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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春秋
要离开故乡时，爸妈扶著我站在祖宗的“神座”前，三人各执一束沉香，他们说：“孩儿今天要北上参加考试，祈祖先赐其平安。”我虽不迷信，但他们的虔诚，使我非常感动。
我只身到达台北后，住在黄同学的家，可惜那间房子很低，很暗，又小又热，上下极为不方便。在那儿饿了两天，才搬到从前旧房东（雪丽的母亲）的家，本来以为可以安静的看书，不料台北的陈记者德仁兄又来了，他先到黄同学家，扑个空，再来此地，问问谈谈。于是又登了报。此次把林伯妈的善行，全部发表出来。
考试前夕我一直无法入眠，也无法看书，看三民主义也不是，翻历史也不是，一直想著明天的情形：人一定很多，我跪著走进去，几百只的眼睛投向我这边。我该请同学载我进去，但又想到守门的校工，可能会板著脸孔说：“车子不可以骑进去！”那时大家一定都朝著我看。想著想著：明天的试题一出来，完了！都不会。唉！不可能，至少也会一两题，可是会一两题有甚么用呢？哈哈！不管不管，现在把重要的题目，看一次算了，但看一次有甚么用？唉！罢了！罢了！看作文吧！书本拿起来，那边儿瞧瞧，这边儿看看，摔过去，躺在床上，明天，决定前途的转捩点。考上了，全家欢腾；落榜了……唉！朋友们的信上最后都写著：祝你金榜题名。邻人都说：“你这么努力、这么用功，每天早晨当我们起床时早就看见你在桌前啃书了，如此手不释卷，大学非你莫取了。”啊！真不可想像，也害怕去想像。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强迫自己，不再想下去了。希望能够马上睡著。因此把平时所知道的催眠方法都搬出来：先是数数字，可是越数头脑越清楚；念注音符号：ㄅㄆㄇㄈ……不知念到那个字，接不下去了，这可把心急死了，连注音符号也不会，被小学生听到了，不是笑话吗？于是又动起脑筋，数大豆：一千二千三千，喔！三千粒的大豆差不多多少斤呢？如果一斤大豆是五块钱呢？越麻烦了，终于听到鸡鸣，曙光穿进窗口，完了，考试！考个鸡蛋啦！考试。
起床后头昏昏沉沉的，草草吃过早餐，便被李同学载到北一女。刚进入试场抽出一本历史来看时，一位带照相机的人来了，他趁我念书时左拍拍右摄摄，白光几乎把我的眼睛撩乱了，我嘀咕著：“倒霉，又来了，考不上真要我去当隐士不成。”
试卷一出来，我很镇定的写著。下课后，一位年轻的记者问：“考得好吗？约有多少分？”第二节下课后，德仁兄又来了，谈了几句后，打钟入场。早上科目全部结束后，刚把房东为我准备的午餐打开，挟起一块肉，正要塞进口里时，面前突然站著两位绅士。他们几乎同时问：“你是郑丰喜同学吗？”“早上成绩如何？”答完后，他们赞扬了几句，走了。真是奇迹，大家对我会如此的关怀。
随便挟几口菜吞吞，便站在窗口休息，在那儿，我看到巍峨屹立的总统府，也看到穿梭如织的车水马龙。想不到我这乡下人竟有这么一天能站在这里（北一女的光复楼）。
下午考完后，大家拿著书鱼贯地出去了，我则低下头来整理书包，忽然听到一声：“请问，你是郑丰喜同学？”我抬头一看，正是一位娉婷玉立的小姐。我点点头。“请你跟我到报社好吗？”想推辞却没有勇气说出口，只好说：“好吧！但楼下有人等我呢！”“我们去通知他一声。”她边问边记，要穿过人群时，她紧拉著我的肩，像姊姊怕小弟丢掉一般。到了校门，白光一闪，原来摄影的记者早站在那儿等候了，她牵著我挤过马路，叫了一辆计程车，小心翼翼的拉我上车。在车上她又边问边记：“你这样很好，认为对就往前走，一点也不怕。”“这只因我厚脸皮罢了。”“你太谦虚了，其实要这样才好……同学对你很好吧？”我点点头：“他们都很照顾我。”“这是因为你本身好，别人才会对你好。”“那里！那里！”
谈著谈著终于到达了公论报的总社。带我上楼后，又是一场自小至今的陈述，拍了几张照片后：“打扰你了！抱歉！抱歉！”本来她是准备用车子送我回去的，奈因同学们也跟著来了。林伯妈（房东）知道这些事时，很不愉快的说：“你应该请他们等考完试再访问呀！”
第二天，当第一节下课后，我拿著一本三民主义，躲在一间小教室里看。一位胖子和蔼地走过来：“你是北港的郑丰喜同学吗？”“是的！”“你为甚么舍近就远，不在台中而到台北来呢？”“因为我素不出门，想借此机会见见大场面。”“你真有先见之明，到此来是对的，至少可以增加你的见闻及智识。”其实正好还趁便在此装义肢哩！他拿起一个小型的照相机，吩咐我拿著书，让他拍几张照片。照完后他说：“真抱歉，耽误了你看书的时间，谢谢！”号角一响，大家又争先恐后地入场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准备了几年，只有这两天中一试，这真正是“练兵千日，用兵一时”了。
考完后，大家或许是天下太平，可是我呢？脑中却展开了激烈的血战，自信与猜疑，不分昼夜地在作殊死战。沮丧，欣慰，一日之间，千变万化。
在此容我抄录一篇当时陈德仁先生的报导吧：
他的大标题是：双足残缺的郑丰喜跪叩大学之门。接著他说：好学青年郑丰喜是北港高中的毕业生，他的腿部生下来便是畸形，膝盖以下三、四寸的地方，长得奇奇怪怪，右脚长，左脚短，两脚的胫都向内弯。由于双重畸形的关系，当然无法如常人一样的站立，可是他又不能不走，于是只好跪著走。一个先天足部畸形的好青年，走向大专考场！却是跪著走向考场，矮人半截的趋叩大学之门！
十二年来，郑丰喜靠跪著走的苦学精神，已顺利的走完国民学校、初中和高中的求学过程，今天，他仍然秉持著既往的那种苦学精神，忍受一切常人加诸于他的卑视和嘲笑，跪著走进设在台北一女中的大专联考考场。
郑丰喜告诉记者说，他报考的是乙组，第一填的是国际贸易系，但心里真正想念的，却是法律系。依照心理学的观点，这种畸形者争取权力欲的潜在意识，其发生是必然的，他可能是想读法律系，争取权力，以补偿自卑的心理。
但是，根据他的不同解释，又显得另有道理。他说，他想读法律系，将来接触的人数多，问题也较为复杂，这些问题人物，可以供给他许多真实的人生写作题材，他的最后希望，是从事于写作，写有意义的人生！
这个跪著走路上学的青年，对国文很感兴趣，经常有文章在云林青年和北高校刊发表，其他数学、史地、三民主义的成绩，虽不如国文那么好，但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最感伤脑筋的是英文，这次参加大专联考，他就是为英文一科放心不下。
他在北港高中求学的时候，在他班上，他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每学期的成绩，都在前五名以内。他预计如果考得正常，这次大专联考，考个三百分是没有问题的。
郑丰喜这次不辞远途，舍近就远，从北港到台北考区考试，他说：这是因为平常难得出外一次，虽然跪著走很不方便，可是他有一位同学叫黄培钰，他愿负责他的交通问题，因此就跟到台北来报考，见见大场面，增进见识。
几天以前，他们二人到台北来以后，找到另外一个北港同乡，四个人合起来，以二百元一个月的租金，在齐东街租了一间只有四席大的阁楼。他跪著爬到那间小阁楼，楼梯又窄又简陋，很难再跪著爬下来到外边去买东西吃，结果饿了两天，后来想这样子不是办法，于是那位黄同学将他送到他迁到台北来的旧房东那里去住！
郑丰喜的旧房东林月烟女士，去年才从北港搬到台北来。她告诉记者说，郑丰喜在她那里住了六年，他确是个好学的模范青年，又懂得人情道理，可惜生下来小腿以下就是畸形，只能跪著走路，加上更不幸的，他家里很穷，人口多而耕地少，常常交不出房租和伙食费，为了鼓励他残而不废的好学精神，后来食宿全部免费，使他安心读书。
这位女房东去年要迁到台北住的时候，临走还特别交代她的小婶，千万不可以收这个苦学青年的食宿费。上个月，郑丰喜还没来台北以前，她又写信给他，告诉他台北既无亲戚，行走又不方便，欢迎他到她的家去住，她非常同情他不幸的遭遇。
对于这位好房东，郑丰喜表示由衷的感激，他说：她确实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孩子看待。
郑丰喜的家的确很清苦，他要到台北，很想把脚踏车也能一块儿带来，可是运费要五十二元，他付不出这笔钱，结果只好免谈了。他到台北来，跪著走，他的同学黄培钰看了很难过，就到他的舅舅那里借了一部给他，解决行走的困难。
古人说：得道多助。郑丰喜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犹能自助自强。因此，许多人同情他，帮助他。
一个台北的接义肢专家徐锦章，在郑丰喜还没到台北以前，看到本报的报导，特别赶到北港去看他，本来约好在联考前免费为他接义脚，可是怕妨害到考试前宝贵的复习时间，因此，现在决定考试后就去装义腿，以便可以站得跟别人一般高。
云林县各界已为郑丰喜准备好升学基金，如果他考得取，他的学杂费是不成问题的；万一考不取，他希望考夜间部，因为他是腿部残废者，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可以投考。不过，他仍然充满信心的，今天，他跪著走进一女中考场，等到放榜时，他希望是考取了，义腿也接好了，大步的迈进大专之门！
省教育厅长潘振球对残而不废努力向上的好学青年郑丰喜，深表嘉许与欣慰。潘厅长说：青年郑丰喜残而不废，好学不倦，此种精神足为时代青年楷模。他表示：郑生家境贫困，祝福他能在此次联考中获得录取遂其宿愿，如有困难我们愿予帮助。
──中华日报──
我的大学生活
别人的大学生活是甜蜜的、美妙的、多采多姿的，像诗、像歌一样；但我的大学生活是艰苦的、枯燥的、悲惨的。别人的生活要是绿洲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就是沙漠。虽然我也有过歌、有过诗，也有过其他。但是，我为了生活而再拼命，为了学业而再奋斗，为了婚姻而继续挣扎，终于在千辛万苦中，我吃尽了人间冷暖折磨，在坎坷人生路上，战胜了残疾，克服了逆境，勇敢地站了起来。所以我的大学生活，可以说是我的再奋斗、再折磨、再挣扎的阶段。
如愿以偿
有一天报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大字，写著：“苦学青年有志竟成，郑丰喜已考取兴大，努力不懈，终于如愿以偿。”
注册前夕，我到北港拜访戴校长，他赠送给我一千五百元的学费。并鼓励我说：“希望今后，仍本著以往的精神继续努力，继续奋斗，以自强不息。”
新生训练那一天，我仍然穿著高中时代的冬季制服，骑著单车，正要走进学校时，恰巧同学们排队出来。我只好抱住门旁的电线杆，看著他（她）们往东院走去。等人走光时，我才赶过去。当我跪在礼堂前面张望时，有一位教官走过来问：“小弟弟！你要找谁呢？”“我……法律系……。”他又问：“叫甚么名字呢？”“郑丰喜。”他立刻招手叫一位女同学过来：“你去法律系叫一个郑丰喜的同学来！”我急了。我说：“我就是郑……郑丰喜呀！我是来参加新生训练的。”他呆了半晌才说：“你！你也是大学生哦！”最后他才请她带我去找座位。
这天，大家都穿著短袖的白衬衫，只有我这“乡巴佬”穿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并非有意要“标新立异”，只因我，嘿！“不喜欢”花钱而已。
下午是各班自由活动。自我介绍时，同学们一直盯著我看，有的说我是“新闻人物”，有的说我是“下港人，草地佬”，还有人说：“像这种人，也来上大学，真是奇迹。”不管他（她）们怎么说，怎么笑我，反正，我明天就要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考完大学，在林伯妈的陪同下，于大桥头旁边找到了徐大夫。
他开始卖力的为我设计“脚”了，他要我“站”著，让他看看著地点，要我坐著，让他了解“坐的姿势”，要我脚伸直，让他了解“站”的“直度”，要我脚弯曲，让他观察弯的“程度”，要我前后摆动，让他了解所占的“空间”。他左拍拍、右照照，照不到的，他就画，画不到的，他就观察、思考。他要我趴著给他画，侧著给他画。为了要顺其自然，依脚的形态，套双“鞋子”实在不是简单的事。尤其像我这双“怪脚”，两肢迥然不同。适合右脚，不能适合左脚；适应左脚又不能适应右脚。更惨的是右脚，静止时与行动，姿势完全不一样。即静时是正的、动时是歪的，坐时骨骼正常，站时骨骼凸出。
为了这双脚，徐大夫站一会儿，坐一会儿；抽烟一会儿，沉思一会儿。从窗口走到工作室，再从工作室走到窗口。拿著一条布尺，量量膝盖，量量弯脚。比比凸出的部份，比比弯曲的地方。费尽他所有的精力，绞尽他所有的脑汁，最后才制出左脚来。右脚更难了，因为它会“变形”，不断地装装脱脱，增增减减，尝试又尝试。终于人力胜天，他“发明”成功了。当第一次帮我“套上”两只“铝脚”时、我激动、呐喊！我就要和常人一样站起来了。啊！上苍“欠”我的两只脚，现在就要还给我了，怎不叫我流下高兴的眼泪呢？安好后，徐大夫叫我：“站起来！”我依他的吩咐“站了起来”。因为突然多了这两块“肉”，重心不稳，哗啦一声，我像棵树般地倒下去了，旁边的人都走过来，伸手要帮我扶起来，我谢绝了他（她）们的好意，用自己的力量慢慢地，机械地，攀著椅子站起来。当我企图向前走时，脚底老是不对劲，不是踏在脚跟就是踏在脚尖。我像初学溜冰的人，更像踩高跷的人摇摇摆摆，跌跌撞撞。徐大夫请人拿了一根拐杖给我，然而当我以它来做“护身柱”时，它“靠不住”了。一滑，便使我跌倒了。大家看到我“笨手笨脚”的，“神经失灵”的样子都哈哈大笑。而且往往要帮我扶起来。但不管跌得多重，跌得多难堪，我总是咧著嘴角笑，总是靠著自己爬起来。
摔了又摔，但摔不破我坚定的信心。倒了再爬起来，爬起来！终于我告别了爬的岁月，甩掉手上的拐杖，抹去心头的悲伤，坚强地、乐观地站了起来。
第二天，中华日报写著：“人工巧补天残，温情弥补缺憾。徐锦章装义肢，郑丰喜站起来了。”“装妥义肢，举步向前，踏上人生新的旅程。”“今后他会不会勇敢地面对人生，自强不息地奋斗下去？依照他过去的奋斗精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看他握著拳头，举步向前迈去，一定是有前途的。”（这些只是标题，非全部内容）。
装上义肢后，我突然高了一尺多，虽然右脚尖会触著阔裤管，但一切尚称良好，不注意的人是看不出来的。记得有一天，班上有一群同学在闲聊，突然有一个同学问：“记得自我介绍时，有一位跪著走路的同学，开学后，为甚么没有见过他呢？是不是不念啦！”大家异口同声说：“是呀！怎么再也没见过他呢？”我笑了，他们莫名其妙的问：“你笑甚么？”我说：“我就是他呀！”大家听说都呆住了。
还有一次，当我骑车要到街上逛逛时，正巧碰到我的大姊。我问她：“阿姊！你回来吗？”她呆呆的看著我，半晌才毫无表情的说：“你没有到外面赚钱吗？”我奇怪了，她怎么会这样问呢？我说：“我刚刚放假回来。”这时她打量著我的脚说：“你怎么也跟人家穿起皮鞋来呢？”“我这双脚都是假的，你还不知道吗？”这时，她才恍然大悟的“掉泪”了。回到家，她还告诉妈妈说：“丰喜这么一变，连我都不认识了。在路上碰到，我还以为是二叔的那些孩子哩！”
自己的同学，姊姊都不认识了，何况是别人呢？所以我经常遇到向我打听“郑丰喜”的人。唉！站起来的滋味真有意思。然而每逢再看到那些爬行的儿童时，我仍不免会难过一阵子。因为我虽自立了，但还没有办法去立人。
日记数则
九月二十七日：天气凉了，大家都穿起长袖外套。这叫我怎么赶也赶不上。记得前些日子，我才特地花六十元去买一件白衬衫来“应时”，现在大家又开始穿长袖的，只有我还穿著单衣。还好，今天雪丽母女从高雄回来，送我一块西装的布料及一件长袖的白衬衫。她待我太好了，其实她根本就不是以前别人想像的那种人，只不过是嫁给一位比她多十五岁的“老”人罢了。中午，在林伯妈的凑合下，我与雪丽结为异姓兄妹，从今起，她就是我的干妹了！
十月一日：本来我以为可以“安身”了，因为林伯妈在我来台北时，她也搬回台北：所以我就住进了她的家。可惜，她们要搬了，我不得不到对面的林太太家去住。临别前，我向她的独子文雄兄告别，他是台大毕业的，人很好，对我的“打扰”并不在意，还时常鼓励我。他说：“到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存有让人同情的心理，那些廉价的同情！对你来说是一种成功的障碍。坚强些，凡事靠自己。”对于两个月来的吃住，分文不取，他说：“就以这些，做为你继续奋斗的鼓励吧。”
今后的吃饭问题，林伯妈有个建议，就是请饭店老板天天送饭来吃，因为她怕我“行动不方便”。但文雄兄反对这样做，他说：“你要同大家一样，去排队，去磨练，否则你怎么可能一辈子都请人送饭呢？”他又说：“不要怕苦，不断地磨练自己，默默地耕耘，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啊！文雄兄实在是一位仁慈、有学问的青年，我会朝著他的指示去做。
十月六日：当我搬到林太太家时，我认识了黄正雄学长。他是一位活泼、斯文、健谈的青年，对文学、演讲都有一套，交友甚广。今天中午，当我趴在案上写“汪洋中的破船”时，他很感兴趣的说：“能不能借阅一下？”“当然可以！并请多多指教。”他一拿去，就躺在床上翻将起来。上课铃响了，他还沉迷的翻著，第一节都快结束了，他才边看边穿鞋子。临走，他说：“本来我想一口气‘欣赏’完的。不！因这些是你的血泪结晶，不能，也不忍用‘欣赏’，应该说拜读才对。但因时间的关系，只好留著回来再看，你不介意吧？”
下课后，他匆匆地赶回来，立即脱去鞋子，上了床，又起劲的翻阅著。看完后，他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他认为这本书不但对教育有帮助，就是对广大的社会也有鼓舞的作用。最后说“赶快写下去，我等著看你的大作。”
十月九日：今天，隔壁的陈太太来找我，叫我有空时去帮她看家。她家“住”满“十姊妹”“锦雀”“鹦鹉”等等，臭气冲天，若非为了活下去，我才不答应咧。
十一月九日：今天陈太太给我一百元。而且不必再去看家了。因为我失职，让她的“宝贝孩子”与李太太的千金“打仗”，把玻璃打破了。
正愁失业时，罗同学介绍我去“替人值夜”，月薪两百四，也好，反正有甚么工作，我就做甚么工作。
二月二十日，高中毕业时，台糖总公司的王总干事，曾打长途电话给戴校长，谓：只要是蔗农子弟，他便要资助上大学。所以我拿著校长的介绍信去溪州找他。正好他外出，只好去台幼找王夫人（黄云凤女士）。她见是我，很是高兴，除大大的夸奖、鼓励外，还派人送了两碗面来。当她知道我要赶路上台北时，更是热心地为我设法，找了好几部车子，但都落空。最后她找到了一部崭新的“经理”车，请司机帮我载到彰化站。临别时，她扶我走出来，鼓励说：“好好研读，他日能为社会伸张正义。”
坐在最新型、最豪华的轿车里，真舒服、真过瘾，想不到一位“贫苦的农家子弟”，竟能坐这种车，简直就像作梦一般。
三月四日：今天，大伙儿约到故宫博物院玩，因为他们大部份都骑摩托车，或乘公共汽车，只有我骑单车，所以，很早就顶著风与沙去了。等了好久好久，他们才一载一载的来，而且马不停蹄的呼啸而过，招手说，还要再往山上去。我失望了，望著他（她）们飞奔的向山的那边驶去，竟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老庄也很为我抱屈，所以他决定陪我逛故宫博物院。买了票，扶著我观赏著历代的文物，使我眼界大开。回家时，有位住士林的女同学，邀请大家去她家玩。我尾“追”大家，披满一身风霜，本想到她家避一避。然而我失望了，不是为别的，只因她家是“皇宫”，里面全是“地毯”，我“卑微”之身，并拖著“铁脚”不便踏进去。当我为了这双不便脱鞋的脚，而偎立门外时，经常照顾我的李哲征同学说：“老郑！我背你进去好了！”我几乎流泪。主人看到都不表示欢迎了，我又有甚么面子被人背进去呢？因此，我呜咽的说：“谢谢您！李兄。我先走了。”我推出车子时，眼前一片模糊。咬著牙说：“好吧！我要奋斗！我要比你强！”
三月二十九日：好久没有去大龙峒看郭伟英妈妈了，她是一位经常为我祷告的基督徒。今天我同李哲征、杨忠海、林子去。郭妈妈拉著我的手说：“我很不喜欢看到你来，你知道吗？”我心一跳“为甚么呢？”“因为每当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会为你流泪。”她真的流泪了，接著她又说：“但我又不能没有看到你，因为如果几天没有看到你时，心中就一直不安著，一直挂念，不知你生活得怎样？所以，总而言之，你还是要常来就是了。”
挣扎
未到台北以前，我总是想著：只要能考上大学，就可以用半工半读的方式来完成学业的。然而，事实却相差甚远，为了工作，我到处碰钉子，到处吃闭门羹。
刚到台北的时候，我在郊区找到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每天晚上，我就拖著尚未习惯的义肢，骑著单车，沿著甬道，穿过稻田去为她温习功课。然而一个月结束后，家长给了三百元，并且说：“以后免来了。”因为她“不忍心”看到我“跌跌撞撞”“摇摇摆摆”的跑那么远的田路。我知道，这爱面子的社会，要有美如“明星”，健如“选手”才可以“吃香”的，而我呢？只有失业的份儿。
还好，这次的失业期间不长，我又托人找到了工作，然而这次的工作消息，所带给我的快乐却弥补不了所带给我的创伤。因为本来是约好六七位要来的，后来一知道我是一位跛脚时，除了一个外都吓跑了，而剩下的那一位，也只“硬”著头皮来的，只上了一个月就溜了。我内心非常的沉痛，难道像我这种人，就得永远被人唾弃吗？
没有家教时，我找到了一份批改作文簿的工作。可是倒霉事不断而来，正巧遇到高雄闹出“跑堂包改作业簿”的新闻，教育厅山申海令，禁止老师请人代改作业簿，结果我的工作又吹了。
当我再也找不到工作时，有人建议我去擦皮鞋，然而，擦鞋工作并非我们想像的那么单纯，不是一个箱子，一把刷子，几盒鞋油，几张破布就行了。他们有组织、有派系，别人是不能随便加入的。我也曾想去送报，但征送报生的条件都要“体健”，除非自己找到相当的订户，不得已也只好试试看。因此，我一家一家的扣门找订户，有些主妇硬是要得，一知道我要送报，都自动的把其他的报纸退回去，准备看我的，然而这些人为数不多。大部份的人都说：“已经有了。”或说：“我们看ｘ报，只要七折。”更有些在我背后说：“他脚这个样子，行动不方便，不把早报送成晚报才怪哩！”唉！世间“人情似纸张张薄。”难道帮一位残缺的、饥饿的，连这点“委屈”都不肯吗？真使人痛心极了。因此，报纸非但送不成，反而招来一大堆的“闲话”与“议论”，最后，我陷入绝境。
我永远记得那串没有工作、没有钱的日子。肚子饿了的时候，只好到专门批发白饭的店里去，买它一块或一块五毛钱，再买上五毛钱的花生或豆腐乳。躲在屋角吃将起来。有时，连五毛钱也没有的时候，就得喝白开水度日。往往喝不下那无色无味，平淡的液体时，就依照小时母亲教我们的治饥方法──先吃盐巴，等口渴了再喝。如果忍受不了这种折磨时，才狠下心，将读过的书或字典拿去旧书摊卖，得点钱到学校吃顿“像样”的饭菜，因为学校餐厅，不管你吃几碗饭，都是一块半。我就贪这小便宜拼命的吃，有时连吃四五碗。真是“一餐可抵两餐用。”现在想起来仍不禁脸红，而唏嘘泪下。
一穷，甚么都需要钱，房租也到期了，一想到房东太太那两颗灼灼“讨债眼睛”就使人心惊肉颤。每当放学后都不敢马上回家，总是在学校或同学家逗留，一直挨到深更，趁她熟睡了，才悄悄地爬上床。早上，公鸡一啼，就一骨碌地溜出去，在学校洗把脸，顺便喝几口自来水，便算解决了早餐，可是这种日子并没有延续太久。有一个早上，由于下雨的关系，晚了一步出去，就被她撞见了，她拉长脸儿，指著我的鼻子骂：“你还要溜吗？我告诉你，我这间房子已经租给别人了，希望你马上搬出去！”我呆住了，在这种环境下，我那里去找房子呢？谁愿把“吉屋”租给“残脚的人呢？”啊！命运！你给我的一切，未免太残忍了；你简直逼得我……。
“好吧！我出去一下，最迟明天搬。”说毕，推著车，顶著雨，来到同学的宿舍，此间斗室，刚好有个空铺位。所以说搬就搬，同学们冒著雨，一趟又一趟的帮我搬书桌、搬椅子、搬其他。至于一百块的房租，因尊严的问题，不敢让同学们知道，所以尚未还清。
她也真是的，为了那些房租几乎天天到学校来要。有一天她又找上门了，我躲过不及，被她撞个正著，正吵得厉害时，庄同学才代我还他。
当困苦之际，我并未退却，也不求人帮忙。仍然咬紧牙关，拼命地逛旧书摊，跑图书馆，藉著书本上的情节来麻痹肚子的饥饿，以精神上的享受来弥补物质上的缺乏。
然而恶运却一直纠缠著我不去，正当穷苦潦倒之际，我用以代步的车子丢了。我著急，我呐喊：天啊！难道你忍心眼睁睁地看我如此挣扎吗？难道你有意让我沉沦毁灭？我喊著！我叫著！泪水在眼眶下泛滥著。拭干泪水后，我紧握双拳怒吼著：“恶运！来吧！来吧！你再来吧！我永不倒下，我要克服你，我要战胜你！”
同学情深
单车失窃的第二天，沈同学匆匆地来告诉我：“老郑！我要怎么办呢？”“什么事让你这般烦恼呢？”他说：“庄同学说你车子丢了，希望每位同学缴五十元给你买一部。”“给我？”“是的，我们是好朋友，我也是穷鬼（其实不是）可以不缴吗？”这一问，我打了个寒颤说：“你当然可以不缴，就是缴了，我也会还给你的。”“哈哈！那好极了，我先缴给庄，庄给你的时候，你再给我吧！”除了“点头”外，对这位“好朋友”能再说些什么呢？记得这位同学会因怕我向他借钱，所以先装“穷”而向我借一百块，当我向他要时，他赖了，他说：“已经早就还你了，我每月都有薪水领，难道还会拖债不成。你是不是饿昏了头，饿著肚子想‘吃人’？”我那里是饿昏了，简直是气昏了。钱借他，反而招来一阵的奚落与侮辱，世上“人情”何在！“天理”何在？还好他“吃”到我，否则不被人揉成肉团才怪。
次夜，是个狂风暴雨的晚上，当我以“写作”来麻痹胃口时，房东的“哈利”吠了，随著开门声闪进一位撑雨伞的影子，当他进来时，我才认出是庄信雄同学。他将手上的面包递给我：“吃吧！不要客气！”他好像洞穿我已经好久没有吃的样子，所以一再催我：“快点吃吧！”我仍装著若无其事的样子，来掩饰我的饥饿相。我感慨的说：“这么晚，天又下著雨，承蒙来关照我，这恩惠怎能报答呢？”“说什么话，同学就是手足，你的事就是大家的事。”谈到这里，他从口袋抽出一叠钞票及十位同学的名单：“请别客气，这是同学们的诚意。”“诚意”我想起“好朋友”来，这十位同学是否还有其他“好朋友”呢？而且我怎能平白向他们要钱呢，因此我坚决的告诉他：“谢谢您，庄兄！我感激您的关怀与帮助，也请您转告他们。大家的诚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无功而受禄。”他说：“不！你一定要收下来，本来大家是要买车子给你的，但因不知那种车子对你比较合适。”“谢谢！我真的不会收下这‘恩惠’的。虽然我没有车，没有脚，也没有其他，但我有勇气，有两手，对这种困境我是有能力克服的。”庄很激动的说：“无论如何，你要收下这些，我不忍再看到你这般的虐待自己。”怎么办？收嘛！往后在班上怎能抬头呢？不收嘛！同学都已经缴了，要庄去还给他（她）们，同学们会怎么想呢？诚如庄说的：“会下不了台的。”最后我想，与其为了自己的尊严而让老庄吃亏，不如让大家来“轻视”我好了。因此，我在噙著泪水下，收受这份“友情”。
临走前他问：“这些够不够？如果不够，我再替你凑一些吧！”他待我太好了，天下如果没有这种人，那些可怜的人，不知要再痛苦几倍呢！
当他走后，我捏住那把钞票，多少温暖流入我的肺腑，它熨干了我的泪水。但另股情绪又涌上心头，不！我不能接受帮助，我要自强，我要把这些“钞票”还给大家。
第二天，当我一一道谢，一一还钱时，百分之九十的失败了，我屈服在他们的“诚心”，屈服在他们的真情，唯有暂时饮下这杯“温暖”了。
摆旧书摊
我永远忘不了，是怎么样才去摆旧书摊的。那时，我再也找不到工作，再也赚不到钱果腹时，我走上了“变”的道路。我藉著逛书摊来麻痹自己的胃口，藉著书上超现实的生活来做粮食。就在此种情形下，我找到了工作──替阿婆摆旧书摊。
这是一篇以第三者眼光看我的文章。兹抄录如下：
学校放学了，一大群的学生围在老板的面前听“盖”。他自称是：初中没有毕业，当他念初二时，由于环境的逼迫，使他不得不放弃求学的机会，如今想念已经迟了。他还夸赞学生们的好命“多么幸福啊！有这么好的环境能够天天背著书包上学去，要是我，我不知要怎样的努力呢？”其实他这段无非是鼓励大家用功罢了。
他的怪癖是，喜欢高谈阔论，只要有人听，他便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口沫横飞地谈个不休。更怪的是，他永远穿著那一套：头戴长舌帽，灰色的外套，阔裤管的卡其裤。而故意把帽舌拉下，遮住大半个脸，和金曲小姐一样，一直不露半点蛛丝马迹。
有一次，一位建中的学生问他：“老板！你长得这么帅，为什么不去做其他工作，而要到此来呢？”这一问他呆住了，他低下头想：我真的这么帅吗？错了！只是别人看不出来而已，我是有缺陷的。但他感叹的说：“这年头，人浮于事，那里去找工作呢？有这种工作做，算是不错了。”记得他第一天到此来，并非专程来找工作的，他只不过是在走投无路，穷苦潦倒，想藉逛书摊，摄取精神上的安慰，来弥补物质上的需要罢了。没想到，当他到达厦门街与牯岭街附近时，他怔住了，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令他心碎的画面，一位古稀老太婆，显然是劳累过度，老态龙钟的坐著打盹，旁边一位嚎啕大哭的小男孩，穿著一件极短的脏内衣，凸眼，鼻涕泪水糊了一脸，下身光著，疝气很厉害，好像是哭出来的。他很不忍心，所以毛遂自荐，愿意替她们看顾旧书摊。
摆旧书的人，十家有九家，壁后都藏有黄色书刊的，当然他这一家也不例外，老板娘时常提醒他“那种书”放在箱子后。但是，每当有人来向他问：“老板！你有没有‘小本的’。”或“那种书”或干脆的说“黄色的”他都摇摇头。有一次，一位熟知“内情”的人不悦的说：“你是不是要留著自己享用呢？”这句话使他难受了好一阵子。他何尝不愿多赚钱？只不过他一直认为，这种书留著对社会无益，而且有害。为什么要昧著良心去犯“罪”呢？所以虽然屡遭顾客的不谅解以及老板娘的冷面孔，但他仍然不把那种书拿出来。他只能说是好公民，不能说是好商人，因为他不会做生意，人家都喜欢的，也是获利最高的黄色小说，灰色小说，他不卖。他偏偏欢喜人家买他的“成功之路”“励志文粹”“青年修养丛书”。更绝的是，如果有人向他胃“三民主义”“苏俄在中国”“国父遗教”或“风雨中的宁静”时，他就优待再优待，打折再打折，甚至买一送一。他想，反正这些旧书都是按斤买来的，再便宜也不会让老板娘蚀本。
他也不是完人。因为他曾经没有告诉老板娘而把他喜欢的书“拿走”。虽然他时常用他卖了“一天的生命”换领书本，但他对书是贪心的。他一来便不断地看书，他想把书架上的书全部看完，但他失望了，因为每当读了一半时，就被人家买走了。
由于书看多了，自然也不免要涂它两笔，刚学涂鸦的人，对作家都有无限的崇拜。这事也巧，在他阅完“艺林散记”的第二天，该书的“作者”李ｘ安出现了。当他知道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时，佩服得五体投地。语言声音，极尽巴结的能事，又是羡慕，又是恭维。最后李告诉他，他想来拿几本书，他不敢怠慢，马上请他“多多照顾”。一本又一本的堆，至少也选有两百元了。当要付钱时，他告诉他“我与老板娘有‘交付计算’你请老板娘中午到我家来。”他太老实了，送走后，他乐得不得了，中午便满怀喜悦的告诉老板娘。她说：“完了！完了！又被骗了，上次，我妹妹被他骗去了五百元。”他后悔了，惭愧得无地自容，“竟”被一位不学无术的人骗了。
有一天，一群大学生围过来，他正好在作笔记。他们惊奇的问：“老板！你也在念书吗？”他急著回答：“不！不！这是替人家抄的。”他说：“抄一本多少钱呢？”“随便他们送的。”“那以后我们也请你帮忙抄好了！”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一只手拍著他的肩膀并叫著：“老板！这本多少钱呢？”当他转身过去时，两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真没想到，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络的同学，竟然会在这儿相见。他们互吐别后的情趣，当然，变得最多的是老板，因为他以前是用爬的，现在装上义肢，却“站起来了”。
事实上，他还有一段曲折动人的过去，他小时候曾被人当作玩偶，辗转各地卖艺，稍大以后，危难和困苦又不断折磨他，但他却凭著不气馁的奋斗精神，在自助人助的社会温暖下，不但站了起来，而现在更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他的奋斗精神，也已赢得同校一位女同学的崇敬，共同读书游息，编织友谊。
二四年前，他出生于云林县口湖后厝村，那是一个近海的小村，土地贫瘠，位置偏僻。
他是家中第八个孩子，呱呱堕地时，上身如常，双腿却畸形弯曲，不能伸直，也不能站立，父母虽然慈爱，亲戚邻居却不喜欢他。
由于家中只有几分土地，人口众多，父母和年龄较大的兄姐，都整天外出工作赚钱，他留在家中，没有人照应，好像在自生自灭中长大。
从出生到五岁，他都不敢见人，不肯出门，好哭，父母为他烦恼，却想不出好办法。忽然有一天，村中来了一个卖草药的老人，带著一头猴子，看到他，向他父母表示愿意带著他，他的父母勉强同意，从此，他就与老人，猴子为伍，离家流浪。
他当时上身和大腿发育正常，只有两条小腿蜷曲，无法站立，行走都用手辅助爬行，因此，两臂强健。那个卖草药的老人，就教他模仿猴子的行动，与猴子合作，表演四足爬行、身体倒立，玩吊竿、悬索等把戏，吸引观众。
他现在认为那个老人对他不错，辗转各地，使他增加不少见识。
流浪生活惯了，回家不久，他就想念老人和猴子，常常偷偷地爬到村口探望。可是，他每次走出家门，总会引起好奇的村民和顽皮的孩子围观，这些人好像看怪物，有时还会对他嘲笑，玩弄或欺侮，他受不了一次次的侮辱，天天向父母吵著要离家，那几年，他家又添了二个弟妹，家境更差。父母受不了他的纠缠，他就离村约一公里外自己的田里，搭了一个茅寮，派他十三岁的五哥郑文瑞，陪他住茅寮。养一群鸡鸭，躲开别人的骚扰。
据他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过得最困苦，他爬行著和五哥一起种菜，找蕃薯，田螺和泥鳅作为食物果腹，他现在还能回味起那些带青草昧的滋味。
那段日子里，他也没有衣物穿，热天还好，到了冬天，他白天只穿一件姐姐的夹衣，晚上与哥哥一起躲在一堆破棉絮里瑟缩。就这样，他与五哥，在那个茅寮里过了三个冬天。
台风对人有害，可是，民国四十二年有一次台风，却转变了他的命运。
那次台风，刮走了他与五哥蜗居的茅寮，大量的雨水淹没了田地，他五哥恐惧地背著他逃回村子，在看不见路的原野里，跌跌撞撞，摸索了半天才回到家。当时，五哥的两条腿，被荆棘刺伤多处不断流血，母亲开门看到后，禁不住抱著他们兄弟俩痛哭失声。从此，他母亲再也不让他回到田野去了。
再度回家，他已十岁，经过三年来的独立生活，爬行动作迅速，也会做家事了，可是村中没有学校，他的父母没有念过书，兄姐也只有小学程度，因此，全家对他的前途毫无计划，只留他在家帮忙照顾弟妹。
他当时对邻居孩子上学颇感兴趣，可是，最近的文光国校在距离一公里外的邻村，他不能走去，小学又没有寄宿，因此，虽然学校派人来调查通知他入学，父母并没有办法。
有一天，邻居赵姓的孩子，答应背他到学校去玩，那个孩子把他背到学校后，有一位吴姓老师对他非常关怀。以后，他就经常要求别人带他去学校，有时自己爬去学校。学校中的老师发现他很知上进，就再度劝说他的父母，终于，他在十岁那年秋天，正式进入国校读一年级。
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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