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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毁是自然的全机大用阳明山上秋天的太阳与风，使人想起禅僧说的“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大自然一派空阔光明，人世的事无迹可寻。然而人世的事具在。
三国演义里卧龙冈的村店里崔州平对刘备说话，开头第一句是“汉末天下大乱”，单单这一句就如渔樵闲话，竟是超过了对于劫数的现实的感情，从天道来看事情。如此，人即虽在劫数中，亦可与造化小儿相戏侮。禅语有“泰山崩堕，海水倒立，莫教湿了老僧袈裟角”，这用定力来解释即不得，却是要用庄子的《逍遥游》来解释始得。“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乃因其人是与天为徒。崔州平与刘备生当乱世，而一个可以隐居乡下，一个则能上马杀贼，乃更觉亲切了。
阳明山上，人跟前两道虹气，看天际大平洋与山下台北市，只觉都是今天。美俄在谈判限制核兵器，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日本与世界各国都在讲究经济不景气对策。但是到了要保持现状，它就要不能保持了。现在凡百都是世界规模的，不会是一个世界的劫毁吗？偕柔如及姚君夫妇小孩到野柳矶边玩，不知此处可也有沧海变桑田，桑田还为沧海之迹？
只是人世的兴亡要如天地的成毁就好，因为有成与毁原是自然的全机大用。
印迦王国的废墟，斜阳断碣里有神像倒地，连神也灭亡了。埃及的废墟亦然，连没有岁月记忆。今世纪的世界亦将毁灭、不留记忆吗？美国电影有演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一切都由机器安排，没有事情，没有可玩，连语汇都退化到极少，没有书籍，没有记忆。那是亡与不亡都一样了。像这样的，是连成毁之机亦亡了。
佛教以劫毁为无常，基督教更说是世界末日，惟中国庄子知成毁是一体之机。
中国民间把五胡乱华与黄巢的杀戮，看做天上放下来的杀星、反星。杀星反星比正神还大。禅宗每说丧失性命，英雄是寻常日子就像小孩玩戏的不知危险。当初我们的祖先创造文明，他们在大自然的面前都像这样的是小孩。
但是每次承平久了，我们就会变得吝啬，只愿成，不愿毁，这就是私意。正人的无私其实是大私，并非对于他人，而是对于自然。倒反是黄巢豁达，所以输给他了。从来只有英雄开国，没有忠臣可以救亡，只有说打天下，没有说可以保江山。但是黄巢当然败灭，因为他与正人一般不知成与毁乃一体之机。
革命只有向中国史上的成毁之迹学习。汤恩比的书里揭出不少古文明国灭亡了就没有了。或是它的文化被入侵的民族篡取了去，而它自己是灭亡了。中国文明却不灭亡，而且连同其民族与国家俱在，因于成毁而日新。像巴比伦、埃及与希腊，虽其数学与哲学等不亡，而其国亡了，是法存而法身不存，还是不好，必要像中国的法与法身俱不亡才好。
法与法身离脱，还因那法————数学、科学与数学建筑等是身外之物。若法与法身为一，则法身可以长存。中国文明是法与法身为一。所以殷墟周迹、嬴颠刘蹶，乃至五胡乱华，如《洛阳伽蓝记》
所载尔朱荣的杀戮与破坏，及五代史石敬瑭的杀戮与破坏，现实的中国亦不灭亡。乃至元朝与清朝，亦仍是中国历史的正统。
西方的历史，罗马兴则希腊亡，两者终不能为一。印度亦亚利安人入侵，则达罗毗荼人从此被打下去了，彼此终不能融合。中国与之不同。中国最早自神农黄帝至夏殷周三代，但有朝代的兴亡，而无异族异国的交代。神农氏与黄帝的轩辕氏，夏人殷人与周人，其民族间相异的程度原来是怎样的，我要研究每感觉困难，原因即是在此。西方诸民族虽同化于希腊罗马的文化，但是其民族间的相异终不解消，而中国却是民族间的相异都解消了。我前时曾以为王道如数学，今才知虽如数学，亦未能统一天下，王天下是还要有更根本的知性。
成毁之理是因于大自然的阴阳法则与不连续法则。但是阴阳相异而不相否定，不连续亦不是断绝，所以中国史上的成毁没有一个旧的东西灭亡，而世界已是全新的。日本的神社有新宫司的继位，而无老宫司的死亡。并非究极的自然才是无成与毁，即现实世界的成毁中亦可以是无成与毁。故又成毁之机是在于物之真姿。
女画家小仓游龟说：“图画都是写生。画家对着一枝梅花，以心眼观得其背后的真姿，那才是真的梅花，写生是写的这梅花的真姿。”万物皆有其真姿，同出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可以彼此相知，有个统一，故虽成毁，亦不是有一个旧的东西在死亡。物之真姿是没有死亡的。人之真姿是真心。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真心相见即彼此说话能投机，成了同化。所以张晓峰先生说金史亦是中国的正统史。
自然界的真姿，人世的真姿，无不相感相知，如登高一呼千山万壑皆应，处处是机。若无此机，纵使各民族使用的东西同，生活的方式同，如皆用数学与科学，皆行民主制度，亦不能使世界统一不能便民族同化。乃至亦不是有了个仁义即可。“旁人行仁义，莫若妾自知”，还是不能知心。仁义的背后还要有东西。世界统一是在万物以真姿相见，如《易经》云“圣人出而万物睹”。民族同化是人以真姿相见，如《大学》云“在亲民”。这是中国文明的人世。
但是这样的礼乐人世何以不能长治久安，却到时候又要天下大乱？答曰：正是因为要有成与毁才好。
人世的成毁是可以好到像自然界的成毁。地球上至今最大的成毁是太古时的造山运动，地壳七花八裂，海水泼翻，从中生出了高山大海的新秩序，而没有一样东西是变成了废物，亦没有一物埋葬，这才是成毁的大机大用。这样的大机大用，在中国史上的即是革命。
所以说，我们先不可有吝啬。《红楼梦》里有晴雯撕扇子，宝玉与她说道：“譬如这扇子原是为取凉的，但你若为爱那一声响，撕它也使得，只是不可因为生气而撕它，那就是惜物了。”这撕扇子也是一个天地成毁。革命者对于破坏是要有像这样的好性情，才能与天地成毁之机相嬉戏。
机在卦象与爻位
世界上惟中国人在学问上知道有个“机”字。
古印度人与希腊人因为不知有一个“机”字，所以提出了对于运动的疑问。动必有其始发，而在理论上求此始发不可得。他们的结论是否定了动。而其后西洋人是把这理论上的问题付之不问，只顾去发展力学，成立运动的法则。他们以为力学的运动法则足够说明天体的秩序，但是看了今世纪五十年代天文学上的发见，才知道其不对。至其不足以说明生物的现象，更是不待说了。这里仍然是那古老的问题在作怪。
古印度人与希腊人提出了对运动的疑问，与对无理数的烦恼，至今世纪的素粒子研究与天体研究而骤然变得非常深刻。但是中国的学问早就把来解答了：运动的始发是有的，那就是一个“机”
字。无理数忽然出来有理数，也是这个“机”字。
欲知机字，先要晓得大自然的意志与息，以及此意志与息之赋于万物。究极的自然是无，而忽然生出素粒子，此是第一机。第一机没有原因与理由，所以又可说是空机。素粒子演成万物，万物皆有机，是为第二机。第二机是大自然的意志与息之机依于物质而显现，多少受有物体的限制与他物体的影响，所以又可称为色机。色机是沾了色的空机。
数学与物理学惟可记述机之迹，如宇宙线的飞迹，而不足以知机。知机是要以龟蓍。但第一机不能用筮占，因卦爻象数是有了物之后，而第一机如素粒子的飞出，是尚在有物之先。是空机，只能用龟卜来感知。色机是有物质了，可用卦爻象数来筮占。但空机亦寓于物质中，空机与色机是亦在一起，亦有出入，所以虽已有了卦爻象数，既用蓍占，亦仍不废龟卜，而且是龟更着重。
欲知空机，先要知究极的自然的意志与息。欲知色机，先要知此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所赋于万物的次第。
素粒子是将成物质，犹未成物质。素粒子要结合为原子核、原子、分子，始正式成为物质。凡物皆赋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故凡物皆是活的，虽如水石，亦能与人意相感应。至如动植物，则是更有了命。所以普通说的无生物与生物，应当说是生物与命物。于是大自然所赋与的意志与息，各因其成形而表现，始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与动植物的天干地支，且以之配于时序与方位。
素粒子始现阴阳。正式成为物质后又始有五行与干支。
万物皆有阴阳与五行干支。物理学与化学说的元素，是物之质，而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因于此物之质而运行者则为阴阳五行干支之气。万物皆是有生的，与有命的，彼此能感应，爱石者最能知石之息。爱箫则箫至，爱古琴则古琴来。物相与感应，故可以之为卦之象爻，而观其变机。卦象是物之真姿，物质的形态里没有机，是象里才有机。而机之时位则为爻。
物之形质没有机，物之真姿才有机。而理则学不知机。理则学惟就物之形质来思考，说甲是乙或不是乙，编为大范畴，小范畴，更把集合与函数翻译为理则学的方程式来判断时机，都不准确。如美军对越南战争之预测皆误，如日本与世界各国对今番经济不景气之预测皆不中。此皆藉电子计算器驱使世界性的情报，而终于自误误人者，是其所用的理则学的欠陷之故。预测事机是着眼在一机字，理则学惟知条件，而机非条件。
万物不是什么范畴与命题的话。万物乃是生之诸姿。
一草一木一瓦砾里皆有着个天地之始，机是在于这天地之始。
佛说众生有情，瓦砾皆有佛性，一句话高出了西洋的哲学。庄子亦说“道在瓦砾”。而庄子更说出万物皆生于大自然的息。他说是“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而息同时是意志，故万物皆有所向。而《易经》的卦象爻数即是就此相吹与所向，而为消息往来与承乘比应，以逆知天地之机。
山川有灵气，文章图画有气韵，此语即高出了西洋的哲学与艺术论。西洋人说宇宙的本体，只知物质，而不知物之真姿，即是不知卦象。气韵为大自然之意志与息依于物之真姿而动。其在历史，则为历史的气运。运是有着大自然的不连续法则在内了。历史有“气运”一语，更高出了西洋史学的进化论与辩证法。
大自然的息之波现于物者为气韵，而气运的运，则是大自然的意志之现于历史者。天地一易，万物皆史。而《易经》以卦爻之消息往来与承乘比应说明其所以然，并预知其将然。物与物相接在气，相承、相乘、相比、相应，中国的圣人与革命者以此明于天下万物变易之机。卦爻的消息往来与承乘比应，使人联想流体力学的与气体运动的方程式，都是以极简单的原理对应极复杂的动态。但流体力学及气体运动的方程式应用集合与函数，是以静止的方法来对应运动。数学与物理学都是把运动当作静止的点线来处理，如同电影的连续，所以凡科学的方法都是静止的方法。惟独中国文明的《易经》是以动的方法来对应运动。以流体力学与气体运动的方程式不能解明池冰的棱纹之所以然。棱纹是迹，而结成棱纹者是机，从迹不能求得机。物之机是在气，要从气之动才可以求得机。是故《易经》里说消息往来，而承乘比应则是物之气在相承相乘相比相应。
科学的惟是静止的方法，故惟能是记述的，而且可以科学的方法把来再现，但是如池冰之棱纹则不能被再现。它只有被创造（应当说是自我创造，自然界的万物都是自己创造了自己），而科学不能创造。科学只是模仿自然界的理，而不知理是生于机。惟中国文明的学问能是机智的嬉戏。知卦爻的消息往来与承乘比应，则可以创造池冰之棱纹，寻常处都是千载一遇之机，而非再现，非复制。
今日的天机、地机、人机
《易经》以天地人为三才，此一句即盖过了西洋的宗教与哲学，亦盖过了印度的。
卦爻因之以占天机、地机与人机，并建立了古今惟一的极完备的学问体系。
孟子说天时地利人和，不如庄子说天籁与地籁人籁之即是天机、地机、人机。盖天机譬如节气之至，地机譬如草木之萌，人机则使日月山海皆是人世的新意。
故又言人世，则天机是历史的气运，地机是此气运之现于今日的现实条件，而人机则是革命，中国史上的革命是革天命。
天机因于地机而现，亦可说天机是势，地机是形。而人机则是道。袁绍与曹操各言怀抱，绍言当此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之时，吾欲据河北之地，以为形势。操曰：吾任天下豪杰之士，以道驭之，无所不可。袁绍说的是天机地机，而曹操说的则是人机。这可拿北伐来比。北伐前夕，在西洋是人类智慧史上一个飞跃的时代，有量子论、相对论与原子核素粒子的发见，开出世界性的好节气，于是中国亦激发了五四运动，当时的青年个个怀着未有名目的大志，想要做新诗，大家都觉得有个新时代要来了。这就是历史的气运在转了。这就是北伐的天机。
而北伐前夕这种世界性的好节气反映于我国的内外实际状况，则是谓之地机。当时是国内的军阀也还多少有点民国初年的新趣，北方军阀的情形与西南军阀的情形，离合敌对，是流动的。国际如英国日本与俄国美国的对我国，好坏变化，亦是流动的，都还是活泼的形势。无论是友人是敌人他们那里活泼，我们这里也活泼，不像现在大陆单调的淀滞，与国际列强单调的淀滞，使我们也缺乏启发。
北伐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打仗是强烈而激越的，外交是忍耐而活泼的，外交上我们与列强折冲改订不平等条约，与利用列强制压日本，可以说军事上外交上到处都是活机。而日本彼时，是其国情尚相当健康，未至全受军部支配，故其出兵济南等皆虎头蛇尾，即是日本亦尚有智慧与余裕可以进退，所以我们办外交似难而易。至于当时国内的军阀亦是颇有些浪漫，所以我们容易分散打垮他们。这些就都是北伐的地机好。
尚有人机，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黄埔军校，与誓师北伐的决断行为。当时的人都有英雄气概，国民党的上层领导者多是经过辛亥革命来的，中下层干部是五四运动的潮流中出身，只觉是一代人的眉眼辉映在中华江山的朝气里。可惜途中文化人与青年学生层离开了。
所以就北伐来说，北伐这桩事根本行得行不得，是看天机，要预断北伐用兵的胜负之数，是看地机。然而要预断北伐更有在胜负之数以上的，为国家开得几分新运，则看人机。
人机是革命的思想运动。当时因为孙文思想与五四思想发生了不合，五四思想帮了议会民主主义与苏维埃共产主义，不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国民党人又不够学问把孙文思想与今世纪的新物理学思想来一同说明。北伐途中的宁汉分裂便是反映的节气无主。
条件宁是结果，未必能是发动什么作为的原因。研究还是要着眼在机。我们必须觉悟今天的事情是比辛亥革命、北伐及抗战都更不易，但是也可以有法子。
问题的所在是这回天机地机人机都淀滞。
从天机说起，现在国际的是史上最没有生气的时期。今世纪初头物理学与天文学上的发见曾引致的好节气曾使全世界的人心都向上，而有中国的革命、印度的独立运动与俄国的革命，草木逢春发，荆棘亦光泽，俄国的革命是荆棘，当初亦曾经引动人心。中国的事情是，今世纪从初头至四十年代这一段世界的好节气，正当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与抗战的全行程，所以有这样轰轰烈烈。
但是现在，恰值这好景气已经过去了。
原因是物理学与天文学上的发见，哲学接不上来。所以到了四十年代以后，科学上发见原理的能力衰退了，惟剩技术科学在热闹。知性的光辉这样一熄灭，继之是道德心堕落，又继之是世界产业机构硬化，丧失了自己恢复的能力，历史的天机歇了。而现在的人们没有智慧，也没有志气。
天机是世界史上知性的节气，而地机是在现实的国际事情。天机淀滞了，则地机亦跟着淀滞。现在国际列强都失去活泼了，所谓核兵器恐怖的平衡，加上经济的最后不景气，再加上人类的知性萎缩，世界现状惟是一个机械式的构造支撑着，早应当爆发大战了而不爆发，早应当是经济大恐慌了而还在维持着，这是已达历史的成毁之机亦死了。西洋史上的毁只是完了，只怕这回到底还是来了核兵器大战，把世界史都终结了。山茶花红红白白的，边开边落英飘落一地，所以好，另有椿花却不落，残留在枝头萎黄得难看极了，然后扑的一声连蒂坠落，所以日本人家不把椿花供佛坛，今天的世界现状也是神所不歆的。
西洋的revolution被译作革命，其实只是对政府反叛，没有革天命的意思在内的。《易经》始揭出汤伐桀与武王伐纣是革天命，国父孙先生则更教了我们革命是知性的事业，根据于生元哲学的宇宙观，这里的“元”即是革命的机。如此，我们今既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即已解答了问题的一大半了。
方法是先来催起一个革命思想运动，发动人机以创造天机，呼起地机。即是以知性的光辉与风，创造世界的好节气，使凡百东西都苏生起来，如禅僧说的：一为使儿孙可耕种田地，二为天下世界开新景致。
革命思想运动的内容是：
一、把现在数学上的、物理学上的、天文学上及生态学上的究极的问题所在提出来，以《易经》与老子庄子的哲学把它来解明。
如此打开了数学与科学的淀滞，是使世界人类又有知性的活泼的第一步。
二、建立新的思考方法。现在文化人与学生以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常识与历史学为思考的根据，这是错了的。要代以今世纪的物理学新常识，如物理生灭论代替物质不灭论，及以今世纪的历史学新常识，即是破除西洋史本位观，而代以世界文明史的正统在中国的历史观，作为新思考方法的根据。又则、现在文化人与学生思考所遵用的理则学，虽袭量子论与相对论及集合与函数之迹，但是囿于有而不知其背后的无，即物的法姿之所以动，所以终也不能正确，徒然增了烦琐与支离。应当把来简化了，附属之于《易经》卦象爻位的承乘比应之理，如此才可有创造的思考方法。
三、把现在产业国家主义的命运的问题提出来，以《周礼》
的、孔子孟子及孙先生的政治与产业思想的原理来发想代替案，即是以新的礼乐之治来代替今日的膨胀经济、国民总雇佣与社会福利的制度，如此则亦自然解决了公害问题。
四、革新教育制度。废弃美国式物质功利主义的教育制度与教学方法，复兴中国周代及汉唐时礼乐的教学原理，并采用法国式的学校制度，确立知性的、情操的教育。
以上四项是三民主义革命的思想运动。若由政党来领导发动推行，三年可以有成，但更好由文化界与学校来发起，如“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起自北京大学。读过历史的人，知道自太古时人类是开豁了知性才创造了新石器文明。其后是希腊人的知性给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以光辉。又其后如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地动说，十七世纪法国笛卡儿与英国牛顿的数学与物理学上的新发见，以及今世纪前半的事情，都是知性的新机开出了历史上的好节气，思想的风吹动了革命，而出现了世界的新秩序。现在我提出的这思想运动，即是要使方今世界人类淀滞了的知性又得苏醒，建立起历史上的新目标，孟子说的王天下的现实就要是这样有气力的。
革命的感机、应机与创机革命之机在哪里？又如何是感机、应机、创机？禅宗有僧问大颠：“如何是见性？”颠曰：“见即是性。”同此，感即是机，应即是机，创即是机。
《易经》曰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经曰观，观自在菩萨之观。而西洋哲学则曰认识。此三者的高低分别，关系文明的造形与品位，决定了中国印度西洋三种不同历史的成行。
《易经》的感，是以我之法姿，感于物之法姿。《心经》的观，亦是法姿观于法姿，不同之点，《易经》的是感于法姿之机，故下文更有应机的一个“应”字，而《心经》的则是观于法姿之寂，故下文没有“应”字。佛教是入定以观，不事建设，而易经则设卦观象，是建设的。
至于西洋哲学，则根本不知有物之法姿，惟依逻辑去认识物，所以他们人与人，人与物，皆不能真正相知。他们自己建设的历史亦于他们无亲，都不得当真。
万物皆是机，机在于物之法姿之动，而西洋哲学不知法姿，故其认识论无感机，其实践论无应机。不是法姿则不亲，亦不得绝对精密，故他们的营造皆靠不住。他们亦无创机，创机是没有对象的，而他们的发见与挑战都是有对象的。
感机是格物，应机是致知，亦即是会得造形。而创机则是革命。
感机是一个最明确的字眼，可以把“观”、“格物”、“仁”、“坐忘”等字眼像一串珍珠的都穿起来。应机又是个最明确的字眼，可以知道《孟子》说的“义”，《中庸》说的“中”，是与《孙子兵法》的“动乎九天之上，藏乎九地之下”皆是应机的活泼。而且知道“承天应运”是怎样一个应法。创机又是个最明确的字眼，可以知道“革天命”、“先天而天弗违”等好字句都是说的这一个意思。
而且知道了这三机，则可以把中国文明与印度的及西洋的分别高低。
感即是机，感机即是应机，同时亦即创机。此是我从禅僧大颠“见即是性”一语忽然得到的启发。还有是从冈洁的话思省出来的。
冈洁自述其在多变量解析函数上发见的经验，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他在广岛文理大学任教，他读了弁盖与托伦共着的《关于多变量解析函数论》，及凡关于此研究领域的所有其他论文，发见有三个中心问题留着未解决。是年一月开始，他的研究遂以越此连峰的第一着手为目标。
这样那样的踏勘了二个月，明白了此三中心问题乃是一个山脉的形态，就试来攀登。但是不知可托足处，因为此山本来是没有可托足处的。果然是法国与德国的数学界留着未解决的这问题非常的难，最初的登山口怎样也找不到。每朝变换方法看有没有着手处，这一日到得终了，无论不能确说这方法是行得的，连不能确说这方法是行不得的。要问这一日做了些什么？只知这方法是奈何它不得，只可再找别的。如此继续了三个月，连怎样荒唐无稽的想法也都试尽了，再没有得可以思考的了。仍要勉强思考，起初十分钟尚可，此后即使振作精神，亦落入了睡眠状态。
暑假他应北海大学友人的招待，借北大理学部的应接室继续研究。靠着沙发入于睡眠状态的时候居多。到得九月，心里想着还没有研究出解答，可是已不得不回去了。这日友人家叫吃朝饭之后，在邻接的应接室坐着不思考亦在思考的状态中，段段地思考朝着一个方向，内容明晰起来了。如此约二小时半的工夫坐在那里，全明白了什么去所、用什么做法即得。这明白是一刹那间之事。没有一点疑影，此时山河大地皆是光明欢喜。
他到翌年才把此时的发见写成论文，题目是“多变量解析函数论”，这使他成为现代世界最高的数学者，学者把他的发见冠以他的姓，称为“冈原理”。
冈洁先生的这一段自述，使人读了思之不尽。
首先，他能提出多变量解析函数的三个中心问题，即是他的大智。禅宗有云大疑，万物皆是机，如蓓蕾的开向未知，未知就是大疑，就是问题，提得出问题即是感到了蓓蕾，即是感机，而蓓蕾虽然开向未知，但亦已是花的序，所以说提得出问题即已经解答了问题的一大半了。
其次，他的找寻解答，是用尽了差别智之后入于无差别智，此时研究者成了主体的法姿，继续把关心集中于尚未出现的客体的法姿（研究对象），二者冥合了，此即是应机，应机是无主无宾的。
如此的继续关心着，此时只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忽一旦豁然面前现出光明如大圆镜，映出了问题的解答，则是创机了。此解答是客体的法姿，其实亦是主体的法姿，所以创机是自生，无创者，亦无被创者。
所以虽说感机，其实感即是机。虽说应机，其实应即是机。
虽说创机，其实创即是机。因为我虽不感处，物亦自有机，但一说感机，则机与感已为一，不再是原来的机了。应机与创机亦是如此，我虽不应不创，物亦自有机，但说应机，机与应已为一，一说创机，机与创已为一，都不再是原来的机了。如此，即知古人说的“仁者无对”，“法无我，无我所”、“万法唯识”，皆可以是新的言语。
而且感机是机与感为一，即是包含了一个“应”字与一个“创”字，故感机同时亦即是应机，应机同时亦即是创机（知难行易与知行合一的最深理由在此）。若感而后有应，则应已迟误，而应机是无待的。若应而后创，则创为有由，而创机是无由的。
当然其间的程序是有的，如研究数学的先提出问题，其次统一精神力，继续关心于对象，又其次发见了解答。但那是感机同时包含应机与创机的综合进行，并非感机与应机与创机的交代进行。最后的发见解答则是感机应机创机的忽然一齐都打开了，如一朵花的苞蕾在刹那间发出开拆的音响，一拆二拆三拆，于是满开了，那摇曳的花朵，像圣人出而万物睹。这就是革命。而宋儒渐悟顿悟之争亦可解了。
虽然如此，亦还是成立感机与应机创机之名，如研究数学，如作乐作书作画是即于空机，感与应与创可以为一，是同时的。但如研究物理学，如对人事与制度，则是即于色机，会有感机、应机与创机的分别，也是为了自觉上的方便。犹原是知行合一，但也可以分别为知难行易。两者都要会得，如老子说的“知其雄，守其雌”。
这里所以要用易象的爻位，有感得而未能应，而应亦有作内作外，动应静应，未必就能创造。所以革命亦要等待，因为革命是空机与色机相激荡。
数学上的发见写成论文之后，发见时的那欢喜就没有了。但数学上的发见是先有结论，证明在后，证明的方程式倒是写论文时才形成的，所以读那论文时还是感觉新鲜。我的经验写文章不是写已想好了的东西，而是要写直到执笔待写的此刻尚是未知的东西。若是写的已想好了的东西，那文章就只是记述的手段，不是文章了。
所记述的内容亦成了复制品，不再是新鲜的了。文章要如菡萏的临风开放，思想只如风，并非先想好了如何开放法。
思想是来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之动，生成一个思想的形式。
但往往不等它自己生成形式，却被已有在那里的同类形式拉致了去了，这就不好。思想必是有形式的，没有它自己生成的形式，即是未成为思想，是思想的未开先萎了。譬如书法，书生于心思，要有书自己的、直接的造形，不要笔与手代为之造形，所以笔死则字活，笔如笨椎，手如枯枝，则意志与息直接运行流注而成字。最好的工具都是笨的简单的，如石匠的凿，如筷子，如围棋的棋局与黑白子，因为笨与简，不能干，所以不碍意志与息的动有它自己的直接的造形，处处都是活机。
所以读书看画，写字临碑帖，是从其造形看到其造形之初，所谓游于化机。
日本画家坚山南风一次展览会出品一幅冲绳舞伎，是画的对他母亲的思慕。母亲亡时才二十几岁，家是在熊本，暑天忽然袭来了雷雨，她去庭前收衣裳，遭雷击毙，八十年前的日本人家媳妇，有人世礼仪的安详，而遭激烈的雷劫，彼时尚只二岁的婴儿今来画她，却成了一位冲绳舞娘的写生，不是画的舞姿，而是像人家姑娘的安坐着，那眉目清严，与衣裳颜色的那华丽，是日本的永远的记忆，然而又皆是冲绳的。这样的不调和，而激烈鲜洁，是一个绝对的真实。我看了叹息赞赏，坚山先生说他幼时惟听邻里都赞他娘是真的生得美。
我因问坚山先生下次展览会打算出什么作品，他说：“下次画什么才大难呢，画得画不得全然未知。”与坚山同负一世盛名的日本画家奥村土牛，在电视答记者问他作画的经验感想，他说：“画画到底不是我所能做的。”这两位说的，即作画也如作文章的写些什么？写得出写不出？都是未知。因为它是生出来的，天成的，在生机天机的一个“机”字。机即是未知。
革命的行动的形态，与新制度的形态，虽说有理论指导，还是不能前定的。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初时是“尊王攘夷”，途中却攘夷变为开港了。再说辛亥起义亦是始料所不及，是年夏天孙先生还写信与日本人宗方德太郎，说要再过数年可以推翻满清，不知武昌起义即在二个月后。至于建设新制度，原是要的国会，途中却变为五院制，都是像写一篇好文章的不照预定，非写想好了的已知的东西，而是写的先一刻尚属未知的东西。要理论指导是对的，但革命是机，机是不大受指导的。
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它是革命的自觉与方向，但不能用来指导革命行动的造形与革命制度的造形，在这两种造形上，理论是或在机的前头，忽又跟在了机的后头，而亦要这样才是好理论。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像高人的作画写文章，可能不可能？将是怎样一个格局？都是未知，要做到那里才晓得。我们却是有一个大愿，而且对前途有一个超过理由的乐观。革命者与愚人皆是今天不知明天事，不同是革命者有目标、有信心。因为未知，所以历史上的大事都是有天幸，但不是侥幸。天幸惟是生于一个“机”字。
这回我们的课题真是面对着未知，因为这只有是以革命，而这回的革命的性格，是无论西洋史上与中国史上都未曾有过。
西洋的革命，每是经济有了新发展，随之而有一个新兴的阶级抬头了，加以当时有了科学上的新知识的刺激，他们讨厌旧制度的不便，遂起来用暴力推翻它，另建合适的新制度。西洋没有革天命，他们只是革的人事。若无经济的新发展与新阶级的抬头，与新知识的刺激，单因苦痛于被压迫，是不能有革命的。西洋史上社会衰落的时期没有革命。
惟独中国史上，时势盛极而衰时有革命。所以都先是天下大乱。但在西洋史上，是没有天下大乱的。
中国的是民间起兵，天降反星杀星，亦出真命天子，人世成毁的大机大用又开出新的朝代了。不是因为有产业上的新兴阶级，而是全民皆反，亦非为了政治的与产业的制度的问题，却每是新朝大体沿用前朝的制度，因为那原是礼乐的制度。旧时人家过年，把屋宇大扫尘，拆下门窗，搬动几案座椅，连同把香炉烛台等祭器都搬出来，拿到庭前与溪边来重新洗过擦过，只见是碌碌乱，但是虔敬喜悦，因为是节气的除旧布新。中国史上的革命也像这样，是节气之机。
西洋史上没有盛极而衰时起得革命的。英国衰了，就只是黯淡，没有革命。美国今也转入衰败的一途了，也不会起革命。苏俄也盛时过了，经济淀滞，生活闭塞，而何以不起革命，是因于同一理由：盛极而衰时能革命，要有成毁的大机大用，而西洋没有这个。世界史上有许多古文明国衰亡了就没有了，现在的英美俄亦是一样。
可是今日我们面对着的世界，是落到了史上未曾有过的生死境地。过去西洋虽然然没有成与毁为一体之机，如罗马亡了，入侵的蛮族成起国家来，两者不是同体，但成与毁也还是有的。而现在的世界是一旦毁了就将没有别的成了，而且那毁也毁得邪祟，性质跟过去的毁不一样，是一种异样的死。
死是一个假名，但是也有真死。
动植物之死是返于自然，可以叹息，可以达观，说死不过是个名。真死是譬如书法的线条死了，你看只觉不好受，却连无可叹息，也无可达观。那种死，不是返于自然。动植物的死都可超度，惟有像恶书画线条的死不可超度。而现在是美国日本的政治与观念，苏俄的理论与组织，都已不能对应经济不景气，像恶书画线条的死一样了。
现在的经济膨胀是一种癌肿。
病之中惟有癌是异病，性质与别的痛完全不同。别的病或是因于自然老衰，而癌是一种夭折。别的病或是因于病菌，而癌则因于维尔斯，维尔斯不是病菌。病菌是生物，而维尔斯不是生物。生物是从无机物进化为有机物，这其间要有一次飞跃，而维尔斯是在这飞跃上失败了。有一种附在烟草叶上的维尔斯，形状像岩灰，你把它放在试验管里看，完全像是无机物。但若它一进入了动植物的体内，它就即刻异样的增殖起来。
原来生物是有摄取营养，创造细胞的机能，而维尔斯不会，它只会就动植物现成的细胞来增殖。因为省了摄取营养再以之创造细胞的过程，所以增殖得异常快。没有一种病菌增殖得像维尔斯这样快的。所以它不是病菌，而且也无毒素，它只是把人体细胞组织的平衡破坏，牺牲一切都为癌细胞的异常速度的增殖，所以患者都是瘦得最后只剩皮包骨头。维尔斯因无毒素，所以癌症潜伏期完全不觉，癌症等到痛起来就是最后了。痛起来是因为已到了患者身体的其他部分的细胞已来不及供应癌细胞增殖的速度，可比现在的膨胀经济发生不景气了。
以上说的生物与无生物是俗语，正确的说法应当是生物与命物。万物皆赋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故虽如水石亦是生物。而命物则如动植物，能自己成长，这成长谓之命。水石虽是生物，但受既成的形体与环境的限制，而动植物则大大打破了此限制。维尔斯是在这从无机物进到有机物，亦即从生物进到命物中间一段的飞跃失败了，它自此永远不能成为命物，而亦不能回到原来的生物无机体，所以它要为邪祟。
命物进化到了人，人一旦开了大智慧，他可以悟得万物在其物质背后的真姿。如此乃更根本解脱了物质的限制，而进到了无的妙意与有的妙相的境界，这才是《易经》说的“天下文明”，而人则是佛说的觉者。所以进化的程序又是从生物到命物，又到觉者。人原是从命物到觉者亦要经过一飞跃，那就是太古渡洪水时忽然刹那间开了妙识，悟得了一个“无”字，都是从这个“无”才发明了数学、音乐与轮，如此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文明。这历史的发展的本干是在中国，但西洋的是旁枝，而现在膨胀经济到了这样子，全是物量主义，是表示了他们的人从命物到觉者，从有到无的悟识的飞跃到底完全失败了，所以也变为邪祟。
古希腊的数学者发见了无理数，这是西洋人第一次触着了无的问题，而不知所措。今世纪则是物理学上发见了素粒子，触着了究极的自然的无的问题，他们更不知其故。
从“有”晓得“无”，需要一次知性的飞跃。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民族的事。可是像维尔斯从生物到命物的飞跃失败一样，西洋诸民族在从命物到觉者的飞跃上失败了。于是物量主义的扩大经济像癌细胞的异常增殖，把一个民族的宗教、家庭、道德、感情的平衡，都急速的崩坏了。而现在是时间空间与地球资源都啦啦的瘦下去，来不及供应经济异常增产的要求了，遂致不景气，如癌肿的痛起来了。过去也有不景气，但是这次的不景气是最后。到来的死是核兵器战争。
自然界没有死，如动植物的所谓死不过是变化。惟有人工的东西失败了，如恶书画的线条才有死，再也不能变化。恶书画的线条死了便再也不能改正，也不能回到早先未学时。如维尔斯的不成有机物，亦不能回到飞跃失败前的无机物。自然界更没有一物是没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的，惟有人工的东西如塑料制品没有息，没有息即亦是没有意志。大凡机器制品都是没有生命的。本来，万物惟成为天地人三才的人能创造文物，而赋予生命，如天之赋予物以生命。但是人若在知性上的飞跃失败了，不能成为天地人三才的人，但又不能回到早先的野蛮人，这就像维尔斯的为邪祟。维尔斯破坏生命，现代人亦破坏地球的生命，连鸟类与蚯蚓都要灭绝。而最后是轮到自己灭绝。
本来，海洋与空气都有净化力，可是对现在的污染程度则不能了。
又如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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