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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六四年七月，余先租得青山湾一避暑小楼，临海面山，环境幽静，尤胜沙田。获得新亚董事会开会同意余辞职之当晚，即径去青山湾。夜半枕上闻海涛汹涌，满身轻松，有凌空仙去之想。翌晨，坐楼廊上，遂预定此下闲居生活之计划，首为撰写《朱子新学案》一书。每日面对近海，眺望远山，开卷读《朱子大全集》。居两月，返沙田。
是年十月，新亚董事长赵冰逝世，余特撰两联，一为学校公挽，一为余个人之私挽。学校公挽之联云："惟先生身在局外，心在局中，不着迹，不居功，艰难同其缔造。愿吾党利恐趋前，义恐趋后，无涣志，无馁气，黾勉宏此规模。"余私挽之联云："肝胆共崎岖，毕义愿忠，惟兹情其永在。气骨励坚贞，清风峻节，何斯道之终穷。"余之初识赵冰在一九四九年春，至是亦已十五年矣。余之始创新亚，赵君即任董事长助成之。余之辞新亚职务，亦由赵君主持决定之。不谓余初去职，赵君即遽长逝，痛哉惜哉。
继赵君任新亚董事长职务者为董之英。董君乃上海来港一企业家，彼已久任新亚董事，遇学校经济有困难，董君屡为解囊。余初拟创办新亚中学，董君即慨允所需十分之一之校舍建筑费。及其任董事长职，余已不问校事。但董君屡来沙田余寓所，详告校务。及余夫妇去马来亚，董君已辞去董事长职，曾来相访。余夫妇离马来亚经泰国返港，又经董君在泰国所设公司招待。及余夫妇迁来台，董君夫妇并屡来台北相访。其人坦白真诚，亦为余在港一良友。
二
翌年之夏，南洋大学有人来商去任校长，余却之。马来亚大学邀去讲学，余允之。适患青光眼，由余在港相识陆润之医师割治。新亚同事赴润之医务所求诊，润之皆免费，亦不啻为新亚一校医。余住医院经旬，稍愈即于六五年七月去吉隆坡。人事稀疏，除规定课程外，尽日夜专读《朱子语类》。是为余在成都华西坝病中通读全书后之第二次。相隔亦二十余年矣。新亚研究所毕业，继余英时在哈佛读博士班之陈启云，时亦在马大任教。每逢星期日，其夫妇常驾车来伴余夫妇出游。
马来亚凡高山清凉处，必有宾馆，为前英国殖民政府官员休假避暑处。余夫妇每逢假期，亦遍往游憩。少则三五日，多逾一星期，而尤爱槟榔屿，住其山上旬日。美琦亦在马大任课，夫妇共一研究室。留室半日，亦备感幽闲。日常交往，除陈启云夫妇外，有系主任何丙郁夫妇，系中同事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夫妇，程曦夫妇，曾太太陈品菱女士，图书馆王遵侗女士。又校外相识李家耀等诸家，皆曾结伴同游。尤其品菱女士与余毗邻而居，过从尤切，并从余于课暇撰写其硕士论文。旧历除夕，邀宴其家，餐后移坐园中长谈至深夜，尤为余夫妇生平度岁惟一稀遇之景象。其他在马来亚各地侨领侨胞，及文教界人士相识甚多，不能备述。
但余不胜马来亚之湿气，终于胃病剧发，一昼夜进食至十余次。入夜不得安眠。遂提前于二月即归，住马来亚共八月。美琦理行装，余一人闲，仅留《朱子诗集》首册在案，成《朱子早年思想考》一篇，为余正式撰述《新学案》之第一篇，后散入学案中。数日之生活，乃常留脑际，不能忘。
三
余夫妇去马来亚，沙田旧居未退租。及归，日夜写《新学案》，然亦疾病时作。越半年，体稍健，美琦遂去香港某中学任教。晨出，午后归，余一人在家，时撰写益勤。皆就前两年来读《大全集》《语类》录下笔记，分题阐述。而香港难民潮骤起，乃决计迁居台北，先来择地，得外双溪今址。返港后，美琦自作一图样，屋宇面积略如沙田，惟分楼上楼下，而添得一园地。乃于一九六七年十月迁台北，先住市区金山街，翌年七月，迁外双溪。蒙故总统蒋公命，该所之建筑，全由阳明山管理局负责，并为政府一宾馆，迄今亦已十五年矣。
余之撰述《朱子新学案》，蒙哈佛协助，其著作费按月港币三千五百元，共三年。然余之此书，自六六年二月，迄于六九年之十一月，先后撰写历四年。又翌年续写《朱子学提纲》一小册，冠其首。共五年。其先读《大全集》，读《语类》，钞撮笔记，作准备工夫，亦历两年。苟非辞去新亚职务，此书亦终难写出也。
余自《新学案》成稿，遂应张晓峰之聘，在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每周两小时，诸生来外双溪余宅客室中上课。又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慰堂之邀，以特聘名义为研究员，为余特辟一研究室，上下午皆去，得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续有撰述。而日常生活费亦赖张蒋两君之安排获有解决。
时余《朱子新学案》方成稿，有意续写《研朱余沈》一书，自黄东发始，下抵清末，择取十许家，各撰专篇，后以散入《元明清三代之学术思想史论丛》中，遂未勒为一书。为文化学院授课第一部成书者，为《中国史学名著》，乃台大学生戴景贤来旁听，依录音机写出讲辞，再由余改定。第二部为《双溪独语》，乃余自本某年讲辞，逐堂亲撰成篇。其他所讲，未遑整理。
又某年，孔孟学会来邀余特写孔子孟子两传。余以曾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两书，又因此引申推广作为《先秦诸子系年》，最近又成《论语新解》，余对孔孟两家所知尽此，此事似应由他人为之，乃婉却。终以强邀，不获辞，先撰《孔子传》。乃亦时有新得。方知自己学问门径多，撰述范围广，皆待深入。既交稿，正自惭疚，忽遭孔孟学会评议会指摘，逐举稿中各项指令改定。余意学术著作，不比政治行事，可遵会议决定。学术著作则须作者本人负责。古今来稽考孔孟行事，意见分歧，抉择取舍各有不同。余之此稿，亦复字字斟酌，语语谨审，经数十年之私见，但亦有据有证，非另创新说，岂得听评议桌上一二人语，遽毁生平。即如孔子并未新撰《易传》，为余毕生主张，亦依前人陈说，远有来历。此事纵谓未臻定论，亦可自申己见。乃求将原稿退回，蒙准许。惟又念此稿亦经一年辛勤，又自幸有新得，不忍弃置。适某报记者在一集会上，听孔孟学会评议员某公昌言讥疵此书，遂特来访问。余略告以此事之经过，该记者以之披露报端，求印行此稿者乃麇集。余告以此稿印行，不仅余一人之私事，亦牵涉国家宏扬孔道之公务。今已报章宣传，此稿付印，尚不知更将发生任何意外之影响。因指座上某君言，彼最先来索稿，并出版物不多，未受多方注意，当以此稿付之幸诸君见谅。此稿付印，乃具如此曲折。余生平著述中，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由顾颉刚送清华大学，由其出版丛书委员会中某君指摘体裁不当，令改撰，遂转送商务印书馆印行。又有《国史大纲》一书，经当时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亦指令改撰书中之某篇某章，迭经争持，始获照原稿印行。此书付印曲折，则为余生平著述中之第三次。可知著书不易，出书亦未易也。惟此书屡经坚邀而成，受此遭遇，则更出意外耳。
余撰《朱子新学案》，又曾随手选钞朱子诗爱诵者为一编。及日本承认大陆共党政权，继以国民政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桴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余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学家中，爱诵之诗尚不少，惟以此六家为主。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乐也。倘余有暇，能增写一部《理学诗钞》，宁不快怀。竟此罢手，亦一憾也。又有《朱子文钞》，因拟加注语，迄未付印。
余此下所努力者，为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书，共八册。一《上古》，二《先秦》，三《两汉魏晋南北朝》，四《隋唐五代》，五《两宋》，六七八为《元明清三代》。皆集余一生之散篇论文，有关此方面者。远自一九二四、二五年以后，亦近六十年之长时期矣。有记其篇名，而一时未得搜集者。有汇为他编，不复重列者。然篇幅已不少。每集一编，所收诸篇，皆亲自阅读，小作改订，惟大体则一仍其旧。所费精力亦不少。但至明代一编，以患目疾，排印后已不能亲校。清代一编，则未能逐篇再自阅读，径以付印。尚欲增写朱一新一篇，材料已齐备，亦以目疾中辍。
余之有关学术思想史方面之散篇论文，汇为专集者，尚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灵魂与心》，及《中国学术通义》等书。其有关中国文化部门者，除《文化学大义》外，尚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与世界局势》等，其他不备列。惟有关文学方面，仅有一册，名《中国文学讲演集》。新旧文学，为余当生一大争辩。惟求人喜中国旧文学，当使人先多读中国古书旧籍。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苟置古书旧籍于不顾，又何能求人爱好旧文学。此非言辩可争。惟余爱读古文辞，爱诵古诗词，则终生不变不倦。只堪自怡悦，不堪赠与人。闲云野草，俯仰可得，又岂待人之持赠乎。
余之居外双溪，又曾两度去日本，两度去韩国。初次韩国之行，即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归来披阅。卷帙之伙，亦甚感辛勤。籀四家立言大义，写《朱学流衍韩国考》一文，补充《研朱余沈》之篇幅。后亦纳入余《学术思想史论丛》中。余以一中国人，初涉及韩国书，每嫌知识不广，许多处皆仅能置而不论。因念此四家皆以研究朱子为宗旨，余之所感尚如是，则以一中国人窥钻外国学问，其难可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其事易。果求沉醉其中，若醒来故我依然，则中国酒洋酒又何择矣。
四
余自正式获辞新亚职，绝未去过农圃道。惟于一九六七年新亚学生曾来请余为五四运动作一讲演。不获辞，亦仅此一次。及一九六九年，为新亚二十周年纪念，新任院长沈亦珍来请余自台赴港参加。得晤唐星海，继董之英任新亚董事长，对新亚赞助有力。其父曾邀唐蔚芝来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并赠一住宅。星海则留学美国。余在香港，与彼交往亦甚稔。余辞新亚职，曾拟从事两工作，一为撰写《朱子新学案》。又一则为编一国文自修读本，供国人有志读中国文言古籍者开一门径。并可供西方人有志治汉学者得径从读中国文言古籍入手。星海闻之，特来语余，极为赞成余之第二计划。嘱写一编辑大纲，彼常赴美国，当为余募款，俾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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