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语文（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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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每一个作者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也有与他的个性不能分开的公同特性，这就是“风格”。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的风味各不相同，但是拿他来比较和他同时的悲剧作家，这四大悲剧却有一种公同的特性，是在当时作品中找不著的。这是他的独到的风格。一般修词学家往往以风格为修词的结果，专从语文技巧上来分析风格，这种工作本身也有它的效用，但是也容易使人迷失风格的真正源泉。历史上许多伟大作者成就了独到的风格，往往并不很关心到风格问题；而特别在修词技巧上钩心鬬角的作者却不一定能成就独到的风格。风格像花草的香味和色泽，自然而然地放射出来。它是生气的洋溢，精灵的焕发，不但不能从旁人抄袭得来，并且不能完全受意志的支配。古今讨论风格的话甚多，只有法国自然科学家毕丰所说的最简单而中肯：“风格即人格”。一个作者的人格决定了他的思想情感的动向，也就决定了他的文学的风格。密尔敦说得好：“谁想做一个诗人，他必须自己是一首真正的诗。”“言为心声”，要看“言”如何，须先看“心”如何，从前人所以有“和顺积中，英华外发”的话。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中国批评文中最精妙的，他所要描绘的是诗品（诗的风格），而他实际所描绘的大半是人品。人格与风格的密切关联证实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文学不能脱离人生而独立。我们要想在文学上有成就，从源头做起，必须修养品格。我们并非希望文学作家都变成道学家，我们所著重的是他必须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生气然后有生气的洋溢。

    抓住了这个基本原则，其它关于风格的争辩全属枝节问题。历来讨论风格者都著重字的选择与安排。斯沃夫特（Swift）说：风格是“用适当的字在适当的地位”（the use of 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考洛芮基（Coleridge）论诗，说它是“最好的字在最好的次第”（best words in best order）。佛洛伯（Flaubert）是近代最讲究风格的作家，也是在“正确的字”（lejuste mot）上做工夫。他以为一句话只有一个最恰当的说法，一个字的更动就可以影响全局，所以常不惜花几个钟头去找一个恰当的字，或是斟酌一个逗点的位置。这些都是有经验的作家，他们都特别看重选字排字的重要，当然有一番大道至理。在我们看，他们在表面上重视用字的推敲，在骨子里仍是重视思想的谨严。惟有谨严，思想情感才能正确地凝定于语文，人格才能正确地流露于风格。

    作家第一件应当心的是对于他自己的忠实。一句话恰好表现了他自己的思想情感，照理他就应该感觉满意。不过通常作家的顾虑，不仅在一句话是否恰好表现了他自己，同时也在它是否能说服或感动读者。因此，语文有两重功用：一是表现，一是感动。理想的文学作品是它的语文有了表现力就有了感动力，不在表现之外另求所谓“效果”（effect）。不过这究竟是理想，满作家自己意的作品往往不尽能满读者意。在这种时会，缺陷有时在作品本身，也有时在读者的欣赏力。如果它在读者的欣赏力，它可以藉教育弥补。一个作家最难的事往往不在创造作品，而在创造欣赏那种作品的趣味。这就是所谓“开风气之先”。如果缺陷在作品本身，根本的救济仍在思想情感的深厚化，而不在语文的铺张衒耀。但是平庸的作家往往不懂得这简单的道理，以为文学只是雕章琢句就可以了事，于是“修词学”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文学与雄辩混为一谈。从文学史看，文学到了专在修词家所谓“辞藻”上显雕虫小技时，往往也就到了它的颓废时期。文学与雄辩的分别，穆勒（J.S.Mill）说得最好：“雄辩是使人听见的（heard），诗是无意中被人听见的（over heard）。当言说非自身就是目的而是达到一种目的之手段时，……当情感的表现带著有意要在旁人心上产生一个印象时，那就不复是诗而变为雄辩了。”穆勒虽专指诗，其实凡是纯文学都与诗一理。雄辩意在衒耀，文学须发于真心，心里有那样的话非那样说出不可，一衒耀就是装点门面，出空头支票。所以诗人魏尔伦（Ver laine）在论诗的诗里大声疾呼：“抓住雄辩，扭断它的颈项！”

    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风格，一时代或一学派也带有它的特殊风格。在欧洲，“古典的”、“浪漫的”、“写实的”是几种重要的不同的作风；在中国，文则六朝与唐宋，诗则选体与唐，唐与宋，词则花间与北宋，北宋与南宋，各有各的特殊风味。这种分别固然有一部分是实在的，它的根源在脾胃和眼光的不同；但是也有一部分是由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夸张出来的，真正完美的文学都必合于一些基本的条件，纯粹是“古典的”或纯粹是“浪漫的”作家往往不是第一流作家。一种风格流行到相当时期以后，有时容易由呆板而僵硬腐朽，穷则必变，于是一个反动跟著来，另一种风格代起。但是过些时候，这种新风格又变成旧的，引起另一个反动，有时打开另一新径，也有时回转到曾经一度放弃的旧径，这种“趣味的漩转”是文学演进的自然现象。但是虚心静气的读者和作者当不为一时风气所囿，知道每一种风气中都可以有好作品，承认它们的不同，但是不必强分优劣。

    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关于风格的另一些区别。中国批评家常欢喜谈阳刚与阴柔，浓丽与清淡，朴直与委婉，艰深与平易之类分别，而且各阿其所好，喜清淡就骂浓丽，喜浓丽就瞧不起清淡。西方批评家也有同样的脾气。这些分别有时起于作者的个性，是苏东坡那样的人，就会持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是柳耆卿那样的人，就会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有时起于所写情境的分别，王摩诘写田园山林之乐固然清淡，写宫殿的排场还是很浓丽。这都是自然而然，不假做作的。如果与作者个性相称，与题材内容相称，各种不同的风格都可以有好文章。最忌讳的是情思枯涩而要装浓丽，情思平庸而要显得艰深，性格偏于阴柔而要张牙舞爪地卖弄阳刚。说来说去，还是回到我们对于表现的基本主张，思想必须与语文同一，人格必须与风格同一。这就是易经所说的“修辞立其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