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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第一信曾談到，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的學說，和不讀書而空談革命的危險。這個問題有特別提出討論的必要，所以再拿它來和你商量商量。
你還記得葉楚傖先生的演講罷？他說，如今中國在學者祇言學，在工者祇言工，在什麼者祇言什麼，結果弄得沒有一個在國言國的人，而國事之糟，遂無人過問。葉先生在這裡祇主張在學者應言國，卻未明言在國亦必言學。
惲代英先生更進一步說，中國從孔孟二先生以後，讀過二千幾百年的書，講過二千幾百年的道德，仍然無補國事，所以讀書講道德無用，一切青年都必須加入戰線去革命。這是一派的主張。
同時你也許見過前幾年的上海大同大學的章程，裡面有一條大書特書：「本校主張以讀書救國，凡好參加愛國運動者不必來！」這並不是大同大學的特有論調，凡遇學潮發生，你走到一個店舖裡，或是坐在一個校務會議席上，你定會發見大家竊竊私語，引為深憂的都不外「學生不讀書，而好鬧事」一類的話。因為這是可以深憂的，教育部所以三令五申，「整頓學風」這又是一派的主張。
葉、惲諸先生們是替某黨宣傳的。你知道我無黨籍，而卻深信中國想達民治必經黨治。所以我如果批評葉、惲二先生，非別有用意，乃責備賢者，他們在青年中眾望所繫，出言不慎，便不免貽害無窮。
比方葉先生的話就有許多語病。國家是人民組合體，在學者能言學，在工者能言工，在什麼者能言什麼，合而言之，就是在國言國。如今中國弊端就在在學者不言學，在工者不言工，大家都拋棄分內事而空談愛國。結果學廢工弛，而國也就不能救好，這是顯然的事實。
惲先生從中國歷史證明讀書無用，也頗令人懷疑。法國革命單是丹東、羅伯斯比爾的功勞，而盧梭、伏爾泰沒有影響嗎？思想革命成功，制度革命才能實現。辛亥革命還未成功，是思想革命未成功，這是大家應該承認的。
中國人蜂子孵蛆的心理太重，祇管誘勸人──「類我類我」！比方我喜歡談國事，就藐視你讀書；你歡喜讀書，就藐視我談國事。其實單面鑼鼓打不成鬧台戲。要撐起中國場面，也要生旦淨丑角俱全。
我們對於鼓吹青年都拋開書本去談革命的人，固不敢贊同，而對於懸參與愛國運動為厲禁的學校也覺得未免矯枉過正。學校與社會絕緣，教育與生活絕緣，在學理上就說不通。
若談事實，則這一代的青年，這一代的領袖，此時如果毫無準備，想將來理亂不問的書生一旦會變成措置咸宜的社會改造者，也是癡人妄想。固然，在秩序安寧的國家裡，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用不著學生去干預政治。可是在目前中國，又另有一種說法：民眾未覺醒，輿論未成立，教育界中人本良心主張去監督政府，也並不算越職。總而言之，救國讀書都不可偏廢。蔡孑民先生說：「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兩句話是青年人最穩妥的座右銘。所謂救國，並非空口談革命所可了事。我們跟著社會運動喊「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力已竭，聲已嘶了。而軍閥淫威既未稍減，帝國主義的勢力也還在擴張。
朋友，空口吶喊大概有些靠不住罷？北方人奚落南方人，往往說南方人打架，雙方都站在自家門裡摩拳擦掌對罵，你說：「你來，我要打殺你這個雜種！」我說：「我要送你這條狗命見閻王。」結果半拳不揮，一哄而散。住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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