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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孔子之为“集大成”，乃集人道之大成。乃集自有人生历史文化以来，凡有一善可述、可师、可法之可通于人人者之大成。
人心有其“大同”，于大同之中复有其“大通”。衣食心，争夺心，此亦人心之大同，然非人心之大通。孝弟心，忠恕心，爱敬心，此亦人心之大同，而亦复是人心之大通。孔子乃本于此以为学，就于此以为学。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亦人心之大同。如何使此忠信心，得以广通于人之大群，上下古今，通于千万世；此乃孔子所理想之人道，则必赖于人之学以达。故孔子之所学，乃人道，即仁道。而孔子亦即以此为教，而凡属人人，亦同可以此为学为教也。
孔子非一宗教主，如耶稣，乃本于上帝意旨以为教。如释迦，乃悲观于人生之同出于虚无又同归于寂灭以为教。孔子亦非一哲学家，各自个别创立其一套纯思辨的逻辑辨证以为教。孔子则只就日常人生以为教，就于日常人生中之可通、可达、可久、可大者以为教。故孔子之教之行于中国，日扩日大而达于日、韩、越诸邦，以成为我东方诸民族共通文化大体系之一中心基点主要本源者即在此。然此犹其初步。其将来之必当遍行于全世界，获得世界人心之共同认许，共同奉行，亦可推而知。
三
抑人生有其共通面，亦有其独特面。共通面同归合一，独特面各别万殊。而共通面则即建立于独特面之上。苟无独特面，共通面亦无可建立。然苟无共通面，独特面亦将失其存在。近世人生，专从物质经济著眼，个人自由与集体统治成为两大壁垒，共通面与独特面相割裂；种种人生大病害，胥由此起。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即是人生之共通面，“己”即是人生之独特面。人生共通大道，即由发展人生中万殊各别之独特之“己”所形成。而人生中万殊各别之“己”，则胥当向此同归合一之人生共通大道而发展。惟孔子人格，乃最具独特性，亦最富共通性。故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者，立其在人群中万殊各别之独特性。达者，达其在人群中相互融会之共通性。个体群体，只是一体；个性群性，亦只是一性。身、家、国、天下，大小各体，吾道一以贯之，亦惟贯之于人心之同然而共通之处，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己与群，心与道，皆由此而获得其一贯之相通。
孔子生于两千五百年前中国 春秋时代之鲁邦。欲究孔子之道，当求孔子之生平。此即孔子在其时其地可有一而不可有二之独特性之表现。明夫孔子之生平，与夫孔子生平之独特性，乃反就己身，同可明夫己之当身时地与孔子之不同，而明夫己之亦自有其一番独特性；乃即就于己之独特性所在以学孔子，乃知己与孔子之间之复可有其一番共通性；此即孔子所谓“为仁由己”之义。由于孔子之后复又人人有己，而后孔子之道乃得复明复行于在我之己之当世，此即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本书作者特愿以此一编《孔子传》奉献于我东方诸民族之前者，其意即在此。
当今之世，我东方诸民族，中、日、韩、越诸邦，不仅文化大体系传统相似；即当前之处境，其所遭遇之艰难困苦，忧患拂逆，亦略相似。盖我东方诸民族，在客观上，早多有其共通面之存在。故其读孔子之书，研孔子之道，而可相悦以解者，亦多有其可能。此非孔子之道专为教我东方人而设，乃我东方人之独特性，乃更易于自尽其己以上通于孔子之道。此已成为历史显例，不容不信。于古如是，于今亦当然。一人如是，则一人可以自立自达。一家、一国如是，则一家、一国亦可以自立自达。乃至我东方诸民族中、日、韩、越诸邦各能如是，则我东方诸民族之在今世，自可有其自立自达之大道。惟在我东方诸民族之知所以自勉而已。
自立者，我东方诸民族仍能完成其东方诸民族之独特性，而屹立于斯世。自达者，还以我东方诸民族之独特性之屹立，而推以达之于并世其他诸民族，而相与同进于人类之共通大道，以达于太平大同之人类理想境界，而跻斯世于可大、可久、不息不已、无疆无极之休明。斯乃人类文化无尽将来之希望，而必于我东方大圣人孔子之生平与其言行之所启示而展现其契机；而于当前我东方诸民族邦与己之各自独特性之完成上，掌握其努力之焦点。
孔子自道其生平，有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今日我各自之己，又当求如何以为学？如何以有立？又如何而达于不惑而知天命？如此乃达于能自有立。又从此而达于耳顺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更高境界，则举世纷扰，已在我一己内心融会合一完成一共通面。一人如此，以达于人人无不如此。一时一地如此，以达于任何时地，无不如此。其事若远而实近，若难而实易。其起点只在每一己之此一独特之心，而亦即以此独特之心为归宿。故自每一人言，则可无入而不自得，无往而不见其成功，而可不待之于人人之与无尽之将来也。
此编《孔子传》，承日方相知友人译为日文，特附加此序言于卷首。
（此文作于一九七五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