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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假定的）“人与作者、私人与客观、人与物之间的区分”失去了“它的正当性”[62]。
这是一种在本雅明的知识分子传记中回溯至深远的思想。他在1919年的一封信中就已经展示了这一想法，即书信作为文学史和学术研究的原始资料被“低估”了，因为人们把它们与一个“完全歪斜的作品与作者身份的概念”联系起来。信函是“证明”，它们与（书写的或者接收的）主体的内在联系随着不断增长的历史距离而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作为这样的证明，它们属于“一个人之永生”的范围，这一永生凭借“它自己的历史”插入生活之中。对于之后的读者而言，（“当单独的信件凭借与其创作者的关系可能在活力上受到损失时，”）信函集和书信往来“以特有的方式”增多了。在“最短的间隔”内相继读来，它们曾“客观地、从它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改变自我。“它们以一种与收信人当时生活着的不同节奏生存着，并且一般确实发生了改变。”[63]而差不多一年半之后，他做了必要的修正，但是实质上没有变化地写道：“历史学家向过去”追溯得“越远”，所有低劣的“心理学”就越多地丧失“其功效”并且“事物、日期和姓名”越是“不受限制地”获得“其权利”，这一权利就必须仍然“不是纯粹语言学的”权利，“而是”能够“变成一种人的”权利。[64]
这些（能够）组建“人性之物”的“事物、日期和姓名”，在《德意志人》中或多或少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也是分散的，以至于人们得在双重词义上采集它们。这以读者的全神贯注并聪明智慧、同时还小心谨慎且具有直觉为先决条件，本雅明无疑对这样的读者也有所期待。他坚信，人们能够确实正确地阅读他的著作、认出他选集的“识别符号”并且相应地解释他的著作来展示其“真正的意义”[65]。
在《法兰克福报》的《书信》全系列之前言中，关于这种“真正的意义”是说：尽管它们有不同的历史性与事实性的关联，这些信函还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因为它们“在德意志的意义上”忆起了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越是片面地”怀疑那种诉诸“艺术与文学著作”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这一立场就越是持久地被记忆。[66]然而，这些极其明确的话语成为了这些《书信》结集出版的牺牲品：这是出于策略性的理由，就像鲁道夫·勒斯勒尔曾表述的那样，是为了“不立刻”将“纳粹的审查”[67]提上日程。对所有在这本书中与（三重意义上的）“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的关键词和释义的概览清楚地表明了，尽管有这种编辑处理，《德意志人》仍清楚明了地保持得足够多了。
首先，所有那些书信本身以及本雅明评论中的章节都在那里，它们一定程度上用否定的定义来表达术语。例如当格奥尔格·福斯特尔努力描述1893年革命的巴黎时的表述那样：“盲目且狂热的愤怒、疯狂的党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腾就是一切，这绝不会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结果。”[68]或者像李比希在致普拉滕的信中[69]提及的“沙文主义”那样的概念，是在使人完全毫无防备时并且不带进一步解说地被提及的。另外，本雅明援引的格维努斯关于腐败的国家领导人的话语也从属于此，这些人“像梅特涅那样把他们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福利之上。最后，人们同样能够这样看待那些“具有破坏情绪的人”和政治赌徒的言辞，这些人没有“对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的顾及”就登台表演。[70]
同样，有为数众多甚至为数更多的肯定性的释义支援这些否定性的释义。当编纂者不想一下子用太多东西打扰他的读者时，他只会逐渐透露，这种“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义”是什么意思，它如何让自己抽象地、概念性地、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并且特别是：它在何处能被拾取。在此，一开始存在的是对一个资产阶级之英雄时代确切说来不显眼的提示，在那个时代中，思想与行动、言语与作为仍然彼此有一定的协调一致，换言之，在那个时代中仍然充满着伦理与道德等物。在哪里能找到这些价值呢？接下来，对原本收集的第一封信（利希滕贝格致阿梅隆）的评论给出了对此的答复。这段评论包含一个促使格斯霍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发表意见的段落，他说，这本“的确毫不含糊地‘具有危害性的’”书籍在纳粹德国的确被即刻禁止了，但是其中只有一位审查员曾“有一次”想到过“这个主意”，要真正阅读这本书[71]：在那里写道，断念的、现实的和新鲜的新教或者说普鲁士精神，在像莱辛和利希滕贝格那样“坚定的散文作家”的文章中，比在“弗里德里希的武装力量”中，“更加纯粹、更富有人情地”展现了出来。[72]
接着，随后的24封信详细地说明了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立场，同样带着对“人性的条件与界限”的提示：在对约翰·海因里希·康德写给其兄伊曼努尔一信的评论中，这样写道，“在谈论人性的时候，不应忘记这间启蒙运动将其光明投射其中的中产阶级房间的狭小”[73]。那么，出于赋予“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义”一幅轮廓图这一目的，本雅明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张概念和释义的图谱，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本手册、一本人性的词典。从A到Z读来，它包含的关键词有正直、交谈、修养、对话、忠诚、洞察力、放弃、阅历、探索精神、自由、坦率、友谊、关怀、善良、力量、文化、狂热、爱情、同情、勇气、冷静、风格、兴趣、宽容、透明、可靠、独立、信念、清廉、不屈不挠、无瑕、理智、学识、刚正不阿和克制等。
这些就是本雅明之思想和创作终生担负义务的价值与概念。但它们主要是这位1936年的“德意志人”能够————并且应该————将其自身的生活现实、其日常的观察和经验与之相比较的价值与概念。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被驱逐者，而且还是————甚至首先是————希特勒帝国的德意志人。在他本人看来，选集的某些暗示和图景被保留了，例如当在对裴斯泰洛齐一信的评论中谈及其本身决定了“忠诚爱国思想的高贵上扬”的“危险的歧路引导者”和“偏离正道”时，[74]或者当戈特弗里德·克勒尔在其写给狄奥多·施笃姆的信中提到某些宣布德意志令人崇敬的民族叙事诗————“古老而独特的《尼伯龙根之歌》”————“已经消亡从而将他时髦的怪婴推到前者的位置上”的“无赖”时。[75]最后，当为了克服“局势的强迫”[76]而把谋杀暴君作为手段加以考虑时：本雅明这样引证坚定不移、无可厚非并且“在一切危机中”毫不动摇的索伊默，“出于令人气愤的忠诚”，人们甚至能够变成强盗“并且从对付大臣”开始。[77]
《德意志人》的信函“从起首语到落款”几乎都是这种或者相似类型的“源源不断的倾吐”[78]。这一点适用于全部传统————假定，人们知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因为对本雅明而言，还存在对“错误财富”的“追求”，即一种无区分的追求，一种无差别地力求合并每段历史的追求。这种追求不追问，鉴于“人类前进着的解放”或者说鉴于自身的当下，从那些总是成问题的证明那里，究竟是否能够获得“暗示”并且必要时能够从它们那里获得哪些“暗示”？在此，作为令人警醒的例子，本雅明对18世纪记忆犹新，它的探索精神首先针对“模仿”。不想普遍地否认，这样的“行动被置于其他历史关联中时”，能够有更为幸运的、也有可能“更为重要”的结果，然而本雅明深信，这样一种“对所有来自逝去的民族圈和世界纪元的作品之获取”没有开启和开辟历史性的视角。情况完全相反！当“对过去之财富的贪欲……越过所有限度”时，它可能要冒危险抛弃理智的历史讨论与经验的立足点，那么它就成为了浮现在法西斯主义者眼前之物：一种“强占传奇”的企图。[79]与此相对地，本雅明赞同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Carl Gustav Jochmann）的一句格言，它比别的都更适于充当所有他收集并评论的著述的座右铭：“‘并非所有逝去之物都已失去。’（我们不需要重新制作它们。）‘并非所有失去之物都未被取替。’（很多有了更加高级的形式。）‘并非所有未被取替之物都无法弥补。’（很多从前有用之物如今已无用武之地。）”[80]
* * *
[1] 本文译自莫默尔·布罗德森为其主编的《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人》（Momme Brodersen ［Hg.］， Walter Benjamin.Deutsche Menschen，Frankfurt/M 2008，以下简称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所撰写的后记，参见该书474～488页。下文注释均为作者原注，但出于阅读需要，形式上从文中注改为脚注，且对缩写部分做了详解。
[2] 参见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468～469页。
[3] 参见克里斯多夫·格德/亨利·洛尼茨受汉堡科学与文化促进基金会委托、与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合作主编：《瓦尔特·本雅明：著作与遗稿（校勘评注完整版）》（Walter Benjamin，Werke und Nachlaβ.Kritische Gesamtausgabe.Im Auftrag der Hamburger Stiftung zur Förder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hrsg.von Christoph Gödde und Henri Lonitz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Walter Benjamin Archiv，以下简称《著作与遗稿》）21卷本，法兰克福2008年起，第13卷（罗尔夫·蒂德曼/赫尔曼·施韦彭豪泽尔在特奥多尔·W·阿多诺/格斯霍姆·朔勒姆协助下主编：《瓦尔特·本雅明文集》［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Unter Mitwirkung von Theodor W.Adorno und Gershom Scholem hrsg.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以下简称《文集》］卷Ⅲ，405页）。
[4] 参见《启迪》（Illuminationen），282页。
[5] 参见《德意志人》独立单行本第2版，本雅明1965。
[6] 参见《德意志人》独立单行本第3版。
[7] 参见本雅明1989。
[8] 参见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228页。
[9] 参见布罗德森（Brodersen）2006，448～449页。
[10]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520/1——2；Ts 2302——2303）。
[11]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792～796页）。
[12] 克里斯多夫·格德/亨利·洛尼茨［编］：《瓦尔特·本雅明书信集》（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Briefe.Hrsg.von Christoph Gödde und Henri Lonitz，以下简称《书信集》）6卷本，法兰克福1995～2000年，此处卷Ⅲ，61页。
[1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792页）。
[14] 《书信集》卷Ⅲ，61～62页。
[15] 参见《书信集》卷Ⅲ，71页。
[16]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Ⅱ（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519；5——12；Ms 564——572）。
[17]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5页）。
[18]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5～808页）。
[19]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8～815页）。
[20]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6页）。
[21]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8页）。
[22]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15～862页）。
[2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15～816页）。
[24]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25]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63～880页）。
[26] 《编年史》（Chronik）1915，65页。
[27] 《编年史》（Chronik）1915，53页。
[28]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7页）。
[29]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5页）。
[30] 《书信集》卷Ⅰ，257页。
[31] 参见《书信集》卷Ⅰ，120页。
[32] 参见费斯佩尔（Vesper）1906和费斯佩尔1910。
[33] 参见《书信集》卷Ⅰ，14页。
[34] 参见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1912。
[35] 参见霍夫曼斯塔尔1922～1923和霍夫曼斯塔尔1926。
[36]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78～79页）。
[37]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167页）。
[38]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4～407页）。
[39] 参见博尔夏特（Borchardt）1927。
[40]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1～94页）。
[41]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3～804页）。
[42]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120页。
[4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78页；亦见《文集》卷Ⅲ，167页）。
[44]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1～92页）。
[45]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167页）。
[46] 博尔夏特（Borchardt）1927，500页。
[47]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2～93页）。
[48] 博尔夏特1927，500页。
[49]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3页）。
[50] 参见本书中《约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尔·康德》一信的导言。
[51]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52] 参见本书中《约翰·威廉·里特尔致弗兰茨·冯·巴德尔》一信的导言。
[53]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386页。
[54] 参见本书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致安东·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55]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56]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57] 贡尔多夫（Gundolf）1916，9页。
[58]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59] 参见本书中《约瑟夫·格雷斯致阿劳城主理牧师阿洛伊斯·沃克》一信的导言。
[60]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20页。
[61]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8页。
[62]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63] 《书信集》卷Ⅱ，47～48页。
[64]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65] 《书信集》卷Ⅳ，442～443页。
[66]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07页。
[67]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386页。
[68]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
[69] 参见本书中《尤斯图斯·李比希致格拉夫·奥古斯特·冯·普拉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70] 参见本书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致安东·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71] 朔勒姆（Scholem）1980，234页。
[72]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致G.H.阿梅隆》一信的导言。
[73] 参见本书中《约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尔·康德》一信的导言。
[74] 参见本书中《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致安娜·舒尔特斯》一信的导言。
[75] 参见本书中《戈特弗里德·克勒尔致狄奥多·施笃姆》一信。
[76]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77] 参见本书中《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致他前未婚妻的丈夫》一信的导言。
[78]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79] 《著作与遗稿》卷Ⅱ（《文集》卷Ⅱ·2，581～582页）。
[80] 《著作与遗稿》卷Ⅱ（《文集》卷Ⅱ·2，5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