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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房间里。一向总是有第三人在一处。此时第三人却因事出去了，房内只有我与蔡先生两个人。那时与蔡先生还不知己，自己又很怕羞。要是他做他自己的事倒好了。可是蔡先生却恭恭敬敬陪我坐着，我提了两三个谈话的头，蔡先生只一言半语便回答了。两个人相对坐着，没有谈话。心中着急，更想不出话来。这样的坐也许不到半点钟，可是在那时好像有几点钟似的。幸而第三人来了，方才解了当时的围。
民国二十一年冬与吴先生同船由法回国，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与吴先生同乘津浦北上。拜访蔡先生后没有几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厂的菜根香请吃饭。吴先生坐首席，同座都是从前在英国的熟朋友。饭后一干人一同步行从先农坛走到天桥。当时感觉到一种北平闲暇的趣味。可是没有多少时候，空气突然紧张，蔡先生离京南下，此后他便有十年没有到过北平。
大约是民国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过几天。武汉大学的同人给他一个很热烈的欢迎。可是那时候我正病卧在床上，不能够行动。倒是蔡先生走上百余级石级，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问。对于一个后辈，而且实在是很少见的人，看做亲切的朋友，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一年的夏末——还是次年？暑假时我从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到南京后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时北上，出席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一同相约同行。在车上除了一位基金会的美国董事外，没有什么很熟识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处。这时与伦敦旅馆中大不同了。自己没有了拘束的感觉，没有话的时候也并不勉强地想话说。可是这一次蔡先生谈话很多，从中国的政治教育到个人琐事。特别是过泰安附近时，我们在窗口凭吊志摩遇难的地点，谈了不少关于志摩的回忆。蔡先生带了几瓶南京老万全的香雪酒，是朱骝先送他在车上喝的。第一天晚餐时我们两人喝了一瓶——应该说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只能陪二三杯。那晚上蔡先生虽没有醉，脸却红得厉害。第二天中晚两餐喝了一瓶。蔡先生说这样正好，听说他每餐得喝一点酒，但并不多。
车快到北平时，他对我说，中央委员乘车是不用花钱的，所以这一次一个钱也没有花，心里觉得有些不安，饭车的账请我让他开销了罢。他说得这样诚恳委婉，我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可是第二天早晨发现不仅饭费，连睡车上茶房的小费他都付过了。车到站时，他又说他带了一个当差，而且有人来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处运去。所以这一次与蔡先生同行，一个年轻三十多岁的我非但没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蔼体贴的风度。
蔡先生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后重游旧地，盛受各团体、各个人朋友的欢迎招待。常常一餐要走两三个地方。他到一处，一定得与每一客对饮一杯，饮完方离去，所以每晚回家时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他对一切的兴趣都很厚浓。故宫博物院欢迎他去参观时，他进去看了一天。他的脚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无倦容。我们从游的年轻些的人，都深为惊异。那时候我们认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龄，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事。
那一年以后，除了某年暑假，我与叔华在上海经过到愚园路进谒一次蔡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没有再会见过了。
追想过去，自己与蔡先生接触的次数实在并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给予的影响，却异乎寻常的大，异乎寻常的深刻。是怎样来的呢？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学问文章。蔡先生的书我一本不曾读过。他讲演辞和文章，也只偶然的读到。对于他的学问文章我没有资格说话。也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功业。他办理北大，以致有五四，有新文化运动；他办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国在科学各有各种贡献，但是这种种可以使人钦佩，却不一定使人师法，使人崇拜。蔡先生的所以能给予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推求起来，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伟大。他应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他待人极和蔼，无论什么人有所请托，如写介绍信之类，他几乎有求必应，并不询问来人的资格学问经验。可是到了出处大节，国家大事，他却决不丝毫含糊，而且始终如一，不因事过境迁而有迁就。他是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我与他接触的机会虽不多，但是先后有二三十年。我无论在什么时候见到他，蔡先生始终是蔡先生，犹之吴先生始终是吴先生，并不因环境的不同，时运的顺逆，而举止言语有什么不同。这是说来容易，却极难做到的一件事。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蔡吴两先生才可以当大丈夫的名称而无愧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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