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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他们的艺术并没有错，我只是觉得中国艺术更博大精深。”
琵琶回顾那些临摹再临摹的文人山水画。
“你从哪里看出的优点？介绍中国艺术的外国书吗？”
“不是，我亲眼看过。”比比随意地做了个手势，“你们家里没有吗？”
“我什么也没看过。”
张氏夫妇回公寓了。是一栋老楼房，分层出租。张氏夫妇只用二手家具装潢，不想久留的意思。
“我们还正纳罕你怎么样了呢。”张夫人道。
“我打了电话，你们在浅水湾。”
“嗳呀，别提了。”她一只手摆了摆，反感似的，“还说有外国人在那儿，安全得多——”
“中立国的公民。”张先生打岔道。
“我们想日本人来了也得要顾个面子。结果呢？英国兵就在敞厅里架起了大炮往外打，日本人也架起了大炮往里打。那时候想回家来也来不及了，马路都封锁了。大家都到楼下来，守在食堂里，还算是最安全的地方。炮子儿朝这边射来，我们就逃到那边墙根，朝那边射来，就逃到这边。人人都贴着墙根站，像等着枪毙，我只不敢挑明了说。嗳呀。”她笑着叹气。
他们的广东老妈子送上茶来，长辫子拖在臀上。张先生问起大学堂的情况。
“嗳，你朋友会说中国话啊，”张夫人鸽子一样咕咕道，弯腰同琵琶咬耳朵，“好可爱的人。”
“我们两个都想回上海去。现在有船吗？”
“没有，我们也想回去。”
“等有船了还要麻烦告诉我们一声。”
“放心好了，现在也只有等了。你没事吧？有大学堂照应吧？”
“上海有没有信来？”张先生问道。
“没有，邮件还通吗？”琵琶道。
“沦陷区还是可以同重庆、上海这些地方通信。”张夫人道。
“欧战也同这里一样吗？”
“不一样，只有中国是这样。”张先生讥诮地笑道，“我们的邮局像是彼此心照不宣。”
“那我就写信给姑姑。”琵琶道。
“对了，说不定寄得到。”张夫人道，“上海一定担心死我们了。”
张夫人让两个女孩带了腐竹回去。
晚上宝拉·胡到她们的房间里来，一身的浅绿缎子开衩旗袍，搭了件玻璃纱披风。
“这样打扮行吗？”她问道，心里不踏实。
“很漂亮。”比比道。琵琶注意到她的声音又变得单薄悲哀。“你就是这身衣服去参加康宁汉堂的舞会？”她弯下腰，看得更仔细。
“是啊。你看披风能不能当面纱？”
“试试看就知道了。”
“丝带不够。”
“宝拉要结婚了。”比比同琵琶说。
“真的？跟叶先生？”
“还会有谁！”
“恭喜恭喜！”
宝拉微笑，含羞不语的样子，搭拉着眼皮，腮颊微微泛红，却又用她那种一板一眼的声口嗫嚅道：“我们想索性就结婚了吧。”
“丝带太短，可以用发夹。”
“不戴面纱算了。”
“注册结婚吗？这样好么？”
“只有衣服说不定倒更好。”
“可是你总想样子特别点吧。”
“反正颜色也不对，应该是白色的。”
“在这种时候不犯着那么讲究。”
“我还是不要面纱了。”
“这样吧，只遮到眼上。”
“搭上中国式礼服不奇怪么？”
“我倒觉得很俏皮。”
宝拉走后，比比同琵琶说：“我实在不懂为什么偏在这时候结婚。”
“你也不会懂。注册处开了吗？”
“再过几天一定开。”
“他们要住在哪里？”
“宿舍会拨一间房给他们，她就搬进来，不开派对什么的。”
琵琶觉得他们也是四周的凄凉的一部份。
“她说以后可以再补行婚礼。可是那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父母不反对？”
“真不知道她爸爸会怎么说。去年夏天我见过她家里人。她爸爸是很厉害的律师，心机很重。所以宝拉也一样。”她厌恶地轻声道。
“他们知道叶先生么？”
“喔，他们倒是很高兴的。”
“是啊，海外华侨，又有钱。”
“可是他的橡胶园呢？星加坡陷落了，谁也不知道马来亚怎么了。”
“那她就是真的爱他。”
“她自己说没有爱情这东西。”
“她还是愿意嫁。”
“她是笨蛋。”比比不满地说。
“她可能觉得现在时局不平靖，单身的女孩子没有结了婚的安全。”
“最坏的时候都过了。她不是平平安安从伤兵站回来了嚜。”
“叶先生也同她在伤兵站？”
“是、是啊，怎么？”
“会不会是他们又不知道日本人来了会是什么情况，所以保险起见——”
“你是说她把自己给了他？”比比兴奋地道，“你真这么想？”
“她横竖是要嫁给他。”
比比瞪着她，噗嗤一声笑了起来，“难怪她这么急着结婚，省得他又改变主意。”
“你不说她是笨蛋。”
“还没那么笨。”
“至少她是聪明多了。”
“真聪明就不会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了。”
宝拉结婚那天两个人值夜班。事前请比比帮他们打饭回来。要是新郎新娘排队等着打饭，免不了招惹一堆的玩笑胡闹。夫妻两个会在房间里进餐。他们在城里买了黄豆拌饭，可以在医院厨房加热。两人进来，比比与琵琶正忙着在护士的房间里卷绷带，做棉花球。
“你们的晚饭拿来了。快坐下吧。”比比道。
问过了去注册的事，她就无话可说了，只有傻笑。新婚夫妻坐下来，叶先生仍穿着大衣。两人的神情若有所待，垂眼看着地下，强抑着微笑，仿佛等待着判决，也不知是等律师宣读遗嘱前公布什么可喜的信息。宝拉换了一件灰呢旗袍、开襟羊毛衣。桌上台灯照着她的脸，剥了皮似的红润，哭了几个钟头的原故，哀愁与快乐由里向外，透了出来。
他们起身要走，比比端来两只盖住的盘子。
“别忘了粮票。”她将长木条还给了他们。长木条没上油漆，打了号码，每个人都靠这个领饭食。
他们走后琵琶与比比都不言语。琵琶知道比比也同她一样，突然觉得孤独。方才那一丁点的温暖与喜悦让残破的仓库更寒冷更冷清。
“香港竟然有这么冷。”琵琶说。
“听说是一八六〇年之后最冷的一个冬天。”比比说。
“我的指头生了冻疮了。”
“真希望有杯热咖啡。”
“我去把牛奶热一热吧？”
“等他们都睡了再说。”
她不愿病人看见。病人也同护士一样，一天两顿黄豆拌饭。病人都是穷苦人，在战争中受了伤，在这里免费治疗。值夜班的护士才额外分配一份牛奶和两片面包，没有黄油。要到厨房去热牛奶得走过长长一排病床。两人都不愿做，总是琵琶自告奋勇，觉得自己的心肠比较硬。
她直等到午夜过后，病人多半还是醒着，要不一闻到饭菜香就立刻清醒。病房前一向是饭堂，行军床都抵着木柱，图腾似的，没有枕头，黑漆漆的眼睛个个瞪得老大。她厚着脸皮走在病床间的通道上，木筏一样的房间灯光昏然。牛奶瓶捧在怀里，一边一个，像光着两只大乳房，晃来晃去，猥亵淫荡。目光若是有毒，那么些眼睛钉着看，牛奶一定也中毒了。
避风港一样的厨房里有炉灶，竟然还有煤气。煤气免费，日日夜夜都开着，省火柴。可是她得先把便宜的黄铜锅刷洗一遍，说是锅其实更像长柄勺，锅缘还割手。水龙头流出的水冷冰冰的，很难把油腻刷掉，反而两手冻得像红萝卜。谁还这么勤快，做红烧肉来就黄豆拌饭吃？学生还是医院的杂工？明天要煮医疗器材又得把锅子刷洗一遍。
牛奶一冒泡，她就拿离了炉火，一手夹着两个空瓶，尽量不碰得叮叮响，擎着锅子走过一长排的病床。这一刻最窘，缺了锅盖，热牛奶的香气由黄铜锅里飘散出去，色香热，几种感官合力在冰冷滞窒的空气中耘出一条路。肮脏的军毯，没有床单的病床，每根柱子都有个头钉着看。
回到护理站她将牛奶倒进玻璃杯，搭着面包吃。病人似乎坐卧不宁。咳嗽的，呢喃的，床铺吱嘎响。尽管愤懑，没有一个喊护士。生蚀烂症的病人是最没有骨气的，过不了多久就哀声叫唤了起来：
“姑娘啊！姑娘啊！”
“我去。”琵琶道。
她走向那张气味最甜腻的病床。伤口生疽了。单薄的逗趣的脸在一蓬黑发下扭出一抹笑，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
“姑娘啊！姑娘啊！”他还在大声唱诵，悠长的，有腔有调，半闭着眼，任自己给搔痒。
她立在他床前，“要什么？”
他一会不言语，像是吓着了，仍闭着眼。还许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可是琵琶心里有愧，觉得他是吓着了，而她自己的声音草率残忍，在床房里回响。
“屎乒。”他道。
她走向门口，喊了声：“屎乒！”转身便走，医院杂工这才拿着龟裂的搪磁便盆进来。规矩是护士不做这些事。她们是女大学生，而这些是穷人。“谁知道，保不定谁是劫匪呢。”有个女孩子说过。香港的穷人尤其可怜，有句俗话说：“笑贫不笑娼。”
上海战地医院就不一样，女学生照料伤兵。琵琶也愿意香港有这样的精神，古道热肠的大波涛横扫过来，连她也卷进去，使她开开心心地端便盆清便盆。实在说她不知道该怎么举止。一定有办法能既亲切又高雅，同时观察社会阶层百态，可惜她做不到。
“他要什么？”比比问道。
“屎乒。”
“他不是真要，杂工在埋怨了。”比比道，“他痛。”
过不几分钟，他又唱了：
“姑娘啊！姑娘啊！”
轻声的，认命的，带着叹息，没有期望，只是用甜美的次中音不屈不挠地呼唤着一个女人。
两个女孩自管自坐着。末了比比立起身来，出去了。琵琶听见她问：“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