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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气候限制和左大部贵族态度变化，王庭，张修立场先后发生变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背叛，可王庭有王庭的根本利益，张修也有张修的理想。这种小小的背叛，在大汉帝国这个共同的体系下，并不算什么严重的政治事件，此事件性质更接近同僚之间使绊子。
在大汉帝国这一个大体系下，这种小小的意见分歧、利益冲突自然是可以调解的，也是可以谅解的，可大汉帝国若不在了呢？
中央集权制度下，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几乎都是靠嘴炮、外交斡旋、利益共享妥协解决，而不是刺杀和战争这类激烈、暴力手段。
所以前脚魏越带着自家部曲挽救了危急形势，可后脚因形势变动，王庭、张修虽感激魏越，也会坦然的去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小小的背叛、牺牲魏越的一点利益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权当给年轻人一个经验，后续再补偿就是了。
可魏越无法接受，张举也无法接受，不将战争扩大，魏越的三个目标无法达成，而张举的军队失去战争的温养、锻打，会危及张举本人的生存。从切身、根本利益上来说，魏越、张举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哪怕颠倒黑白也要打。
张杨、黄盖也是坚决的主战派，这一战打起来，并打赢，能节省两人仕途五年的奋斗。而且已经伙同魏越篡夺了兵权，若不开战，张杨绝对会被清算，而黄盖的下场大概就是调任闲职，或下野赋闲躲避风头。
在等待长史荀攸上任的这几天里，魏越反复计算着强行发动战争的可行性。
几乎，整个塞外汉军指挥权都在自己与张举手中，包括征调动员武装后的八千匈奴义从骑士，义从骑士的指挥权在暴雪降临前，就被张修转交给了魏越。魏越手中又不缺人手，打散三百部曲充当军吏，足以完全掌握着八千义从骑士。
王庭方面目前动员了约三万骑，指挥权在于夫罗手中，会随着战争扩大而继续动员。反正匈奴军队只要有草料就能维持生活，不需要额外的粮饷支出，动员三万与两万骑兵的问题差别就在于军械够不够，而不在粮饷充足与否。
若自己及整个汉军执意要打，王庭方面只能跟着打，张修也是没办法。可这样一来，战后南匈奴人口折损十几万，必然与王庭方面决裂，别说是汉化匈奴使其成为兵源地，就连商队的事情都会告吹。
如何策动这场战争，不让自己成为战争发动者，就成了魏越近几日考虑的问题。
战争必须爆发，自己可以寸步不让的坚持主战，但决不能是自己引燃火药桶，否则王庭方面必然记恨，成为大仇。
为了尽可能的在一系列小动作中撇清自己，魏越需要一个与南匈奴各部相熟，却也一心主战的人物来执行一些必不可少的小动作，他选择了张杨。
在十年前越骑旧部入塞时，在匈奴王庭中张杨与吕布的差距仅仅是各类比武的第一名，第二名的差别，差距小的几乎可以忽略。入塞后，吕布求学阳曲郭氏，还有一个手脚通天的内弟，使得彼此之间的距离迅速拉大。
魏越相信张杨会答应下来，因为丁原给不了张杨想要的机会，而他可以，甚至此战后保举张杨一个千石军司马，一举成为中级军官。
幸好并州方面派来的是张杨，若是其他人的话，还真没法这么顺利的搞事情。
黄盖作为见证者，看着张杨答应魏越的谋划，不由思绪纷飞想起了与魏越最初见面的时刻。
那时候正是黄巾军四起，朝廷即将解除党锢的前夕，被举为零陵郡孝廉的黄盖入京接受考核，沿途与黄琬同行。黄琬还没被朝廷征辟为议郎时，魏越就上门来拜访，多么单薄的一个少年，如今不过五年时间便已手握雄兵，以佐官之职影响数郡军政，一言一行直接决定着双方二十万人是战是和。
魏越看着张杨阔步离去，收回目光扭头见黄盖沉思，就笑问：“盖叔思虑何事竟如此专注？”
“正在想长沙太守孙文台，此前隶属右路军时便知此人勇烈，未曾想今日以勇违乱朝廷法度。”
黄盖说着眯眼，微微垂头看着地上踩平的积雪：“虽形势所迫，就是不知朝廷事后如何论断。”
孙坚平定长沙区星之乱时，零陵周朝、贵阳郭石也同时起兵攻掠各县以策应区星，很不巧叛军进攻宜春县。宜春县令陆骏是魏越的老熟人了，庐江太守陆康路途遥远无法救援自己侄儿，就请托老朋友孙坚。
于是孙坚在没有朝廷及州刺史王睿等上级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出兵进剿周朝、郭石叛军，虽说救了陆骏，也遏制了周朝、郭石叛军的发展，可也极大的触犯了朝廷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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