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福斯特尔 致他的妻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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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当1792年法国人进驻美因茨时，格奥尔格·福斯特尔是当地选帝侯图书馆的管理员。[1]他当时三十多岁。在他身后是一段丰富多彩的人生：他在少年时就跟随他的父亲参加了1772～1775年库克（Cook）[2]的环球航行，也是在少年时就通过翻译工作和临时工作感受到了生存斗争的艰辛。接下来，在奔波在外的漫长岁月里，福斯特尔就像比格尔（Bürger）、荷尔德林（Hölderlin）或者伦茨（Lenz）这些人一样深刻地认识了他所处时代德意志知识分子的困苦。[3]但是他的困境不是随便哪个小官邸里的家庭教师的困境，他的舞台是在欧洲，因此他命中注定几乎是唯一一位从根本上去理解欧罗巴对现状之答复————这一答复由这些现状所推动————的德国人。他以美因茨城代表的身份在1793年去了巴黎，并在德国人重新夺回美因茨而且将他驱逐从而阻断了他的回国之路后，在巴黎待到了1794年1月去世。人们有时从他在巴黎写的信件中挑选段落编辑出版。但是，如此所为收效甚微。因为，不仅这些信作为一组在德国书信文学中几乎找不到同类的信函系列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几乎每封单独的信件都是一个整体，从起首语到落款都是源源不断的、来自一种直至生命边缘之完满体验的倾吐。在当时，像福斯特尔那样的人很难领会革命自由为何物以及它如何深深地依赖于贫困，没有人像他那样表述：“我再也没有家乡、没有祖国、没有亲朋好友，所有之前眷恋着我的一切，为了接受别的关系都弃我而去。而当我思及过去并且还自认为与此相关时，这纯粹就是我的选择和我的想象力，而非局势的强迫。我命运中美好幸福的转变能够给予我很多；糟糕的那些无法从我这里夺走一切，除了当我无力再支付邮资时，夺走我写这些信的乐趣。”[4]

    巴黎，1793年4月8日

    我的爱人，为了给你写信，我不再等待你新的来信。但愿我知道，你是心平气和的。我对有可能降临在我身上的一切完全从容不迫、保持镇静。首先，因为美因茨被封锁了，为此并非所有一切都丢失了。只是，如果我永远无法再看到我在那里拥有的一切中的一张纸，那么它们就不应当扰乱我。这次失败最初令人痛苦的印象已经过去了，在我通过屈斯蒂纳（Custine）[5]

    福斯特尔

    J.H.W.蒂施柏恩（J.H.W.Tischbein）绘

    有了举措去尽可能地解救任何能够被解救之物后，我现在不再想它。倘若我只是忠于我自己，那么我确实想要为你们如此努力工作，从而使得不久之后一切都能得到弥补。然而，我微薄的财产价值不多于300卡洛林（Carolin）[6]，因为那些我花费在纸张、图画和书籍上的钱，我完全不想去计算。我身处这个地球上的小地方，在这里，有点儿劳动的良好意愿与能力的人不必为面包而担心。我的两位同来的代表已经在此更加感到身体不适。在此期间我们还是拿到了餐费，直到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得到照料。长久以来我已经试图让自己习惯于日复一日地生活，并且不再试图去酝酿乐观的希望；我觉得这在哲学上是真实的，并且正在其中取得进步。我也相信，如果我们在此不错过任何使我们得以脱身和保障我们处境安全的事物，那么这就是我们还能够始终带着风度且独立地保有的唯一之物。

    一切在远处看上去与人们在更近距离下观察到的不同。在此，我心里不禁格外想到这句老生常谈。我依然坚定地眷恋着我的原则，只是我觉得只有极少数的人忠于它们。盲目且狂热的愤怒、疯狂的党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腾就是一切，这绝不会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结果。一方面，我发现了没有勇气和力量的洞见与天赋；另一方面，我发现了一种物理能，它由无知所引导，只在那些症结必须真正被击碎之处才有所裨益。人们往往应该解开这个结，但是却击碎了它。一切都处在极端中。我当然并不认为敌人会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必须始终彻底反抗的话，民族最终也会变得疲惫不堪。这取决于，谁忍受得最持久。如果法国现在不贯彻它的意图，那么欧洲的专制就不得不变得完全令人无法忍受，这一想法总是令我如此愤慨，以至于我能够不隔离于所有对道德、法律和正义的信仰之外去看待它，并且比起有可能看到那个希望的破灭，我宁愿对所有这一切都不抱希望。镇静的头脑在这里是少数，或者他们隐藏了起来。民族是————它过去始终是————轻率且多变的，缺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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