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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黎波里陷落
与此同时，在希腊北部，战争的走向各有不同。继最初取得的一系列成功后，希腊人很快就品尝到失败的苦涩。在莱瓦迪亚被击败后，阿萨纳西奥斯·迪亚科斯和萨洛纳大主教已经逃往塞莫皮莱。1821年5月5日，他们在塞莫皮莱被库尔西德帕夏的另一位副手奥马尔·维里奥尼和科塞·穆罕默德帕夏击败。遭到抓捕的阿萨纳西奥斯·迪亚科斯和萨洛纳大主教都被处决，而获胜的帕夏们则沿着奥塔山下的峡谷继续前进。在格拉维亚的“可汗”号上，他们遭到著名的阿尔马托利船长奥德修斯·安德鲁斯拦截。由于力有未逮，在顽强抵抗后，奥德修斯·安德鲁斯被迫撤退。土耳其人收复了利瓦迪亚，将它烧成平地，并在斯克里乌再次击败奥德修斯·安德鲁斯。然而，土耳其人没有立即挺进雅典卫城实施救援，而是无所作为地浪费了一个月时间，给了希腊人喘息的机会。希腊起义军久攻卫城而不下。如果不是因为缺水，要塞原本牢不可破。就这样，由于守军在一直坚守，这座要塞坚不可摧，直到传来的谣言称，奥斯曼帝国大军正在朝卫城推进。围城的希腊起义军闻讯惊恐万状，很快就散去。1821年6月30日，奥马尔·维里奥尼率领一支大约两千人的部队打败了围城的希腊军，终于解救了被围困长达八十三天的雅典卫城。
奥德修斯·安德鲁斯
与此同时，在进入摩里亚半岛前，穆罕默德帕夏一直在底比斯等待强大的增援部队到来，计划对的黎波里发动围攻，继而从希腊人手里夺回的黎波里。在这段时间，土耳其人的懒散不作为让希腊人能够有时间不受干扰地制订他们的计划。奥塔山和帕纳塞斯山的通道都被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和其他有名的鲁米利亚首领占领。1821年8月月底，在拜拉姆、梅米什和沙欣·阿里三位帕夏的领导下，一支大约五千人的土耳其军队穿过塞莫皮莱的山口，计划于1821年9月4日在通往莱瓦迪亚的路上袭击瓦西利卡的希腊人，而希腊军队早已经设好埋伏。直到土耳其军队进入奥塔山的峡谷中，起义军从两翼包围土耳其人后，希腊军才让子弹像急雨冰雹一样射向对手。拥有骑兵、大炮及各种武器的土耳其人惊慌失措、气急败坏。希腊军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受到奥德修斯·安德鲁斯要来的传言鼓舞，希腊起义军举起手中的剑，击溃了土耳其人，而他们为这次战役只付出了八百人丧生的代价[12]。
奥马尔·维里奥尼
瓦西利卡战役
经历了这次失败，再加上的黎波里陷落的消息，奥马尔·维里奥尼无奈开始从阿提卡撤退，而土耳其人则越过山脉撤退到塞萨利。
在希腊西部和伊庇鲁斯，几乎在同一时期，战争主要集中于正在约阿尼纳背水一战的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和苏利亚人之间。目前这里的斗争还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希腊和基督教起义。勇敢的马尔科·波扎雷斯手下的苏利亚人已经组成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联盟，不仅与希腊的阿尔马托利军官们结盟，而且与那些阿尔巴尼亚穆斯林酋长们结盟。他们都致力于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事业。在共同对抗土耳其人方面，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直向前推进，几乎攻陷了重镇阿尔塔。然而，当希腊人在弗拉乔里对穆斯林展开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阿尔巴尼亚酋长们耳中时，他们意识到起义的残酷性，并将自己的命运与穆斯林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投入战斗，抵抗希腊人。这样一来，虽然对土耳其人的任何积极的打击策略都难以获得预期效果，但在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和苏利亚人被打败前，希腊西部仍然掌握在希腊人手中。
马尔科·波扎雷斯
直到1821年年底，希腊人的起义在处处取得胜利。当然，土耳其人仍然占领着重要的埃维厄岛，并在大陆占领了雅典卫城和勒班陀要塞。然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无论希腊人如何努力，依然无法夺取纳夫普利亚、佩特雷、科林和莫登，而科林斯湾入口处的城堡也仍然留在土耳其人手中。幸运的是，除了这些地方，塞萨利边境以南所有的希腊人都已经从宗教枷锁中被解放出来了。
为了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希腊人在海上的斗争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1821年4月7日，地理位置重要的斯皮齐亚岛就已经宣布支持希腊的独立战争，并立即装备了一支由八艘双桅船组成的海军中队在伯罗奔尼撒海岸巡航。在米洛斯岛附近，他们突袭并捕获了一艘土耳其护卫舰和一艘双桅横帆船。船上的穆斯林被带到斯皮齐亚岛，遭到公开拷打和处决[13]。这是海上的第一战。在海上，陆地战的英勇及残酷再次上演。1821年4月23日，普萨拉岛效仿了斯皮齐亚岛事件。土耳其人的船遭到突袭。这是一个对希腊独立战争来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因为普萨拉岛的海上力量足以阻止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向他们在摩里亚半岛的同胞派遣增援部队。然而，占据着最重要“海战”位置的伊兹拉岛，却由于岛上长官的胆怯犹豫而踌躇不前。直到1821年4月28日，在政客埃科诺莫斯的鼓动下，岛民们奋起反抗，推翻了岛上的独裁政权，升起了希腊国旗。现在这些岛屿的舰艇都合并成一支舰队。尽管当时可敬的雅科纳基·通巴茨只是一位地位不高的海军上将，却担负起统领这支舰队的重任。然而，即使是英国海军名将霍雷肖·纳尔逊[14]也不可能在这样一支由各岛屿组成的杂牌舰队中维持良好的纪律，因为舰队中每一艘船都相当于一个独立团体。海员们桀骜不驯，冲动狂暴，遇事就喜欢大吵大嚷。事实上，希腊海军并没有比海盗好多少。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计划，加上恐怖屠杀事件时有发生，海上战争的情形与当时陆地战争的情形极其相似。一个实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由萨奇提斯和皮诺兹指挥的两艘伊兹拉岛船捕获了一艘装载有贵重货物的土耳其船，船上还有许多乘客。其中一位是最近被罢免的伊斯兰教领袖，据说他此行是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麦加朝圣。这个伊斯兰教领袖属于奥斯曼帝国政府里一个政策相对宽容的派别。事实上，当加尔茨、雅西和摩里亚发生屠杀的消息传来时，正是他在君士坦丁堡努力克制土耳其人实施残酷报复的冲动，而这使他招人痛恨并最终被流放。船上还有其他一些土耳其家庭。伊兹拉岛民冷酷地杀害了所有人。在甲板上，无助的老人、贵族夫人、相貌好看的奴隶和小孩子都被像牲畜一样屠杀。脆弱无助的伊斯兰教领袖的罪名是对希腊人过分热心，却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人遭到侮辱和屠杀。而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后来，有人试图通过表明这次屠杀是报复行为来为这种残酷行径开脱。当然，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直到杀害了他，那些犯下这些暴行的人才听说自己的大牧首被处决的消息。事实是，无论在陆地上还是海上，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是一场灭绝战争。狂热的学究们认为重拾古典时代的荣耀和残忍手段是希腊获取自由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讲述了雅典人如何消灭了迈洛斯的居民，以及雅典战争时期，在伊哥斯波塔米取得胜利后，斯巴达人是如何处死所有雅典囚犯的[15]。
海上的胜利对希腊的独立事业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这其中的残酷滥杀行为已经令希腊独立事业蒙尘。在返回伊兹拉岛后，水手们拒绝按照国家的规定分享战利品，并坚持将所有的战利品都留给自己。当时，联合起义舰队已经瓦解，因此难以对土耳其人采取有力的联合行动。与此同时，由于岛屿叛乱，奥斯曼帝国政府陷入了最大的困境：土耳其人需要组建一支舰队来对付岛上的起义者，而迄今为止招募的海军新兵恰恰就是来自这些岛上的居民。土耳其人原本不擅长水战。作为陆地上的士兵，土耳其人所向披靡，在海上却无计可施。现在，土耳其人被迫给战船配备了没有经过训练的渔民和船夫，以及一群阿尔及利亚海盗、马耳他人和热那亚冒险家。在种种恶劣的情况下，尽管1821年4月30日爆发的萨莫斯岛起义已经使他们再次意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但直到1821年6月3日，奥斯曼帝国舰队才离开达达尼尔海峡出征打仗。现在只有两艘战列舰、三艘护卫舰和三艘单桅纵帆战船。然而即使是这些船都无法配备足够的人手，更不必说驾船海员们只有基本的航海技术。
与此同时，希腊舰队被分成两个中队，其中规模较大的一队由三十七艘船组成。在雅科纳基·通巴茨上将领导下，这个中队在群岛中巡航，准备拦截奥斯曼帝国舰队。另一个中队由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指挥，乘船封锁佩特雷，监视伊庇鲁斯的海岸。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注定是一个会在战争史册中熠熠发光的名字。
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
良好的性格使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在品格上远远高于那些自私自利的同僚，而当时周围大多是这样的人。他是现代希腊的卡利克拉提达斯[16]，完美展现了乔治·格罗特描绘的斯巴达人高贵的品格：“除了勇气、精力和清廉，他还有两种其他品质，这两种品质即使在杰出的希腊人身上都非常罕见，那就是绝对正直的处事方式，以及仁慈的、泛希腊式的爱国主义。”[17]大多数起义的领导人只考虑如何才能获得财富和权力，而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却将他的全部私人财产都献给了希腊的独立事业。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用自己无私的爱国主义来激励他的同僚和手下。这不禁让人想起公元前216年8月2日，在阿普利亚发生的坎尼战役中，执政官们即使经历了惨败，也并没有对罗马感到绝望。后来罗马参议院为此向他们授予奖赏。即使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的这份努力最终失败，他决不服输的态度也应该为他赢得一个类似这样的奖赏。即使是面对最刻薄的希腊人，他也是个例外，而不像大多数希腊人那样会遭到谴责。有一个故事很好诠释了他的品格[18]。面对自己中队的士兵在岸上抢劫掠夺，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他们。当有人向他投诉时，他为自己无力阻止这些暴行而感到遗憾，问及所遭受的损失有多大，得到的回答是“六百皮亚斯特”。于是，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笔数量相当的钱作为赔付。在战争的肮脏诡诈和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中，这些温情的画面总能让人们短暂地忘却战争的恐怖。
雅科纳基·通巴茨手下的舰队和土耳其舰队狭路相逢。虽然在数量上希腊人占据优势，但由于武器装备规模小、质量差，他们不敢过分靠近土耳其舰队，因此只能利用娴熟的航海技术在土耳其船舰的大炮的射程外等待机会发动攻击。机会很快就出现了。1821年6月5日清晨，希腊人发现在希俄斯岛以北，一艘土耳其战舰在茫茫黑夜里与同伴失散，正全力向萨莫斯方向航行。希腊人立即展开追击。不久，他们的轻型船就赶超了航行缓慢的土耳其船舰。
眼见没有机会重返中队，土耳其舰长只好改变航向，沿着米提利尼的西北海岸向埃雷索斯湾进发。在那里，他抛下铁锚，为战斗做好准备。紧接着，希腊人就发起了进攻。为了避开土耳其舰长的舷侧，希腊人潜伏在土耳其舰艇的后面航行，将雨点般的子弹射向土耳其人。然而，由于枪炮口径太小，大部分子弹都射在了土耳其战舰的实木舷上，并没有对船上人员造成伤害。
僵持了一段时间后，雅科纳基·通巴茨意识到这种攻击方法是徒劳的，于是下令停火，并在指挥舰上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1770年的特克里斯梅战役中，在与土耳其舰队的战斗中，俄国人利用火船取得巨大成功。想到这一点，与会的各位决定使用火船。一位普萨拉岛船长同意为了这个计划将自己的双桅船奉献出来。作为补偿，他得到四万皮亚斯特币。现在，这艘仓促准备的火船由一支二十人的队伍把守着。他们奉命夜袭对手，事成后每人将得到一百美元奖金。然而，由于胆怯和慌乱，士兵们过早地点燃了战船，任其熊熊燃烧着漂向大海。这艘燃烧的战船根本没有来得及靠近奥斯曼帝国的船。
这次失败后不久，又有两艘火船从普萨拉岛开过来，希腊起义军又做了一次尝试，但还是以失败告终。最后，一个叫帕帕潘尼科洛的普萨拉岛人成功地将他的“布吕洛”号驶近了土耳其人的船，用自己的船艏斜桅撞向土耳其人的船头。点燃导火索后，帕帕潘尼科洛和他的船员们跳上了另一艘船，迅速划开。这时火船燃起大火，大火在土耳其人的船上空的狂风吹拂下熊熊燃烧，很快就将它烧成一个火球。一些土耳其水手成功地逃离了燃烧的船，许多会游泳的船员跳下船游上岸。尽管如此，在这艘注定要沉的船上，依然至少有三四百人丧生[19]。希腊人发现了“海战的秘密”，而这场大火就是希腊海军在大海上为自由而战的指路明灯。
的黎波里陷落前不久，在科林斯湾繁荣的海港加拉西迪，土耳其人在海战中的劣势得到扭转。1821年10月1日，利用兵器的更远射程，伊斯梅尔·德耶贝尔·阿赫达尔领导的一个土耳其中队压制了加拉西迪的大炮并不断炮轰全镇，而这个中队却躲在希腊炮火打不到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根本不可能做任何有效抵抗。土耳其人大获全胜。整个市镇、海滩上的小船和搁浅的船都被烧毁。更不幸的是，在袭击发生时，整个加拉西迪海军人员都在港口，他们全部落在了土耳其人的手中，还被抢走至少三十四艘双桅船和纵帆船[20]。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就驻扎在对面海岸上，目睹了加拉西迪海军的惨败命运。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尽管实力强大，却毫无办法阻止加拉西迪海军的惨败。
希腊人的战船
附注：希腊海员被指控懦弱和残忍。有人指出，极少有希腊海员敢在敌人炮火的射程内大胆冲向敌人。即使有人能在战斗中勇敢地面对对手，也从来没有幻想过将船靠近在哪怕是被打得七零八落敌舰旁边，顺势将土耳其人打落船下。对于第一条批评，希腊海员在埃雷索斯湾采取的行动就是回应，因为这证明了面对土耳其重型船舰，希腊人的旧弱兵器不堪一击。当参加战斗的士兵在更势均力敌的条件下正面对抗时，希腊人证明了自己的勇气，这从他们在弗兰克·阿布尼·黑斯廷斯上尉的领导下，与撒罗纳湾的奥斯曼帝国船舰中队的对战，以及后来在战争中英勇的攻击就可见一斑。为了保证士兵的战斗力，登船时的战斗人员的人数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对希腊人来说，将他们的小帆船和单桅纵帆船放在土耳其人的战舰旁边，看上去很壮观。然而，这不是战争。战争的目的不是显示自己的威力，而是尽快打败对手，并将战争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这一事实解释并证明了使用战舰的理由。希腊人使用这些船被认为只是由于太懦弱，无法使用其他攻击手段。说到他们在战斗中所需的勇气，这么说真不算夸张。对驾驶木船的海军来说，布鲁洛特船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鱼雷艇。任何海军军官都不会否认，为了在战争时期有效地处理鱼雷艇，钢铁般的意志和迅速而准确的判断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火船上的船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能够在战斗中逃生，但这并不是由于使用了火船这种战斗工具，而是由于奥斯曼帝国海军极其糟糕的海上瞭望警戒，以及希腊人的布鲁洛特船靠近所引发的恐慌。
注解：
[1]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148页。————原注
[2] 斯巴达是古希腊仅次于雅典的重要城邦。据说斯巴达人是由古希腊多利亚人繁衍而来的。
[3]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22页。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完全具备强盗头子的优点和缺点。他作为一名游击队员的军事才能在希腊是无与伦比的。与此同时，他那肮脏的贪婪和卑鄙的野心使他的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原注
[4] 指圣母玛利亚。
[5] 萨洛纳是亚得里亚海上的一座古罗马城市。
[6] 希腊西部城市，位于佩特雷湾北岸。
[7] 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1页。书中对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持有明显的偏见，并对这个事件持有与别人相反的意见。他指责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已经预见到投降后会发生什么事，“尽管如此，他对部下仍然十分愤慨，这使他赢得了我们军官们的一时尊敬。”既然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承认他在现场受到法国军官的尊敬，那么如果要使我们相信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犯了卑鄙的罪行，就不能只凭一个带有偏见的党派人士的空话。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220页。“即使是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除了满腔的爱国热情，他还拥有了勇气、正直和人性。”————原注
[8] 1821年的《海事部档案》。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4页。————原注
[9] 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3页。如果他没有引用非常权威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的话，我不应该冒昧地将这个故事讲给像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这样残暴的穆斯林听。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61页。此书中的记述没那么可怕。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28页。此书中则做出了对希腊人有利的记述，与上述有所不同。然而，我无法找到被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引用的权威材料。————原注
[10]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31页。然而，他在脚注中补充道，投降协定的一名谈判代表向他吹嘘称自己已经成功窃取并销毁了交给土耳其人的那份副本，因此不会存在任何证据表明已经达成任何这类交易。————原注
[11] 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6页。文中有详述。————原注
[12]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79页。————原注
[13]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09页。————原注
[14] 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
[15]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15页。————原注
[16] 卡利克拉提达斯（Kallikratidas，前451——前406）：曾经将一支由科农指挥的雅典船队封锁在密提林港，随后又袭击了雅典人的救援船队，但被击败，最终在阿尔吉努撒埃战役中溺亡。
[17] 乔治·格罗特：《希腊历史》，1883年版，第7卷，第403页。————原注
[18] 法国船长佩罗奈补充道：“我对这个人的钦佩之情，是他对同胞们的热情，甚至是对希腊人的热情。”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68页。————原注
[19]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附录第25页。————原注
[20]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73页；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50页。然而，他称伊斯梅尔·德耶贝尔·阿赫达尔为伊斯梅尔·直布罗陀。参阅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157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