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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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鸡肋”这个词。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父亲告诉我，它的意思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拙稿《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中国に於ける孤独感），对我自己而言，就好比是鸡肋。这原本就不是自己的一份自信之作，但如果将它就这么扔掉，我又多少有些觉得可惜。

    这份书稿，原本不是我在有了写作意图之后就直接写成的作品，而是经过了一段很离奇的经历，才勉勉强强定稿的。如果花点时间讲讲这段经历，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份书稿的特质吧。

    所谓“国破山河在”，指的是只有山河一如往常，人类社会则惨遭破坏，诗人对这一惨状感到痛心。而被投下原子弹的广岛则更胜于此。在这里，连山河都改变了原貌。甚至有人说，七十五年内，这里都将寸草不生。

    在这种绝境下，自己勉勉强强活了下来，其间，高兴也罢，悲痛也罢，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苏联对日本宣战后，没过几天，我们国家便宣布无条件投降。由此一来，整个国家的国民大概都陷入了一种日暮途穷的境地，尤其在这个连山河的样貌都为之一变，据说七十五年之内都不复有生物栖息的广岛，幸存下来的人们只能茫然若失，恐惧而又战栗。除了怀着一颗呆滞的心，无所事事地打发每一天之外，人们又还能有什么样的活法儿呢。

    到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这种状态还一直持续着。那年秋天，尚志会[1]举办了一个“教养讲座”，为的就是多多少少抚慰一下人们的心灵。那个时候，我作为一名讲师，以《生活诗人陶渊明》（生活詩人としての陶淵明）为题，开过讲座。这场讲座的主旨是，陶渊明作诗并非出于游戏，而是为了歌吟生活，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他自己孤独的生活。这场演讲，其实就成了这份书稿的滥觞。

    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以此为契机，生发了一个想法，想要对中国其他诗人的孤独感略作探究。然而，因为天性懒惰，我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就直接着手相关研究，反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将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一直到了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的冬天，广岛大学文学部举办公开讲座，并且指派我讲五小时。在这样一个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的时间里，我到底该讲些什么呢？浮上我心头的念头就是我在七年前考虑过的孤独感的问题。

    由此，我急匆匆地选取了陶渊明之前的屈原、宋玉、汉代诸作家、阮籍、左思、陆机、王羲之和陶渊明之后的杜甫，将演讲梗概略作笔记，就手忙脚乱地站到了讲坛上。

    由于准备不足，而且自己生来就吐字偏快，想来那一定是一场听着很痛苦的演讲吧。然而，当时旧制文理科大学[2]研究科的学生横田辉俊[3]仍旧一丝不苟地记下了笔记。我取来横田君的笔记一读，才觉得演讲的容量相当充实。我竟然讲了这么多的内容，这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由此才知道，我吐字偏快的习惯居然还是有一点点益处的。见了这份笔记，我觉得倘若让它就这样变为一张废纸未免可惜，于是在它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到了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的春天，作为“中文研究丛刊”（中文研究叢刊）的第三号付梓，取名《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这本小册子只在少数的同学和友人间流传。

    今年夏天，岩波书店怂恿我在“中文研究丛刊”第三号的基础上，修订得略详细些，作为单行本出版。我抱着这样的心情，慢慢地反复校读，才惊觉文中处处都是纰漏。如果真要改到自己满足的程度，只怕非得从头改写一遍不可。然而，如果这样费事的话，对于疏懒于动笔的自己而言，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全书，就全然说不准了。因此，我放弃了这种做法，只是将相对而言比较明显的纰漏进行了修补，并且在补写了刘琨、鲍照、袁粲、李白之后便搁笔了。可以说，这就是战后匆匆忙忙搭建起来的那种木板棚屋，虽说心有不甘，但我也没有能力完全改造它，只是做了些应急修护就没再管它了。关于本稿，我想要申说的就是以上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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