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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五讲到第十一讲，把几个重要学派各列举几位代表人物，叙述其学说梗概，清初学界形势大略可见了。然而顺、康间承晚明之敝，反动猛起，各方面有许多瑰奇之士，不相谋，不相袭，而各各有所创获。或著作失传，或无门弟子恢张其业，故世罕宗之。又或行谊可訾议，或本非纯粹的学者，而所见殊有独到处。总之，那时候学界气象，如久经严冬，一旦解冬启蛰，万卉抽萌，群动蠕跃，煞是可爱。本讲要把这些人————为我现在记忆所及者，提出十来位来讲讲。
一方密之 附：黄扶孟
方以智，字密之，安徽桐城人。明崇祯庚辰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国变后从永历帝于云南，永历亡，出家为僧，号药地。他著有《通雅》五十二卷，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其目录为：音义杂论，读书类略，小学大略，诗说，文章薪火，疑始，释诂，天文，地舆，身体，称谓，姓名，官制，事制，礼仪，乐曲，乐舞，器用，衣服，宫室，饮食，算数，植物，动物，金石，谚原，切韵声原，脉考，古方解。《四库提要》很恭维这部书，说道：“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然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
顾、阎辈是否受密之影响，尚难证明。要之密之学风，确与明季之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代考证学开其先河，则无可疑。他的治学方法有特征三端，一曰尊疑，他说：“……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欲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于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后释然于吾心。……”《通雅》钱澄之序述密之语又说：“学不能观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贵书簏乎？……”又说：“因前人备列以贻后人，因以起疑。……”俱自序又说：“副墨洛诵，推至疑始。案：此用庄子语始作此者，自有其故，不可不知，不可不疑也。”卷一叶一可见他的学问，全由疑入。“无问题则无学问”，此理他见得极透。二曰尊证，他说：“考究之门虽卑，然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守经而已，必博学积久，待征乃决。”凡例又说：“是正古文，必借他证，乃可明也。……智每驳定前人，必不敢以无证妄说。”卷首之一叶五至六立论要举证，是清儒最要的信条，他倡之最力而守之最严。三曰尊今，他说：“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让后人者，韦编杀青，何如雕版？龟山在今，亦能长律；河源详于阔阔，江源详于《缅志》；南极下之星，唐时海中占之，至泰西入，始为合图，补开辟所未有。……”卷首之一叶一又说：“后人因考辨而积悟之，自详于前，前人偶见一端，而况有传讹强争者乎？”卷五十叶二又说：“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学以收其所积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卷首之三叶二十二又说：“先辈岂生今而薄今耶？时未至也，其智之变亦不暇及也。不学则前人之智非我有矣；学而徇迹引墨，不失尺寸，则诵死人之句耳。”同上所以，他虽极博古而亦不贱今，他不肯盲从古人，全书千数百条，每条都有自己独创的见解。
依我看，《通雅》这一部书，总算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清代学者徐高邮王氏父子以外，像没有那位赶得上他。但乾嘉诸老，对于这部书很少征引，很少称道，不知是未见其书，抑或有什么门户之见？清儒是看不起明儒的。密之纯属明人，这书又成于崇祯年间，也许清儒很少人读过密之最大的发明，在以音求义。他说：“音有定，字无定，随人填入耳。各土各时有宜，贵知其故。”卷五十叶一因此他最注意方言和谚语，书中特辟“谚原”一篇，其小序曰：“叔然作反切，本出于俚里常言，宋景文笔记之，如‘鲫溜’为就，‘突栾’为团，‘鲫令’为精，‘窟笼’为孔，不可胜举，讹失日以远矣。然相沿各有其原，考之于古，颇有暗合。方音乃天地间自然而转者，上古之变为汉、晋，汉、晋之变为宋、元，势也。”卷四十九叶一故以为欲做辨当名物的工作，“须足迹遍天下，通晓方言，方能核之。”凡例又不惟地方差别而已。他以为，“天地岁时推移而人随之，声音亦随之。方言训诂相传，遂为典实。”同上“乡谈随世变而改，不考世变之言，岂能通古今之诂而是正名物乎？”卷首之一叶二十一他说：“古今之音，大概五变。”凡例“岁差自东而西，地气自南而北。方言之变，犹之草木移接之变也。历代训诂、谶纬、歌谣、小说，即具各时之声称。”卷首之一，叶二十二“上古之音，见于古歌三百。汉、晋之音，见于郑、应、服、许之论注。至宋渐转，元周德清始起而畅之。《洪武正韵》，依德清而坛入声也。”卷五十叶二十他说：“古字简少通用。”卷二叶十五所以“古人解字，皆属借义，如赋诗断章”。卷二叶十八“周末至汉，皆以韵为解。”同上其于形亦然，“汉碑字见形相似，即借用之。”同上叶二十有许多字因“事变义起，不得不分别，故未分字先分音，取其易记”。卷一叶五其后则“因有一音，则借一字配之”。同上叶十八他以为文字孳乳寝多之故，皆由于此。“世变既繁，不得不尔，所以合所以分皆当知之。”同上叶五他以为后人将古字增减或造新字，好古者动诋为俗，不知“六书之道，原以适用为主，未可谓后人必无当也”。卷二叶三十二他最能辨别伪书，但以为虽伪亦复有用。他说：“书不必尽信，贵明其理，或以辨名当物，或以验声音称谓之时变。则秦汉以降之所造所附，亦古今之征也。”卷首之一叶五他对于古言古训，爬罗剔挈，费了多少心血，真算得中国文字之功臣了。但他却有一句极骇人的话，说道：“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卷一叶十八创造拼音文字之议，在今日才成为学界一问题，多数人听了还是咋舌掩耳，密之却已在三百年前提起。他的见识气魄如何，可以想见了。
密之所造的新字母，乃斟酌古韵、华严字母、神珙谱、邵子衍、沈韵、唐韵、徽州所传朱子谱、中原音韵、洪武正韵、郝京山谱、金尼阁谱而成。分为三十六韵十六摄而统以六余声，自为《旋韵图》表之。具见《通雅》卷五十切韵声原中。可惜我于此学毫无研究，不惟不会批评，并且不会摘要。有志斯道者请看原书。
密之所著书，尚有《经学编》，有《易图说》，似皆佚。又拟著《方域图》《官制图》，似尚未成。他早年才气英发，为复社领袖，晚年间关万里，奔走国难，石烂海枯，乃自逃于禅悦。钱饮光说：“今道人既出世矣，然犹不肯废书，独其所著书好作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若所谓《通雅》，已故纸视之矣。”读此可知密之学术之变迁及其究竟了。
桐城方氏，在全清三百年间，代有闻人，最初贻谋之功，自然要推密之。但后来桐城学风并不循着密之的路走，而循着灵皋方苞的路走，我说这也是很可惜的事。
同时皖人中有黄生，字扶孟，歙县人。明诸生，入清不仕，著有《字诂》一卷，《义府》一卷，《四库全书》著录，亦专主以声音通训诂。其族孙承吉说道：“公年差少于顾亭林。顾书公所未见，公书顾亦弗知。顾撰《音学五书》，厥功甚伟，惟尚未能得所会通。……公实有见于声与义之相因而起，遂浚及于义通则声通，为古今小学家之所创获。”又说：“此学喻之者惟高邮王氏，引申触类，为从古之所无，即先后乎王氏及与王氏同时者亦皆不得而与。盖他儒以韵求声，王乃言声而不言韵，可谓穷本知归。公生于王氏百数十载之前，非有来者相谋，而所造若是。……”《重刻字诂义府后序》虽子孙诵芬之辞，或未免稍过其实。总之《字诂》这部书在清代声音训诂学里头占有重要位置，我们是要承认的。
二 陈乾初
陈确，字乾初，浙江海宁人，卒康熙十六年(1677)，年74。他是刘蕺山门生，却极不喜欢理学。黄梨洲作他的墓志铭，说道：“乾初读书卓荦，不喜理学家言。尝受一编读之，心弗善也，辄弃去，遂四十年不阅。其后……问学于山阴先师，深痛末学之支离，见于辞色。……先师梦奠，得其遗书而尽读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阅者重阅之，则又格格不能相入。”《南雷文约》他这个人的气象，大略可见了。梨洲又说：
乾初深痛“朱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之语，案：此是程子语谓从悬空卜度至于心行路绝，自是禅门种草。宋人指《商书》“维皇降衷”、《中庸》“天命之谓性”为本体，必欲求此本体于父母未生以前，而过此以往即属气质，则工夫全无着落。当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即是孟子道性善本旨。盖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之后见之，如五谷不艺植不耔耘，何以见其种子美耶？……性之善不可见，分见于气、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乐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气、情、才言。后儒言“既发谓之情”，“才出于气，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同上又说：
乾初谓，人心本无所谓天理，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其主于无欲者，非也。同上
读这两段话，前一段何其与颜习斋《存性篇》辨气质性恶之说酷相类，后一段何其与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顺情养欲之说酷相类也？颜、戴二君，并非蹈袭乾初，因为我相信他们并没有读过乾初的书。但乾初以蕺山门人而有这种见地，真算得时代精神之先驱者了。
乾初不信《大学》为孔、曾所作，著《大学辨》以辨之。其略曰：
子言之矣，“下学而上达”，《易》称“蒙养即圣功”，何小大之有？《论语》二十篇中，于《易》《诗》、《书》《礼》、《乐》三致意焉，而无一言及《大学》。小戴置其篇于《深衣》《投壶》之后，垂二千余年，莫有以为圣经者。而程子始目为孔氏之遗书，又疑其错简而变易其文。朱子又变易程子之文，且为之补传，以绝无证据之言，强以为圣经，尊之《论语》之上。即其篇中两引夫子之言，一引曾子之言，则自“十目”一节之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朱彝尊《经义考》引
这是他用考证眼光证明《大学》之晚出。但他所以断断致辨者，不徒在其来历，而尤在其内容。他以为“《大学》言知不言行，格致诚正之功夫后失其伦序”，《经义考》引所以不得不辨。读者须知，《大学》这篇书，经程朱捧场之后，他的身份高到何等地步，七八百年间为“格致”两个字打的笔墨官司，也不知糟蹋天地间几多纸料。乾初这种怪论，当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当时学者如张杨园、黄梨洲、刘伯绳、沈甸华等————都是乾初学友，都纷纷移书责他，他却毅然不顾。他临死前一年，还有书和梨洲往复，大旨谓：“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可谓痛心！”吴骞著《陈乾初先生年谱》引他的独立不惧精神，可概见了。
乾初对于社会问题，常为严正的批评与实践的改革。深痛世人惑于风水，暴棺不葬，著《葬论》《丧实论》诸篇，大声疾呼，与张杨园共倡立“葬亲社”，到处劝人实行。屠爌、陆圻征文寿母，他说：“世俗之事，非所当行。”当时东南社集讲会极盛，他说：“衎衎醉饱，无益身心。”一切不赴。甲申以后，起义死事的人甚多，好名依附者亦往往而有。乾初说：“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人之贤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谓‘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动称末后一着，遂使奸盗优倡，同登节义，浊乱无纪。死节一案，真可痛也！”黄撰墓志引他又尝著《书潘烈妇碑后》，说道：“吾以为烈妇之死非正也。某尝怪三代以后，学不切实，好为激烈之行，寝失古风，欲一论辩其非。……”吴著年谱引他立论不徇流俗，大略如此。
他和梨洲同门，但生前论学，往往不合。梨洲也不深知他，《南雷集》中他的墓志铭两篇，第一篇泛泛叙他的庸德而已，第二篇才把他学术要点摘出，自言：“详玩遗稿，方识指归，有负良友多矣。因理其绪言，以忏前过。”梨洲服善之诚，实可敬。乾初遗著，世罕传本，不知尚存否？得梨洲一文，我们可以知道一位拔俗学者的面影，也算幸事了。
三 潘用微
潘平格，字用微《学案小识》作用徵，误浙江慈溪人。他的学术像没有师承，也没有传授。他所著有《求仁录》一书，我未得见，仅从唐鉴《国朝学案小识》所引观其崖略。以下都是从唐著转引大概说：“孔门之学以求仁为宗。仁者，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而发见于吾人日用平常之事者也。……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说：“学者之患，在于不知真心见在日用，而别求心，故有种种弊病以各成其学术”。他反对主敬主静之养心法，以为养心用操持法总是不对，说道：“操持者，意也，识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识治意识也。”所以他说：“敬即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即是敬，而非主敬持敬。”而结论归到“本体工夫非有二”，说道：“工夫二字，起于后世佛老之徒。盖自伦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说是工夫。若主敬之学，先立体以为致用之本；穷理之学，先推极知识以为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说是工夫。……这便是学养子而后嫁了。”又说：“晦庵不信《大学》而信伊川之‘改大学’，不格物而补格物之传，以至象山、阳明不信曾、思、孟而谓颜子没而圣学亡，今敢于悖先圣而不敢以悖后世诸贤，……总由学者读注听讲，先入于近儒之说，故意见偏颇，窠臼难拔。某常说不得看注，不得看诸贤语录，盖尝深中其病，确知其害。”用微之学，我未见其全书，不敢轻下批评。约略看来，大率也是从宋明学上很用过苦功而力求解放者。归玄恭文集里头有《上潘先生书》两通，第一通很尊仰他；第二通很诋毁他。像是玄恭曾游用微之门，后来不以为然，又退出来。李恕谷记万季野自述道：“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轰言予畔黄先生，先生亦怒。……”《恕谷后集?万季野小传》然则季野亦颇心折其学了。可惜他生在浙东，浙东正是蕺山、梨洲势力范围，不容他有发展余地。这个人便成为“中道而殇”的学者了。
四 费燕峰
费密，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人。生明天启三年(1623或1625)，卒清康熙三十八年(1698或1699)，年77。当张献忠荼毒全蜀时，他团乡兵拒贼，贼不能犯。永历在滇，蜀人杨展据叙州嘉定、永宁为明守，燕峰以中书舍人参其军，屯田积谷为一方保障。吴三桂入蜀，燕峰避乱陕西，寻即东下，自是流寓江淮间四十余年。49岁，诣苏门谒孙夏峰，夏峰年九十矣，与谈学甚契。见《夏峰年谱》尝游京师，交李恕谷，为作《大学辨业序》。见《恕谷年谱》工诗，为王渔洋所推服。见《池北偶谈》遗著三种，曰《弘道书》，曰《荒书》，曰《燕峰诗抄》，近年大关唐氏始刻之。《荒书》记明清间蜀乱，为极翔实之史料。徐立斋、万季野在明史馆，以不得见为恨。《弘道书》成于晚年，为书三卷十五篇，曰“统典论”，曰“弼辅录论”，曰“道脉谱论”，曰“古经旨论”，曰“原教”，曰“圣人取人定法论”，凡六篇，为上卷；“祀典议”五篇及“先王传道述”、“圣门传道述”、“吾道述”，凡八篇，为中卷；“圣门定旨两变序记”一篇为下卷；其间复以表十一篇分附焉。骤看这部书名和目录，很像是一部宋明道学先生们理障的著作，其实大大不然。燕峰是对于宋元学术革命的急先锋。这部书惊心动魄之言，不在颜习斋《四存编》之下。其最不同之点，则习斋连汉唐学派一概排斥，燕峰则提倡注疏。就这点论，燕峰不能如习斋之彻底，其学风实与后此乾嘉学派颇接近。但乾嘉学者并未受燕峰影响，不可不知燕峰和同时的颜习斋、毛西河，虽同为反宋学的健将，而燕峰之特色，则在研究历史上学术变迁之迹，能说明宋学所自出。他以为，中国学术自三国六朝以后分为南北两派，而宋学则从南派衍来。其论南北派曰：
……迨于魏晋，王弼、何晏，习为清谈，儒学始变，朝野相尚，损实坏政，中原沦没，宋、齐、梁、陈，偏安江左，诸儒谈经，遂杂玄旨，何承天、尉弘正、雷次宗、刘瓛、沈麟士、明山宾、皇侃、虞喜、周舍、伏曼容、张绪诸君子，缁素并听，受者甚广。北方旧族，执经而言圣人之道，卢玄、王保安、刁冲、刘兰、张吾贵、李同轨、徐遵明、熊安生、刘焯、刘炫诸儒，弟子著录千万计，古经得传，深有赖焉。……《原教》他续论自唐迄宋学术变迁大势，说道：
唐啖助、王玄感、陆淳以来，诂经已出意见，尚未大变乱也。经旨大变，创于王轸，和以贾昌朝。而刘敞为说，始异古注疏，然不著天下。王安石自昌朝发，独任己私，本刘敞《七经小传》，尽改古注为新义，……诬辨幽诞，以为道德性命之微。……安石言之则为新义，行之则为新法，天下骚然，宋遂南渡。当是时不守古经言“足兵足食”、“好谋而成”，从生聚教训实处讲求，思以立国。而朝士所争，乃王安石、程颐之学术，上殿专言“格物”，道德性命之说益炽。吕祖谦、陆九渊、朱熹、张栻、陈亮，论各不同，而九渊与熹尤显。……熹为集注，力排七十子古今诸儒，独取二程，然二程与安石稍异者，不过“静坐”、“体验”、“会活泼泼地”气质之性耳，一切道德性命臆说，悉本安石焉，……今之非安石者皆是也。安石、程、朱，小殊而大合，特未尝就数家遗书细求耳。……明永乐专用熹说四书五经“大全”，命科举以为程式。生徒趋时，递相祖受。七十子所遗汉唐相传共守之实学殆绝。……王守仁虽以熹穷理格物为非，而复溯九渊本心之说，改九渊接孟轲。自此穷理、良知二说并立，学者各有所好，互相仇敌。《道脉谱论》
他又论宋儒之学乃剽窃佛道两家而来，历举邵雍之出于陈抟，周敦颐之出于寿厓。其考证虽不逮黄晦木、胡朏明之详博，而论断尤痛切。谓：
诸儒辟二氏，谓其惑世诬民，若不可令一日容于斯世；而阴窃其说以自润，又何以服二氏？《圣门定旨两变序记》又谓：
羲、文、周、孔至宋，乃托二氏再生于天地之间。吾道受辱至此，百尔君子，欲不愤得乎？《道脉谱论》
他以为，“凡宋儒所自诩为不传之秘者，皆彷佛为见，依倚成理。昔儒非不知之也，但不以为学。”《古经旨论》所以不以为学之故，他以为一因其不能普及，二因其不能应用。所谓不能普及者，他说：
圣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为教也……今大郡十余万家，长老子弟秀杰者，虽上下不齐，而常千百人于孝弟忠信诗书六艺之文可以与知也。浸汨敷衍于后儒性理新说，多者五六人或二三人，或千里无一人焉。道不远人，说何艰深若此？《原教》所谓不能应用者，他说：
清谈害实，起于魏晋，而盛于宋南北。……齐逞臆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段。即有好议论，美听而已矣。……后儒所论，惟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冲漠无朕至奥、心无时不在腔子里、性无不复、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知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圣门定旨两变序记》他又极论空言高论之有害政治，说道：
论政当以身所当者为定。……井田封建，先王之善政也；郡县阡陌，后王之善政也。……专言三代，欲以为治，不过儒生饰辞耀世，苟实行之，误国家而害民生，必如社仓、青苗空竭四海而后止也。……自宋以来，天下之大患，在于实事与议论两不相侔，故虚文盛而真用薄。儒生好议论，然草野诵读，未尝身历政事，执固言理，不达事变，滞古充类，责人所难。……《先王传道述》他又反对宋儒之禁欲主义，说道：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众人如是，贤哲亦未尝不如是也。……欲不可纵，亦不可禁者也。不可禁而强禁之，则人不从；遂不禁任其纵，则风俗日坏。圣人制为礼乐，因人所欲，而以不禁禁之也。《统典论》又说：
生命人所共惜也，妻子人所深爱也，产业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极慕也，饥寒困辱人所难忍也，忧患陷阨人所思避也，义理人所共尊也，然恶得专取义理，一切尽舍而不合量之欤？论事必本于人情，议人必兼之时势。功过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不当以难行之事徒侈为美谈，不当以必用之规遂指为不肖。《弼辅录论》
燕峰学术的要点大略如此。我们拿来和亭林、习斋、乾初、东原诸家之说并读，当可发见其相同之点甚多。盖明学反动的结果，一时学风不期然而然也。但燕峰于破坏方面，不能如习斋之彻底，于建设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健实，又没有弟子以张其军，遗书亦湮晦罕传，所以这样精悍的思想家，三百年间几乎没人知道。最初表彰他的，为同治间之戴子高，他的《谪麟堂集》中有《费舍人别传》一篇，但亦语焉不详。最近遗著出世，这位大学者渐渐复活起来了。
五 唐铸万 胡石庄 附：易堂九子
同时四川还有一位怪人，曰唐铸万。但费、唐两位，虽属蜀产，然中年以后都流寓江淮，我们是要注意的。
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生明崇祯三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0－1704)，年75，与阎百诗、颜习斋同年卒顺治丁酉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仅十个月便去官，在任内劝民植桑八十万株。他早年因蜀乱避地居苏州，遂游长终老于苏。家计赤贫，常常断炊，采废圃中枸杞叶为饭，衣服典尽，败絮蓝缕，陶陶焉振笔著书不辍。他学无师授，我们读他的书，知道他曾与王昆绳、魏冰叔、顾景范为友。他著书九十七篇，初名曰《衡书》，晚乃改名《潜书》。魏冰叔初见《潜书》，大惊，曰：“此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梅定九一见便手录全部，曰：“此必传之作，当藏之名山以待其人耳。”俱见王闻远著《圃亭先生行略》潘次耕为之序曰：“古之立言重世者，必有卓绝之识，深沉之思，蕴积于中，多不可制，吐而为辞，风发泉涌。若先秦诸子之书，醇驳不同，奇正不一，要皆独抒己见，无所蹈袭，故能历千载而不磨。……斯编远追古人，貌离而神合，不名《潜书》，直名《唐子》可矣！”本书卷首铸万品格高峻，心胸广阔，学术从阳明入手，亦带点佛学气味，确然有他的自得，又精心研究事务条理，不为蹈空骛高之谈。这部《潜书》，刻意摹追周秦诸子，想要成一家之言，魏、潘恭维的话，未免过当。依我看，这部书有粗浅语却无肤泛语，有枝蔓语却无蹈袭语，在古今著作之林，总算有相当位置。大约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干《中论》、颜之推《家训》之亚也。
铸万宗阳明心学，其自得处颇类心斋、东崖父子之以乐为学，尝自述其下手法门道：
甄晚而志于道，而知即心是道，不求于外而壹于心。而患多忧多恚为心之害。有教我以主静者，始未尝不静，久则复动矣；有教我以主敬者，始未尝不敬，久则复纵矣。从事于圣人之言，博求于诸儒之论，为之未尝不力，而忧恚之疾终不可治。因思心之本体，虚而无物者也。时有穷达，心无穷达；地有苦乐，心无苦乐；人有顺逆，心无顺逆，三有者，世之妄有也；三无者，心之本无也；奈何以其所妄有，加之于其所本无哉？心本无忧恚，而劳其心以治忧恚，非计之得也。……吾今而知疾之所由来矣。吾之于人也，非所好而见之，则不宜于其人，名之于食也，非所好而进焉，则不宜于其味。……即此一人，即此一事，或宜于朝不宜于夕，或不宜于朝而宜于夕。其所不宜者，必当吾之不悦时也。其所宜者，必当吾之悦时也。然则宜在悦不在物也，悦在心不在宜也。故知不悦为戕心之刃，悦为入道之门。……于是舍昔所为，从悦以入，……无强制之劳，有安获之益。……《悦入篇》这段话大概是铸万一生得力所在。他以为“不悦则常怀烦懑，多见不平，多见非理，所以一切怨天尤人不相亲爱，皆由此生。悦则反是。”我认为这话是很好的。我自己的修养也是向这条路上走。他又说：“古人教亦多术矣，不闻以悦教人，而予由此入者何？予蜀人也，生质如其山川，湍急不能容而恒多忧恚。细察病根，皆不悦害之。悦为我门，非众之门。”这段话更好。讲学专标一宗旨，此如指独步单方以疗百病，陆桴亭尝非之。铸万主张各自搜寻自己病根，各自找药，最为通达。他说地理关系影响到人的生质书中屡说这种话，亦极有理政。
铸万虽极力提倡心学，然与宋明儒明心见性之说不同。他养心专为治事用，所以心学只算手段，不算目的。他说：“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辨儒篇》所以他对于客观的事物条理，认为必须详实研究。他说：
顾景范语唐子曰：“子非程子、朱子，且得罪于圣人之门”。唐子曰：“是何言也！二子古之贤人也，吾何以非之？乃其学精内而遗外。……”顾子曰：“内尽即外治”。唐子曰：“然则子何为作方舆书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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