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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史学
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吾别有专篇论之。看第五讲、第八讲、第十二讲但梨洲、季野在草创时代，其方法不尽适用于后辈。实斋才识绝伦，大声不入里耳，故不为时流宗尚。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学界之耻也。清代一般史学家思想及其用力所在，王西庄之《十七史商榷序》最足以代之。今节录如下：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耳。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由考其事绩之实，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
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
大抵自宋以后所谓史家，除司马光、郑樵、袁枢有别裁特识外，率归于三派。其一派则如胡安国、欧阳修之徒，务为简单奥隐之文辞，行其溪刻隘激之“褒贬”。其一派则苏洵、苏轼父子之徒，效纵横家言，任意雌黄史迹，以为帖括之用。又其一派则如罗泌之徒之述古、李焘之徒之说今，惟侈浩博，不复审择事实。此三派中分史学界七百余年，入清乃起反动。
清初史学，第一派殆已绝迹，第二派则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等扇其焰，所谓“古文家”、“理学家”从而和之，其间如王船山，算是最切实的，然习气尚在所不免。第三派则马宛斯骕、吴志伊任臣及毛西河、朱竹垞辈，其著述专务内容之繁博以炫流俗，而事实正确之审查不甚厝意。虽然，自亭林、梨洲诸先觉之倡导，风气固趋健实矣。
乾嘉间学者力矫其弊，其方向及工作，则略如王西庄所云云。大抵校勘前史文名之讹舛，其一也；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其二也；补其遗阙，其三也；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省览，其四也。其著述门类虽多，精神率皆归于此四者。总而论之，清儒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比较的尚能应用于史学界，虽其所谓“实事”者或毛举细故，无足重轻，此则视乎各人才识何如。至于其一般用力方法，不可不谓比前代有进步也。
今就各家所业略分类，以论其得失：
(甲)明史之述作附清史史料
清初史学之发展，实由少数学者之有志创修明史，而明史馆之开设，亦间接助之。其志修明史者，首屈指亭林、梨洲，然以毕生精力赴之者，则潘力田、万季野、戴南山。
自唐以后，各史皆成于官局众修之手，是以矛盾百出，芜秽而不可理。刘子玄、郑渔仲已痛论其失，而卒莫之能改。累代学者亦莫敢以此自任。逮清初而忽有潘、万、戴三君，先后发大心，负荷斯业，虽其功皆不就，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钱牧斋亦有志自撰《明史》，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无成，可不复论
三家之中，潘、万学风大略相同，专注重审查史实。盖明代向无国史，不如清代国史馆之能举其职，递续修纂只有一部实录，既为外间所罕见，且有遗缺。缺建文、天启、崇祯三朝而士习甚嚣，党同伐异，野史如鲫，各从所好恶以颠倒事实，故明史号称难理。潘力田发心作史，其下手工夫即在攻此盘错。其弟次耕序其《国史考异》云：“亡兄博极群书，长于考订，谓著书之法，莫善于司马温公。其为《通鉴》也，先成长编，别著考异，故少牴牾。……于是博访有明一代之书，以实录为纲领，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铭家传，凡有关史事者一切钞撮荟萃，以类相从，稽其异同，核其虚实。……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单辞，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遂初堂集》卷六又序其《松陵文献》曰：“亡兄与吴先生(炎)草创《明史》，先作长编，聚一代之书而分划之，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钩稽，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同上卷七力田治史方法，其健实如此，故顾亭林极相推挹，尽以己所藏书所著稿畀之。其书垂成，而遭“南浔史狱”之难。既失此书，复失此人，实清代史学界第一不幸事也。遗著幸存者仅《国史考异》之一部分原书三十余卷，仅存六卷及《松陵文献》，读之可见其史才之一斑。
季野学术，已具第八讲，此不多述。彼为今本《明史》关系最深之人，学者类能知之。但吾以为，《明史》长处，季野实尸其功；《明史》短处，季野不任其咎。季野主要功作，在考证事实以求真是，对于当时史馆原稿既随时纠正，复自撰《史稿》五百卷，自言：“吾所取者或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故《明史》叙事翔实，不能不谓季野诒谋之善。虽然，《史稿》为王鸿绪所攘，窜改不知凡几，魏默深有《书王横云明史稿后》辨证颇详后此采王稿成书，已不能谓为万氏之旧。且季野最反对官局分条制度，而史馆沿旧制卒不可革。季野虽负重望，岂能令分纂者悉如其意？况季野卒于康熙四十一年，《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相距几四十年，中间史馆废弛已久；张廷玉草草奏进时，馆中几无一知名之士，则其笔削失当之处，亦概可想。故季野虽视潘、戴为幸，然仍不幸也。最不幸者是《明史稿》不传然《明史》能有相当价值，微季野之力固不及此也。
戴南山罹奇冤以死，与潘力田同，而著作之无传于后，视力田尤甚。大抵南山考证史迹之恳挚，或不如力田、季野，此亦比较之辞耳。观集中《与余生书》(即南山致祸之由者)，其搜查史料之勤慎，尚可见；且彼亦与季野有交期，特其精力不甚费于考证耳而史识、史才，实一时无两，其遗集中《史论》《左氏辨》等篇，持论往往与章实斋暗合。彼生当明史馆久开之后，而不慊于史馆诸公之所为，常欲以独立私撰《明史》，又常与季野及刘继庄、蔡瞻岷约偕隐旧京共泐一史。然而中年饥驱潦倒，晚获一第，卒以史事罹大僇，可哀也！其史虽一字未成，然集中有遗文数篇，足觇史才之特绝。其《孑遗录》一篇，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势乃至明之所以亡者见具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其《杨刘二士合传》，以杨畏知、刘廷杰、王运开、运宏四人为骨干，寥寥二千余言，而晚明四川云南形势若指诸掌。其《左忠毅公传》以左光斗为骨干，而明末党祸来历及其所生影响与夫全案重要关系人面目皆具见。盖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熔冶之，有浓挚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不著议论且蕴且泄，恰如其分，使读者移情而不自知。以吾所见，其组织力不让章实斋，而情感力或尚非实斋所逮。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吾所頫首，此两人而已。
潘、万、戴之外，有应附记者一人，曰傅掌雷维鳞。其人为顺治初年翰林，当明史馆未开以前，独立私撰《明书》一百七十卷。书虽平庸不足称，顾不能不嘉其志。虽然，三君之书或不成，或不传，而惟傅书岿然存，适以重吾曹悲也。
明清鼎革之交一段历史，在全部中国史上实有重大的意义。当时随笔类之野史甚多，虽屡经清廷禁毁，现存者尚百数十种。其用著述体稍经组织而其书有永久的价值者，则有吴梅村伟业之《鹿樵纪闻》，专记流寇始末；其书为郑漪所盗改，更名《绥寇纪略》，窜乱原文，颠倒事实处不少有王船山之《永历实录》，记永历帝十五年间事迹，有纪有传；有戴耘野笠之《寇事编年》《殉国汇编》，实潘力田《明史长编》之一部；耘野与亭林、力田为至友。力田修《明史》，耘野为担任晚明部分，此诸书即其稿。见潘次耕《寇事编年序》有黄梨洲之《行朝录》，于浙闽事言之较详；有万季野之《南疆逸史》，有温睿临之《南疆绎史》，皆半编年体；有计用宾六奇之《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用记事本末体，组织颇善；有邵念鲁廷采之《东南纪事》《西南纪事》，盖以所闻于黄梨洲者重加甄补，成为有系统的著述，于当时此类著作品中称甚善云。嘉道以降，文网渐宽，此类著述本可以自由，然时代既隔，资料之搜集审查皆不易，惟徐亦才鼒之《小腆纪年》最称简洁。戴子高望尝欲作《续明史》，成传数篇，惜不永年，未竟其业。钱映江绮著《南明书》三十六卷，据谭复堂云已成，不审有刻本否，亦不知内容何如。
官修《明史》自康熙十八年开馆，至乾隆四年成书，凡经六十四年。其中大部分率皆康熙五十年以前所成，以后稍为补缀而已。关于此书之编纂，最主要人物为万季野，尽人皆知。而大儒黄梨洲、顾亭林，于义例皆有所商榷。而最初董其事者为叶訒庵及徐健庵、立斋兄弟，颇能网罗人才，故一时绩学能文之士，如朱竹垞、毛西河、潘次耕、吴志伊、施愚山、汪尧峰、黄子鸿、王昆绳、汤荆岘、万贞一……等咸在纂修之例，或间接参定。《明史》初稿某部分出某人手，可考出者，如太祖本纪、高文昭章睿景纯七朝后妃传至江东李文进、龙大有列传四十七篇出汤荆岘；成祖本纪出朱竹垞；地理志出徐健庵；食货志出潘次耕；历志出吴志伊、汤荆蚬：艺文志出尤西堂；太祖十三公主至曹吉祥传一百二十九篇，出汪尧峰；熊廷弼、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诸传，出万季野；流贼、土司、外国诸传出毛西河。……此类故实，散见诸家文集笔记中者不少。吾夙思搜集汇列之，惜所得尚希耳一时流风所播，助长学者社会对于史学之兴味亦非浅鲜也。
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而不幸兹事乃大令吾侪失望。治明史者常厌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感野史之少。除官修国史、实录、方略外，民间私著卷帙最富者，为蒋氏良骐、王氏先谦之两部《东华录》，实不过抄节《实录》而成。欲求如明王世贞之《弁州乙部稿》……等稍带研究性质者且不可得。进而求如宋王偁之《东都事略》……等斐然述作者，更无论矣。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闿运之《湘军志》等。默深观察力颇锐敏，组织力颇精能，其书记载虽间有失实处，固不失为一杰作。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郭筠仙、意城兄弟尝逐条签驳，其家子弟汇刻之，名曰《湘军志平议》。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其足备表志一部分资料者，如祁鹤皋韵士之《皇朝藩都要略》对于蒙古部落封袭建置颇详原委；如程善夫庆余之《皇朝经籍志》《皇朝碑版录》《八卿表》《督抚提镇年表》等，当属佳构，存否未审。见戴子高所作程墓表此外可称著作者，以吾固陋，乃未之有闻。其人物传记之部，最著者有钱东生林之《文献徵存录》、李次青元度之《国朝先正事略》等。钱书限于学者及文学家，颇有条贯；李书涉全部，自具别裁，而俭陋在所不免。其部分的人物，则如董兆熊之《明遗民录》、张南山维屏之《国朝诗人征略》等颇可观。至于《碑传集》钱仪吉编，《续碑传集》缪荃孙编，《国朝耆献类征》李桓编等书，钞撮碑志家传，只算类书，不算著述李书尤芜杂，但亦较丰富。至如笔记一类书，宋明人所著现存者，十之五六皆记当时事迹。清人笔记有价值者，则十有九属于考古方面。求其记述亲见亲闻之大事，稍具条理本末如吴仲伦德旋《闻见录》、薛叔耘福成《庸庵笔记》之类，盖不一二觏。昭梿《啸亭杂录》、姚元之《竹叶亭笔记》、陈康祺《郎潜纪闻》……之类，虽皆记当时事，然全属官场琐末掌故，足资史料者甚少故清人不独无清史专书，并其留诒吾曹之史料书亦极贫乏。以吾个人的经验，治清史最感困难者，例如满洲入关以前及入关初年之宫廷事迹与夫旗人残暴状况，《实录》经屡次窜改，讳莫如深。孟莼生《心史丛刊》记累朝改《实录》事颇详又如顺治康熙间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吾侪虽于各书中偶见其断片，但终无由知其全部真相，而据官书记载，则其时乃正黄金时代。又如咸同之乱，吾侪耳目所稔，皆曾胡辈之丰功伟烈，至洪杨方面人物制度之真相，乃无一书记述。又如自戊戌政变，义和团以至辛亥革命，虽时代密迩，口碑间存，然而求一卷首末完备年月正确之载记，亦杳不可得。……窃计自汉晋以来二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于清代者。盖缘顺康雍乾间文网太密，史狱屡起，“禁书”及“违碍书”什九属史部，学者咸有戒心。乾嘉以后，上流人才集精力于考古，以现代事迹实为不足研究。此种学风及其心理，遗传及于后辈，专喜挦撦残编，不思创垂今录。他不要具论，即如我自己便是遗传中毒的一个人，我于现代事实所知者不为少，何故总不肯记载以诒后人？吾常以此自责，而终不能夺其考古之兴味。故知学风之先天的支配，甚可畏也呜呼！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
(乙)上古史之研究
《史记》起唐虞三代而实迹可详记者，实断自春秋而取材于《左氏》。《通鉴》则托始战国。而《左传》下距《战国策》既百三十三年，中间一无史籍，《战国策》又皆断片记载，不著事实发生年代。于是治史学者当然发生两问题：一春秋以前或秦汉以前史迹问题；一春秋战国间缺漏的史迹及战国史迹年代问题。
第一问题之研究，前此则有蜀汉谯周《古史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皆佚，宋胡宏《皇大纪》、吕祖谦《大事记》，罗泌《路史》、金履祥《通鉴前编》等。清初治此者则有马宛斯骕、李廌清锴。宛斯之书曰《绎史》，百十六卷，仿袁枢纪事本末体，盖毕生精力所萃。搜罗资料最宏博，顾亭林极称之，时人号曰“马三代”。廌清之书曰《尚史》，七十卷，仿正史纪传体，《世系图》一卷，《本纪》五卷，《世家》十三卷，《列传》三十四卷，《系》四卷，《年表》十卷，《序传》一卷博赡稍逊马书。李为铁岭人，关东惟一学者此两书固不愧著作之林。但太史公固云：“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宛斯辈欲知孔子所不敢知，杂引汉代谶纬神话，泛滥及魏晋以后附会之说，益博则愈益其芜秽耳。然马书以事类编，便其学者。李映碧清为作序，称其特长有四：一、体制之别创，二、谱牒之咸具，三、纪述之靡舛，四、论次之最核。后两事吾未敢轻许，但其体制别创确有足多者。盖彼稍具文化史的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朝廷政令者盖有间矣。宛斯复有《左传事纬》，用纪事本末治《左传》；而高江村士奇之《左传纪事本末》，分国编次，则复左氏《国语》之旧矣。此外则顾复初《春秋大事表》，为治春秋时代史最善之书，已详经学章，不复述。
嘉庆间则有从别的方向————和马宛斯正相反的方法以研究古史者，曰崔东壁述，其书曰《考信录》。《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丰镐别录》《洙泗余录》各三卷，《孟子实录》《考信附录》《考信续说》各二卷太史公谓：“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东壁墨守斯义，因取以名其书。经书以外只字不信。《论语》《左传》，尚择而后从，《史记》以下更不必论。彼用此种极严正态度以治古史，于是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十之八九。其书为好博的汉学家所不喜。然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钱、段、王，可谓豪杰之士也。
研究第二问题者，嘉道间有林鉴塘春溥，著《战国纪年》六卷，同光间有黄薇香式三，著《周季编略》九卷。两书性质体裁略同，黄书晚出较优。
第二问题，在现存资料范围内，所能做的工作不过如此，不复论。第一问题中春秋前史迹之部分，崔东壁所用方法，自优胜于马宛斯。虽然，犹有进。盖“考信六艺”，固视轻信“不雅驯之百家”为较有根据。然六艺亦强半春秋前后作品，为仲尼之徒所诵法。仲尼固自言“夏殷无徵”，则自周以前之史迹，依然在茫昧中。六艺果能予吾侪以确实保障否耶？要之，中国何时代有史，有史以前文化状况如何，非待采掘金石之学大兴，不能得正当之解答，此则不能责备清儒，在我辈今后之努力耳。
(丙)旧史之补作或改作
现存正史类之二十四史，除《史记》、两《汉》及《明史》外，自余不满人意者颇多。编年类司马《通鉴》止于五代，有待赓续。此外偏霸藩属诸史，亦时需补葺。清儒颇有从事于此者。
陈寿《三国志》精核谨严，夙称良史，但其不满人意者三点：一、行文太简事实多遗；二、无志表；三、以魏为正统。宋以后学者对于第三点抨击最力，故谋改作者纷纷。宋萧常、元郝经两家之《续后汉书》，即斯志也。清则咸同间有汤承烈著《季汉书》若干卷，吾未见其书；据莫郘亭友芝称其用力尤在表志，凡七易稿乃成。争正统为旧史家僻见，诚不足道，若得佳表志，则其书足观矣。
《晋书》为唐贞观间官修，官书出而十八家旧史尽废，刘子玄尝慨叹之。其书喜采小说，而大事往往阙遗，繁简实不得宜。嘉庆间周保绪济著《晋略》六十卷，仿鱼豢《魏略》为编年体也。丁俭卿晏谓其“一生精力毕萃于斯，体例精深，因而实创”；魏默深谓其“以寓平生经世之学，遐识渺虑，非徒考订笔力过人”，据此则其书当甚有价值。乾隆间有郭伦著《晋纪》六十八卷，为纪传体
魏收《魏书》夙称“秽史”，芜累不可悉指。其于东西魏分裂之后，以东为正，以西为伪，尤不惬人心。故司马《通鉴》不从之。乾隆末谢蕴山启昆著《西魏书》二十四卷，纠正收书之一部分。南北正统之争本已无聊，况于偏霸垂亡之元魏，为辨其孰正孰僭，是亦不可以已耶，然蕴山实颇具史才，此书于西魏二十余年间史料采摭殆无已遗漏，结构亦谨严有法，固自可称。
今二十四史中，《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之与《南史》《北史》《旧唐书》之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之与《新五代史》，皆同一时代而有两家之著作，文之重复者什而八九，两家各有短长，故官书并存而不废。然为读者计，非惟艰于省览，抑且苦于别择矣。于是校合删定之本，颇为学界所渴需。清初有李映碧清著《南北史合钞》口卷，删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隶诸南北二史而夹注其下。其书盛为当时所推服，与顾氏《方舆纪要》、马氏《绎史》称为海内三奇书。实则功仅钞撮，非为不足比顾，并不足比马也。映碧复抄马令、陆游两家之《南唐书》为一康雍之交，有沈东甫炳震著《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其名虽袭映碧，而体例较进步，彼与两书异同，经考订审择乃折衷于一。其《方镇表》及《宰相世系表》正讹补阙，几等于新撰，全谢山谓“可援王氏《汉书艺文志考证》之例孤行于世”者也。《鲒埼亭集》沈东甫墓志铭要之此二书虽不能谓为旧史之改造，然删合剪裁，用力甚勤，于学者亦甚便。
《五代史》自欧书行而薛书殆废，自《四库》辑佚，然后两本乃并行。欧仿《春秋》笔法，简而无当；薛书稍详，而芜累挂漏亦不少。要之其时宇内分裂，实不能以统一时代之史体为衡。薛欧皆以汴京称尊者为骨干，而诸镇多从阙略，此其通蔽也。清初吴志伊任臣著《十国春秋》百十四卷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十国纪元世系表合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镇表、百官表各一卷。以史家义法论，彼时代之史，实应以各方镇丑夷平列为最宜。实则宜将梁、唐、晋、汉、周并夷之为十五国。吴氏尚一间未达也吴氏义例，实有无薛欧所不及处。然其书徒侈捃摭之富，都无别择，其所载故事又不注出处。盖初期学者著述，体例多缺谨严，不独吴氏矣。道咸间，粤人吴兰修著《汉纪》，梁廷柟著《南汉书》，皆足补吴书所未备，而考核更精审
嘉庆间陈仲鱼鳣著《续唐书》七十卷，以代五代史，其意盖不欲帝朱温，而以后唐李克用直接唐昭宗；后唐亡后，则以《南唐》续之。其自作此书，则将以处于刘、欧两《唐书》与马、陆两《南唐书》之间。此与汤氏《季汉书》、谢氏《西魏书》同一见解。为古来大小民贼争正统闰位，已属无聊，况克用朱邪小夷，又与朱温何别？徒浪费笔墨耳。然亦犹薛欧妄宗汴京称尊者而造为“五代”一名称，有以惹起反动也。有李旦华(宪吉)著《后唐书》内容略同，未刻
元人所修三史宋辽金，在诸史中称为下乘，内中《金史》因官修之旧，较为洁净。金人颇知注重文献，史官能举其职，元好问、刘祁等私家著述亦丰，故《金史》有所依据《宋》《辽》二史芜秽漏略特甚。辽地偏祚短，且勿论。宋为华族文化嫡裔，而无良史，实士夫之耻也。《宋史》中北宋部分本已冗芜，南宋部分尤甚。钱竹汀云：《宋史》述南渡七朝事，丛冗无法，不如九朝之无善；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三朝之详明识者早认为有改造之必要。明末大词曲家汤玉茗显祖曾草定体例，钩乙原书，略具端绪。见王阮亭《分甘余话》及梁曜北《瞥记》清初潘昭度得玉茗旧本因而扩之，殆将成书见梁茞林《退庵随笔》但今皆不传。乾隆末邵二云发愤重编宋志，钱竹汀、章实斋实参与其义例，以旧史南宋部分最蒙诟病，乃先仿王偁《东都事略》，著《南都事略》，而宋志草创之稿亦不少。见《章实斋文集?邵与桐别传》然二云体弱多病，仅得中寿，卒年五十四两书俱未成，即遗稿鳞爪，今亦不得见。又章实斋治史别有通裁，常欲仍“纪传之体，而参(纪事)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以为载诸空言，不如见诸实事，故“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名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文集?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是实斋固刻意创作斯业，然其书亦无成。以亟须改造之《宋史》，曾经多人从事，其中更有史学大家如二云、实斋其人者，然而此书始终未得整理之结果，并前辈工作之痕迹亦不留于后，不得不为学术界痛惜也。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载有吴县陈黄中《宋史稿》二百十九卷
《元史》之不堪，更甚于元修之史。盖明洪武元年宋景濂之奉敕撰《元史》，二月开局，八月成书，二次重修，亦仅阅六月，潦草一至于此！虽钞胥迻录成文，尚虞不给，况元代国史本无完本，而华蒙异语扞格滋多者耶？故或以开国元勋而无传，并名氏亦不见或一人而两传、三传；其《刑法》《食货》《百官》诸志，皆直钞案牍，一无剪裁，于诸史中最为荒秽。清儒发愤勘治，代有其人。康熙间则邵戒三远平著《元史类编》四十二卷，然仅就原书重编一过，新增资料甚少，体例亦多贻笑大方。乾隆间则钱竹汀锐意重修，先为《元史考异》十五卷，然新史正文仅成《氏族表》《经籍志》两篇。竹汀学术，方面甚多，不能专力于此，无足怪也。据郑叔问《国朝未刊遗书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嘉庆间则汪龙庄辉祖著《元史本证》五十卷，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竹汀谓其“自摅新得，实事求是，有大醇而无小疵。”原书卷首《钱序》推挹可谓至矣。右三家者，除竹汀所补表志外，余皆就原书拾遗匡谬，其对于全部之改作，则皆志焉而未之逮。大抵《元史》之缺憾，其一固在史法之芜秽，其一尤在初期事实之阙漏。蒙古人未入中国，先定欧西。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西征中亚细亚全部以迄印度，北征西伯利亚以迄中欧，及世祖奠鼎燕京，其势已邻弩末。前四朝事迹，实含有世界性，为《元史》最主要之部分，而官修《元史》概付阙如，固由史官荒率，抑亦可凭借之资料太阙乏也。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见《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开国及太祖时事。两书出而“元史学”起一革命。钱竹汀得此两书，录存副本，其所以能从事考证《元史》者盖以此。其后张石洲穆将《亲征录》校正，李仲约文田为《元秘史》作注，于是治元史者兴味骤增。虽然，元时之修国史，其重心不在北京史馆，而在西域宗藩。有波斯人拉施特者，承亲王合赞之命，著《蒙古全史》写以波斯文，实为元史第一瑰宝，而中国人夙未之见。至光绪间洪文卿钧使俄，得其钞本，译出一部分，而“元史学”又起第二次革命。盖自道、咸以降，此学渐成显学矣。
近百年间，从事改造《元史》，泐成书者，凡四家：
一、魏默深源《新元史》九十卷。道光间著成，光绪三十一年刻
二、洪文卿钧《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光绪间著成，光绪二十六年刻
三、屠敬山寄《蒙兀儿史记》，卷数未定。光绪、宣统间随著随刻
四、柯凤荪绍忞《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民国11年刻
吾于此学纯属门外汉，绝无批评诸书长短得失之资格。惟据耳食所得，则魏著讹舛武断之处仍不少，盖创始之难也。但舍事迹内容而论著作体例，则吾于魏著不能不深服。彼一变旧史“一人一传”之形式，而传以类从。其传名及篇目次第为……太祖服各国，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中统以后屡朝平服叛藩，勋戚开国四杰，开国四先锋二部长，誓浑河功臣，开国武臣，开国相臣，开国文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世祖相臣，……治历治水漕运诸臣，平叛藩诸臣，平东夷南夷诸臣，中叶相臣……等但观其篇目，即可见其组织之独具别裁。章实斋所谓“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行之也。故吾谓魏著无论内容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属史家创作，在斯界永留不朽的价值矣。洪著据海外秘笈以补证旧史，其所勘定之部分又不多，以理度之固宜精绝。屠著自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纯属《通鉴考异》的性质，而详博特甚，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以著作体例言，可谓极矜慎极磊落者也。柯著彪然大帙，然篇首无一字之序，无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书宗旨及所以异于前人者在何处？篇中篇末又无一字之考异或案语，不知其改正旧史者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据者何书？著作家作此态度，吾未之前闻。吾尝举此书记载事实是否正确，以问素治此学之陈援庵垣，则其所序批评，似更下魏著一等也，吾无以判其然否。最近柯以此书得日本博士
上所举皆不满于旧史而改作者。其藩属敌国外国之史，应补作者颇多，惜少从事者。以吾所知有洪北江《西夏国志》，十六卷，未刻。而黄公度遵宪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在旧体史中实为创作。
温公《通鉴》绝笔五代。赓而续之者，在宋则有李焘，迄于北宋，在明则陈桱、王宗沐、薛应旃，皆迄元末。然明人三家，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事，略及辽金继世年月，荒陋殊甚。清初徐健庵著《资治通鉴后编》百八十四卷，襄其事者为万季野、阎百诗、胡东樵等。《四库》著录，许其善述。然关于北宋事迹，则李焘《长编》足本之在《永乐大典》者未出；关于南宋事迹，则李心传《系年要录》亦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徐著在此种资料贫乏状态之下，势难完善，且于辽金事太不厝意，亦与明人等；而宋嘉定后、元至顺前，亦太荒略，故全部改作，实为学界极迫切之要求，至乾隆末然后毕秋帆沅《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出现。此书由秋帆属幕中僚友编订，凡阅二十年，最后经邵二云校订。章实斋《邵与桐别传》云：“毕公以二十年功，属宾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本损益，无大殊异。……君出绪余，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毕公大悦，谓迥出诸家《续鉴》上。”可见书实成于邵手而章实斋实参与其义例。实斋有代秋帆致钱竹汀论《续鉴》书，见本集。函中指摘陈王薛徐诸家缺失，及本书所据资料所用方法，甚详核。可见章氏与此书关系极深其书“宋事，据二李焘、心传而推广之，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章代毕致钱书中语盖自此书出而诸家《续鉴》可废矣。
自宋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为史世创一新体。明陈邦瞻依其例以治宋史、元史。清初则有谷赓虞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其书成于官修《明史》以前，采辑及组织皆颇费苦心。姚立方谓此书为海昌谈孺木(迁)所作，其各篇附论则陆丽京(圻)作。郑芷畦述朱竹垞言，谓此书为徐倬作，虽皆属疑案，然其书出谷氏者甚少，盖可断言。叶廷琯《鸥波渔话》辨证此事最平允而马宛斯有《左传事纬》，高江村士奇有《左传纪事本末》，皆属此类书。
(丁)补各史表志
表志为史之筋干，而诸史多缺，或虽有而其目不备。如“艺文”仅汉、隋、唐、宋、明五史有之，余皆阙如。三国六朝海宇分裂，疆域离合，最难董理，而诸史无一注意及此者，甚可怪也。宋钱文子有《补汉兵志》一卷；熊方有《补后汉书年表》若干卷，实为补表志之祖。清儒有事于此者颇多，其书皆极有价值。据吾所知见者列目如下：
《历代史表》五十九卷。鄞县万斯同季野著。此书从汉起至五代止，独无西汉及唐，以《汉书》《新唐书》原有表也，所表皆以人为主，方镇年表各篇最好。惟东汉于表人外，别有《大事年表》一篇，是其例外
又季野尚有《纪元汇考》四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性质亦略同补表。
《二十一史四谱》五十四卷。归安沈炳震东甫著。四谱者，一纪元，二封爵，三宰执，四谥法。所谱自汉迄元
《历代艺文志》口卷。仁和杭世骏大宗著(未见)
以上总补。
《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常熟陈芳绩亮工著。此书自汉至明分十二格，表示州郡县沿革
《史目表》二卷。阳湖洪饴孙孟慈著。此书乃表各史篇目，甚便比观，虽非补表，附录于此。又归安钱念劬(恂)亦有《史目表》一卷，但采洪著稍有加减，非创作也
以上总补。
《史记天官书补目》一卷。阳湖孙星衍渊如著
《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仪征刘文淇孟瞻著
以上补《史记》《汉书》。
《后汉书补表》八卷。嘉定钱大昭晦之著。此书因熊方旧著而补其阙、正其讹。为《诸侯王》《王子侯》《功臣侯》《外戚恩泽侯》《宦者侯》《公卿》，凡六表《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嘉定钱大昭晦之著《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番禺侯康君谟著《后汉书三公年表》一卷。金匮华湛恩孟超著
以上补《后汉书》。
《三国志补表》六卷。常熟吴卓信顼儒著《三国志补表》十卷。同上。上二书未刻，见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补三国疆域志》二卷。阳湖洪亮吉稚存著《补三国艺文志》四卷。番禺侯康君谟著《三国职官表》三卷。阳湖洪饴孙孟慈著《三国纪年表》一卷。钱唐周嘉猷两塍著《三国郡县表补正》八卷。宜都杨守敬星吾著(未见)
以上补《三国志》。
《补晋兵志》一卷。嘉兴钱仪吉衍石著《补晋书艺文志》四卷。常熟丁国钧著《补晋书艺文志》口卷。番禺侯康君谟著(未见)《补晋书经籍志》四卷。钱塘吴士鉴著《补晋书艺文志》五卷。萍乡文廷式著《东晋疆域志》四卷。阳湖洪亮吉稚存著《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同上
以上补《晋书》。
《南北史表》七卷。钱唐周嘉猷两塍著。《年表》一卷，《世系表》五卷，《帝王世系表》一卷《南北史补志》十四卷。江宁汪士铎梅村著。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四卷，内《天文志》四卷、《地理志》四卷、《五行志》二卷、《礼仪志》三卷；其《舆服》《乐律》《刑法》《职官》《食货》《氏族》《释老》《艺文》八志佚于洪杨之乱《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八卷。嘉定徐文范仲圃著。《年表》十二卷，《州郡表》四卷，《郡县沿革表》六卷，《世系图表》附《各国疆域》二卷《十六国春秋世系表》二卷。嘉兴李旦华厚斋著补《宋书刑法志》《食货志》各一卷。栖霞郝懿行兰皋著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各书《艺文志》各一卷。番禺侯康君谟著(未见)补《梁书》《陈书》艺文志各一卷。武进汤洽著(未见)补《梁疆域志》四卷。阳湖洪齮孙子龄著
以上补南北朝诸史。
《唐书史臣表》一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唐五代学士表》一卷。同上《唐折冲府考》四卷。仁和劳经原笙士著，其子格季言补辑《唐折冲府考补》一卷。上虞罗振玉叔蕴著。此二书虽非纯粹的补表志，而性质略同，附见于此《唐藩镇表》。金匮华湛恩孟超著(未见，卷数未详)
以上补《唐书》。
《五代纪年表》一卷。钱唐周嘉猷两塍著《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江宁顾櫰三著
以上补《五代史》。
《宋史艺文志补》一卷。上元倪灿著《元史艺文志》四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元史氏族表》三卷。同上《宋学士年表》一卷。同上《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上元倪灿著又一卷。江都金门诏著。以上二书似不佳《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二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
以上补宋辽金元史。
此类书吾所知见者得以上若干种。当有未知者，容更搜补清儒此项工作，在史学界极有价值。盖读史以表志为最要，作史亦以表志为最难。旧史所无之表志，而后人摭拾丛残以补作则尤难。右诸书中，如钱衍石之《补晋兵志》，以极谨严肃括之笔法，寥寥二三千言，另有自注而一代兵制具见。如钱晦之之《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君谟之《补三国艺文志》……等，从本书各传所记及他书所征引辛勤搜剔，比《隋经籍志》所著录增加数倍，而各书著作来历及书中内容亦时复考证叙述，视《隋志》体例尤密。如洪北江、刘孟瞻之数种补疆域志，所述者为群雄割据、疆场屡迁的时代，能苦心钩稽，按年月以考其疆界，正其异名。如周两塍之《南北史世系表》，仿《唐书宰相世系表》之意而扩大之，将六朝矜崇门第之阶级的社会能表现其真相。如钱竹汀之《元史艺文志》及《氏族表》可据之资料极贫乏，而能钩索补缀，蔚为大观。……凡此皆清儒绝诣，而成绩永不可没者也。
此外有与补志性质相类者，则如钱衍石之《三国志会要》五卷，已成未刻《晋会要》《南北朝会要》各若干卷；未成杨晨之《三国会要》；有刻本徐星伯松之《宋会要》口百卷，《宋中兴礼书》二百三十一卷，《续通书》六十四卷。俱未刻
以上所举，各史应补之表志，亦已十得四五，吾侪所最不满意者，则食货、刑法两志补者甚寡。仅有一家两志皆最要而颇难作，食货尤甚，岂清儒亦畏难耶，抑不甚注意及此耶？旧史所无之表，吾认为有创作之必要者，略举如下：一外族交涉年表诸：外族侵入，于吾族旧史关系至钜，非用表分别表之，不能得其兴衰之真相。例如匈奴年表，从冒顿起，至刘渊、赫连之灭亡表之；鲜卑年表，从树机能始，至北齐、北周之灭亡表之；突厥年表，从初成部落，至西突厥灭亡表之；契丹年表，从初成部落，至西辽灭亡表之；女真年表，从金初立国，至清入关表之；蒙古年表，自成吉思以后，历元亡以后，明清两代之叛服，乃至今日役属苏维埃俄国之迹皆表之。自余各小种族之兴仆，则或以总表表之。凡此皆断代史所不能容。故旧史未有行之者，然实为全史极重要脉络。得此则助兴味与省精力皆甚多，而为之亦并不难，今后之学者宜致意也。罗叔蕴著《高昌麴氏年表》等，即此意。惜题目太小，范围太狭耳二文化年表：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故此方面之表绝无。今宜补者，例如学者生卒年表，文学家生卒年表，美术家生卒年表，佛教年表，重要书籍著作及存佚年表，重要建筑物成立及破坏年表，……等。此类表若成，为治国史之助实不细。创作虽不甚易，然以清儒补表志之精神及方法赴之，资料尚非甚缺乏也。三大事月表：《史记》之表，以远近为疏密。三代则以世表，十二诸侯、六国及汉之侯王将相则以年表，秦楚之际则以月表。盖当历史起大变化之事迹，所涉方面极多，非分月表不能见其真相。《汉书》以下二十三史，无复表月者矣。
今对于旧史欲补此类表，资料甚难得，且太远亦不必求详。至如近代大事，例如明清之际月表，咸丰军兴月表，中日战役月表，义和团事件月表，辛亥革命月表……等，皆因情形极复杂，方面极多，非分月、且分各部分表之，不能明晰。吾侪在今日，尚易集资料。失此不为，徒受后人责备而已。
吾因论述清儒补表志之功，感想所及，附记如右。类此者尚多，未遑遍举也。要之，清儒之补表志，实费极大之劳力，裨益吾侪者真不少。惜其眼光尚局于旧史所固有，未能尽其用耳。
(戊)旧史之注释及辨证
疏注前史之书，可分四大类。其一，解释原书文句音义者，如裴骃之《史记集解》，颜师古、李贤之《两汉书》注等，是也。其二，补助原书遗佚或兼存异说者，如裴松之之《三国志注》等，是也。其三，校勘原书文字上之错舛者如刘攽、吴仁杰之《两汉刊误》等，是也。其四，纠正原书事实上之讹谬者，如吴缜之《新唐书纠缪》等，是也。清儒此类著述中，四体皆有，有一书专主一体者，有一书兼用两体或三体者。其书颇多，不能悉举。举其要者错综论列之。
清儒通释诸史最著名者三书，曰：
《二十一史考异》一百卷，附《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嘉定王鸣盛西庄著
《二十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阳湖赵翼瓯北著
三书形式绝相类，内容却不尽从同。同者一部分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原书事实讹谬处亦时有。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比诸经部书，盖王氏《经义述闻》之流也。王书亦问校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自序谓“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置旁参阅，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诚哉然也！书末“缀言”二卷，论史家义例，亦殊简当。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牴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自序语但彼与三苏派之“帖括式史论”截然不同。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的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谓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又有人谓赵书乃攘窃他人，非自作者。以赵本文士，且与其旧著之《陔余丛考》不类也。然人之学固有进步，此书为瓯北晚作，何以见其不能？况明有竹汀之序耶？并时人亦不见有谁能作此类书者。或谓出章逢之(宗源)，以吾观之，逢之善于辑佚耳，其识力尚不足以语此
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每篇后所附考证，性质与钱氏《考异》略同，尚有杭大宗世骏《诸史然疑》、洪稚存亮吉《四史发伏》……等。洪筠轩颐煊《诸史考异》、李次白贻德《十七史考异》，疑亦踵钱例，然其书未见。
其各史分别疏证者，分隶于一总书之下，如钱竹汀之《史记考异》，即《二十一史考异》之一部分；《史记拾遗》，即《三史拾遗》之一部分，不再举则《史记》有钱献之坫《史记补注》一百三十六卷，梁曜北玉绳《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王石臞念孙《读史记杂志》六卷，崔觯甫适《史记探原》八卷……等。钱书当是巨制，惜未刻，无从批评。王书体例，略同钱氏《考异》。梁书自序言：“百三十篇中愆违疏略，触处滋疑，加以非才删续，使金鍮罔别，镜璞不完，良可闵叹！……”书名《志疑》，实则刊误纠谬，什而八九也。崔书专辨后人续增窜乱之部分，欲廓清以还史公真相，故名曰“探原”。
《史记》为第一部史书，其价值无俟颂扬。然去古既远，博采书记，班彪所谓“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多不齐一”。此实无容为讳者。加以冯商、褚少孙以后，续者十余家。孰为本文？孰为窜乱？实难辨别。又况传习滋广，传写讹舛，所在皆是。故各史中最难读而亟须整理者，莫如《史记》。清儒于此业去之尚远也。然梁、崔二书，固已略辟蚕丛。用此及二钱二王所校订为基础，辅以诸家文集笔记中之所考辨，汇而分疏于正文之下，别成一集校集注之书，庶为后学省无数迷惘，是有望于今之君子！
《汉书》《后汉书》有吴枚庵翌凤《汉书考证》十六卷，未见惠定宇《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侯君谟、沈铭彝各续补惠书一卷钱晦之大昭《汉书辨疑》二十二卷、《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汉书辨疑》九卷，王石臞《读汉书后汉书杂志》，共十七卷，陈少章景云《两汉订误》五卷，沈文起钦韩《两汉书疏证》共七十四卷；周荇农寿昌《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后汉书注校正》八卷，王益吾先谦《汉书补注》一百卷、《后汉书集解》九十卷、《续汉书志集解》三十卷……等。诸书大率释文、考异、订误兼用，而《汉书》则释文方面更多，因其文近古较难读也；《后汉书》则考异方面较多，以诸家逸书谢承、华峤、司马彪等遗文渐出也。王益吾《补注》《集解》最晚出，集全清考订之成，极便学者矣。
《三国志》，有杭大宗《三国志补注》六卷，钱竹汀《三国志辨疑》三卷，潘眉《三国志考证》八卷，梁茞林章钜《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陈少章《三国志举正》四卷，沈文起《三国志注补》《训故》《释地理》各八卷，侯君谟《三国志补注》一卷，周荇农《三国志注证遗》四卷……等。此书裴全属考异补逸性质，诸家多广其所补，沈则于其所不注意之训故地理方面而补之也。
马、班、陈、范四史最古而最善，有注释之必要及价值，故从事者多，《晋书》以下则希矣。其间欧公之《新五代史》最有名而文句最简，事迹遗漏者最多，故彭掌仍元瑞仿裴注《三国》例，为《五代史记注》七十四卷，吴胥石兰庭亦有《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纂误》为宋吴缜撰，则纠欧之失也。而武授堂亿、唐春卿景崇亦先后以此例注欧之《新唐书》。武书似未成，唐成而未刻云。其余如洪稚存之《宋书音义》、杭大宗之《北齐书疏证》、刘恭甫寿曾之《南史校议》、赵昭祖之《新旧唐书互证》等，琐末点缀而已。
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治《金史》者莫勤于施研北国祁之《金史详校》十卷。其《元史》部分已详前节，不再论列。惟李仲约文田之《元秘史注》十五卷，盖得蒙古文原本对译勘正而为之注，虽非正注史，附录于此。
注校旧史用功最巨而最有益者，厥惟表志等单篇之整理。盖兹事属专门之业，名为校注，其难实等于自著也。最初业此者，则宋王应鳞之《汉书艺文志考证》。清儒仿行者则如：
孙渊如《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未刻
梁曜北《汉书人表考》九卷。《古今人表》之注也。从古籍中搜罗诸人典故殆备，可称为三代前人名辞典。又翟文泉(云叔)有《校正古今人表》
全谢山《汉书地理志稽疑》口卷。又段茂堂有《校本地理志》，未刻
钱献之坫《新斠注汉书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表注未刻
汪小米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二卷。
吴顼儒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百零三卷。顼儒尚有《汉三辅考》二十四卷，亦《地理志》之附庸也
杨星吾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二卷。
陈兰甫《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
洪筠轩《汉志水道疏证》四卷。
徐星伯松《汉书地理志集释》十六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
李恢垣光廷《汉西域图考》七卷。此书实注《汉书西域传》也
李生甫赓芸《汉书艺文志考误》二卷。未刻
朱亮甫右曾《后汉书郡国志补校》口卷。未刻。钱晦之有《后汉郡国令长考》，实释《郡国志》之一部分
钱献之《续汉书律历志补注》二卷。未刻
毕秋帆《晋书地理志新校正》五卷。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一卷。
张石洲穆《延昌地形志》口卷。此用延昌时为标准，补正《魏书地形志》也
章逢之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此书虽注重辑佚，但各书出处多所考证，亦不失为注释体
杨星吾《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
张登封宗泰《新唐书天文志疏正》口卷。未刻沈东甫炳震校正《唐书方镇表》《宰相世系表》。此两篇在《新旧唐书钞》中，但全部校补，重新组织。全谢山谓当提出别行，诚然又《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此书单行
董觉轩沛《唐书方镇表考证》二十卷。似未刻
以上各史表志专篇之校注，与补志表同一功用。彼则补其所无。此则就其有者，或释其义例、或校其讹舛，或补其遗阙也。顾最当注意者，上表所列，关于地理者什而八九，次则经籍，次则天文律历皆各有一二，而食货、刑法、乐、舆服等乃绝无。即此一端，吾侪可以看出乾嘉学派的缺点。彼辈最喜欢研究僵定的学问，不喜欢研究活变的学问。此固由来已久，不能专归咎于一时代之人，然而彼辈推波助澜，亦与有罪焉。彼辈所用方法极精密，所费工作极辛勤，惜其所研究之对象不能副其价值。呜呼！岂惟此一端而已矣。
(己)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
专史之作，有横断的，有纵断的。横断的以时代为界域，如二十四史之分朝代，即其一也。纵断的以特种对象为界域，如政治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学史、美术史等类是也。中国旧惟有横断的专史而无纵断的专史，实史界一大憾也。《通典》及《资治通鉴》可勉强作两种方式之纵断的政治史内中惟学术史一部门，至清代始发展。
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时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然在正史中仅为极微弱之附庸而已。唐宋以还，佛教大昌，于是有《佛祖通载》《传灯录》等书，谓为宗教史也可，谓为学术史也可，其后儒家渐渐仿效，于是有朱晦翁《伊洛渊源录》一类书。明代则如周汝登《圣学宗传》……之类，作者纷出，然大率借以表扬自己一家之宗旨，乃以史昌学，非为学作史，明以前形势大略如此。
清初，孙夏峰著《理学宗传》，复指导其门魏莲陆一鳌著《北学编》，汤荆岘斌著《洛学编》，学史规模渐具。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然所叙限于理学一部分，例如王弁州、杨升庵……一辈之学术在《明儒学案》中即不得见而又特详于王学，盖“以史昌学”之成见，仍未能尽脱。梨洲本更为《宋元学案》，已成十数卷，而全谢山更续为百卷。谢山本有“为史学而治史学”的精神，此百卷本《宋元学案》，有宋各派学术————例如洛派、蜀派、关派、闽派、永嘉派，乃至王荆公、李屏山等派————面目皆见焉，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
叙清代学术者有江子屏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有唐海镜鉴之《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然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贱彼而贵我，子屏不过将当时社会心理照样写出，不足为病也。二书中汉学编较佳，宋学编则漏略殊甚，盖非其所喜也。然强分两门，则各人所归属亦殊难正确标准，如梨洲、亭林编入“汉学”附录，于义何取耶？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学则喜杂禅宗。观《师承记》所附《经师经义目录》，及《渊源记》之附记，可见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于作学史，特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耳。唐镜海搜罗较博，而主观抑更重。其书分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以语于史才明矣。闻道咸间有姚春木椿者，亦曾著《国朝学案》，其书未成，然其人乃第三、四流古文家，非能治学者，想更不足观也。吾发心著《清儒学案》有年，常自以时地所处窃比梨洲之故明，深觉责无旁贷；所业既多，荏苒岁月，未知何时始践夙愿也。
学史之中，亦可分析为专门，或专叙一地学风，或专叙一学派传授分布。前者如《北学编》《洛学编》等是，后者如邵念鲁廷采之《阳明王子及王门弟子传》《蕺山刘子及刘门弟子传》即其例。学派的专史，清代有两名著：其一为李穆堂绂之《陆子学谱》，貌象山之真；其二为戴子高望之《颜氏学记》，表习斋之晦，可谓振裘挈领，心知其意者矣。
文学美术等宜有专史久矣，至竟阙然。无已，则姑举其类似者数书。一、阮芸台之《畴人传》四十六卷，罗茗香士琳《续畴人传》六卷，诸可宝之《畴人传三编》七卷，详述历代天算学渊源流别。二、张南山维屏之《国朝诗人征略》六十卷，网罗有清一代诗家，各人先为一极简单之小传，次以他人对于彼之论评，次乃标其名著之题目或摘其名句。道光前作者略具焉。三、卞永誉之《式古堂书画汇考》三十卷，其画考之部，首为画论，卷一次为收藏法，卷二次论前代记载名画目录及评论之书，卷三至卷七次乃遍论三国两晋迄明画家，卷八至三十颇有别裁，非等丛抄，俨具画史的组织，宜潘次耕极赏之也。有鲁东山骏《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三十六卷，以韵编姓，实一部极博赡之画家人名辞典。此数书者即不遽称为文学史、美术史，最少亦算曾经精制之史料，惜乎类此者且不可多得也。
最近则有王静安国维著《宋元戏曲史》，实空前创作，虽体例尚有可议处，然为史界增重既无量矣。
(庚)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
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学诚三人而已。兹事原非可以责望于多数人，故亦不必以少所发明为诸儒诟病。顾吾曹最痛惜者，以清代惟一之史家章实斋，生乾嘉极盛时代，而其学竟不能为斯学界衣被以别开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家仅以摭拾丛残自足，谁之罪也？实斋学说，别为专篇，兹不复赘。
七 方志学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惟封建与郡县组织既殊，故体例靡得而援焉。自汉以降，幅员日恢，而分地纪载之著作亦孳乳浸多，其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则有下列各类：
一图经之属。如《冀幽齐三州图经》及罗含《湘中山水记》、刘澄之《司州山川古今记》……等。
二政记之属。如赵晔《吴越春秋》，常璩《华阳国志》，失名《三辅故事》……等。
三人物传之属。如苏林《陈留耆旧传》，陈寿《益都耆旧传》……等。
四风土记之属。如圈称《陈留风俗传》，万震《南州异物志》，宗懔《荆楚岁时记》……等。
五古迹之属。如失名《三辅黄图》，扬衒之《洛阳伽蓝记》……等。
六谱牒之属。如《冀州姓族谱》，洪州、吉州、江州、袁州诸《姓谱》……等。
七文征之属。如宋明帝《江左文章志》……等。
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方志之著述，最初者为府志，继则分析下达为县志，综括上达为省志。明以前方志，今四库著录者尚二十七种，存目亦数十。《四库》例：宋元旧志全收，明则选择綦严，仅收五种，清则惟收当时所有之省志而已。然道、咸以后，学者搜罗遗佚，《四库》未收之宋元志续出重印者不少，以吾所见尚二十余种入清，则康熙十一年曾诏各郡县分辑志书，而成者似不多，佳构尤希。雍正七年因修《大清一统志》，需省志作资料，因严谕促修，限期蒇事。今《四库》著录自李卫等监修之《畿辅通志》起至鄂尔泰监修之《贵州通志》止，凡十六种，皆此次明诏之结果也。成书最速者为《广东通志》，在雍正八年；最迟者为《贵州通志》，在乾隆六年旋复颁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之令。虽奉行或力不力，然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计今所存，恐不下二三千种也。
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虽然，以吾侪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余万卷之方志，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良著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何则？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
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吾家方志至少，不能悉举，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略如下。
康熙《邹平县志》。马宛斯独撰，顾亭林参与
康熙《济阳县志》。张稷若独撰
康熙《德州志》。顾亭林参与
康熙《灵寿县志》。陆稼书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历城县志》。周书昌(永年)、李南涧(文藻)合撰
乾隆《诸城县志》。李南涧独撰
乾隆《宁波府志》。万九沙(经)、全谢山参与
乾隆《太仓州志》。王述庵(昶)独撰
乾隆《鄞县志》。钱竹汀参与
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俱戴东原参与
乾隆《松江府志》《邠州志》《三水县志》。俱孙渊如主撰
乾隆《偃师县志》《安阳县志》，嘉庆《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志》。俱武授堂(亿)主撰
乾隆《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俱杭大宗(世骏)主撰
乾隆《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俱姚姬传(鼐)主撰
乾隆《宁国府志》《怀庆府志》《延安府志》《泾县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俱洪稚存主撰
乾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俱章实斋独撰
乾隆《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俱章实斋参与
乾隆《富顺县志》。段茂堂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朝邑县志》。钱献之(坫)主撰
嘉庆《广西通志》。谢蕴山(启昆)为巡抚时主撰
嘉庆《湖北通志》。乾隆末毕秋帆为总督时主撰，章实斋总其事，但今本已全非其旧
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皆阮芸台主撰。《广东志》，陈观楼(昌齐)、江子屏(藩)、谢里甫(兰生)等总纂
嘉庆《安徽通志》。陶云汀(澍)主撰，陆祁孙(继辂)总纂
嘉庆《扬州府志》。伊墨卿(秉绶)倡修，焦里堂、姚秋农(文田)、秦敦夫(恩复)、江子屏等协成
嘉庆《徽州府志》。夏朗斋(銮)、汪叔辰(龙)合撰，龚自珍参与
嘉庆《凤台县志》。李申耆(兆洛)为知县时独撰
嘉庆《怀远县志》。李申耆主撰，董晋卿(士锡)续成
嘉庆《禹州志》《鄢陵县志》《河内县志》洪幼怀(苻孙)主撰
嘉庆《长安县志》《咸宁县志》。董方立(祐诚)主撰
嘉庆《郯城县志》。陆祁孙主撰
道光《湖广通志》。林少穆(则徐)总裁，俞理初(正燮)总纂
道光《陕西通志》。蒋子潇(湘南)参与
道光《雷州府志》《海康县志》。陈观楼独撰
道光《兴文县志》《屏山县志》《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张介侯(澍)为知县时独撰
道光《武冈府志》《宝庆县志》。邓湘皋(显鹤)独撰
道光《南海县志》。吴荷屋(荣光)主撰
道光《河内县志》《永定县志》《武陟县志》。方彦闻(履篾)主撰
道光《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邹叔绩(汉勋)主撰
道光《新会县志》。黄香石(培芳)、曾勉士(钊)合撰
道光《济宁州志》。许印林(瀚)独撰
道光《泾原县志》。蒋子潇主撰，刻本多改窜
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鲁通甫(一同)主撰
咸丰《遵义府志》。莫子偲(友芝)、郑子尹(珍)合撰
同治《江西通志》。董觉轩(沛)总纂
同治《苏州通志》。冯林一(桂芬)主撰
同治《南海县志》。邹特夫(伯奇)、谭玉生(莹)主撰
同治《番禺县志》。陈兰甫主撰
同治《江宁府志》。汪梅村(士铎)主撰
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陆存斋(心源)主撰
同治《鄞县志》《慈溪县志》。董觉轩、徐柳泉(时栋)合撰
光绪《畿辅通志》。黄子寿(彭年)总纂
光绪《山西通志》。曾沅甫(国荃)总裁、王霞举(轩)总纂
光绪《湖南通志》。郭筠仙(嵩焘)、李次青(元度)总纂
光绪《安徽通志》。何子贞(绍基)总纂
光绪《湘阴县图志》。郭筠仙独撰
光绪《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县志》。俱王壬秋(闿运)主撰
光绪《杭州府志》《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太平续志》。俱王子庄(棻)主撰
光绪《绍兴府志》《会稽新志》。俱李莼客(慈铭)主撰
光绪《湖北通志》《顺天府志》《荆州府志》《昌平县志》。俱缪小山(荃孙)主撰
宣统《新疆图志》。王晋卿(树柟)总纂
民国《江阴县志》。缪小山主撰
民国《合川县志》。孙亲石(森楷)独撰
以上诸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吾不过随举所知及所记忆，挂漏盖甚多，然亦可见乾嘉以降，学者日益重视斯业矣。
方志之通患在芜杂。明中叶以后有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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