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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也得到皇室出身的静宽院宫的同情，静宽院宫最初把庆喜当作朝敌，但后来天璋院亲自来替庆喜说项，最后她也变得同情庆喜，而展开对京都求情请愿的活动，庆喜的雄辩，终究还是产生极大的效用。
接著庆喜采取的策略，便是绝对的恭顺，任何权位他都可以牺牲不要，庆喜并非对现实世界中那些乳臭未干的公卿策士低头，他的眼光放在未来的历史记载上，只有恭顺才能消除叛贼的臭名，赢得后人的好感。而且，在对方阴谋出招后，他让自己成为弱者，不去抵抗，对日本这个爱好悲剧的民族，他们总是同情时运不济的英雄，庆喜便抓住这个心理，让世人觉得庆喜是无辜受害者，而萨长便是剧中红脸压迫人的恶棍，这招便是机智多谋的庆喜最后一张王牌。
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恭顺，便向幕臣发出通吿：“不要再聚集于江户，回到自己的故鄕，自谋生活！”这个命令让下面的人十分困扰，也有人因而大起反感，就拿从京都开始便为庆喜效犬马之劳的松平容保、定敬两兄弟来说，这两位会桑的藩主，便因不受朝廷及萨长的欢迎，禁止再到江户城，叫他们离去，容保或许还能回到会津，定敬则因自己的伊势桑名藩已被官军占领，有家归不得，最后只有带著些败将残兵流落到越后柏崎一带。
这些人现在也都成为朝敌，而德川家又对他们弃而不顾，容保便曾做诗“大树倒了，但为何一定要连附著的藤枝都连根拔起？”以此讽喩庆喜的无情。
庆喜自身的恭顺更是彻底，二月十二日，他离开江户城，到上野宽永寺大慈院以待罪之身闭门不出，到了四月十一日，胜海舟已完成协议，官军入城，庆喜便远离江户，放逐回水户。
一直到第二年明治二年九月，庆喜才获释自由，同时局势也开始改变，过了不久，他便从水户搬到德川的新封地静冈。
从此，庆喜便从历史的舞台上永远退下来了。
在静冈，他住在市中绀屋町的代官公邸，隐居生活正式开始，这一年他算起来才不过三十三岁。
从水户到静冈时，庆喜曾感叹：人生的漫漫长路，令人茫然！不过实际上庆喜这个人的日子根本不会无聊，反而更多彩多姿，他整天埋首在自己的兴趣中，包括：拉弓、打球、狩猎、放鹰等。
庆喜的个性一向专注，像放鹰，当他学习如何握拳让鹰站立，整天就不断地练习，直到驾轻就熟：接著又学唱宝生流的谣曲；然后又学油画，庆喜原来就很喜欢画画，在一桥家时，便跟著画师狩野探渊学山水画，现在转向他更有兴趣的油画上。
“在我不当将军的时候，便表示我终于可以好好画油画了！”这个不知寂寞的男人，从他的旧臣中岛镰次郎那里，开始接触到油画，因为画材颜料很难买到，庆喜便自己制作。
另外，像摄影是他从旧幕时代便极感兴趣的事，退隐后他更深人钻研化学，彻夜在暗房中研究如何冲洗，庆喜特别喜欢拍风景照，静冈附近的景色几乎全被他拍光了。
庆喜也喜欢刺绣，在荷包上绣牡丹、中国狮子、花草或蝴蝶等图案，他都擅长，有时若有较大的作品，便把它送到母亲的娘家有栖川宫家，并跟近臣表示此非传世之作。庆喜心中十分淸楚，自己的作品日后定会在世间流传的，并非是因为刺绣本身，而是他一定会成为历史人物，所作所为会受到后人的评价，由刺绣一事，便可了解庆喜很多事的作为。
他也不与旧臣会面。
庆喜觉得，他并不愿因与人见面再勾起任何感怀，而且再藉著这些人的传布，不晓得又会对世人说出什么话来。他曾见过的只有一桥家以来的家臣涩泽荣一，及类似他跟明治政府间的保证人胜海舟。
明治十年，涩泽荣一和永井尚志（庆喜在京时颇宠信的秘书）一起求见庆喜，庆喜只接见了涩泽，拒绝与永井会面，因为此时涩泽是不任公职的企业家，永井却在新政府中，担任元老院大书记官，为了避免引起政府中人无谓的误会，他便避开了。
永井怀疑难道庆喜没有一点点怀旧吗？在京都时代，从原市之进被暗杀后，永井便成为他最亲近的部下，从大政奉还到离开大阪回江户都担当了重大的任务，现在能与庆喜对谈这段往事的对象，除了板仓伊贺守胜静以外，便是他永井玄蕃头尚志，然而庆喜却避而不见。
其实，不说也该知道，庆喜如果和他见面，难免有些遗憾甚至怨叹的话会说出来，传出去对双方都很不好，也是因为这样，他跟过去的朋友部下都不再往来了。
即使春岳也是，春岳在维新后的新政府担任高官，常会来往于京都与东京两地，途中当然会经过静冈，然而春岳自己也有所避讳，尽量不与庆喜见面；除他之外，许多要常来往于京都与东京的达官要人，虽是庆喜的旧识，也都尽量避免在静冈过夜，庆喜也乐得淸闲无事，但是永井尚志却真的一点都不能了解庆喜不眷恋过去的心情
永井偶然间还得知了在静冈的旧幕臣对庆喜的评价都不太好，在这以前，新政府选田安家的龟之助继承德川家的家业，领地在骏州（静冈），俸禄七十万石，因此他们便从江户搬来，然而在迁移分封间，旧幕臣有五千人失去俸禄，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只能沦落寄住商家或农家，就在这时，对诸事好奇的庆喜偏偏就骑台脚踏车在大街小巷间闲逛，旧幕臣们都心生怨恨，觉得贵族出身的庆喜，一点也不懂体恤下情，不懂民间疾苦。
庆喜就这样地在静冈隐居了三十年，最初住在代官屋中，明治二十一年那附近盖了车站，变得很热闹吵杂，他便搬到该市的西草深，总之就是要距离世人越远越好。
这段日子，他得到许多子女，明治四年长男与次男同时出生，但到了明治五年这两个儿子都死了，但同时得到了三男，不过第二年明治六年时，三男又死了，然而却获得一名长女，当然这些孩子的母亲都不是同一个人，最后，他的子女中长大成人的，共有十个男孩十一个女孩。
明治三十年，庆喜六十二岁，那年他家中遭到两名小偷侵入，取走了德川家一部份财宝，虽然没多久小偷便被逮捕，但庆喜已经很不喜欢那个屋子，十一月便搬到东京，住在巢鸭，成为维新后的东京市民。
同样的，庆喜还是不想跟世人打交道，不过有时他的亲戚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会来访，而且还劝他说既然移居东京，有时不妨到朝中走走。庆喜则推辞说自己还是名为朝敌的叛贼，应该谨守本分，不能到宫中参见。
有栖川宫则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时过境迁，早就没人把庆喜当作朝敌，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庆喜心结打不开，他心中还有恨意，这种恨意倒不是针对朝廷，而是针对萨摩的大久保与西鄕，庆喜是如此的讨厌萨摩人，他曾对左右说过：“长州人从最初就公然与幕府为敌，这点我们都看得很淸楚；然而萨摩却并非如此，起初与幕府亲近，打击长州，后来随著情势的变化，在表面上保持著亲幕的态势，却暗中捣鬼，这不是小人的作为吗?”
这番话传来传去，传到有栖川宫的耳中，现在庆喜拒不入朝，他便以为庆喜是心中有怨，他又对庆喜说：“那些人都已经死了二十几年，知道这段往事的人大槪也都不在人世了，现在又何必计较什么呢?”
庆喜很殷勤地解释：他并不是憎恨那些人，而且他们还算是这个国家的开国大臣。然后庆喜口气一转，说了个很不成理由的理由，他说：“我没有大礼服可穿！”有栖川宫用力地摇著头：“一般衣服也可以呀！不是一定要穿大礼服的。”然而说到这里，有栖川宫对这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庆喜此时确实是什么身分也没有。从德川家达（明治十七年成为公爵）继承德川家业以后，庆喜便不再是贵族，也非士族，连平民都不算，他原先就有有栖川家的血缘，与现在的皇后也多少有点血缘关系，以前的旧大名连会津松平氏与桑名松平氏都位列贵族，然而身为他们首领的庆喜，却未受到国家同样的礼遇，他当然会介意。
而经过维新以后三十年，当时的政治事件已经变成历史，恩怨意气也都冷却下来了，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能奉还大政的德川庆喜，才是明治政府能建立的最大功劳者，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下，授予庆喜爵位的呼声越来越大，因此也觉得庆喜是该上朝参见天皇的。
庆喜对别人这样的劝吿，总觉得该多考虑，他便去找胜海舟商量，胜海舟并不光说道理，他积极地争取安排，终于使庆喜能上朝参见天皇。
那是第二年明治三十一年二月九日，庆喜已经六十二岁了，没有大礼服，他穿著葵纹的一般服装到皇城去见天皇。
天皇在日式房子中召见庆喜，未在西式的房间，除了是因为庆喜的服装，也是因为明治天皇视庆喜为皇室的一员，而特别亲切地招待他，还为庆喜准备了坐垫，主人这一方有天皇与皇后，皇后亲自招呼接待庆喜，并亲自为他倒酒。庆喜在京都的时候，到一条家访问时，曾遇见年轻时的皇后，皇后也对当时的统治者庆喜印象深刻。
庆喜安然无事地吿退后，第二天，天皇便叫伊藤博文来，“今日能得天下，”故意用玩笑的口吻强调：“不都是拜庆喜之赐吗?”像天皇这样子的话语，很快地便流传了出去，第二天，胜海舟到宫中时，便有一个旧幕臣对他说这件事。
四年以后，庆喜便与他原来宗家的德川家达分开，特别再封为自成一家的贵族，授予公爵之位。
而后到了三十六年五月，庆喜开始维新后的长途旅行，到大阪去，他登上了现由第四师团管理的大阪城，又再爬上天守阁的遗址，远眺四方，随行接待的有第四师团长及炮兵工厂长，他们看庆喜伫立在墙头，也不打扰地走远了，由他沈思，随后庆喜便去参观城东烟囱林立的炮兵工厂，他们知道庆喜从旧幕时代便对枪炮十分感兴趣，不过，现在庆喜对成排并列的大炮却毫不关心，只对该工厂发明制成的饭盒显得兴致很高。
庆喜拿起一个，也不放手地问：“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旁边的技术员很详细的解释说如何放进米，水如何装满的方法，还送给庆喜一个，他非常高兴地又问：“用铝制作，对人体有害吗？”因为他打算平常使用，但技术人员们却无法给予肯定的答案。
“如果用银做，应该就没问题！”凡事认真的庆喜，回到东京后，便命人送银块到炮兵工厂，
工厂便依样做了一个银饭盒，送还给庆喜，那以后，庆喜每天就用那个银饭盒自己煮饭。
庆喜对次年发生的日俄战争，早料到会赢，他并不特别关心，倒也不是不关心，每天早上他都熟读过各家报纸，这个老人成了颇乐天知命的人。明治四十三年，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跟他的十一位同志，因密谋刺杀天皇而被逮捕，庆喜认为天皇制度迟早会遭到跟德川家同样的命运，他便把子女叫到跟前，训戒他们说：“以后无论男女都要学有专长地营生！”
到了大正二年十一月，庆喜已是七十七岁高龄，原先是感染小感冒，但很快地变成四十度的高烧，他几度向主治医师询问是否得了肺炎，后来证实是得了急性肺炎。到了二十一日，临终前，主治大夫问他：“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庆喜还很淸楚地吿诉医生：“只觉得很衰弱，倒不觉得痛苦。”这是他最后的话语，几分钟后的凌晨四点十分，他停止了呼吸。
葬礼是三十日的午后，在东京上野的宽永寺举行。历代将军的葬礼，从家康以后都是采用天台宗与净土宗的佛敎仪式，不过庆喜的遗言却交待要用神道仪式，神道是水户家相传的宗敎，庆喜选择自己要像个水户人一样的死去。
葬礼中，有从宫中派来的敕使，及旧大名们约三百人参加，另外还有许多没落的旗本前来，不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倒是许多外国使臣前来参加。他们都视同日本的元首去世般地行礼，特别是美国，通知日本政府的外务大臣，由总统亲笔写了哀悼书寄来，日本对前朝君主死后的葬礼从来也未如此隆重过。
从江户开始就已繁盛的商人们，看到庆喜的灵柩经过，也都想著：最后的将军死了！而在东京市的消防队，为了纪念这位最后的将军，其中有一组便穿著细筒裤，且保存著江户以来的消防旗帜。
庆喜的死，表示江户时代已正式结束了，从此以后，庆喜只有活在怀念江户人们的感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