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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何学也？谈心说性，初不切于实际，而其徒自视甚高。世之言学问者，苟其所言，与理学家小有出入，则理学家必斥为俗学，与之斤斤争辩。其所争者，不过毫厘之微，而其徒视之，不翅丘山之重。此果何义哉？果其别有所见欤？抑实无所有，而姑枵然以自大也？
随事应付，常人本自能之。哲学家所以异于常人者，乃在每一问题，必追究到底，而不肯作就事论事之语。此义前已言之。理学亦一种哲学也。故理学之异于寻常学问者，在于彻底。（以一种学问与寻常人较，则寻常人之所言，恒不彻底，而学问家之所言，恒较彻底；以寻常学问与哲学较，则寻常学问之所言，恒不彻底，而哲学家之所言，恒较彻底。故以寻常人与言学问者较，犹以寻常学问与哲学较也。）彻底即追究到底之谓也。理学家就宇宙间事物，追究到底，而得其不易之则焉，即其所谓理也。此理也，自理学家言之：则亘古今而不变，通世界而无二。大之至于书契所不能纪，巧历所不能穷，而莫之能外；小之至于耳目所不能听睹，心思所不能想象，而亦不能不由。天下事由之则是，背之则非。一切学问议论，与此合者，看似迂曲，实甚迳捷；看似背谬，实极得当。而不然者，则皆似是而非；由之虽可得近功，而隐祸实已伏于其后者也。是则所谓俗学也已。（理学家曰：言天理而不能用诸人事，是谓虚无，是为异学。言人事而不本之于天理，是为粗浅，是为俗学。）
职是故，理学家之行事，不求其有近功，而必求其根底上无丝毫破绽。所以贵王贱霸者以此。以一身论，亦必反诸己而无丝毫之慊，而后可以即安。否则虽功盖天下，泽被生民，犹为袭取，犹为侥幸也。（理学家所以不肯轻出身任天下事者，有二义：一则己不正，必不能善事。朱子谓“多只要求济事。不知自身不立，事决不能成。自心若有一毫私意未尽，皆足败事”是也。一则论至精微处，天下至当不易之理，如几何学之只有一点。此一点稍偏即不是，即必有后祸。而有心为善，即已偏而与此点离矣。邹聚所曰：“今人要做忠臣的，只倚看在忠上，便不中了。为此惊世骇俗之事，便不庸了。自圣人看，还是索隐行怪。”理学家之精神，专注于内，事事求其至当不易，故觉得出身任事之时甚难。）理学家之见解如此，其言，自不能不与寻常人大异。寻常人目为迂曲、为背谬，彼正忻然而笑，以世人为未足与议也。
理学家之议论，自理论言之，周亦无以为难。然天下事理，至无穷也。凡事必从根柢上做起，不容丝毫苟且，固是一理。然必先撑持目前，根柢上事，乃可徐图，亦是一理。（如谓产当公不当私，岂非正论。然专将目前社会破坏，共产之蕲望，岂遂得达？欲求共产，有时或转不得不扶翼私产矣。世界大同，岂非美事？然欲跻世界于大同，必先自强其国。若效徐偃、宋襄之为，转足为世界和平之累也。）以一人言之，必自己所学，十分到家，乃可出而任事。又必事事照吾主张做去，不容有丝毫委曲，乃得免于枉尺直寻之诮，而其事亦无后灾。固是一理。然如此，则天下将永无可为之日，而吾身亦永无出而任事之时。以天下为己任者，正不容如此其拘。亦是一理。由前之说，则理学家之所以自处；由后之说，则非理学者之所以难理学家也。宋时所谓浙学者即如此。
浙学分永嘉、永康二派。永嘉一派，道源于薛艮斋，而大成于叶正则。与宋时所谓理学者，根本立异。永康一派，道源于吕东莱，变化于其弟子约及陈同甫。其所争者，则以理学家所谓天理，范围太隘，而欲扩而充之也。今略述其说如下。
薛艮斋问学于袁道洁，袁道洁问学于二程，故永嘉之学，亦出伊洛。艮斋好言礼乐兵农，而学始稍变。陈君举继之，宗旨亦与艮斋同。然不过讲求实务，期见诸施行而已。（君举颇主《周官》，谓不能以王安石故，因噎废食。）于伊洛宗旨，未尝显有异同也。至叶水心出，而其说大变。水心之意，以为圣人之言，必务平实。凡幽深玄远者，皆非圣人之言。理学巨子，当推周、张、二程，其哲理皆出于《易》。故水心于《易》，力加排斥。谓惟《彖》《象》系孔子作，《十翼》不足信。而后儒讲诵，于此独多。魏晋而后，既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说入中国，亦附会《十翼》，于是儒释又并称。使儒与释老相杂者，皆《十翼》为之。世之好言《十翼》者，皆援儒以入释老者也。有范巽之者（名育，邠州三水人），受业于横渠，而其序《正蒙》，谓其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实为寇盗设郛郭，助之捍御。”水心深然其说。谓浮屠之道非吾道，学者援《大传》“天地细缊”，“通昼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诚之不可掩”，孟子“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固若是，实阳儒而阴释者也。案宋儒之论，究与《易》意合否，诚难断言。然一种学问，必有其哲学上之根据。儒亦当时显学，安得无之？如水心言，凡高深玄远之说，悉出后人附会，则孔子乃一略通世故，止能随事应付之人乎？必不然矣。
宋时有道统之说。其思想，盖远源于孟子，而近接韩退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又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佘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屡言愿学孔子。又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又曰：“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盖隐然自附于见知孔子之列，而以名世之任自期。韩氏《原道》曰：“吾所谓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始以孟子继孔子。宋人以孟子受业于子思，子思受业于曾子，遂谓曾子独得孔子之传。朱子又推濂溪、二程，遥接其绪。其《沧州精舍告先圣文》，所谓“恭惟道统；万理一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人属玄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干有余年，乃云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者也。后人又以朱子承周、程之绪，而理学家所谓道统者以成。水心既不喜伊、洛，故亦不承其道统之说。别叙道统，自尧、舜、禹、汤、文王、周公以至孔子，而斥宋儒曾子传孔子之学，以至子思、孟轲之说为不足信。其言曰：“四科无曾子，而孔子曰参也鲁，则曾子在孔门弟子中，不为最贤。若谓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孔子殁后，曾子德加尊，行加修；则无明据。又孔子谓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是告；以为自作，则非传也。”此等议论，看似考据精详，实亦凭臆为说。与主张曾子传孔子之道，以及子思、孟子者，同一无据。不足深论。水心之意，亦初不在此。所以必列叙道统，驳斥旧说，不过以达其崇实黜虚之见而已。水心之言曰：“孔子教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必欲此身尝行于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为所贵者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事而已。是则度数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礼因以废。”又曰：“《周官》言道则兼艺。《易传》，子思、孟子言道，后世于道，始有异说。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以支离。”其意可概见矣。
宋儒于《戴记》，独尊《大学》《中庸》，诸子中独尊《孟子》，以配《论语》，而为《四书》。固由于《大学》言为学之方，最有系统；（《朱子语录》：“问初学当读何书？曰：《六经》《语》《孟》皆当读。但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然《语》《孟》随事答问，难见要领。惟《大学》是说古人为学之大凡，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所乡，读《语》《孟》便易入，后面功夫虽多，而大体已立矣。”又曰：“今且须熟究《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之。”又曰：“《大学》是修身治人的规模。如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中庸》所言之精微；《孟子》于诸子中，独为纯正；亦与其道统之说相关也。水心既不信道统之说，故于《学》《庸》《孟子》，咸有诘难，其难《大学》格致之说，曰：“《大学》以致知格物，在诚意正心之先。格字可有二解：物欲而害道，格而绝之；物备而助道，格而通之是也。程氏以格物为穷理。夫穷尽物理，则天下国家之道，已无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以为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故程氏之说不可通。然格物究作何解，殊未能定。盖由为《大学》之书者，自未能明，以致疑误后学也。”其难《中庸》，谓：“《书》惟皇上帝，隆衷干下民，即《中唐》天命之为性。若有恒性，即率性之为道。克绥厥猷惟后，即修道之谓教。（案所引三语，出《伪汤诰》。）然言降衷可，言天命不可。何者？天命物所同，降衷人所独也。惟降衷为人所独，故人能率性而物不能。否则物何以不能率性邪？性而曰恒，是以可率。但云受命，则不知当然之理，各以意之所谓当然者率之，则道离于性矣。民有恒性，而后绥之，无加损也。云修则有损益矣。是教者强民从己也。”其难《孟子》，曰：“《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者。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盖以心为官，出孔子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之条目，而专以心为宗主，虚意多，实力少，尧舜以来内外相成之道废矣。”案此诸说，均属牵强。格物之释甚多，是非诚难遽定。然因其说之难定，遂谓古人自不能通，则未免失之武断。水心谓“功力当自致知始”，则《大学》言致知在格物，不云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明格物致知，即系一事，原自致知为始也。古书言性，本皆指人性言之。言物性须别之曰物，言人性不须别之曰人，言语之法，自如此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谓当以心之思，正耳目之蔽，非谓任心而遂废耳目也。谓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后人之心，安能常思而得之？试问耳目为物所引，果有此事乎？无此事乎？耳目为物所蔽，不借心之思以正之，将何以正之乎？心不能常思而得，将废心而专任耳目乎？抑当致力于治心乎？水心曰：“唐虞三代，上之治为皇极，下之教为大学，行之天下为中庸。汉以来无能明之者。今世之学始于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内外无不合，故心不劳而道自存。今之为道者，独出内心以治外，故常不合。”夫心思耳目，非对立而为二物也。用耳目者，非能不用心思；而心思亦非能离耳目而为用也。（物交物则引之，所引者仍系其心。谓心随耳目之欲，而不思其邪正也。若竞废耳目之用，则本无物欲之蔽矣。）今乃曰：自外入以成其内，自内出以治其外，其说果可通平？
水心于太极先后天之说，亦皆加以驳诘。谓孔子《彖辞》，无所谓太极。太始太素等茫昧荒远之说，实惟庄、列有之。又谓《河图》《洛书》之说，已为怪诬，况于先后天乎？孔子系《易》，辞不及数。惟《大传》称大衍之数五十，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数。五行之物，遍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而谓其生成之数，必有次第，盖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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