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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就可能会对这个友好大国的不友好行动视而不见。然而，“没有人会因为有人打了他一棍而更爱这个人，即使这根棍子不长”[1]。如果在殴打的同时还表示爱和尊重，甚至可能会遭到更大程度的痛恨。对于奥斯曼帝国政府来说，早在纳瓦里诺战役前，英国的态度就已经变得不可理喻。正当斯特拉福德勋爵珀西·斯迈思在君士坦丁堡坚持表明英国对土耳其王宫亲善时，为了帮助那些所谓的叛乱分子，英国志愿者带着他们募集的资金涌入希腊。土耳其人不相信英国政府没有能力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当然，纳瓦里诺战役证实了土耳其人对英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对于俄罗斯帝国光明正大表现出来的敌意，土耳其人反倒持欣赏态度。然而，在和平时期屠杀六千名真正的信徒，并通过这种手段来彰显与他国友谊的大国的伪善，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理解。
19世纪30年代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
事实上，英国急于将土耳其作为抵御俄罗斯帝国侵略的屏障，最终这希望却落空了。显然，即使要建立这样的屏障，一个完全不信任英国的国家也绝对做不到。何况自从阿德里安堡获得和平后，土耳其就已经屈服于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俄罗斯帝国畏惧和拼尽全力抵抗的并不是一个迟早要分崩离析的旧帝国，而是要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的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国家，这个国家的力量将强大到足以抵抗俄罗斯帝国的进攻。对于要建立一个强大到足以抵御越来越广泛的斯拉夫影响的希腊来说，这尤其重要。因此，如果英国必须抵制俄罗斯帝国在地中海建立强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令俄罗斯帝国感到害怕的事，那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希腊，强大到不会有成为周围列强的傀儡国家的风险。广义地说，这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政策，因为从长远看，这是英国人民唯一能容忍的政策。然而，就英国政客们当时的工作环境而言，要制定出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几乎不可能。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一直被乔治·坎宁爵士的亲希腊传统阻碍，而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则被托利党人的亲伊斯兰教传统阻碍。在担任外交大臣兼首相前，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曾经主张将克里特岛纳入希腊王国，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许多接下来的麻烦。在执政期间，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所做的也只能是将边界线扩大到阿尔塔————沃洛。因此，这样建立的希腊非常强大，但还不足以让英国政府感到满足，更何况“力量与不满的结合只会产生不需要推理来证明的道理”[2]。
因此，虽然英国政府的亲希腊政策只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果，但它迅速重新采取的亲土耳其政策永远无法实施，因为英国舆论强烈反对政府的亲土耳其政策。从18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六十多年里，英国在近东外交的最终结果是，英国在君士坦丁堡曾经拥有的所有势力如今都不复存在，而希腊作为英国曾经在地中海的堡垒，现在却在土耳其的铁蹄下支离破碎，血流成河。至于酿成后一种结果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政客们的行动，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人自己的虚荣心和急躁不安，可能都要留给后世来定论。在笔者看来，索尔兹伯里勋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的谨慎外交很可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强大的希腊，只不过由于希腊人自己的仓促行动，以及对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亲希腊人士的判断失误，哪怕只是轻微失误，都导致这个目标至少要推迟三十年才能实现[3]。
然而，建立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不只是领土的扩张和大国的保障。与此同时，人们也怀疑希腊人的性格是否值得被赋予任何扩张的权利。必须指出，作为一个国家，希腊是支离破碎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尽管希腊人有许多有魅力的品质，但他们也有拉帮结派、背信弃义等不良品性。尽管类似的评价很多，然而事实上，在独立战争的历史上，有关希腊人的这一切明明白白，战争都证明了希腊人能为国家理想做出巨大牺牲。此外，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大，希腊人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观念也有可能会相应增强。如果认为作为一个民族，希腊根本没有能力去建立和维护一个强大的国家，那就是忽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的教训，哪怕只是相对忽视。早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希腊就是一个国家。然而，虽然它无可救药且腐败透顶，但一千多年过去，为了抵御来自北方和东方野蛮浪潮的进击并时时要压倒它的威胁，希腊一直保护着文明和古老文化的遗迹。
太阳、风和水造就了我们！
如今的希腊人与他们的祖先非常相似。在希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满是英雄和哲学家的，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是由最纯粹的爱国主义来指引的。同如今的雅典人一样，倾听埃斯库罗斯[4]和索福克勒斯[5]的诗作的雅典人善变、迷信和残忍。古希腊文化已经日落西山，而我们看到的只是照亮奥林匹亚最高和最纯净山峰的那一抹余晖。虽然这一切肤浅、肮脏、平庸，但毁灭之夜已经降临。因此，我们不能说希腊人不值得我们同情，因为他们似乎天生不像那些热衷于夸耀自己出身的人那么勇敢。我们的态度很可能是亲希腊态度。纳皮尔上校曾经说：“所有亲希腊人都去了希腊，他们希望能找到那些普鲁塔克[6]书中描述的伯罗奔尼撒人。而现在他们又都回来了，因为他们觉得纽盖特监狱里的人比现在的希腊人更道德。”乔治·戈登·拜伦勋爵对希腊人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他知道半开化的人满是恶习，而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也必须得到极大的宽容。因此，乔治·戈登·拜伦勋爵继续说：“手持缰绳，并不是认为他们好，而是希望将他们变得更好。”情况已经变了。因为从希腊独立战争取得胜利起，希腊已经享受了半个世纪的自由。然而，我们应当用同样仁慈的判断和同样的期望来对待希腊人民。尽管土耳其人拥有很高的品质和个人价值，却被一个似乎无法改革的制度束缚。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东方的未来并不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而是在那些受尽鄙视和贬低的基督教民族手中。对这些基督教民族而言，即使不是在他们的种族中，在他们的宗教里也一定存在发展和进步的潜力。
注解：
[1] 《伯利勋爵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忠告》，第1卷，第101页。————原注
[2] 《伯利勋爵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忠告》，第1卷，第101页。————原注
[3] 这一观点并非与希腊人最初争取自由的斗争，甚至与他们进一步扩张的愿望相背。不过，从欧洲情绪的角度来看，世界上对自由的热爱与领土扩张的愿望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克里特岛，一场仅仅为了“自治”取代“共治”而发动的战争，只能用成功才能证明。事实上，希腊人的行为似乎比犯罪更严重————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原注
[4] 埃斯库罗斯（Aeschylos，前525——前456）：希腊悲剧作家，希腊悲剧之父。
[5]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495——前406）：与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一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
[6] 普鲁塔克（Plutarch，46─125）：希腊作家，代表作有《希腊罗马名人传》。文艺复兴时期，他的作品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而莎士比亚的不少剧作也都取材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