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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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内博士的《论语之研究》

    我在本书七十八页[1]以下，按自己的叙述方式引用过武内博士的演讲，而后在武内博士的《论语之研究》公开出版之后，得以拜读，方才明白自己的理解有不足之处。在这本书再版之际，本应针对这些地方重新撰写。不过，读了《论语之研究》的序文，才知道我的这份有所不足的介绍和议论，竟然多少对博士出版此书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这倒真是收到了一份不曾想见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上述部分暂且就这样原封不动吧，我的订正内容还是另附于卷末比较好。在这里，我选取出我在《论语之研究》一书出版时写给世人的一篇推荐文章，附加于此，也起到一种订正的效果。

    昭和二十三（1948）年一月

    昭和三（1938）年底，在京都召开的中国学会大会上，武内博士就《论语》的原典批判，作了一次极为出色的演讲。我感觉到，当时所受到的触动，会始终像一种新鲜的刺激，引起我对《论语》的兴趣。但凡有余暇，我就想要继续跟进博士的研究，这一念头在之后从未断过。但遗憾的是，我之后一门心思在自己的领域里钻研，不再有余力继续跟进博士的研究。所以，我就这样漠然地，以为博士的演讲内容肯定已经发表于专门的学术杂志上了。几年之后，在答复一位年轻的伦理学学者的问题时，我推荐他读读这篇论文。这个男生很快地将文章找了出来，并报告说自己读过了。但他只是说自己叹服于其精密的考证工作，并没有展现出那种我所预期的反应。我虽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并未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只是在心里暗自嗟叹不已。同样的经历，之后又重复了两次、三次。但直到最近，我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武内博士的那一场演讲并未发表。这样一来，凡是受我推荐而去找文章来读的人，恐怕都是读了博士的《汉石经论语残字考》。我终于才明白当时自己何以和那位年轻的学者在问答上有不合拍的地方。

    现如今刊行的这部《论语之研究》，是在当初的那场演讲中所呈现出来的思考之上，更进一步精密论证后才得来的产物。我自己在拜读之后，唯有感谢和满足。在这本书成形以前，我就已经劝人读这本书了，因此，如今面对这本书，自然禁不住有一个念头，想要在世人面前广泛地宣传此书的长处。不过，这本书是一本纯粹的学问之书。倘若不是热爱学问之人，没有必要接近这本书。但与此同时，凡是在学问上对《论语》抱有关心之人，则不得不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对《论语》研究而言，是一本划时代的作品，将来的研究也必将以此为出发点。

    本书在序论部分，大体概述了《论语》原典研究的历史。著者首先从现存四五百种以上的《论语》文献中，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何晏《论语集解》和朱熹《论语集注》，对此详加检讨。著者尤其想要让读者注意的是，在何晏《论语集解》的序当中，有许多地方能提供关于《论语》原文的线索。在这当中，著者对《鲁论语》《齐论语》《古文论语》，以及与之相关的张禹、包咸、孔安国、马融、郑玄、王肃等学者，均予以了详尽的考察。接下来，著者考究何晏《论语集解》的注疏，从皇侃、邢昺开始，一直追踪到清代的考证学者刘宝楠、潘维城。朱子的《论语集注》则与前者不同，注重理论上的解释，步入清代，虽然受到了考证学的影响，但依然独成一派。不过在著者看来，这一派并不值得过分关注。在对《论语》文本的研究史上，并不次于以上两种流派者，据著者看来，当属伊藤仁斋[2]和山井昆仑[3]，两人均提出了一些“中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的、独属于日本学者的对《论语》的见解”。这里就不仅仅只是严密地，从学问角度对文本进行校勘，更进一步，步入了对《论语》原典进行高等批判的程度。校勘学已经为清代的考证学者充分吸收，但是对原典进行自由的批判，则在中国尚未充分展开。武内博士将这一始于日本学者的道路向前大大地推进了。这一道路，在我们看来也正好是原典批判的正道。自 19 世纪以来，对古希腊的古典、新旧约《圣经》、印度的古典，相关原典批判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一工作，和日本先儒所做的工作，大体出自同一种方法。

    在这样的序论之后，著者的第一章主要讨论了《论语》的文本校勘。这一工作实际上在著者的其他论文（该书附录中所收的两篇论文即属此类）中论述得更为详细，对我们这样的局外人而言，这一章能够直呈要领，实在是非常难得。在这里，著者明确了中国的标准文本是“开成石经”，而日本的标准文本是“教隆本”。此外，著者更深究正平版《论语》，并得出了一个结论，“教隆本”是进入关东的清原家的证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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