加上软绵绵的、肉感的和合乎礼仪的跳舞所产生的效果吗？一个年轻姑娘在这种时候不会大胆地扣你的心弦，好像一个褐色头发的姑娘像个西班牙乞丐一样用眼光对着你说：‘给我钱袋，否则就要你的命！给我五个法郎，否则我就瞧不起你。’这种傲慢无礼的美人（有时带点危险！）可能讨许多男人的欢心，可是照我看来，金发女郎往往比热情的褐发女郎更容易结婚，只要金发女郎表现出十分温柔和诚恳，不放弃她的批评人，开玩笑，做放肆的谈话，假装嫉妒，以及一切使女人变得可爱的动作的权利就得了。品质是很值钱的。伊索尔皮肤白皙，像个阿尔萨斯人（她生在斯特拉斯堡，会说一口德国话，稍微带些非常悦耳的法国口音），跳舞跳得十分美妙。她的脚特别小，应该填在‘特征’一栏里，可惜警局的雇员没有登记下来。她能用脚跳出一种特殊的舞步，年老的舞蹈教师们称之为‘夫利夫拉’步伐，可以比得上马尔斯小姐[33]的动听的朗诵，因为文艺同艺术的女神是姊妹，舞蹈家同诗人同样立足在地上。伊索尔的两只脚会谈话，说起话来清楚、明确、轻快、迅速，能把心事曲曲传出。‘她有一点夫利夫拉！’这就是马塞尔的最高的奖赏；马塞尔是唯一称得上伟大的舞蹈教师。人们称他为马塞尔大师，就像称呼腓德烈大帝那样，而且是在腓德烈大帝统治的时代呢。”
“他写过芭蕾舞剧吗？”斐诺问。
“写过一点，像《四元素》《文雅的欧洲》之类。”
“这是什么时代啊，”斐诺说，“王公大人竟为舞女们的穿戴操心！”
“有失体统！”皮克西沃继续说，“伊索尔并不踮起脚尖跳舞，她站稳在地上，摇摆而不是动，不多不少恰好像一个年轻姑娘应该做的那样肉感地摇摆。马塞尔经常带点深奥的哲理说，不同身份有不同的舞蹈：一个已婚的女人的跳舞应该不同于一个年轻姑娘，一个官吏不同于一个银行家，一个军人不同于一个侍臣；他甚至还说一个陆军兵士的跳舞应该不同于骑兵；从这点出发，他进而分析整个社会。所有这些细致的区别，都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啊！”勃龙台说，“你发现了最大的不幸了。如果人们都了解马塞尔，法国革命就不致发生了。”
皮克西沃继续说：“博德诺尔走遍了欧洲，不是没有机会来仔细研究外国的舞蹈。如果他不深入细致地掌握被人称为毫无价值的舞蹈艺术，也许他就不会爱上这位年轻姑娘了；可是拥挤在圣拉扎尔街纽沁根的漂亮客厅里的三百个客人中，只有他懂得从传神达意的舞蹈里看出人所未知的爱情。人人都注意伊索尔·达尔德里热的舞姿，可是在我们这世纪里，人人都叫喊：‘算了吧！别过分认真！’因此，一个人只是说：‘这个年轻姑娘跳舞跳得真好’（这是一个公证人事务所的书记）；另一个说：‘这个年轻姑娘的跳舞真迷人’（这是一个包着头巾的贵妇人）；第三个，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说：‘这个娇小玲珑的姑娘跳舞跳得不坏！’至于伟大的马塞尔，我们可以模仿他的名言说：‘四人舞的第二轮包含这多少东西啊！’”
“你说得快一点吧！”勃龙台说，“你太矫揉造作了。”
皮克西沃斜着眼睛看了勃龙台一眼，继续说：“伊索尔穿着一件朴素的白绉纱连衣裙，镶着绿色绸带，头发里插着一朵茶花，腰带上一朵茶花，裙上一朵茶花，还有一朵茶花……”
“好了，好了！简直是桑丘[34]的三百只羊了！”
“亲爱的朋友，一切文学都是这样的嘛！《克拉丽沙》[35]是一部杰作，共有十四卷之多，可是最笨的杂剧作家也可以把它缩成一幕。只要你觉得我讲得有趣，你为什么要抱怨？这种装扮产生十分动人的效果。难道你不喜欢茶花吗？你想要天竺牡丹吗？不要。好吧，给你一颗栗子，拿着！”皮克西沃说，他一定是扔了一颗栗子给勃龙台，因为我们听见了盘子里的响声。
“算了，我错了，继续说下去吧！”勃龙台说。
“我接下去说，”皮克西沃说，“拉斯蒂涅是博德诺尔的知心朋友之一，他用手指着佩戴白茶花而且花叶齐全的小姑娘对博德诺尔说：‘她是不是漂亮得值得娶她？’博德诺尔凑在他的耳边回答：‘我正在这样想呢。我心里想：与其在幸福的时刻担惊受怕，好不容易在一个心不在焉的女子耳边说句体己话，在意大利剧院里张望有没有头戴红花或白花的姑娘，在布洛涅森林里看看马车的门上有没有一只戴着手套的纤手，就像在米兰和罗马的科尔索大街上我们惯常做的那样；与其躲在门背后偷吃一口酒浸百果糕，像跟班偷喝一瓶酒一样；与其绞尽脑汁像邮差那样写信和收信，这些信里没有两行甜甜蜜蜜的情话，只是今天长达五卷对开本，明天又缩短成两页，这真叫人厌倦；与其偷偷摸摸，东追西逐，不如让自己投身于让·雅克·卢梭所羡慕的值得敬爱的恋爱中去，爱上一个像伊索尔那样的姑娘，如果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话，就把她娶为妻子，总之，一句话，当一个幸福的维特[36]！’‘真是一个可笑的家伙，跟别的家伙一模一样，’拉斯蒂涅一本正经地说，‘我处在你的地位，也许我要走禁欲主义的道路，那真是其乐无穷，既新奇，又独特，而且惠而不费。你的蒙娜·丽莎是温柔可爱的，可是我要警告你，她像芭蕾舞的音乐一样愚蠢可笑。’拉斯蒂涅说最末一句话时的神态，使博德诺尔认为他的朋友有利害关系要向他泼冷水，他以过去当外交官的体验，认为他的朋友就是他的情敌。真是一个人选错了职业，就会影响他的一生。博德诺尔对伊索尔·达尔德里热小姐那么着迷，以致拉斯蒂涅走过去找到一位在打牌室里闲聊的身材高大的姑娘，附在耳边对她说：‘玛尔维娜，你的妹妹刚钓到一条有一万八千法郎收入的大鱼，他出身望族，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地位，而且人品端正；你瞄着他们一点，如果他们双方都愿意的话，你得设法叫伊索尔跟你说心里话，使得伊索尔不经过你的教导不回答他片言只字……’将近深夜两点钟的时候，伊索尔站在一个妇女旁边，这妇人有四十岁年纪，模样像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打扮得像歌剧《堂璜》里的齐莲娜那么风流，仆人进来对这妇人说：‘男爵夫人的车子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博德诺尔便看见他的德国民歌里的美人儿，拉着她的怪诞的母亲走进候车室，玛尔维娜跟着她们。博德诺尔假装（真幼稚！）去看一看他的乔比到底蹲在哪一所蜜饯里，就幸运地看见伊索尔同玛尔维娜把她们的快活的母亲裹在皮袍子里，而且为在巴黎夜行作了一些小小的装饰打扮。两姐妹像训练有素的猫儿，觎着一只老鼠而装出没有看见的样子，用眼角上下打量博德诺尔。他相当满意地望着一个高大的穿制服戴手套的阿尔萨斯仆人，拿着三双皮里子的鞋给三位女主人更换，这仆人的声调、服装、态度都使他满意。世上从未有两姐妹生得像伊索尔和玛尔维娜那样的不同。姐姐身材高大，褐色头发，伊索尔矮小而头发金黄；妹妹轮廓纤细优美，姐姐健壮粗大；伊索尔以柔弱无力见胜，甚至一个中学生看见了也想加以保护，玛尔维娜则是《你是否在巴塞罗那看见过？》一诗中的女主角。伊索尔在她姐姐旁边，就像一幅肖像油画旁边的一张小画片。‘她很有钱！’博德诺尔一回到舞会里就对拉斯蒂涅说。‘谁呀？’‘这位年轻姑娘。’‘噢！伊索尔·达尔德里热吗？是啊。她的母亲是寡妇，纽沁根曾经在她的丈夫的银行里当过职员。你想再见她吗？向德·雷斯托夫人恭维几句，她后天举行一次舞会，达尔德里热男爵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准定出席，你也会被邀请的。’连续三天，在他的脑子的暗室里，博德诺尔看见他的伊索尔和白茶花，以及她的脑袋的种种姿势，好像我们注视一件十分明亮的物件时间太久了，闭上眼睛还能看见它，只是缩小了些，仍然色彩鲜明，在黑暗中闪耀发亮。”
“皮克西沃，你尽讲空空洞洞的事，你应该给我们叙述一些场景才是！”库蒂尔说。
“场景来了！”皮克西沃一定是装出侍者上菜的姿势，“先生们，这儿就是你们要的场景！注意，斐诺！应该扯你的嘴巴就像一个马车夫拉他的瘦马一样！泰奥多拉·马格里特·威廉明娜·阿道菲斯太太（曼海姆[37]的阿道菲斯银行的老板娘），是达尔德里热男爵的寡妇，她不是一个肥胖、结实、白皙、爱好思索的德国女人，不是脸色像啤酒泡沫那么金黄，具有日耳曼的传统的女人，就像小说里面所写的那样。她的脸颊依然鲜嫩，颧骨上两块红颜色就像纽伦堡的玩具娃娃一样，两边鬓角上的涡形卷发十分引人注目，眼光是挑逗人的，没有一根白头发，瘦削身材，可惜她想有瘦削身材的野心被她使用的紧身褡的袍子表现得十分明显。她的前额和两边额角上有几条无法控制的皱纹，她恨不得学妮农一样，把它们从头上赶到脚跟，可是那些皱纹仍然弯弯曲曲地死赖在最明显的地方。在她的脸上，鼻身的颜色消退了，鼻尖却红起来，同颧骨的颜色一样，很不雅观。由于她是唯一的继承人，被父母宠坏了，被丈夫宠坏了，被斯特拉斯堡宠坏了，还经常被她的两个孝顺女儿宠坏了，因而男爵夫人还佩戴玫瑰花，穿着短裙，紧身褡的尖端上打一个结，使她的消瘦身材显现出来。一个巴黎人看见男爵夫人从马路上走过，就会微笑起来批评她，而没有理会可以减刑的事由，就像当代陪审团在审判一个弑兄案件时一样！嘲笑者总是浅薄的，因而也是残忍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被嘲笑者有哪些可笑的地方应该归咎于社会，因为大自然只产生野兽，而我们的傻瓜却是社会造成的。”
“我佩服皮克西沃，”勃龙台说，“就在于他很全面；当他不嘲笑别人的时候，他就嘲笑他自己。”
“勃龙台，我不回敬你，”皮克西沃用巧妙的口气回答，“如果这位矮小的男爵夫人轻浮、无忧无虑、自私自利、不会算计，这些缺点的责任应归罪于曼海姆的阿道菲斯银行，应归罪于达尔德里热男爵对她的盲目的爱。这位男爵夫人像羔羊一样温顺，心地善良，易动感情，但可惜她的感情不能持久，因此必须经常更新。男爵死的时候，这位牧羊女几乎要殉夫而死，因为她的痛苦十分剧烈而且真诚；可是……第二天午饭的时候，餐桌上摆上了她喜欢吃的豌豆，这些鲜美的豌豆安定了她的神经。她被她的两个女儿和家里人如此盲目地爱着，因此全家都庆幸有这一盘豌豆使他们能够避免让男爵夫人看到丧礼的悲伤景象。伊索尔和玛尔维娜不让她们敬爱的母亲看到她们的泪水，她们忙着叫她选择丧服，在《安魂曲》唱起来的时候，她们正在让她定制丧服。正当棺材放到那个巨大的、黑白相间而且打过蜡的灵柩台上的时候————这个灵柩台已经替三千个有身份的死人尽过职了，这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殡仪职员告诉我的，我曾经请他喝过两杯白葡萄酒，请教过他；正当漠不关心的低级僧侣放大喉咙唱着‘愤怒的日子’[38]的时候，正当同样漠不关心的高级僧侣念着经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些在教堂或坐或站浑身穿着黑服的朋友们在说些什么吗？（这就是你们需要的场景了。）慢着，你们看见他们了吗？‘你想达尔德里热老头会留下多少钱？’德罗什问泰伊番，就是那个在他自己死前不久给我们举行了那次空前热闹的宴会的泰伊番……”
“那时候德罗什是不是在当律师？”
“在1822年他正在谈判要顶一个事务所，”库蒂尔说，“对一个收入从来不超过一千八百法郎的穷职员的儿子来说，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他的母亲主持一间卖印花公文纸的小店。可是从1818年到1822年，他着实埋头苦干过。他初进但维尔的事务所时，是四等办事员，到了1819年就升为二等办事员。”
“德罗什吗？”
“是的，”皮克西沃说，“德罗什像我们这些人一样，曾经穷得身无分文。他老是穿着太窄的衣服，伸出过短的袖子，他忍无可忍，才拼着命钻研法律，花了钱买了一个不包括雇主的空头事务所。他成了一个不名一文的律师，没用雇主光顾，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别的朋友，还要付买价和保证金的利息。”
“他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头从巴黎博物馆里逃出来的老虎，”库蒂尔说，“又瘦，头发又红，眼珠的颜色像西班牙的鼻烟，面目可憎，冷酷无情，对寡妇粗暴，对孤儿无情，十分勤奋，对他的办事员们则是一个阎王，不许他们浪费一秒钟，他自己有学识，刁钻狡猾，两面三刀，甜言蜜语，从来不动感情，能像一个司法界人员那样怀恨在心。”
“他也有好的一面，”斐诺嚷起来，“他对朋友非常忠实，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玛莉埃特的兄弟高特夏找来当他的首席书记。”
“在巴黎，”勃龙台说，“律师只有两种微小的差别：一种律师是老实人，遵守法律，尽力办案，决不兜揽生意，不忽视任何事情，老老实实向他的主顾提出忠告，在有争执的问题上使他们和解，总之，他是一个但维尔。另一种是欲壑难填的律师，对于他，只要有公费入袋什么事情都赶干；他会唆使行星相斗，而把大山卖掉；他会使流氓战胜一个老实人，如果老实人一时失着的话。当这种律师行使流氓手段行使得太过分的时候，法院就强迫他让出他的案件。德罗什，我们的朋友德罗什，很明白这种穷鬼们相当穷苦地干着的勾当：他把那些害怕打败官司的人的案子都包揽下来，他发现一点狡辩的借口就冲向前去紧紧抓住不放，一心一意想脱离穷困。他做得对，他很忠实地执行他的职务。他在政界人物里找到了靠山，因为他帮助他们把棘手的案件翻过身来，跟帮助我们亲爱的台·吕卜克斯一样，后者当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德罗什为了摆脱窘境，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法院对他印象很不好，他总是花很大的气力去纠正他的当事人的错误！……好吧，皮克西沃，言归正传吧……德罗什怎么会在教堂里的？”
“‘达尔德里热留下了七八十万法郎！’泰伊番回答德罗什。‘噢！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财产有多少，’死者的一个朋友韦布律斯特说。‘谁？’‘纽沁根这个狡猾的胖子；他会送殡一直送到公墓里，达尔德里热是他以前的老板，为了报恩，他把这个老好人的全部资金都拿去投资了。’‘他的寡妇会马上发现有很大的不同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瞧，杜·蒂埃来了，他来得太迟，弥撒已经过了一半了。’‘他一定会娶死者的长女。’‘这可能吗？’德罗什说，‘他同罗甘太太勾搭得可紧呢。’‘他！勾搭？……你根本不懂得他。’‘你们知道纽沁根同杜·蒂埃的身份吗？’德罗什问。‘这个身份就是，’泰伊番说，‘纽沁根使这样一个人，他吞没了他以前老板的资金，又还给他。’‘嘿！嘿！’韦布律斯特说，‘教堂里真潮湿，嘿！嘿！’‘怎么又还给他……’‘是这样，纽沁根知道杜·蒂埃有一大笔财产，他想叫他娶玛尔维娜；可是杜·蒂埃不相信纽沁根。对于能够看穿其中奥妙的人，这场斗争可真有趣。’‘怎么，’韦布律斯特说，‘已经到结婚的年龄了吗？我们老得真快啊！’‘玛尔维娜·达尔德里热已经不止二十岁了，亲爱的。达尔德里热老头在1800年结的婚！他举行婚礼的时候，后来生下玛尔维娜的时候，他都曾在斯特拉斯堡相当阔气地请过客。那时是在1801年签订《亚眠和约》的时候，而我们现在时在1823年，韦布律斯特老爹。在那时候，一切都受奥西恩的诗歌[39]的影响，所以他把女儿取名为玛尔维娜。六年以后，帝政时代，吹起了一阵骑士风，就是所谓《向叙利亚出发……》，其实是胡扯淡，他把第二个女儿取名伊索尔，她今年十七岁。两个女儿都等待着出阁。’‘这些妇女过了十年保管不名一文，’韦布律斯特低声秘密地对德罗什说。‘达尔德里热有一个老仆人，’泰伊番说，‘就是那个在教堂深处张开喉咙唱歌的老家伙；他眼看着这两位小姐长大，他会尽自己的能力张罗，保证她们能够活下去的’唱歌班唱：‘愤怒的日子！’合唱队的孩子们唱：‘这个日子！’泰伊番说：‘再见吧，韦布律斯特；听见唱起《愤怒的日子》，我太想念我死去的儿子了。’‘我也走了，这儿太潮湿，’韦布律斯特说。（歌声：在燃烧的木炭中。）教堂门外的穷人堆：‘给几个苏吧，好心的先生们！’瑞士看门人说：‘布施！布施！为了教堂的开支。’唱歌班唱：‘阿门！’一个朋友问：‘他怎么死的？’一个少有的喜欢说笑话的人说‘他的脚上断了一条血管。’一个过路人问：‘谁死了？’一个亲戚回答：‘孟德斯鸠院长。’教堂的圣器保管人对穷人们说：‘你们都给我滚，给你们的钱都交给教堂了，不要再讨了！’”
“模仿得惟妙惟肖！”库蒂尔说。
（说真的，我们好像听到了教堂里的一切动作。皮克西沃什么都模仿，甚至用脚在地板上拖动，以模仿抬死尸的人抬着死尸走动着。）
“有许多诗人、小说家、作家，对巴黎的习俗说过许多好话，”皮克西沃接下去说，“可是刚才我所说的才是丧礼的真相。为可怜的死鬼吊丧的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九个在教堂里堂而皇之谈论生意经和寻欢作乐的事情。要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才能观察到一点点真正的悲痛之情。世界上真的有无私的痛苦吗？”
“嘿！嘿！”勃龙台说，“再也没有比死更不受人尊重的了，也许因为这里可尊重的成分不多？”
“这太普遍了！”皮克西沃说，“弥撒完了后，纽沁根和杜·蒂埃伴送死者到坟地。老仆人步行。车夫赶着马车跟在神父的马车的后头。‘喂，我的好朋友，’纽沁根用他的阿尔萨斯口音的法语对杜·蒂埃说，这时他们在林荫道上拐弯，‘现在是你娶玛尔维娜的好时机，她们一家都泡在泪水里，你要当她们的保护人；你会有一个家，一个窝；你会有一座布置得现现成成的住宅，而且玛尔维娜真正是一个无价之宝。’”
“你用的阿尔萨斯口音使我仿佛真正听到罗贝尔·马凯尔·德·纽沁根这老家伙说话！”斐诺说。
“‘一个可爱的姑娘。’费迪南·杜·蒂埃用毫无热情的热烈口气回答。”皮克西沃说。
“一句话就表达出整个杜·蒂埃了！”库蒂尔嚷着说。
“‘不了解她的人，也许以为她很丑，可是，我承认，她有一颗很好的灵魂，’杜·蒂埃说，‘心地好，那是最要紧的；亲爱的，她一定又忠心又聪明。在我们这种肮脏的行当中，没有人知道谁死谁活；能够相信他的妻子的心，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你知道，我的但斐纳给我带来一百多万嫁妆，我宁可拿她来交换玛尔维娜，即使玛尔维娜没有那么多的嫁妆。’‘那么她究竟有多少啊？’‘确切数目我不知道，’纽沁根男爵说，‘不过她总有一点。’‘她有一个酷爱玫瑰花的母亲！’杜·蒂埃说。这句话就结束了纽沁根的试探。吃过晚饭，男爵告诉威廉明娜·阿道菲斯，说她还有大约四十万法郎存在他那里。曼海姆的阿道菲斯的女儿听见她只剩下二万四千法郎的年收入，就在脑子里盘算，越算越糊涂。‘怎么！’她对玛尔维娜说，‘怎么！我以前一直有六千法郎存放在裁缝那里给我们做衣服，这些钱你父亲是从哪里搞来的啊？二万四千法郎的收入就等于没有一个子儿，我们穷了。啊！如果我的父亲没有死，看见我落到这种地步，他也没命啦！可怜的威廉明娜啊！’她号啕大哭起来。玛尔维娜不知怎样安慰她妈才好，只能对她说，她还年轻标致，玫瑰花同她很相配，她可以到歌剧院去，到滑稽剧院去，就坐在纽沁根太太的包厢里。她用宴会、舞会、音乐、漂亮的服装、在社交界大出风头等等甜蜜的梦想去哄她，才把她妈哄得开始在天蓝色丝绸帐子的床上入睡；她的卧房十分漂亮，同那间在两夜之前达尔德里热男爵咽了最后一口气的房间相连。在这里我们要用三言两语把男爵的历史叙一叙。在他生前，这位可敬的阿尔萨斯人在斯特拉斯堡开银行，拥有约莫三百万财产。1800年，他三十六岁，正当他在革命时期发足了财的时候，一半由于虚荣，一半出自爱情，他娶了曼海姆的阿道菲斯家的女继承人做妻子。这个威廉明娜是全家的偶像，过了十年，她就继承了全家的财产。那时候达尔德里热的家产就翻了一番，于是他被皇帝兼国王陛下[40]晋封为男爵，他也就成为这位伟大人物的狂热崇拜者。在1814年和1815年之间，由于他过分相信这位奥斯特利茨的英雄，结果弄得他自己的银行破产。这位诚实的阿尔萨斯人既不停止付款，也不用毫无信用的股票偿付他的债权人，他是打开银行大门付款，结果只能退出银行界。他以前的首席伙计纽沁根对他的批评真不错：‘老实，可惜太愚蠢！’债务全部偿清以后，他手头还有五十万法郎和对帝国的债权，而帝国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相信拿破仑的结果，’当他看见清理的结果时，就这样对自己说。当你在一个城市做惯了头面人物以后，忽然家道中落，你将何以自处呢？这位阿尔萨斯的银行家就跟所有破产的外省人一样，搬到巴黎来住；他勇敢地在巴黎佩戴绣着帝国之鹰的三色皮带，而且整天混在波拿巴党人的圈子里。他把他的资金交给纽沁根男爵，纽沁根给他八厘利息，对于他的帝国债权则打六折接受，这样就使得达尔德里热紧握纽沁根的手说：‘我早已知道我一定会在你身上找到一颗阿尔萨斯人的良心！’纽沁根转过身来，却转卖给我们的朋友台·吕卜克斯，金额全数照付，不打折扣。即使达尔德里热被七折八折扣骗去一点钱，他的工业利润还有四万四千法郎。他是习惯于在生意场上活动的人，一旦离开这种生活，就使他的烦恼厌倦有增无减。他有一颗高贵的心灵，他就决心为了妻子的幸福牺牲自己。他的妻子的财产早已一干二净，她像一个对钱财账目一无所知的姑娘一样，轻轻易易就把财产让人家拿走。因此男爵夫人又像她以前那样寻欢作乐，斯特拉斯堡社交界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很快就被巴黎的各种娱乐填满了。纽沁根银行这时已经在银行界高踞首席，像它现在一样。那位精明的男爵就以很好地对待那位老实的男爵作为自己的荣誉。这个美德在纽沁根的客厅里表现得很突出。每年冬天，达尔德里热的资金总花掉一点；但是他压根儿不敢对阿道菲斯的掌上明珠做最轻微的谴责；他的爱情是世界上最巧妙也最不聪明的爱情。老实人，可惜太愚蠢！他临死时自己问自己：‘没有我她们怎么办呢？’然后，在他回光返照的时刻，他同他的老仆维尔特单独在一起，他就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嘱托给这个老好人，似乎整个住宅里只有这个阿尔萨斯的忠仆是个有头脑的人。三年以后，1826年，伊索尔二十岁，玛尔维娜还没有嫁人。玛尔维娜踏进了社交界，终于发觉了人与人的关系多么虚假，一切都要经过多么仔细的考察研究和确定。像大多数所谓有教养的女子一样，玛尔维娜不懂得生活，不懂得金钱的重要、金钱的来之不易，也不懂得物价。因此，这六年来，每一个教训对于她都是一个创伤。已故的达尔德里热遗留在纽沁根银行的四十万法郎，已经过到男爵夫人的户头上，因为她丈夫的遗产倒欠她十二万法郎；而且在手头紧的时候，她总是把这些钱拿来使用，好像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似的。当我们的雄鸽子向他的雌鸽子进攻的时候，纽沁根熟知他以前的老板娘的性格，一定把她的目前经济情况向玛尔维娜开诚布公地谈过了：现在存在他银行里的，只有三十万法郎，二万四千法郎的年金因此就减到一万八千了。维尔特把这个家维持现状已经挨了三年！在这次密谈之后，玛尔维娜把马匹更换了，马车卖了，辞掉车夫，这些都瞒住了她的母亲。屋子里的家具都是十年前的旧物，不能换新的了，可是其余一切也都逐渐失去了光彩。对于那些喜欢和谐的人，还不算太坏。因为男爵夫人，以前是一直保养得很好的花儿，现在她开始像11月中旬树丛中唯一一朵冷得发抖的玫瑰花了。我就亲眼看见这个富有的家庭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地没落下去的景象！老实说，这真可怕！这是我最后一件伤心事。后来我对自己说：‘这么认真地去管别人家的事，真是傻极了！’我当职员的时候，我到过哪家人家吃饭，我就替他们家操心，我听见大家说他们坏话我就为他们辩护，我从来不说他们坏话，我……啊！我那时真是一个小孩子。听到她的女儿告诉她目前的经济情况时，那位以前的掌上明珠就大声叫喊起来：‘我的可怜的孩子们啊！如今谁来替我做衣服呢？我再也不能够戴上新帽子，接待客人或者出去当客人了！’————你们认为凭什么可以看出一个男人落入了情网？”皮克西沃突然停下来发问，“问题就是要知道博德诺尔是不是真的爱上了这个矮小的金发女郎。”
“要看他是不是整天心不在焉，不顾自己的事。”库蒂尔回答。
“要看他是不是一天换三件衬衫。”斐诺说。
“一个前提要先解决，”勃龙台说，“一个卓越的人能落入情网吗？”
“朋友们，”皮克西沃带着伤感的神气继续说，“我们要像对待毒蛇那样谨防那种人，这种人爱上一个女人，却又弹一弹手指，或者扔掉雪茄烟，说一句：‘呸！世界上还有别的女人！’可是政府却可以雇佣他在外交部里做事。勃龙台，我请你注意博德诺尔早已脱离外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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