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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
颜习斋，名元，字浑然，直隶博野县人。生明崇祯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年70。他是京津铁路线中间一个小村落————杨村的小户人家儿子。他父亲做了蠡县朱家的养子，所以他幼年冒姓朱氏。他3岁的时候，满洲兵入关大掠，他父亲被掳，他母亲也改嫁去了。他二十多岁，才知道这些情节，改还本姓。正要出关寻父，碰着三藩之乱，蒙古响应，辽东戒严，直到5l岁方能成行。北达铁岭，东抵抚顺，南出天复门，困苦不可名状。经一年余，卒负骨归葬。他的全生涯，十有九都在家乡过活。除出关之役外；五十六七岁时候，曾一度出游，到过直隶南部及河南。62岁，曾应肥乡漳南书院之聘，往设教，要想把他自己理想的教育精神和方法在那里试验。分设四斋，曰文事，曰武备，曰经史，曰艺能。正在开学，碰着漳水决口，把书院淹了，他自此便归家不复出。他曾和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通过信，但都未识面。当时知名之士，除刁蒙吉包、王介祺余佑外，都没有来往。他一生经历大略如此。
他幼年曾学神仙导引术，娶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折节为学。20岁前后，好陆王书，未几又从事程朱学，信之甚笃。30岁以后，才觉得这路数都不对。他说唐虞时代的教学是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周礼》教士以三物：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和后世学术专务记诵或静坐冥想者，门庭迥乎不同。他说：“必有事焉，学之要也。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治与道俱废。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见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艺曰物，不征诸物，非德非行非艺也”。李塨著《习斋年谱》卷上他以为，离却事物无学问；离却事物而言学问，便非学问；在事物上求学问，则非实习不可。他说：“如天文、地志、律历、兵机等类，须日夜讲习之力，多年历验之功，非比理会文字之可坐而获也”。《存学编》卷二《性理书评》所以他极力提倡一个“习”字，名所居曰“习斋”。学者因称为习斋先生。他所谓习，绝非温习书本之谓，乃是说凡学一件事都要用实地练习功夫。所以我叫他做“实践主义”。他讲学问最重效率。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翻这个案，说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他用世之心极热，凡学问都要以有益于人生、可施诸政治为主。所以我又叫他“实用主义”。王昆绳说：“先生崛起无师受，确有见于后儒之高谈性命，为掺杂二氏而乱孔孟之真，确有见于先王先圣学教之成法，非静坐读书之空腐，确有见于后世之乱，皆由儒术之失其传；而一复周、孔之旧，无不可复斯民于三代。……毅然谓圣人必可学，而终身矻矻于困知勉行，无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济苍生为心。……”《居业堂集?颜先生年谱序》这话虽出自门生心悦诚服之口，依我看还不算溢美哩。
习斋很反对著书。有一次，孙夏峰的门生张天章请他著礼仪水政书，他说：“元之著《存学》也，病后儒之著书也，尤而效之乎？且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年谱》卷下所以他一生著书很少，只有《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都是很简短的小册子。《存学编》说孔子以前教学成法，大指在主张习行六艺，而对于静坐与读书两派痛加驳斥。《存性编》可以说是习斋哲学的根本谈，大致宗孟子之性善论，而对于宋儒变化气质之说不以为然。《存治编》发表他政治上主张，如行均田、复选举、重武事……等等。《存人篇》专驳佛教，说他非人道主义。习斋一生著述仅此，实则不过几篇短文和信札笔记等类凑成，算不得著书也。戴子高《习斋传》说他：“推论明制之得失所当因革者，为书曰《会典大政记》，曰：‘如有用我，举而错之’。”但这书我未得见，想是失传了。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两书，今皆存。这书是他读朱子《四书集注》及《语类》随手批的，门人纂录起来，也不算什么著述。他30岁以后，和他的朋友王法乾养粹共立日记；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时自勘注之。后来他的门生李恕谷用日记做底本，加以平日所闻见，撰成《习斋先生年谱》二卷。钟金若錂又辑有《习斋先生言行录》四卷，补年谱所未备；又辑《习斋纪余》二卷，则录其杂文。学者欲知习斋之全人格及其学术纲要，看《年谱》及《言行录》最好。
这个实践实用学派，自然是由颜习斋手创出来。但习斋是一位暗然自修的人，足迹罕出里门，交游绝少，又不肯著书。若当时仅有他这一个人，恐怕这学派早已湮灭没人知道了。幸亏他有一位才气极高、声气极广、志愿极宏的门生李恕谷，才能把这个学派恢张出来。太史公说：“使孔子名周闻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孔子是否赖有子贡，我们不敢说；习斋之有恕谷，却真是史公所谓“相得而益彰”了。所以这派学问，我们叫他做“颜李学”。
恕谷，名塨，字刚主，直隶蠡县人。生顺治十六年，卒雍正十一年(1659－1733)，年75。父明性，学行甚高。习斋说生平严事者六人，明性居其一。恕谷以父命从习斋游，尽传其学，而以昌明之为己任。习斋足不出户，不轻交一人，尤厌见时贵。恕谷则常来往京师，广交当时名下士，如万季野、阎百诗、胡朏明、方灵皋辈，都有往还。时季野负盛名，每开讲会，列坐都满。一日会讲于绍宁会馆，恕谷也在坐，众方请季野讲“郊社之礼”，季野说：且慢讲什么‘郊社’，请听听李先生讲真正的圣学。王昆绳才气不可一世，自与恕谷为友，受他的感动，以56岁老名士，亲拜习斋之门为弟子。程绵庄、恽皋闻，皆因恕谷才知有习斋，都成为习斋学派下最有力人物。所以这派虽由习斋创始，实得恕谷然后长成。习斋待人与律己一样的严峻。恕谷说，交友须令可亲，乃能收罗人才，广济天下。论取与之节，习斋主张非力不食，恕谷主张通功易事。习斋绝对的排斥读书，恕谷则谓礼乐射御书数等，有许多地方非考证讲究不可，所以书本上学问也不尽废。这都是他对于师门补偏救弊处。然而学术大本原所在，未尝与习斋有出入。他常说，“学施于民物，在人犹在己也。”又以为，“教养事业，惟亲民官乃能切实办到。”他的朋友郭金汤做桐乡知县，杨勤做富平知县，先后聘他到幕府，举邑以听。他欣然前往，政教大行。但阔人网罗他，他却不肯就。李光地做直隶巡抚，方以理学号召天下，托人示意他往见，他说部民不可以妄见长官，竟不往。年羹尧开府西陲，两次来聘，皆力辞以疾，其自守之介又如此。
恕谷尝问乐学于毛奇龄。毛推为盖世儒者，意欲使恕谷尽从其学。恕谷不肯，毛遂作《大学逸讲笺》以攻习斋。方苞与恕谷交厚，尝遣其子从学恕谷，又因恕谷欲南游，拟推其宅以居恕谷。然方固以程朱学自命者，不悦习斋学，恕谷每相见，侃侃辩论，方辄语塞。及恕谷卒，方不俟其子孙之请，为作墓志，于恕谷德业一无所详，而唯载恕谷与王昆绳及文论学同异，且谓恕谷因方言而改其师法。恕谷门人刘用可调赞说方纯构虚辞，诬及死友云。恕谷承习斋教，以躬行为先，不尚空文著述。晚年因问道者众，又身不见用，始寄于书。所著有《小学稽业》五卷，《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纂》二卷，《论学》二卷，《周易传注》七卷，《诗经传注》八卷，《春秋传注》四卷，《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中庸》传注各一卷，《传注问》四卷，《经说》六卷，《学礼录》四卷，《学乐录》二卷，《拟太平策》一卷，《田赋考辨》《宗庙考辨》《禘祫考辨》各一卷，《阅史郄视》五卷，《平书订》十四卷，《平书》为王昆绳所著，已佚，此书为恕谷评语《恕谷文集》十三卷。其门人冯辰、刘调赞共纂《恕谷先生年谱》四卷。
颜李的行历，大略说过，以下要说他们学术的梗概。
颜李学派，在建设方面，成绩如何，下文别有批评。至于破坏方面，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我敢说从古及今未有其比。因为自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术，都被他否认完了。他否认读书是学问，尤其否认注释古书是学问，乃至否认用所有各种方式的文字发表出来的是学问。他否认讲说是学问，尤其否认讲说哲理是学问。他否认静坐是学问，尤其否认内观式的明心见性是学问。我们试想，二千年来的学问，除了这几项更有何物？都被他否认得干干净净了。我们请先看他否认读书是学问的理由。习斋说：
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而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譬之学琴然，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是之谓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徐有常功，鼓有常规，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滇南也，故曰万里也。《存学篇》卷二《性理书评》
这种道理，本来一说便明。若说必读书才有学问，那么，许多书没有出现以前，岂不是没有一个有学问的人么？后儒解释《论语》“博学于文”，大率说是“多读书”。习斋说：“儒道之亡，亡在误认一‘文’字。试观帝尧‘焕乎文章’，固非大家帖括，抑岂四书五经乎？周公监二代所制之‘郁郁’，孔子所谓‘在兹’，颜子所谓‘博我’者，是何物事？后儒全然误了”。《言行录?学须篇》又说“汉宋儒满眼只看得几册文字是‘文’，然则虞夏以前大圣贤皆鄙陋无学矣。”《四书正误》卷三又说：“后儒以文墨为文，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讲博著，不又天渊之分耶？”《习斋年谱》卷下可谓一针见血语了。
“读书即学问”这个观念从那里发生呢？习斋以为：“汉宋诸儒，但见孔子叙《书》、传《礼》、删《诗》、正《乐》、系《易》、作《春秋》，误认纂修文字是圣人；则我传述注解便是贤人，读之熟、讲之明而会作书文者，皆圣人之徒矣，遂合二千年成一虚花无用之局。……”《四书正误》卷三孔子曾否删《书》《诗》，定《礼》，系《易》等等，本来还属历史上一个疑问。就令有之，也断不能说孔子之所以为孔子者专在此，这是显而易见之理。据习斋的意思，以为“孔子是在强壮时已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才，不得用乃周游，又不得用乃删述，皆大不得已而为之者，其所删述，不过编出一部‘习行经济谱’，望后人照样去做；战国说客，置学教而学周游，是不知周游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学教及行道当时，而自幼即学删述，教弟子亦不过如是，是不知删述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如效富翁者，不学其经营治家之实，而徒效其凶岁转移及遭乱记产籍以遗子孙者乎！”《存学编》卷三《年谱》卷下这些话说孔子说得对不对，另一问题。对于后儒误认读书即学问之心理，可谓洞中症结了。
习斋为什么恨读书恨到这步田地呢？他以为专读书能令人愚，能令人弱。他有一位门生，把《中庸》“好学近乎知”这句话问他，他先问那人道：“你心中必先有多读书可以破愚之见，是不是呢？”那人道：“是。”他说：“不然，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四书正误》卷二又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朱子语类评》朱子曾说：“求文字之工，用许多工夫，费许多精神，甚可惜。”习斋进一步说道：“文家把许多精神费在文墨上诚可惜矣，先生辈舍生尽死，在思、读、讲、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却尧舜三事六府，周礼六德六行六艺，不肯去学，不肯去习，又算什么？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子语类评》恕谷说：“读阅久则喜静恶烦，而心板滞迂腐矣。……故予人以口实，曰‘白面书生’，曰‘书生无用’，曰‘林间咳嗽病狲猴’。世人犹谓诵读可以养身心，误哉！……颜先生所谓，读书人率习如妇人女子，以识则户隙窥人，以力则不能胜一匹雏也。《恕谷后集?与冯枢天论读书》这些话不能说他太过火，因为这些“读书人”实在把全个社会弄得糟透了。恕谷说：
后世行与学离，学与政离。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孔子之言一一乖反；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人，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恕谷文集?与方灵皋书》
习斋恨极这种学风，所以咬牙切齿说道：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四书正误》卷四他拿读书比服砒霜，说道：
仆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气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余岁，终不能入尧舜周孔之道。但于途次闻乡塾群读书声，便叹曰，可惜许多气力！但见人把笔作文字，便叹曰，可惜许多心思！但见场屋出入人群，便叹曰，可惜许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入，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噫！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吾人急醒！《朱子语类评》
这些话可谓极端而又极端了。咳！我不晓得习斋看见现在学校里成千成万青年，又当作何叹息哩。但我们须要牢牢紧记，习斋反对读书，并非反对学问。他因为认定读书与学问截然两事，而且认读书妨碍学问，所以反对它。他说：
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卷一
恕谷亦说：
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谱》
观此，可知他反对读书，纯为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只是叫人把读书的岁月精神腾出来去做学问。至于他所谓学问是什么，下文再说。
习斋不惟反对读书，而且反对著书。看上文所引的话多以读著并举，便可见。恕谷比较的好著书，习斋曾告诫他，说道：“今即著述尽是，不过宋儒为误解之书生，我为不误解之书生耳，何与儒者本业哉！”《年谱》卷下总而言之，凡纸上学问，习斋无一件不反对。
反对读书不自颜李始，陆王学派便已反对，禅宗尤其反对。颜李这种话，不是助他们张目吗？不然，不然。颜李所反对不仅在读书，尤在宋明儒之谈玄式的讲学。习斋说：
近世圣道之亡，多因心内惺觉、口中讲说、纸上议论三者之间见道，而身世乃不见道。学堂辄称书院，或曰讲堂，皆倚《论语》“学之不讲”一句为遂非之柄。殊不思孔门为学而讲，后人以讲为学，千里矣。《年谱》卷下
习斋之意，凡学而注重讲，不论讲什么，不论讲得对不对，总之已经错了路数了。他说，孔子说“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当时及门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下学而上达，非吝也，学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传也，言传者有先于言者也。”《存学编》卷一《由道》可见无论何种学问，决非一讲所能了事了。何况宋明所讲之学，开口总是什么性咧，命咧，天咧，理咧，气咧。习斋以为，“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存学编》卷一《总论讲学》《论语》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宋儒都说是颜、曾以下够不上“闻”。习斋说，“如是，孔子不几为千古拙师，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年谱》卷下他的意思以为这些本来是不应闻的，不必闻的，并没有够得上够不上的问题。《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习斋以为，“由”便够了，何必要“知”？要“使知”，便都枉用心力，还会闹毛病。《存学编?由道》章大意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习斋说，近世讲学家正做得这章书的反面，“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习焉，终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众也”。这话是刁蒙吉说的。习斋引他所以他说：
汉宋诸先生，只要解惺。教人望世，亦只要他解惺。故罄一生心力，去作注疏，作集注。圣人只要人习行，不要人解惺。天下人尽习行，全不解惺，是道之明于天下也。天下人尽解惺，全不习行，是道之晦于天下也。道明于天下，尧舜之民不识不知，孔门三千徒众，性道不得闻；道晦于天下，今世家讲而人解。《四书正误》卷三
总之，习斋学风，只是教人多做事，少讲话，多务实际，少谈原理。他说：“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周行芜榛矣。”《年谱》卷下又说：“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以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人也。”《存学篇>卷三又说：“专说话的人，便说许多尧舜话，终无用。即如说糟粕无救于饥渴，说稻粱鱼肉亦无救于饥渴也。”《朱子语类评》他反对讲学之理由，大略如此。
宋明儒所讲个人修养方法，最普通的为主静、主敬、穷理格物……等等。颜李学派对于这些法门，或根本反对，或名同实异，今分述如下。
主静是颜李根本反对的。以朱陆两派论，向来都说朱主敬，陆主静。其实“主静立人极”这句话，倡自周濂溪，程子见人静坐，便叹为善学。朱子教人“半日静坐”，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程朱派何尝不是主静？所以“静”之一字，虽谓为宋元明七百年间道学先生们公共的法宝，亦无不可。习斋对于这一派话，最为痛恨。他说：“终日危坐以验未发气象为求中之功，此真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未尝闻也。”《存学编》卷二朱子口头上常常排斥佛学，排斥汉儒。习斋诘问他：“你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是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十二个时辰，那一刻是尧、舜、周、孔？”《朱子语类评》颜李书中，像这类的话很多，今不备引了。但他们并非用空言反对，盖从心理学上提出极强的理由，证明静中所得境界实靠不住。习斋说：
洞照万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镜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谓悟道，亦大率类此。吾非谓佛学中无此镜也，亦非谓学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谓其洞照者无用之水镜，其万象皆无用之花月也。不至于此，徒苦半生为腐朽之枯禅。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浊以泥沙，不激以风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态，虽沟渠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静坐而不扰以事为，不杂以旁念，敏者数十日，钝者三五年，皆能洞照万象如镜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为得之矣。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征应，愈隐怪惊人，转相推服，以为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尝从宋儒用静坐工夫，故身历而知其为妄，不足据也。《存学编》卷二有一段大意与此同，而更举实例为证云：“吾闻一管姓者与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学仙于泰山中，止语三年。汪之离家十七年，其子往视之。管能预知，以手书字曰：‘汪师今日有子来’。既而果然。未几其兄呼还，则与乡人同也。吾游燕京，遇一僧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既而出关，则仍一无知人也……
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不著地、不见泥沙、不见风石之水？一动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镜里花、水中月，信足以娱人心目；若去镜水，则花月无有矣。即对镜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临，取镜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故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存人编》
这段话真是餍心切理之谈。天下往往有许多例外现象，一般人认为神秘不可思议，其实不过一种变态的心理作用。因为人类本有所谓潜意识者，当普通意识停止时，他会发动————做梦便是这个缘故。我们若用人为的工夫将普通意识制止，令潜意识单独出风头，则“镜花水月”的境界，当然会现前。认这种境界为神秘，而惊异他，歆羡他，固属可笑。若咬定说没有这种境界，则亦不足以服迷信者之心，因为他们可以举出实例来反驳你。习斋虽没有学过近世心理学，但这段话确有他的发明。他承认这种变态心理是有的，但说他是靠不住的，无用的。后来儒家辟佛之说，没有比习斋更透彻的了。
主静若仅属徒劳无功，也可以不管他。习斋以为主静有大害二。其一，是坏身体。他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朱子语类评》其二，是损神智。他说，“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则必至厌事。遇事即茫然，贤豪且不免，况常人乎？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年谱》卷下这两段话，从生理上心理上分别说明主静之弊，可谓博深切明。
习斋于是对于主静主义，提出一个正反面曰“主动主义”。他说：“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肿’。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言行录》卷下《世性编》又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同上《学人篇》这是从生理上说明习动之必要。他又说：“人心动物也，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释氏则寂室静坐，绝事离群，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故置数珠以寄念。……”《言行录》卷上《刚峰篇》又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信乎‘力行近乎仁’也”。同上《理学篇》这是从心理上说明习动之必要。尤奇特者，昔人多以心不动为贵，习斋则连心也要它常动。他最爱说“提醒身心，一齐振起”二语。怎样振起法呢？“身无事干，寻事去干；心无理思，寻理去思。习此身使勤，习此心使存。”《言行录》卷下《鼓琴篇》他笃信这个主动主义，于是为极有力之结论道：
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世道沦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自信其考前圣而不缪，俟后圣而不惑矣。《言行录》卷下《学须篇》
宋儒修养，除主静外，还有主敬一法。程朱派学者常拿这个和陆王派对抗。颜李对于主敬，是极端赞成的，但宋儒所用的方法却认为不对。习斋说：“宋儒拈‘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以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以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以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存学编》卷二习斋以为这是大错了。他引《论语》的话作证，说道：“曰‘执事敬’，曰‘敬事而信’，曰‘敬其事’，曰‘行笃敬’，皆身心一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则是儒其名而释其实，去道远矣。”《存学编》卷三恕谷说：“圣门不空言敬。‘敬其事’、“执事敬’、‘行笃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谓必有事焉也。程子以‘主一无适’训敬，粗言之犹可通，谓为此事则心在此事不又适于他也；精言之则‘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里’案此皆程朱言主敬法门乃离事以言敬矣。且为事之敬，有当主一无适者，亦有未尽者。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无适也。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刘穆之五官并用，则神明肆应，敬无不通，又非可以主一无适言也。”
又说：“宋儒讲主敬，皆主静也。‘主一无适’，乃静之训，非敬之训也。”《论语传注问》是则同谓讲主敬，而颜李与程朱截然不同。总之谓离却事有任何学问，颜李绝不承认也。
宋儒之学自称曰道学，曰理学。其所标帜者曰明道，曰穷理。颜李自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但以为宋儒所讲道理都讲错了，而且明道穷理的方法也都不对。宋儒最爱说道体，其说正如老子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者。习斋说：“道者，人所由之路也，故曰‘道不远人’。宋儒则远人以为道者也”。《四书正误》四恕谷说：“路从足，道从辵，皆言人所共由之义理，犹人所由之街衢也。《中庸》言行道，《论语》言适道，《尚书》言遵道，皆与《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谓小人所由之路。若以道为定名，为专物，则老庄之说矣。”《恕谷年谱》卷五恕谷更从初民狩猎时代状况说明道之名所由立，而谓道不出五伦六艺以外。他说：“道者，人伦庶物而已矣。奚以明其然也？厥初生民，浑浑沌沌。既而有夫妇父子，有兄弟朋友，朋友之尽乃有君臣。诛取禽兽、茹毛饮血、事轨次序为礼，前呼后应、鼓舞相从为乐，挽强中之为射，乘马随徒为御，归而计件、锲于册为书数。因之衣食滋吉凶备，其伦为人所共由，其物为人所共习，犹逵衢然，故曰道。伦物实实事也，道虚名也。异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为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尚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独成而非共由者矣，何以谓之道哉！”《恕谷后集，原道篇》这段话所说道的范围，举例或不免稍狭，然大指谓社会道德起源在于规定人与人及人与事物之关系，不能不算是特识。因此他们不言天道，只言人道。恕谷说：“人，天之所生也，人之事即天之道也。子，父母所出也，然有子于此，问其温清定省不尽，问其继志述事不能，而专思其父母从何而来，如何坐蓐以有吾身，人孰不以妄騃目之耶？”《周易传注序》宋儒所谓明道、传道，乃至中外哲学家之形而上论，皆属此类，所以颜李反对他们。
宋儒说的理及明理方法有两种。一，天理————即天道，指一个仿佛空明的虚体，下手工夫在“随处体认天理”，结果所得是“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二，物理，指客观的事物原理，下手工夫在“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结果所得是“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其实两事只是一事。因为他们最高目的，是要从心中得着一种虚明灵觉境界，便是学问上抓住大本大原，其余都是枝叶。颜李学派对于这种主张，极力反对。习斋说：“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四书正误》卷六又说：“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所谓礼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同上恕谷说：“后儒改圣门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气为谈柄，而究无了义。……不知圣经无在伦常之外而别有一物曰道曰理者。……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别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则圣经甚少。《中庸》‘文理’与《孟子》‘条理’同，言秩然有条，犹玉有脉理、地有分理也。……今乃以理置之人物以前，则铸铁成错矣。……”《中庸传注问》训“理”为条理，而以木之纹理、玉之脉理为喻，最合古义。后此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即从这个训诂引出许多妙义来。理之界说已定，那么，不能于事物之外求理，甚明。故恕谷说：“事有条理，理即在事中。《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论语传注问》
既已除却事物无所谓理，自然除却应事接物无所谓穷理。所以习斋说：“凡事必求分析之精，是谓穷理。”《存学编》卷二怎样分析才能精呢？非深入事中不可。朱子说：“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习斋驳他道：“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再穷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同上卷三又说：“若只凭口中所谈，纸上所见，心内所思之理义养人，恐养之不深且固也。”同上颜李主张习六艺。有人说：“小学与六艺已粗知其概，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人大学又须穷理。”恕谷答道：“请问穷理是阁置六艺专为穷理之功乎，抑功即在此学习六艺，年长则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学针黹，由粗及精，遂通晓成衣要诀；未闻立一法曰，学针黹之后又阁置针黹而专思其理若何也？”《圣经学规纂》这段譬喻，说明习斋所谓“见理于事”，真足令人解颐。夫使穷理仅无益，犹可言也，而结果必且有害。恕谷说：“道学家教人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诚，盖高坐空谈，捕风捉影，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务。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执理自是，遂好武断。”《恕谷文集?恽氏族谱序》这话真切中中国念书人通病。戴东原说“宋儒以理杀人”，颜李早论及了。
然则朱子所谓“即物穷理”工夫对吗？朱子对于这句话自己下有注解道：“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穷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逐着一件与他理会过。”恕谷批评他说：“朱子一生功力志愿，皆在此数言，自以为表里精粗无不到矣。然圣贤初无如此教学之法也。《论语》曰‘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中庸》曰‘圣人有所不知不能’。《孟子》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可见初学不必讲性天，圣人亦不能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为愿能乎？”《大学辨业》朱子这类话，荒唐极了，天下哪里能够有这样穷理的人？想要无所不知，结果非闹到一无所知不可，何怪陆王派说他“支离”！习斋尝问一门人自度才智何取，对云：“欲无不知能。”习斋说：“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思著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刁过之篇》所以宋明儒两种穷理方法，在颜李眼中，都见得一无是处。
颜李学派，本重行不重知。他们常说“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古人教学良法。看起来，像对于知识方面太忽视了，实亦不然，他们并不是不要知识，但以为必从实行中经验得来才算真知识。前文引恕谷成衣匠之喻，已略见一斑了。习斋解《大学》的“格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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