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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相扇耀，天下莫或非之。质而言之，彼二氏者，学术之醇，不及许衡，而隳弃名节与之相类；阶进之正，不及公孙弘，而作伪日拙与之相类。程朱、陆王之学统，不幸而见篡于竖子，自兹以往，而宋明理学之末日至矣。毛奇龄乘时得位，虽不及昆山、睢州、安谿，而挟其雕虫炙輠之才，行以狂悖恣肆之态，其戕贼学界，亦颇有力。全谢山著《毛检讨别传》，于其生平行谊，魑魅魍魉，无遁形矣（毛自谓画江之役，曾预义师，实则以鼓琴阶进于保定伯毛有伦，事败遂亡匿。毛尝亡命为僧，自谓以选诗获罪，实则杀人罪也。尝闻绪论于阎百诗及施愚山，窃其唾余以自炫；及夤缘预词科得检讨，乃仇阎、施。其著《古文尚书冤辞》，专以强辩排百诗也，昔曾恩彼者皆怨报之。既贵，弃其糟糠妇。妇尝对其门生张希良尽发奇龄平生丑行，至不堪入耳云云。此皆全氏《鲒埼亭集外编》所记也。论者或谓奇龄为两橛人，犹未知其真相耳）。
彼其辩才既便给，记载既杂博，乃遍仇前哲，以文其小人无忌惮之行，肆口嫚骂，汉以后人无一得免。而其所最切齿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齿者为朱子。迹其所抨击，纯然市井无赖叫嚣者之所为，稍有学养者，未必为动。但承其时学风尊汉蔑宋之机已动，而遵毛氏之教，可以悉举名节闲检而荡弃之，而不失为大儒，其便学者之私图，孰有过是？上既有汤、李辈以伪君子相率，下复有奇龄等以真小人自豪，而皆负一世重名，以左右学界，清学之每下愈况也，复何怪焉，复何怪焉！后此袁枚、俞樾辈，皆直接汲毛氏之流；而间接受影响者，尚不可指数也。
自此以往，宋明学全绝，惟余经学考据独专学界，烂然光华，遂入于近世第二期。
第二节 乾嘉间
吾论近世学派，谓其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且行分业之组织，而惜其仅用诸琐琐之考据。然则此学派之所以不尽其用者，原因何在乎？曰：是不一端，而时主之操纵其最也。自康雍间屡兴文字狱，乾隆承之，周纳愈酷。论井田封建稍近经世先王之志者，往往获意外谴；乃至述怀感事，偶著之声歌，遂罹文网者，趾相属。又严结社讲学之禁，晚明流风余韵，销匿不敢复出现。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棘，怀抱其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辏于说经。昔传内廷演剧，触处忌讳，乃不得已专演《封神》《西游》牛鬼蛇神种种诡状，以求无过。本朝之治经术者亦然，销其脑力及其日力于故纸之丛，苟以逭死而已。进化学家言：诸动物之毛羽为特别彩色者，皆缘夫有所避，而假以自卫。淘汰久之，而彩异遂独发达。挽近汉学之昌明，禀兹例也。流风既播，则非是不见重于社会，幽眇相竞，忘其故矣。呜呼！斯学之敝中国久矣。顾以二百余年瑰材轶能之士之脑识所集注，固一代思想之渊海也，可以无记乎！吾曾以桴亭、杨园比诸宋之泰山、徂徕，此言其学之相近耳。若以一代学界上位置论之，则阎、胡二子，可比孙、石；定宇、东原，其濂、洛也；高邮父子，其晦庵也。阎、胡为汉学祖，昆山（亭林）可谓祖之所自出（阎、胡之学实非传自昆山，但言汉学者，多诵法昆山，故吾强名之）。其俨然组织著学统者，实始乾隆朝，一曰吴派，一曰皖派。吴派开祖曰惠定宇（栋）。定宇之先有何义门（焯）、陈少章（景云）、沈归愚（德潜），皆尚通洽，杂治经史文辞。定宇承其祖元龙（周惕）、父天牧（士奇）家学，益覃精经术，世称“吴中三惠”。定宇著《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皆精博有心得。其弟子最著者，曰江艮庭（声）、余古农（萧客）、王西庄（鸣盛）、钱竹汀（大昕）、王兰泉（昶）。艮庭为《尚书集注音疏》，古农为《古经解钩沉》，虽罕下己见，而搜讨之勤，有足称者。王、钱益推其术以治史学。西庄有《十七史商榷》，竹汀有《廿二史考异》，皆其支流也。兰泉著《金石萃编》，金石释经者宗焉。教于扬州，则有汪容甫（中）、刘端临（台拱）稍稍上证诸子（汪所著《述学》有《荀卿通论》，刘著《荀子补注》）。古农弟子曰江郑堂（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儒家法流派，可得而稽焉，亦一学史也。皖派开祖曰戴东原（震）。东原生休宁，章炳麟氏谓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蕴藉，盖地理感化使然也。清代汉学，阎、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东原少受学婺源江慎修（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复从定宇游，传其学。著《东原集》《孟子字义疏证》《方言疏证》《考工记图》《声韵考》《声类表》《尔雅文字表》等，而关于历算、水地之著述犹多。其论学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乾嘉间学者以识字为求学第一义，自戴氏始也。其乡里同学，有金辅之（榜）、程易畴（瑶田），后有凌次仲（廷堪）及三胡（匡衷、承珙、培翚），咸善治《礼》，而易畴尤明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而皆取师资于东原。东原弟子著者曰任幼植（大椿）、卢抱经（文弨）、孔巽轩（广森）。幼植为《小学钩沉》。抱经专事校勘，《大戴记》《逸周书》《荀子》《方言》《释名》《春秋繁露》《白虎通》，皆所雠定（此外尚数种）。古书自是可读焉。巽轩始治《公羊》，为言公羊学者之祖，然今文家弗善也。其尤著者曰金坛段若膺（玉裁）、高邮王怀祖（念孙）。若膺著《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许学之渊薮也。怀祖著《广雅疏证》《经传释词》，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凡诸古书文义诘屈者，悉迎刃而解。以授其子伯申（引之），作《经义述闻》，训诂之学至是圆满矣。近世俞荫甫（樾）为《古书疑义举例》，禀高邮学，而分别部居之。而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文通》，亦凭藉高邮（眉叔著书时，余在上海，居相邻，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推其所自出，则亦食戴学之赐也。当是时，天子方开四库馆以藻饰太平，而东原实总馆事（《四库总目提要》，其大部分出东原手，纪文达尸其名耳）。彼之学既足以睥睨一世，而复祭酒于首善之区，以是戴氏学掩袭天下。清之汉学家，大率专事考据，不复与宋明儒者争席。惟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以其心得者，
以与新安、姚江争，则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言曰：“君子之治天下也，
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而极言无欲为异氏之学，谓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焉。此其言颇有近于泰西近世所谓乐利主义者，不可谓非哲学派中一支流。虽然，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节之犹惧不蔇，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以上叙传授派别，颇采章氏《訄书》而增补之，且自下断案。著者附识）
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而章氏辨之尤严。章氏谓吴学好博而尊闻，皖学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为异谅也。虽然，东原固尝受学于惠氏，则吴、皖可云同源。戴之视惠，犹惠之视阎、胡也。故清之休宁，可比明之姚江。姚江出而举天下皆姚江学，即有他派，附庸而已；休宁亦然，乾嘉间休宁以外之学术，皆附庸也。虽然，其学实仅盛于江左。江左以外各省学子，虽往往传习，然不能成家。其稍有系统之可言者，则孔巽轩以其学衍于山东，继起者有郝恂九（懿行）、桂未谷（馥），皆卓然成一家言。侯君模（康）以其学衍于岭南，阮芸台（元）督粤，创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于是其学风大播于吾粤。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粤转盛。虽然，名家者无一焉。最著为陈兰甫（沣），谬沟合汉、宋，以博创获之誉，其细已甚，而去戴学抑愈远矣。
其时以大人先生而鼓吹左右兹学最有力者，曰纪晓岚（昀）、阮芸台（元）、毕秋帆（沅），然皆不能自名其家，其著述或多假于食客之手，于学界殆不足道。而纪氏以佞幸处向、歆之地位，苟媚时主，微词尖语，颠倒黑白，于人心风俗所影响，固不细也。
惠、戴之学，固无益于人国，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诬也。二百年来诸大师，往往注毕生之力于一经，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诚有足与国学俱不朽者。于《易》则有惠氏（栋）之《周易述》，江氏（藩）之《周易述补》，张氏（惠言）之《周易虞氏义》；于《书》则有江氏（声）之《集注音疏》，王氏（鸣盛）之《后案》，孙氏（星衍）之《今古文注疏》；于《诗》则有马氏（瑞辰）之《传笺通释》，胡氏（承珙）之《后笺》，陈氏（奂）之《传疏》；于《礼》则有张氏（惠言）之《图》，胡氏（培翚）之《正义》；于《周礼》则有孙氏（诒让，今人）之《正义》；于《春秋左氏传》则有刘氏（文淇）之《正义》；《公羊传》则有陈氏（立）之《义疏》，《榖梁传》则有钟氏（文烝）之《补注》；于《论语》则有刘氏（宝楠）之《正义》；于《孝经》则有皮氏（锡瑞，今人）之《郑注疏》；于《尔雅》则有邵氏（晋涵）之《正义》，郝氏（懿行）之《义疏》；于《孟子》则有焦氏（循）之《正义》；类皆旷古绝作。盖取精多，用物宏，时代使然也。西谚曰：“罗马非一日之罗马。”吾于陈硕甫之《毛诗》，胡竹村之《仪礼》、陈卓人之《公羊》、孙仲容之《周礼》见之矣。其在《十三经》以外者，则如孔氏（广森）之《大戴礼记补注》，龚氏（丽正）之《国语疏》，陈氏（立）之《白虎通疏证》，朱氏（右曾）之《逸周书校释》，其功皆足多焉。若段氏之《说文》，王氏之《广雅》，尤为兹学之中坚，前简论之，今不具也。
以上为乾嘉间学统之正派。
其时与惠、戴学树敌者曰桐城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桐城派巨子，曰方望溪（苞）、姚姬传（鼐）。方、姚固文人，而自谓尸程朱之传，其实所自得者至浅薄。姬传与东原论学，数牴牾，故经学家与文学家始交恶云。自宋欧阳庐陵有“因文见道”之说，厥后文士，往往自托于道学。平心论之，惠、戴之学，与方、姚之文，等无用也，而百年以往，国学史上之位置，方、姚视惠、戴何如哉！
自康雍以还，号称以朱学名家者，若熊赐履、陈宏谋、陈鹏年、杨名时、朱轼、李绂、孙嘉淦，大率皆以高位负时望，承风者固大儒之号以奉之，实则于学界不有影响。盖宋学之微久矣，方、姚以后，益更不竞。其间惟王白田（懋竑）著《朱子年谱考异》，真治朱学者，一人而已（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专持门户，而派别紊乱，文体拙劣，等诸自郐也）。
复有浙东学派者，与吴派、皖派不相非，其精辟不逮，而致用过之。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云（晋涵）、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二云预修国史，以记诵之博闻天下（在国史馆中，先朝史册以数千计。总裁问以某事，答曰在某册第几页，百不失一云），江藩谓二云卒而江南之文献云亡。谢山于明末遗事记载最详，故国之感往往盈纸，南雷学统，此其一线也。实斋为《文史通义》，批郤导窾，虽刘子元蔑以过也；其《校雠通义》，启研究周秦学之端矣。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
赵瓯北（翼）之《廿二史札记》，其考据之部分，与西庄、辛楣相类，顾其采集论断，属辞比事，有足多者。其派宁近于浙东。或曰：其攘章实斋遗稿者过半云。无左证，不敢妄以私德蔑前辈也。其余治史者多，率皆汲王、钱之流，不足道。
乾嘉间王学之绝已久，中间惟罗台山（有高）、汪爱庐（缙）、彭尺木（绍升），独从王学入，而皆归宿于佛门。台山、尺木，尤勇猛精进，大澈大悟，彼时代之一异色也。其学不光大，影响盖微。
第三节 最近世
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骎骎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首倡之者为武进庄方耕（存与），著《春秋正辞》。方耕与东原同时，相友善，然其学不相师也。戴学治经训，而博遍群经；庄学治经义，而约取《春秋公羊传》。东原弟子孔巽轩（广森）虽尝为《公羊通义》，然不达今文家法，肤浅无条理，不足道也。方耕弟子刘申受（逢禄），始专主董仲舒、李育，为《公羊释例》，实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逮道光间，其学浸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自珍），曰邵阳魏默深（源）。定庵有《文集》三卷，《续集》四卷。定庵，段茂堂外孙也，其小学多得自段氏，而经义则挹自庄、刘；又好治史，憙章实斋之学，言《六经》皆史；又学佛，欲排禅宗，衍教下三家。其思想盖甚复杂。然其于《春秋》盖有心得，能以恢诡渊眇之理想，证衍古谊。其于专制政体，疾之滋甚，《集》中屡叹恨焉（《集》中如《古史钩沉论》《乙丙之际著议》《京师乐籍说》《尊任》《尊隐》《撰四等十仪》《壬癸之际胎观》等篇，皆颇明民权之义。其余东鳞西爪，全集往往见），又颇明社会主义，能知治本[龚集《平均篇》云：“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中略）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则至丧天下。”此近世泰西社会学家言根本之观念也]。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其文又瑰玮连犿，浅学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虽然，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夫以十年以来，欧、美学澎湃输入，虽乳臭之子，其眇思醰说，皆能轶定庵；顾定庵生百年前而乃有此，未可以少年喜谤前辈也。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胜，故细行多不检，其恶习影响于新学界者，亦有焉。
前此治今文者，则《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经，著《诗古微》《书古微》《诗》主齐、鲁、韩，《书》主欧阳、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郑不遗余力。由今日视之，其无谓亦甚矣。然一家之言，不可诬也（余杭章氏谓“齐、鲁、韩、欧阳、大小夏侯各有师法，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如仇。魏氏不知师法略例，一切混合，殊无条理”云云。是诚中魏氏之失。但今文经说中，虽互有歧异，然其歧异与今古文之歧异相比较，则异中仍从同也。譬之则如景教之新、旧教。新教中派别数十，亦各相非；然以之与罗马旧教相比较，则新、旧异点甚大，而新派中之支派，其异点甚小也。不得以此遽抹煞魏氏学）。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厉国民对外之观念。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洸，岂不然哉！
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学，然则今文学与新思想之关系，果如是密切乎？曰：是又不然。二子固非能纯治今文者，即今文学亦安得有尔许魔力！欲明其理，请征泰西。夫泰西古学复兴，遂开近世之治。谓希腊古学，果与近世科学、哲学有不可离之关系乎？殆未必然。然铜山崩而洛钟应者，其机固若是也。凡社会思想，束缚于一途者既久，骤有人焉冲其藩篱而陷之，其所发明者，不必其遂有当于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自能震耸一般之耳目，而导以一线光明。此怀疑派所以与学界革命常相缘也。今文家言，一种之怀疑派也。二百年间支配全学界最有力之一旧说，举凡学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门为耻者，而忽别树一帜以与之抗。此几一动，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后之人乃竞起而疑之；疑之不已，而俶诡之论起焉；俶诡之论多，优胜劣败，真理斯出。故怀疑派之后，恒继以诡辩派；诡辩派之后，而学界革命遂成立。此征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今文之学，对于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而怀疑者也。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今勿具论。其与龚、魏相先后而其学统有因缘者，则有若阳湖李申耆（兆洛）、长洲宋于庭（翔凤）、仁和邵位西（懿辰）。宋氏傅会太过，支离太甚，不足以当巨子。李氏明算，长于地理，其治经则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则卓然一经师也。盖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诗》、今文《书》，而位西则言今文《礼》，著《礼经通论》，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自是群经今文说皆出。而湘潭王壬秋（闿运），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平），集其大成。王氏遍注群经，不龂龂于攻古文，而不得不推为今学大师。盖王氏以《公羊》说《六经》，《公羊》实今学中坚也。廖氏受师说而附益之，著书乃及百种，可谓不惮烦（其门人某著有《廖氏经学丛书百种解题》。又廖所著书，其目皆见于《光绪井研志》），而其说亦屡变。初言古文为周公，今文为孔子；次言今文为孔之真，古文为刘之伪；最后乃言今文为小统，古文为大统。其最后说，则戊戌以后，惧祸而支离之也。早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晚节则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以比附泰西之译语，至不足道。虽然，固集数十年来今学之大成者，好学深思之誉，不能没也。盖自今古之讼既兴，于是朱右曾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陈乔枞有《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陈立有《公羊义疏》，专凭西汉博士说以释经义者间出，逮廖氏而波澜壮阔极矣。
吾师南海康先生，少从学于同县朱子襄先生（次琦）。朱先生讲陆、王学于举世不讲之日，而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其治经则综糅汉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此南海之言也。畴昔吾国学子，对于法制之观念，有补苴，无更革；其对于政府之观念，有服从，有劝谏，无反抗。虽由霸者之积威，抑亦误学孔子，谓教义固如是也！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施根本的疗治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㫚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南海以其所怀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国人之思想束缚既久，不可以猝易，则以其所尊信之人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导之。此南海说经之微意也。而其影响，则既若此。近十年来，我思想界之发达，虽由时势所造成，欧美科学所簸功；然谓南海学说无丝毫之功，虽极恶南海者，犹不能违心而为斯言也。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嗣同）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
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
挽近学界，对于孔子而试挑战者，颇不乏人。若孔子之为教主与非教主也，孔子在三千年来学界之功罪也，孔子与六家九流之优劣比较也，孔子与泰西今古尊哲之优劣比较也，莽然并起，为学界一大问题。顾无论或推尊之，或谤议之，要之其对于孔子之观念，以视十年前，划若鸿沟矣。何也？自董仲舒定一尊以来，以至康南海《孔子改制考》出世之日，学者之对于孔子，未有敢下评论者也。恰如人民对于神圣不可侵犯之君权，视为与我异位，无所容其思议，而及今乃始有研究君权之性质，拟议其长短得失者。夫至于取其性质而研究之，则不惟反对焉者之识想一变，即赞成焉者之识想亦一变矣。所谓脱羁轭而得自由者，其几即在此而已。
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虽然，《剥》与《复》相倚，其更化之机，章章然次第进行。通二百六十年间观察之，有不可思议之一理趣出焉，非人力所能为也。顺治、康熙间，承前明之遗，夏峰、梨洲、二曲诸贤尚以王学教后辈，门生弟子遍天下，则明学实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然晚明伪王学猖狂之习，已为社会所厌倦，虽极力提倡，终不可以久存，故康熙中叶遂绝迹。时则考据家言，虽始萌芽，顾未能盛。而时主所好尚，学子所崇拜者，皆言程、朱学者流也，则宋学占学界上第一之位置。顾亭林日劝学者读注疏，为汉学之先河。其时学者渐厌宋学之空疏武断，而未能悉折衷于远古，于是借陆德明、孔冲远为向导，故六朝、三唐学实占学界上第一之位置。惠、戴学行，谓汉儒去古最近，适于为圣言通鞮象，一时靡其风，家称贾、马，人说许、郑，则东汉学占学界上第一之位置。庄、刘别兴，魏、邵继踵，谓晚出学说非真，而必溯源于西京博士之所传，于是标今文以自别于古，与乾嘉极盛之学派挑战。抑不徒今文家然也，陈硕甫作《诗疏》，亦申毛黜郑，同为古学，而必右远古，郑学日见掊击。而治文字者，亦往往据鼎彝遗文以纠叔重，则西汉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乾嘉以还，学者多雠正先秦古籍，渐可得读。二十年来，南海言孔子改制创新教，且言周秦诸子皆改制创新教（见南海所著《孔子改制考》卷二、卷三），于是于孔教宗门以内，有游、夏、孟、荀异同优劣之比较。[南海尊《礼运》“大同”义，谓传自子游，其衍为子思、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非思、孟之言曰：“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其证也。子夏传经，其与荀卿之渊源，见于《汉书·艺文志》。故南海谓子游受微言以传诸孟子，子夏受大义以传诸荀子。微言为太平世大同教，大义为升平世小康教。因此导入政治问题，美孟而剧荀，发明当由专制进为立宪、共和之理。其言有伦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义，次排荀学以追孔子之微言，此南海所以与井研异也。井研为无意识之排古，南海则有所为而排之，以求达一高尚之目的也。谤者或以为是康教非孔教，顾《礼运》《孟子》《公羊传》之言不可得削也。就令非孔子而为康所托，其托之也，则亦于社会上有绝大关系明矣。夫在今日，虽以小学校之学僮，固莫不口英、美之政体，手卢、孟之著书矣。二十年前，昌言之者谁耶？知之者或多，昌之者惟一。或又曰：南海欲言则自言之耳，何必托于孔子？夫南海之于孔子，固心悦诚服者。谓彼为托，彼不任受也。抑亦思今日国中，闻立宪、共和之论而却走者，尚占大多数；二十年前，不引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二千年之勍敌抗耶？《孟子》曰：“知人论世。”乌可以今而例昔也！鄙人非阿其所好，顾以为今后之学界对于南海，总当表谢意，此公言也。今之青年，能译读南海所未读之新书，能受习南海所未受之学说，固也；顾其所发明，所心得，吾犹未知视南海何如。以吾所见南海所著之《大同学》，其渊眇繁赜之理想，恐尚非今之青年所能几也（南海在印度始写定之，吾今春在香港始见之。其通于世间、出世间而斟酌不二法门，实有不可思议者存。吾未能多读西书，就所已见者，则南海之书，犹为创说也。以太骇俗，且当今日政界、学界无秩序之时发布之，必更滋流弊，故只得秘之。其手写本今在顺德麦孟华所）。藉曰过之也，亦地位所宜然，二十年后后辈之视我等，亦犹我等视二十年之前辈也。不然，今日日本之学生，任举一人，其所稗贩之学说，岂不多于福泽谕吉耶？非吾敬南海而欲强国人以敬南海，即吾于南海之说，其不肯苟同者，固往往有焉矣，顾其惠我以思想界之感化者，则乌可忘也！吾以为吾辈对于前辈之学说，其有粗略者，则补助之；其有不同意者，则驳正之，皆应尽之义务也。若嚣嚣然挟其一得，相率以轻薄之言横相讽刺，甚乃毛举细故，为人身之攻击，适见其敖而浇耳。孔子曰：“民德归厚矣。”以不厚为学风，夫岂学界之吉祥善事耶？又近世新学者流，动辄以排孔为能。夫以支配二千年人心之一巨体，一旦开其思想自由之路，则其对之也，有矫枉过直之评论，是诚所难免。即鄙人于数年前保教之迷信，固亦弃掷之矣。虽然，日日掊击孔子，试问于学界前途果有益乎？夫今后国人之思想，其必不能复以二千年之古籍束缚之也，洞若观火矣。然则孔子学说，无论如何，断不能为今后进步之障，而攻之者岂复有所不得已者存也？彼狂妄少年，肆口嫚骂者，无伤于日月，不足道也；而一二魁儒之必与孔子为难者，则于旧伦理有所不满意。谓孔教以家族为单位，使我国久困宗法社会，不能入国民社会者，孔子也；谓孔子假君主以威权，使二千年民贼得利用之以为护符者，孔子也。斯固然也，曾亦思“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非孔子之言耶？在排孔者曷尝忘诸，顾隐而不言，而惟举其可难者以相难，则或有所为而亢世子法于伯禽，或侈其辩以为名高耳。夫二千年来之伦理，固一出于孔子小康教范围之内。而孔子著述言论，其属于小康范围者十而八九，此无容讳者也。然谓此为孔子独一无二之教指，宁可谓平？《春秋》必立三世，则何以故也？《礼运》岂不明言“丘未之逮而有志”也？试思孔子当日之社会，群雄角立，同族相竞，非希望得一强大之中央政府何以为治？而社会结合力薄弱之时，家族制度又安可阙也？孔子不欲导民以进化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安能躐小康之一阶级？故大同之义，只能微言之，虚悬以俟后圣，是得为孔子罪矣乎？我辈今日若以为小康之统既积久而敝，不适于今也，则发其微言可耳。计不出此，而以国人最信仰之人物资敌，使民贼得盾焉，以号召中立党而弱我，吾未见其利，而先睹其害耳。且一民族之心理，必有所系然后能结合而为有秩序之进步。今当青黄不接之交，学者方伥伥无适从，而先取一最有价值之人物而踣之，在立言者之意，曷尝不欲补偏救弊，弃短取长？其奈和之者必变本加厉，一啸而百吟，一趋而百奔，乃将曰：彼号为圣人百世师者，其学识乃尚不及我，其训言安足信？其所谓道德之责任安足守？圣人百世师且然，他更何论矣！呜呼！是岂不举天下而洪水猛兽之也。今者其机已大动矣，仁人君子可无惧耶？美总统卢斯福演说尝有言，谓业报馆者，作煽动之文字，最受一般之欢迎，而于国家无益；作忠实之文字，最受一般之冷视，而国家终收良结果焉（卢氏业报馆二十年，自道其经验）。吾以为排孔论与夫与排孔论同性质者，皆煽动之也。鄙人昔者固尝好为之矣，今则宁受多数之冷视，不愿受无益之欢迎，亦欲与中国有言责者共商榷之。偶有所触，言之曼衍，与标题之旨，几为马牛风。读者谅其为忠实之言，不苛责焉，固所望也]于孔教宗门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异同优劣之比较。凡所谓辨，悉从其朔，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今更表列其变迁之状。
上表不过勉分时代，其实各期衔接搀杂，有相互之关系，非能划若鸿沟。读者勿刻舟求之。
由此观之，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观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凡一社会之秀异者，其聪明才力必有所用。用之于一方既久，则精华既竭，后起者无复自树立之余地，故思别辟新殖民地以骋其脑识。宋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汉学；汉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先秦。循兹例也，此通诸时代而皆同者也。其在前两期，则霸者之所以监民也至严，学者用其聪明才力于他途，或将以自焚，故不得不自锢于无用之用，此惠、戴所以代朱、王也。其在第三期，天下渐多事，监者稍稍弛，而国中方以治经为最高之名誉，学者犹以不附名经师为耻，故别出一途以自重。吾欲名惠、戴一派为纯正经学，名龚、魏一派为应用经学，虽似戏言，实确论也。其在第四期，则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世变亟，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对于观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焉；交通开，则有他社会之思想输入以为比较，而激刺之、淬厉之。康、谭一派，所由起也。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道、咸、同间，今文学虽兴，而古文学尚不衰，往往有名其家者，说详前节。治经之外，则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虽真赝间杂，然搜讨之勤，亦足多也。西人治史者，皆以此为一重要之补助学科。前辈致力于此，为将来撰国史者储材，致可感谢矣。如最近发见龟甲文字，可为我族民与巴比伦同祖之一证，孰谓其玩物丧志也耶？咸同间好之者遍天下，而福山王莲生（懿荣）、吴县潘伯寅（祖荫）、满洲盛伯熙（昱），最名其家。又古佚书亦史学补助学科所必需。挽近以来，辑佚学大盛，亦为后史造资料。最博备者，则乌程严景文（可均）之《全上古三代汉魏文》，历城马竹吾（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自龚定庵好言佛，而近今学界代表之数君子，大率与定庵有渊源，故亦皆治佛学，如南海、壮飞及钱塘夏穗卿（曾佑）其人也。虽由其根器深厚，或其所证过于定庵，要之定庵为其导师，吾能知之。定庵与学界之关系，诚复杂哉！
天算之学，自王寅旭、梅定九大启其绪，尔后经师殆莫不明算，故诸实用科学中，此为独盛。阮氏（元）《畴人传》，罗氏（士琳）《畴人传补》，备载之。咸同间，则海宁李壬叔（善兰）、金匮华若汀（衡芳）最名家。壬叔续译成《几何原本》，若汀译《奈端数理》，未卒业（若汀先生于丁酉冬，以其所译《奈端数理》属鄙人，使校印之。未印而戊戌难作，行箧书物悉散佚，兹编与焉。七年来，耿耿负疚，不能去怀。微闻此编未遭浩劫，为竞卖者所得，未知今归谁氏。海内君子有藏之者，幸付梓人，公之于世，既以惠我学界，亦使鄙人对于译者得赎重咎也）。
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候官严几道（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顾日本庆应至明治初元，仅数年间，而泰西新学披靡全国。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虽曰政府不良，有以窒之，而士之学于海外者，毋亦太负祖国耶？戊戌、庚子以还，日本江户为懋迁新思想之一孔道。逾海负笈，月以百计，学生阗黉塾，译本如鲫鱼，言论惊老宿，声势慑政府。自今以往，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御矣。今始萌芽，虽庞杂不可方物，莫能成一家言，顾吾侪今日，只能对于后辈而尽播种之义务，耘之获之，自有人焉。但使国不亡，则新政府建立后二十年，必将有放大光明、持大名誉于全世界学界者。吾诇诸我先民，吾能信之。虽然，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将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