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玫瑰战争时期的英格兰社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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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战争”名称的来历————处于严重骚乱中的英格兰社会————兰开斯特家族统治的弱点————无法无天的上层社会————英格兰社会在玫瑰战争时的损失————缺乏治理的英格兰社会————英格兰的农民阶层————英格兰城镇财富的增加————伦敦的财富————在英格兰的外国商人————英格兰教会的地位————教会对土地和教育的垄断————英格兰神职人员的组成————受人轻视的低级教士————修道士的状况————玫瑰战争中的英格兰贵族————难以分清的兰开斯特派与约克派的地盘————玫瑰战争时贵族的财产————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大贵族庄园的管理————贵族徽章

    从1450年杰克·凯德起义到1471年亨利六世驾崩，英格兰经常战火连天，难有几年太平日子。玫瑰战争始于对兰开斯特家族统治的不满，最终成了为争夺英格兰王位，兰开斯特派与约克派的长期厮杀。玫瑰战争的名称最早出现在16世纪。实际上，玫瑰战争期间，只有约克家族用白玫瑰作为家族徽章[1]。尽管如此，“玫瑰战争”依然是个好名字，有利于诠释这一时代的特征。

    约克家族的徽章————白玫瑰

    在安居乐业、秩序井然的社会里，两大贵族派别几乎不会公然发生血腥斗争，或者贵族派别的血腥斗争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然而，1399年兰开斯特家族登上英格兰王位以来，英格兰王国几乎一直处在严重的骚乱中。“造成巨大危害的根源众多，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的争斗只不过是其中突出而典型的例子之一。”[2]1399年到1471年，骚乱、纠纷和私战无数，不胜枚举[3]。

    “强有力的法律和政治手段的缺失”导致英格兰王国国内骚乱不断。[4]英格兰政府没有履行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职能。兰开斯特家族的英格兰政府的弱点本身难以解释。出于某些原因，处在统治阶层的贵族和乡绅得不到兰开斯特家族的信任。作为一个古老而光荣的英格兰王室家族，兰开斯特家族急于得到民心，谨慎遵守宪法，维护臣民的自由和特权。但其“宪政主义”绝不能夸大，“兰开斯特家族的实验”不是现代君主立宪政体的中世纪预言。亨利六世亲政，也就是他作为英格兰议会少数派结束后，可以行使同爱德华三世一样的宪法权。即使了解了英格兰议会的意愿，亨利六世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挑选大臣。或许，事实并非是“宪法的进步超过了行政秩序”，[5]因为对兰开斯特家族统治时期的需要来说，英格兰王国宪法不够与时俱进。至少在一方面，即在郡县级选举权方面，兰开斯特家族的英格兰政府予以限制。除了对自由的热爱，还有一些其他原因造成兰开斯特家族统治的弱点。

    毋庸置疑，15世纪的英格兰上层人士让人感到目无法纪。贵族领主家族的互相争斗，引发私战，反对“私党与庇荫”的法案难以在各地执行，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2世纪，斯蒂芬国王统治期间，纽堡的威廉曾描述过这样一种现象，当时“英格兰国王，或者暴君，如同城堡的领主一样多”[6]。玫瑰战争期间，英格兰王国就处在这种状况。

    英格兰王国贵族的无法无天可能是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的百年战争[7]，即在法兰西境内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的势力长期冲突导致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的辉煌统治结束后，英格兰王国在法兰西的统治每况愈下。一大批英格兰贵族、雇佣军的各级首领及普通士兵回到英格兰。多年间，为求生和获得战利品，他们在异邦人中残酷征战，导致士气低落。征战是他们唯一的职业。然而，在和平年代，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基本不懂得守法，重燃战火才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主要机会。“这些人的父辈和亲属掠夺、摧毁了法兰西大部分地区。侵占这些地区多年后，他们又将刀剑转向自己人，开始自相残杀。”[8]因此，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的百年战争对英格兰有一定影响。不过，幸运的是，这场战争没给英格兰带来同样惨痛的一系列苦难。

    众所周知，在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百年战争的后期，法兰西王国损失惨重。在法兰西，战争区域或战争波及范围内城镇衰退，商业凋敝，一些地区的商业贸易全部中断。乡村地区的生活境况恶劣，即“民不聊生、危机四伏、人丁骤减、普通人食不果腹或者流离失所……法兰西王国到处被森林、灌木、沙漠占据。”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百年战争结束十年后，路易十一从佛兰德斯前往巴黎途中，看到的“只有废墟和贫瘠荒废的原野，几近荒漠”[9]。

    然而，英格兰的境遇幸运很多。由于英格兰没有受到外来势力入侵，英格兰王国国内的动荡虽然有破坏力，但一刻也没能阻碍英格兰民众实实在在的进步。英格兰王国的人口似乎没有减少，国家财富也没有耗尽。随着1471年兰开斯特派与约克派的战争及其他各种私人战争的结束，从整体上看，这些战争从没有严重打断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事实上，英格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质量继续提升。在英格兰王国的臣民中，贵族只是少数，即使在一些战争中有很小的损失，也会严重影响他们的人数和力量。因此，平民才是英格兰王国臣民的主体，“这个永久的联合王国永远不受个人或政党变革的影响。”[10]

    然而，玫瑰战争期间，英格兰的生活安定容易被夸大，“经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洗礼后，英格兰王国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但英格兰王国依然国泰民安。具体体现在正义独善其身这一显著事实上。威斯敏斯特宫的法庭照样平静开庭。依照原有习俗，英格兰王国的法官们定期巡回审案。陪审团审判制度……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形式。”[11]这些断言都言过其实。玫瑰战争时期，英格兰王国国内的万事不会与和平年代一样。仅《帕斯顿信札》中的很多记录就足以证明英格兰王国司法制度的崩溃，以及诺福克郡发生的非法行为。有足够证据表明，德文郡、约克郡和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此时，英格兰王国政府的治理已经崩溃。然而，原有习俗依然延续，英格兰社会进行了自我调整，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对这一时期，英格兰王国国内不同阶层和社会地位的人士调查后或许可以得出结论，即英格兰王国的确“缺乏治理”，但不至于是无政府状态。

    1381年农民起义开始，英格兰王国的农民阶级开始崭露头角。到了15世纪，农民阶级的力量持续壮大。总体来看，1381年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双重结果。一方面，贵族庄园主发现无法强迫农民用劳动服务抵作租金。因此，农民不再耕种贵族庄园主的私有土地和“家庭农场”。农民支付租金后，贵族庄园主允许其保留所得物。贵族庄园的租赁条款登记了农民的租赁条件，每位租户得到一份有关租赁条件的文件。[12]因此，“副本土地保有权”使用权制度开始出现。根据这一制度，在一段特定时期内，租户可以持有获取物，获取物通常可以延续“三代”。几乎在同一时期，大多数情况下，贵族庄园主都会将耕地转化为牧场，只保留为数不多的几位牧羊人在牧场放羊。因此，土地所有权的授予和将私人土地圈地为牧场成为农民起义后的两个重要结果。租约到期时，租户通常会或多或少得到一些圈地。

    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从整体上来说，英格兰乡村居民的生活比较富足。农奴和自耕农一般都有自己的正当财产。1475年，著名的律师托马斯·德·利尔特顿写道，虽然许多普通农民只是自由租户，但根据《庄园惯例法》，他们对自己的农场有很大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贵族领主无法打破这种合理习俗。”[13]基本上，农奴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阶层。大多数农奴成为土地所有者，与普通的自耕农没有明显区别。1470年前，圈地制度进展甚微。正如大家注意到的，贵族领主常常将领地转变成牧场，但并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普通土地圈划，或者庄园领主的副本土地所有权都很少见。圈地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大约发生在1470年到1600年[14]，主要是因为封建土地使用权结束，以及开发贵族地产经济。

    托马斯·德·利尔特顿

    玫瑰战争时期的所有证据表明，15世纪，英格兰王国的农民阶级相对比较富足。当时，英格兰王国军队的规模很小，一般不超过五千人。每位士兵每场战役只当几个星期的步兵。每次重要战役结束不久，军队便会解散。一支军队主要由某些贵族的“扈从”、一部分骑士及乡绅组成。总体上，平民没有参与厮杀，但实际上，平民是左右战争胜负的天平。因此，无论是约克派还是兰开斯特派的指挥官，都不敢放任自己的军队掠夺，导致自己失去民心。否则，他们的事业会立刻功亏一篑。菲利普·德·科米纳明确指出平民对战争了无兴致，证实战争没有给平民造成多大苦难。即使造成苦难，持续时间也十分短暂，因为爱好和平的民众，即英格兰的绝大多数人似乎会投靠能提供稳固统治的政党。据圣奥尔本斯编年史家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的描述，韦克菲尔德战役后，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的军队在向南行进途中进行了抢掠。这一行为遇到民众的强烈抵制，并且极大地损害了兰开斯特家族的统治。[15]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特别提到这样一次劫掠。玫瑰战争期间，英格兰乡村地区生活成本不高，工资不错，就业似乎也并不难。“15世纪繁荣富足……玫瑰战争……总体上没有影响英格兰。”[16]乡绅几乎没有必要提及，《帕斯顿信札》足以证明他们的富足。据说，约翰·帕斯顿的祖父是一介农夫，祖母是一个“佃户女”，即是个“佃户”出身的女子[17]。尽管如此，这对谦卑恭俭的夫妇的儿子威廉·帕斯顿成为一名法官，孙子约翰·帕斯顿是诺福克郡的一位富裕乡绅。约翰·帕斯顿有足够的钱财让儿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让他们在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家中学习，或送去伊顿公学、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深造。1679年，帕斯顿家族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帕斯顿被授予雅茅斯伯爵爵位。玫瑰战争时期，富裕乡绅建立的大家族中，这不是孤例。[18]

    玫瑰战争期间，英格兰城镇地区的物质财富也在积累。根据调查，玫瑰战争期间，没有任何一座城镇与军队正面对抗过[19]。一个原因是军队并不是很危险。军队规模小，其将领也不能冒着失去民心的风险允许军队掠夺。大的城镇能自保。军队进入伦敦时，伦敦市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财产[20]。但很多城镇并不想遭到围困。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之间的斗争了无兴趣。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坚固的城墙。自从斯蒂芬国王实行无政府主义统治以来，英格兰城镇的城墙建设没有得到重视。石头被用来建房子，壕沟填满用作建房的新地。在遥远的威尔士和英格兰北方边境地区，修建防御工事是必要的。但其他地区，特别是英格兰内地郡县，防御工事已经被弃置一旁。这显示了城镇的繁荣安定。

    罗伯特·帕斯顿

    15世纪时，英格兰的城镇基本不参与政事。唯一的例外是1450年，在英格兰议会中，布里斯托尔议员托马斯·扬提出应该宣布约克公爵理查德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但遭到监禁。从总体上看，英格兰城镇的贸易得到充分发展。随着僵化的旧体制瓦解，与以往相比，英格兰的城镇不再那么闭塞。仅仅是兰开斯特派或者约克派的行军就已经大大促进英格兰各城镇的相互沟通。各城镇内部，商会和手工业协会主导经济生活的局面难以为继。15世纪中叶，商会控制着每座特许自治市的总体商业规则，这似乎已经得到许多市长及地方自治机构的认可。管理每座城镇的特定手工业的各类手工业协会组织高度发达，没有显现任何进一步发展的态势。各手工业协会成员的准入规则得到了严格执行，会员会费和日常费用都十分高昂。学徒们抱怨说，要成为大师，努力的过程道阻且长。商会和手工业协会确实已成明日黄花。如今，英格兰各城镇已经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稳步前进。商会和手工业协会的职能逐渐萎缩，主要限定在社会和慈善事业。15世纪末，英格兰王权开始干涉商会和手工业协会的贸易限制。

    亨利七世时代，英格兰王国曾经颁布法律，要求所有新的行会细则必须提交英格兰王国大法官审查，因为英格兰王权和英格兰议会的规定比各商会的规定更宽松，手工业者将享有更多自由，“因此，享受市民权利和熟练掌握一门手艺的紧密关系开始慢慢消失。”[21]15世纪，英格兰建筑宏伟辉煌[22]。15世纪后半叶，甚至英格兰议会认为有必要推行《禁止奢侈令》。因此，15世纪英格兰城镇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在英格兰王国国内，就财富、环境和公民的勤劳程度而言，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与伦敦相提并论。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谁统治伦敦，谁就统治整个英格兰王国。此时，伦敦的人口没有准确数字，但就15世纪初期收集的数据判断，伦敦约有五万常住居民。虽然今天看起来，这一人口比较小，但在当时，这一人口是英格兰其他城镇人口的三到四倍。接下来，约克和布里斯托尔是英格兰人口比较多的城镇，各约有一万五千人[23]。在伦敦，约克公爵理查德和儿子爱德华四世很受欢迎。爱德华四世一直是伦敦的名流，经常向一些富有的市民借钱[24]。1464年，爱德华四世给予伦敦新的特权。1467年，他给予伦敦另一项特权[25]。1470年，亨利六世短暂复辟时期，伦敦市民被剥夺自主选举市长的权利。但重新掌权后，爱德华四世立即赋予伦敦市民选举权。爱德华四世同勃艮第公爵查理的政治联盟是伦敦的另一个福音，因为这使伦敦与佛兰德斯的富裕城市之间的贸易变得轻而易举，并且伦敦有利可图。

    玫瑰战争期间，英格兰的外国商人人数众多。这同样见证了英格兰的贸易繁荣。外国商人发现居住在英格兰城镇物有所值。当然，外国商人主要住在伦敦，而不是英格兰王国全境。其实，英格兰商人并不欢迎外国商人。从一首1436年写的《英格兰政策陈情》著名诗歌中可见一斑，因为有人感觉在英格兰，外国商人享受优待，但在外国，英格兰商人没有享受同等待遇[26]。早在1406年，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开始禁止外国商人在英格兰开展零售贸易[27]。但外国商人的批发贸易持续繁荣。在伦敦，东方商人，即来自汉萨同盟城市的商人，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在“钢材场”[28]有自己的办公室和仓库。甚至爱德华四世冒着失去民心的风险保护他们，继续给予东方商人特权。就这一点而言，爱德华四世是明智的。亨利七世采纳爱德华四世的政策，继续给予东方商人特权。相比之下，都铎王朝的其他君主更加谨慎，坚持要求德意志市场给予英格兰商人互惠特权。

    15世纪时期，教会在英格兰王国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坎特伯雷大主教一直被视为英格兰王室的首席法律顾问。主教们身份尊贵，他们有人出身高贵，如亨利六世的叔父温彻斯特主教、枢机主教亨利·博福特，有人来自自耕农家庭，如万灵学院创始人亨利·奇切里大主教，或者牛津大学马德伦学院创始人威廉·韦恩弗利特主教。

    在英格兰王国，教会一直具有英格兰特性。从“征服者”威廉开始，英格兰王权一直很好地维护着对教会人士的管辖权。但兰开斯特家族的国王完全遵守天主教教会严格正统的教导。在兰开斯特家族国王的统治下，教皇势力再次加强。亨利六世虔诚懦弱，在他治下，教皇的权势更容易强化。教皇可以“按规定”填补英格兰主教的职位，甚至少数意大利外来神职人员也被允许享受英格兰主教教区的职位。[29]对英格兰王国的自由，教皇干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是更大程度的侵犯，因为主教和戴主教冠的修道院院长占据英格兰议会上议院的大多数席位。非神职的英格兰议会上议院议员平均出席会议人数略低于四十人，但主教和戴主教冠的修道院院长出席会议人数可以达到四十六人。[30]兰开斯特家族的国王顺从教皇，真正强化了他们强力控制英格兰王国的愿望。前两位都铎国王在位期间，国王强力控制英格兰王国的情况特别明显。

    万灵学院

    马德伦学院

    教会富可敌国，权势滔天，修道院是英格兰王国境内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然而，正如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时编制的清单显示，教会的财产并没有人们想的那样多。继黑死病和农民起义后，由于工资上涨，耕地荒芜，拥有广大土地的大型组织收入损失惨重。在教育层面，由于势力强大，教会反而遭受磨难。在兰开斯特家族世俗权力的帮助下，教会削弱了罗拉德派的教义及信仰，使其默默无闻。但与此同时，教会自身也经受痛苦。教会没有竞争对手。教会主宰了高等学校，进而限制知识传播的自由。神职人员中最优秀的智者就是奇切斯特主教雷金纳德·佩科克。1457年，雷金纳德·佩科克受到枢机主教审判被迫辞职。即使在15世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了贵族设立的基金会，但在学术领域，这两所大学表现平平。知识人才匮乏影响了教会的状况，影响了圣职候选人的精神活力。直到从欧洲大陆传来文艺复兴运动，英格兰王国才成功复兴了国家教会和大学的学术精神。1516年，理查德·福克斯主教在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设立了基金会。牛津大学的早期辉煌历史完美诠释了文艺复兴的精神。约克家族的国王对学术很有贡献。威廉·卡克斯顿得到爱德华四世和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的首肯，还得到王室资助。伍斯特伯爵约翰·蒂普托夫特号称“屠夫”，曾担任英格兰王国军务大臣。他同时毕业于贝利奥尔和帕多瓦两所学院，学习希腊文化，支持威廉·卡克斯顿的事业。不过，在约克家族统治时期，教会在教育上的成就不如人意。

    理查德·福克斯

    英格兰王国的神职人员主要由主教、地位较低的教区教士、僧侣或者修道士组成。玫瑰战争时期，大主教引人注目，主要因为他们竭尽所能维持和平。事实上，约克大主教枢机主教乔治·内维尔确实扮演了一部分参谋的角色。在约克郡、加来、伦敦，约克大主教乔治·内维尔被人发现频繁参与其了不起的弟弟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的阴谋计划。不过，1454年到1486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时，托马斯·鲍彻表现更突出。显然，托马斯·鲍彻支持约克派。1470年，爱德华四世不得不逃离英格兰时，托马斯·鲍彻毫不犹豫地支持约克派的国王。但自始至终，托马斯·鲍彻都在试图缓和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的仇怨，力图实现像1458年3月25日圣保罗大教堂和解那样的和解。也许是因为秉持和平的愿望，托马斯·鲍彻轻易默许为强权者效力。他同意主持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的加冕仪式就是一例。

    15世纪，地位较低的教区教士似乎一直在追求和平的生活方式。如同我们看到的，教区教士的学识并不高。根据奇切斯特主教雷金纳德·佩科克的叙述，因为低级教士很少得到晋升，所以教会对优秀教士缺乏吸引力。整个15世纪，低级教士似乎不再被指派或委托为代表出席英格兰议会。与此相反，他们在与英格兰议会同时举办的教会集会中奋力争取自己在全国教会中的职位。教区教士人数众多，每四年举行一次授圣职礼，每一次都有近百名候选人获准接受神令。他们至少要会读会写。但教区教士人数太多，没法让所有人都获得治愈灵魂的使命。因此，除了受人尊敬，身负才能的教区神父，还有大量教士没有职责，只能通过为亡者祷告，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据说，由于生活所迫，大多数教士被迫沦为这样的神职人员。他们无妻无儿，游手好闲，道德标准自然不高。[31]

    通过编写编年史，修道院教士名垂青史。一直以来，他们笔耕不辍，如林肯郡的《克罗伊兰编年史》和《圣奥尔本斯编年史》。玫瑰战争似乎没有毁坏这些著作。亨利六世太过正统，不许臣民破格创作，但爱德华四世从没有对修道士表现出任何反感。实际上，修道院对缓和内战中产生的仇怨影响深远。1470年，爱德华四世不得不逃离英格兰。当时，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王后就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内避难。其间，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王后产下一子，即命运多舛的爱德华王子。两场圣奥尔本斯战役结束后，该镇的修道院为亡者举办了基督教葬礼。蒂克斯伯里战役结束后，威斯敏斯特教堂也举行过类似的葬礼，甚至挽救过寻求庇护的普通逃亡者的生命。那时的修道士似乎营造了一种善意的氛围。众所周知，他们对陌生人和穷人一直慷慨仁慈。他们提供宗教服务，协助稳定教会体系。但对他们在15世纪起到的作用，我们不能视之过高。对修道士们的勤勉、学识和教诲，克罗伊兰修道院和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内的历史学家不予置评。他们基本不愿提到修道士们的宗教生活。实际上，对政治事件，那时的修道士们很感兴趣。国王偶尔一次拜访就会让他们激动万分。从编年史判断，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英格兰王国的国内问题，这或许与他们的资助基金有关。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然一些诡计多端、道德败坏之徒可能会在法庭上拿到修道院部分土地的转让证书。他们必须小心保护《死手律》赋予他们的豁免权，必须时刻关注英格兰枢密院的各种动向。真相可能是修道院不再那么富有，他们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农业条件。修道士没有得到人们的青睐，因为奋发进取的人们更喜欢士兵、律师和商人这些既伟大，又受人爱戴的职业。修道士已经不是英格兰王国生活的主流，他们缺少作为，无法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多次错失服务良机，如将修道院建成重要的教育中心，他们应该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最终，社会对教育需求由亨利六世创办的一批著名的非教会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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