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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翎的生活与创作的道路
林莽
一
１９３７年８月，日本侵华的战火不断蔓延，不满１５岁的路翎，随着全家从南京，沿长江、汉水向汉中、四川飘泊，开始了他那艰难的人生之路。
路翎，原名徐嗣兴，１９２３年１月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生父是安徽人赵树民，早逝，路翎改从母亲徐丽芬的姓氏。１９２５年，徐丽芬携子女改嫁湖北汉川人张济东。张济东读过大学，当时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一个小职员，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全家的生活坎坷不定。
关于自己的家庭和童年，路翎在给胡风的信中，曾这样介绍：
矮子，快乐的或是愁苦的。他在我一两岁的时候就死去了。我只知道他姓赵（这个姓在祭祖的日子我家里就默默地记起它来。在母亲和祖母，她们是忌讳它的，它也使我感到痛苦）。这里的家是我母亲底后一个丈夫，他是一个公务员，是精神上的赤贫者，有小情感：愤怒、暴躁和慨叹。
我简直一点也不愿提起这些，在小学的时期，我就
有绰号叫“拖油瓶”，我底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不可解的爱和憎恨中渡过的，匆匆地渡过的。我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早熟，悲哀是那么不可分解地压着我底少年时代，压着我底恋爱……（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７日）①在这样一个精神常年受到压抑的环境中，使路翎变得敏感内向，内心情感特别丰富，文学作品因此成了他精神上的最好的朋友。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上中学时就开始接触屠格涅夫等俄罗斯进步作家的作品和当时的一些进步的文学刊物。
在西迁飘泊的路上，面对着惨遭蹂躏的祖国的大好河山，路翎心头悲愤难平，禁不住地提起了自己手中的笔。在汉川短住期间，他写下了《秋在山城》、《一片血痕与泪迹》等散文，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会计，路翎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了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作品，和《联共（布）党史》。他还与同学一起组织了“哨兵”文艺社，并为合川县的士绅报纸《大声日报》编文艺副刊《哨兵》。在《哨兵》上，几乎每期都有路翎以徐烽、莎虹等笔名发表的文章。终因一①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版。
些文字触怒了地方官绅，１９３８年底，他被学校借故开除了，当时他高中尚未毕业。随后，为了投身抗日工作，他便报名进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支宣传队，该队曾演出了老舍的《残雾》，尤竞的《夜光杯》等剧本。路翎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勤奋地进行文学创作。１９３９年９月，他写出了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投给了胡风先生主办的《七月》杂志，受到了胡风的肯定，并于次年５月，在《七月》第五集第三期发表，署名路翎。进入《七月》杂志，结识胡风，对路翎的一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导师与挚友，路翎的几乎每一篇重要作品，都离不开胡风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路翎也以文学创作上的丰硕成果，肯定了胡风的许多文艺理论思想，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所谓“七月派”的中坚作家。
二
路翎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不仅目睹了劳动人民艰难辛酸的生活，而且自己也身受着这种生活的压迫，因此他对劳动人民心底所发出来的呼声，也就有着格外深刻的感受。在那个三青团宣传队干了不久，路翎就因思想左倾，无法存身而离去。他曾想去延安，但苦于无人介绍。后来，经由胡风介绍到陶行知主办的育才学校文学组当艺友。在那儿干了一段时间，终因生计关系，１９４０年夏，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政府”经济部设在北碚区的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
这是一份令人窒息的工作。高傲自尊的路翎在这里要忍气吞声地看着上司的白眼，要受着同事间尔虞我诈的挤压。但是，他还是咬着牙在这儿干了下来，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因为在这儿，他能看到矿工和他们的家庭的真实的生活，感受到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远在香港的胡风得知他在矿山工作，也鼓励他说：“你能够把热情放在矿冶底研究上，这就好了。
生于此世，个人生命虽如朝露，但还可以用工作迫向永恒的世界，为了这个民族，这个大地，为了明天和后世。但我希望你能多看书，用把铁石也要消化掉的胃力看书，而且，对于研究底对象，拼命地追求，追求，追求……（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７日）”①
路翎没有辜负胡风的期望，他在对自己研究对象的追求
上，结出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１９４１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了《家》、《祖父底职业》、《黑色的子孙之一》、《卸煤台下》等反映矿工的悲惨生活和自发斗争的小说。由此，一些评论文章误认他为“学生出身，当过矿工”的青年作家。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１９４２年４月，他又向中国现代文坛奉献出了他的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
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在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胡风认为，路翎在这篇小说中，“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主人公郭素娥的命运，“扰动了一个世界”②邵荃麟读了这篇小说后，认为：小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①
②参见《饥饿的郭素娥》序言。
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１１面。
出了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①路翎在这篇小说里，通过郭素娥，以及围绕她的几个矿工的悲惨的命运，和顽强的反抗，不仅揭示出这些下层劳动人民肉体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而且还揭示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和饥饿，更突出地反映了他们为了自己精神上的自由，所进行着的至死不屈的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第一个比较鲜明地反映出了那些被许多人看似浑浑噩噩的劳动者的精神追求。他们以不可凌辱的人性的尊严，威逼着腐朽的上流社会的文明的假面。郭素娥不同于祥林嫂，魏海清不同于闰土，就在于他们始终没有“认命”，他们的肉体虽然被毁灭了，但是他们愤怒的双眼始终圆睁着，从那双眼睛里所放射出来的反抗的烈火，使一切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簌簌发抖。郭素娥们所留给读者的，不再是深深的同情和叹息，而是一种灵魂的震撼，是对于他们那不幸命运的深深的尊敬。
郭素娥这个形象，是路翎在胡风文艺理论思想帮助下，所作出的自觉的艺术追求，是作者以自己强烈的主观激情，介入描写对象所取得的一个丰硕的成果。在致胡风的信中，路翎是这样谈到郭素娥的：
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①《饥饿的郭素娥》，载１９４４年《青年文艺》第一卷第六期。
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蔽了古国底根本一面，像在鲁迅先生底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在作品里“革”生活底“命”。①尽管路翎对现实中的郭素娥们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困惑的，但是，艰苦生活的磨炼，以及对旧世界誓不两立的反抗，路翎还是坚定地把信任的目光投给了他们，像在前面所提到的其他几篇描写矿工生活的作品，以及在他后来所写的《在铁链中》，对那位似乎不近人情，而又令人深深尊敬的倔汉子何德祥一样。
三
在重庆北碚矿研所干了一年多的办事员，路翎终于不堪忍受那样的环境而爆炸了。１９４２年５月，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说：“我即将离开此地，到南泉去暂时蹲着。是和所里的恶狗打了架；他压我，我回击，我伤了脑壳，他伤了眼角，一起滚蛋。这是很痛快的。”②后来，经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任讲师的舒芜介绍，路翎担任了该校图书馆的助理员。在这里，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读物，其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都给了他很大影响。他的八十万言的煌煌巨著《财主①
②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３６面。
见《饥饿的郭素娥》序言。
底儿女们》也主要是在这里完成的。
《财主底儿女们》是路翎创中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宏伟的史诗般的作品。这部作品的构思与创作可以说是从路翎一踏上文坛就伴随着他了。早在的初稿。１９４１年２月２日，路翎在致胡风的信中，已经将这部小说的框架完整地作了介绍。这时，路翎既未读过《战争与和平》，也不知道罗曼·罗兰为何人①。因此，说这部小说是对这两部巨著的模仿，是不能成立的。由于香港战事的影响，这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稿不幸在辗转邮寄的途中丢失了。
初稿的丢失，并没有影响路翎继续创作的决心。１９４２年７月，路翎开始着手写这部小说的第二稿。这年８月８日，他告诉胡风：“《儿子们》已动手，恐怕要扩大至四十万字。”②到９月底，他已写了二十五万字了，并预计在第二年春天可以脱稿。在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以后，他读到了《战争与和平》与《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部作品，给他的小说创作注入了很大的精神力量，特别是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路翎仿佛找到了自己创作上的精神支柱。《约翰·克利斯多朵夫》是胡风先读到，并介绍给路翎的。胡风告诉他：“最近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多么想给你和门兄③读一读呵。这是理想①②
③即诗人阿垅（１９０７——１９６７）。
参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５０面。
参见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胡风致路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路翎致胡风的两封信。《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６１——６３面。
主义，甚至带有宗教的气息，但有些地方甚至使我觉得受了洗礼似的幸福（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①看了这封信后，路翎立即产生了共鸣，回信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没有读过，不知是谁的作品？然而我也有一种理想主义，洗礼的，或生活底童年幸福，这是我把《儿子们》放到滚动的多面的生活里去之后发生的。它们底生活显得美，小孩底装束和喊叫使我幸福————这就是我底理想主义。别人写他们底一面，判断他们没落，那空气沉闷，不像生活；我写他们多面，知道他们将来如何，觉得美。教条家不会愿意这样的————我预备挨打。”②
尽管路翎对已开始在文坛上流行的简单化、教条化的批评还不无顾虑，但从《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世界名著的成功的创作经验中，找到了支持，使他能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思路，将《财主底儿女们》写作下去，终于在１９４４年５月完成了这部小说，规模也从预计的四十万字扩大到现在的近八十万字。
《财主底儿女们》以一·二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这段时间的中国大后方的动荡生活为背景，通过对一群从封建大家庭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描写，以及他们的沉沦、毁灭和新生的不同的精神归宿，在某种意义上是刻画出了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读者从这里，可以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和中国历史的走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风认①
②参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６２面。
参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６１面。
为，这是一部“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①小说刻画了七十多个有血有肉，生动丰富的人物形象，其中，特别是主人公蒋纯祖的形象刻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作为作者心目中的青春偶像，路翎并没有将蒋纯祖的形象简单化。他喜爱着蒋纯祖，同时也清楚，要获得精神的新生，蒋纯祖不仅要与自己的周围环境，而且还要与自己进行许多无情的战斗。他必须要经过自己的生命的“炼狱”。正是对路翎在滚动的多面的生活中去写一个多面的人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能理解，许多评论者对蒋纯祖这个形象都曾提出不少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责难。这一点，看来路翎是早有预感，所以，他在这部作品的题记中便恳切地对读者说：“我不想隐瞒，我所设想为我的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的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的缺点，憎恶他的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②可以这么说，这个总是在内心矛盾中煎熬着的蒋纯祖，是现代文学画廊中的一位最丰富，最复杂，最真实，同时也是最成功的知识青年的艺术典型。
《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部充满着青春激情的书。青年作家路翎是将自己全部的青春的热血和生命的激情都溶铸在这部作品中，使这部作品字里行间都奔涌着青春的热流，令读者永远无法在这股热流前平静下来。因此，胡风感动地称这部①
②有见《财主底的儿女们》题记。
参见《财主底儿女们》序言。
小说为“青春的诗”①。是的，《财主底儿女们》的确是一部诗，不仅是一部史诗，同时也是一部抒情诗，是路翎为自己的时代，从心底喷发出来的一部悲愤而又高亢的抒情诗，《财主底儿女们》的这个鲜明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概也是罕见的。
四
在政治学校干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校方裁员，路翎又过起了流浪生活。这时，他结识了当时在国民党中央社电台任报务员的余明英，不久俩人便订了婚。１９４４年５月，为了生计，路翎经人介绍，又回到经济部，在燃料管理委员会北碚办事处黄桷镇管理处当办事员，并于同年８月与余明英结婚，开始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这时，路翎尽管还非常年轻，但已经是一位相当成熟的优秀作家了。在１９４５年５月的《希望》杂志第二期上，竟一下子发表了他的六部短篇小说和一篇文学评论，由此可见他的创作精力之旺盛。
抗日战争胜利了。然而，胜利没有给路翎带来生活的希望和欢乐，他还是在穷困和动荡中奔波。１９４６年夏，他与余明英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随余明英所在的电台，回到了阔别九年的故乡南京。
故乡冷冰冰地迎接了他，路翎在这儿找不到工作，全家仅靠余明英的微薄薪金维持生活。直到１９４７年春天，路翎才重新回到经济部燃料管理处南京办事处当办事员。
①参见《财主底的儿女们》序言。
路翎尝试着写出了一部四幕悲剧《云雀》，一上演就获得了成功，表现了他的戏剧创作的才能，也为路翎后来走上戏剧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云雀》主要描写了四个性格上存在不同矛盾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其中，以云雀自比的陈芝庆是一个单纯、善良但又轻浮的知识女性。她不愿正视自己周围鲜血淋漓的现实，而沉溺于资产阶级罗曼谛克的幻想中，终于被罪恶的社会所毁灭。胡风认为：《云雀》是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这矛盾，同时也是历史内容的成份的反映。所以，《云雀》虽然没有正面描写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但它通过剧中的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搏斗，“是照明了这一类的性格斗争在内的每一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①。正因为《云省》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社会批判力量，所以，上演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禁演了。
１９４８年上半年，路翎受聘去南京中央大学任兼职讲师，讲授小说写作课程。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第二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作为路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这部小说在写地主阶级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中，深刻地写出了他们在对付穷人时，根本利害是一致的。为了这个“利害”，甚至连不共戴天的仇恨都可以搁置。在这篇小说中，郭子龙，这个破落户的地主少爷，浑身肮脏的兵痞无赖，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个看起来凶残暴戾，不可一世的地主阶级的恶①《为〈云雀〉上演写的》，参见《路翎文集》第四卷附录，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少，内心却已经空虚软弱到了极点，连乡里儿童都毫不留情地讥笑他为“大粪营长”。郭子龙这个形象，准确地预言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就在眼前。
任了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翻开了他的又一个阶段的创作生活。
从《“要塞”退出以后》的发表，到１９４９年４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路翎向现代文坛献出了两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一部剧本，六十多部短篇小说，此外还有散文、评论等几十篇文章，总数约在二三百万字左右。这批成果，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奠定了路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仅就路翎的短篇小说而言，其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就够让读者体味无穷了。《卸煤台下》、《在铁链中》我们可以感到路翎的粗犷、陡峭和冷峻。在《青春的祝福》中，作者那饱蘸同情的细腻描写，会让人心酸地不忍卒读。《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棺材》中，中国小地主那平庸而沉睡的生活，会不由让人联想起果戈理对他笔下两个地主的琐屑与无聊的鞭挞。《罗大斗的一生》肯定会让读者想起阿Ｑ，但这个“阿Ｑ”已沦为一个卑劣的奴才了，他固然还有让人同情的一面，但挂在读者泪脸上的已经是切齿的痛心了。《人权》通过一个小知识分子面对邪恶而产生的心灵波澜，刻画了他那正直而又软弱的性格。《小兄弟》、《预言》将笔触探向那些无辜而又善良的小人物的心头弱点，从那温婉的指责中，满含着作者对他们的关切。《爱民大令》、《蠢猪》以无情的讽刺，将国民党政客那道貌岸然的外衣剥下，使人们看到他们空虚丑恶的内心实质。在《平原》中，路翎描写的只是一对农民夫妇那看似愚蠢的争吵，但却有力地控诉了那民不聊生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路翎的短篇小说，可以说是当时大后方平民生活的百态图，其中真切地记录了路翎对人民、对革命、对祖国解放的向往。
五
事剧本创作。在南京，路翎通过下厂学习，体验生活，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新中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短篇小说，如《女工赵梅英》、《朱桂花的故事》、《荣材婶的篮子》、《劳动模范朱学海》等。这些小说清新明朗，反映了作者对新生活的由衷的热爱。到北京后，他又全力投入到剧本的创作中去，一连写了《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这些剧本都在审查时未能通过，不能登上舞台。这使路翎很苦恼。这时，文艺界对胡风、阿垅的文艺主张、文艺思想开始了批评，也对路翎的剧本《祖国在前进》、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评。路翎困惑了，在深深的痛苦中困惑着。但是，他没有像有些被批评者那样，轻易地递交上自己的检讨。
正在这时，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一批作家去朝鲜体验生活，路翎立即报名参加，去了朝鲜。在朝鲜，战士们那单纯可爱的笑容。那勇敢善良的内心世界，那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都为路翎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迎来了他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根据在朝鲜的生活体验，路翎不仅写出了一批反映抗美援朝战斗生活的报告文学，而且还在这基础上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如《战士的心》、《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这些作品大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在读者中反响极大，竟一时产生了一股小小的“路翎热”。但很快地，风向陡转，从１９５４年５月起，全国几大报刊都开始登载文章，批判路翎的这批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有的甚至将路翎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路翎对这些批判，抱着极大的反感，怀着激愤，他又于１９５４年８月，一气写下了长达５０万言的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但是，这部小说这时已找不到发表的机会了。１１月，他不满于一些批评家“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写出了三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这篇文章刚刚连载完，１９５５年６月，他便被当作“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路翎的这批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的小说，不仅是路翎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而且也是当时大量的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中的姣姣者，其中的部分作品，如《初雪》、《洼地上的“战役”》，将在新中国的文学画廊中，占有令人不可忘怀的一席之地。路翎的这批小说，没有去正面描写炮火连天的战场生活，而是以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心头的感情的交流，撞击而溅起的美丽的浪花，去反映我们战士的单纯美丽，和朝鲜人民的纯朴善良，激发读者心头爱憎分明的正义感，激励着战士们为了正义的战争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特别是在《洼地上的“战役”》中，小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那动人的爱情纠葛，以及他们处理这种爱情纠葛的自觉的牺牲精神，曾经使许多志愿军战士流下了泪，决心要向王应洪和金圣姬学习，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毫无怨言地将个人的感情，置于抗美援朝的大局之下。另外，小说那清新、委婉、细腻的笔触，好比一朵魅力独特的艺术之葩，开放在路翎小说创作的园地里，使路翎小说的艺术风格，更显得摇曳多姿。然而，这批小说问世后的命运，却是那样的不公正，真让人慨叹。
自１９５５年６月被监禁，至１９６４年初，路翎因患精神分裂症，被保外就医。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他回到劳改大队，上书中央为自己辩护，结果反被判决２０年徒刑，直到１９７５年６月才刑满释放。出狱后，路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住在北京芳草地，靠扫马路维持生活。１９７８年被部分平反，调中国戏剧家协会当编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平反，路翎方才恢复了原来的工资级别，被重新吸收为中国剧协与作协会员。《江南》文学季刊自１９８１年第二期起，开始连载他写于１９５４年的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的第一部《群峰顶端的雕像》。宁夏人民出版社也于同年出版了他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合集《初雪》。路翎开始重新出现在文坛上。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勾起了广大读者对他青春的文学风采的追忆。但这时的路翎，因患精神分裂症已经神情麻木，记忆模糊了。虽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的鼓舞下，路翎以顽强的毅力企图重登文坛，读者也期望能再度领略路翎创作的那种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然而，奇迹未能出现，复出以后的路翎除了一些回忆文章外，没有再创作有力的新作了。他的最后一篇力作，也许应该是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他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激愤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１９９４年２月，路翎告别人生，走完了他那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
为《云雀》上演写的胡风
《云雀》是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
性格，是现实的历史内容所造成的。所以，《云雀》虽然有四个人物，四种不同的代表的性格，但真正的主角却是通过这四个人物所宣示出来的，冷酷而磅礴的，轰轰然前进的现实历史自己。
性格矛盾，是历史内容的矛盾成份的反映。所以，《云雀》没有正面写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更没有解答一个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然而，它所宣示的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它们之间的搏斗，是照明了包含着这一类的性格斗争在内的每一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
那么，面对着在伟大革命过程中的历史舞台上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苦痛和搏斗，他们的善良和卑怯，他们的复杂和单纯，他们的执着和虚浮，他们的死亡和越过死尸更坚强地前进，我们不是能够真切地感到人民力量的雄大，人民斗争的庄严，以及一切为了完成这个斗争的实际工作所要求的那种高贵的情操么？
悲剧，不应该是用死亡来压迫观众，不应该是用流血来恐吓观众，也不仅仅是用“应该得救的甚至应该永生的终于死亡了，多么可悲可恨呀！”这样的说教来企求表面地反激观众，而是要写出痛苦本身或牺牲本身的起伏奔放的激流，使它们在观众心灵中化成更大的更高的力量，去面对现实的人生斗争或历史斗争，去深入现实的人生斗争或历史斗争。
悲剧，不是使观众在剧场里面参观一件人生惨变或摘取一片人生教训，而是要使他们亲身参加到痛苦过程或牺牲过程里面，亲身经过一次痛苦或牺牲的试炼，到他们走出剧场以后，就会变得更坚定更充沛，在现实人生里面增长了对于战斗生活的勇敢和战斗目标的乐观。
我们说，这个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它是为了提出知识分子在灰色战场上面的奋斗节操，它是为了证明悲剧应该能够达到乐观主义的斗争要求的。
（原载作家书屋１９５０年初版胡风《批评论文集之七————“为了明天”》）什么是人生战斗————理解路翎的关键舒芜
自从有了“人生战斗”这个名词以后，就产生了一些麻烦的问题————
有些什么也没有做的人，可以堂堂皇皇地向别人说：我是在做着人生战斗呀！你说他的话不对么？你很难举出反证。
那么，真是那样的么？又很难说。
有些确乎在做着人生战斗的，又往往遭受诘责：你干了什么特别的事没有呢？确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确乎也只和别人一样的作工，拿钱，吃饭，穿衣。那么，即使你真有什么人生战斗，又有什么意义？不也和不战斗的人并无不同么？
路翎小说，可以帮助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可以帮助对于他的小说的理解。
在路翎的小说里，最触目的特点是，作者的分析的详细，和故事的平常。那些分析就是战斗，那些平常的故事就是人生。
路翎的分析，都是一种批判。人物的某一个行动，思想，情绪，或感觉，在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意义的，经过批判，出现了重大的意义；在他自己以为大有意义的，经过批判，却并没有什么意义；他自己认定是出于某一种根源的，经过批判，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根源；在他自己认定具有某种价值的，经过批判，却是具有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价值，等等。人物所不能自知自见的，都显露于他的批判之光下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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