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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说：“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南明有两位大师，在当时，在本地，一点声光也没有，然而在几百年后，或在外国，发生绝大影响。其人曰王船山，曰朱舜水。
船山，名夫之，字而农，一号薑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学者称为船山先生。生明万历年四十七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1619-1692)，年74。他生在比较偏僻的湖南，除武昌、南昌、肇庆三个地方曾作短期流寓外，未曾到过别的都会。当时名士，除刘继庄献廷外，没有一个相识。又不开门讲学，所以连门生也没有。张献忠蹂躏湖南时候，他因为不肯从贼，几乎把命送掉。清师下湖南，他在衡山举义反抗。失败后走桂林，大学士瞿文忠式耜很敬重他，特荐于永历帝，授行人司行人。时永历帝驻肇庆，王化澄当国，纪纲大坏，独给谏金堡等五人志在振刷，不为群小所容，把他们下狱，行将杀害。船山奔告少傅严起恒，力救他们。化澄于是参起恒，船山亦三上疏参化澄。化澄恨极，誓要杀他，有降帅某救他，才免返桂林，依瞿式耜。因母病回衡阳。其后式耜殉节桂林，起恒也在南宁遇害。船山知事不可为，遂不复出。当时清廷严令剃发，不从者死。他誓死抵抗，转徙苗瑶山洞中，艰苦备尝。到处拾些破纸或烂账簿之类充着稿纸。著书极多，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直至道光咸丰间邓湘皋显鹤才搜集起来，编成一张书目。同治间曾沅圃国荃才刻成《船山遗书》，共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已佚的还不少。内中说经之书，关于《易经》者五种，《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外传》关于《书经》者三种，《书经稗疏》《尚书考异》《尚书引义》关于《诗经》者三种，《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广传》关于《礼记》者一种，《礼记章句》关于《春秋》者四种，《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传博议》关于《四书》者五种，《四书训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四书大全说》《四书详解》关于“小学”者一种。《说文广义》其解释诸子之书，则有《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吕览释》《淮南子注》。其解释宋儒书，则有《张子正蒙注》《近思录释》。其史评之书，则有《读通鉴论》《宋论》。其史料之书，则有《永历实录》。其杂著，则有《思问录内外篇》《俟解》《噩梦》《黄书》《识小录》《龙源夜话》等。此外诗文集、诗余、诗话及诗选、文选等又若干种。内中最特别的，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十规矩论赞》之两种。研究法相宗的著述，晚唐来千余年，此为仅见了。邓湘皋既述其目，系以叙论曰：“先生生当鼎革，窃自维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甲申后崎岖岭表，备尝险阻。既知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祁、永、涟、邵山中，流离困苦，一岁数徙其处……，故国之戚，生死不忘。……当是时，海内儒硕，北有容城，西有盩厔，东南则有昆山、余姚。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顾诸君子肥遁自甘，声名亦炳，虽隐逸之荐，鸿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志易白，其书易行。先生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推挽。殁后遗书散佚。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可哀也已。”这段话可谓极肃括，极沉痛，读之可以想见船山为人了。
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生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讲，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
西方哲家，前此惟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论理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部分。船山哲学正从这个方向出发。他有《知性论》一篇，把这个问题提出，说道：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犹将曰性胡弗然也。故必正告之曰：尔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问其性，且问其知。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目击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为之名，如是者，于体非茫然也，而不给于用，无以名之，斯无以用之也；曾闻而识之，谓有名之必有实，而究不能得其实，如是者，执名以起用，而茫然于其体，虽有用，固异体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则有辨矣。知实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则用将终绌。问以审之，学以证之，思以反求之，则实在而终得乎名，体定而终伸其用。……知名而不知实，以为既知之矣，则终始于名而惝怳以测其影，斯问而益疑，学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诸迥异之体，枝辞日兴，愈离其本。……夫言性者，则皆有名之可执，有用之可见，而终不知何者之为性。盖不知，何如之为‘知’，而以知名当之？……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谓知者非知。……《薑斋文集》卷一然则他对于“知”的问题怎样解答呢？他排斥“唯觉主义”。他说：
见闻可以证于知已知之后，而知不因见闻而发。《正蒙注》卷四上
耳与声合，目与色合，皆心所翕辟之牖也。合，故相知；乃其所以合之故，则岂耳目声色之力哉！故舆薪过前，群言杂至，而非意所属，则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其非耳目之受而即合，明矣。同上前文所录《知性》篇言“知名不知实”之弊，其意谓向来学者所论争只在名词上，然而名词的来源，实不过见闻上一种习气。他说：
感于闻见，触名思义，不得谓之知能。……闻见习也，习所之知者有穷。同上
又说：
见闻所得者，象也。……知象者本心也，非识心者象也。存象于心而据之以为知，则其知者象而已；象化其心。而心唯有象，不可谓此为吾心之知也明矣。同上
“象化其心”怎么解呢？他说：
其所为信诸己者，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渐渍而据为亡心。《俟解》
他根据这种理论，断言“缘见闻而生之知非真知”同上。以为因此发生二蔽：其一，“流俗之徇欲者以见闻域其所知”；其二，则“释氏据见闻之所穷而遂谓无”。他因此排斥虚无主义，说道：
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言所不通，非无义也；故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其有不知者存，则既知有之矣是知也。……《思问录?内篇》
他又从论理方面难虚无主义，说道：
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今使言者立一“无”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维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穷矣。同上
他于是建设他的实有主义，说道：
无不可为体。人有立人之体，百姓日用而不知尔，虽无形迹而非无实。使其无也，则生理以何为体而得存耶？……《正蒙注》卷三下
他所认的实体是什么？就是人的心。他说：
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亹亹以此而生。《思问录?内篇》
他的本体论重要根据，大概在此。我们更看他的知识论和本体论怎么的结合。他所谓“真知”是：“诚有而自喻，如暗中自指其口鼻，不待镜而悉”。《正蒙注》卷四上这种知，他名之曰“德性之知”。但他并不谓知限于此。他说：
因理而体其所以然，知以天也。(超经验的)事物至而以所闻所见者证之，知以人也。(经验的)通学识之知于德性之所喻而体用一源，则其明自诚而明也。《正蒙注》卷三下
又说：
谁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所知者)以致之(即大学致知之致)，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思问录?内篇》又说：
内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不显。多闻而择，多见而识，乃以启发其心思而令归于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穷理之学也。《正蒙注》卷四上
欲知船山哲学的全系统，非把他的著作全部仔细紬绎后，不能见出。可惜，我未曾用这种苦功，而且这部小讲义中也难多讲。简单说：
一、他认“生理体”为实有。
二、认宇宙本体和生理体合一。
三、这个实体即人人能思虑之心。
四、这种实体论，建设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其所以能成立者，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在。
五、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骈进。
依我很粗浅的窥测，船山哲学要点大略如此。若所测不甚错，那么，我敢说他是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因为知识本质、知识来源的审查，宋明人是没有注意到的。船山的知识论对不对，另一问题。他这种治哲学的方法，不能不说比前人健实许多了。他著作中有关于法相宗的书两种，或者他的思想受法相宗一点儿影响，也未可知。
亭林极端的排斥哲理谈————最不喜讲“性与天道”。船山不然，一面极力提倡实行，一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为什么如此呢？船山盖认为有不容已者。他说：
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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