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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数哲人杰士用心血孕育出来的伟大思想，优美的文化，供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悲观？我们自己如不努力发展生命，继续创造，配不配谈悲观？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不同；他给人以和悦快乐向上的情绪，确比悲观主义好得多了。不过乐观主义也须有正确的信念做基础，才没有流弊。我虽然赞成乐观，但不赞成盲目的乐观。
在西洋思想史上，乐观主义也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是宗教的乐观派。西洋宗教是比较抱乐观态度的。其根本观念，是以为宇宙有一个全美全能的主宰。人生下来本有罪恶，但只要赎罪以后，就可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原始罪恶”（original sin）的观念，本始自希伯来人。赎罪的观念，对于软弱的灵魂，有愧的良心，是一种安慰，一种希望。但把理智来省察，却难自圆其说。假定世界为全善全能的主宰所创造，他既为全善，又何为造恶？既然有恶，则全善之说，何能成立？既为全能，为何不能把恶去掉？如谓恶是安排好了来磨炼人的，意在使人去恶为善，但何不痛痛快快将恶去掉，又何必绕一大圈子，来和人开玩笑？至于“原始罪恶”之说，尤使人生一种恐怖和抱怨祖宗的心理。我们很难了解小孩子生下来有什么罪恶？如果说这罪恶是从亚当夏娃偷吃了一个苹果传下来的，那也太残酷了。难道父母是犯人，子子孙孙都是犯人？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罪恶遗传论。鼓励有罪的人忏悔，本是一种很好的意思。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也是鼓励人家改过。但是决不能把宗教的忏悔，看作一步登天的捷径。欧洲中古时代僧侣借此敛钱的事很多。中国社会里一面念经，一面作恶的事，大家睁开眼睛就看得见。中国不少军阀在位时杀人放火，一下野就长斋礼佛，等到有机会上台还是照旧的杀人放火。这都是仗著宗教的忏悔，为恣意作恶的保证。为求人类沉著的进步，不必有事前的恐怖，也不必存容易的乐观。
第二是理性主义的乐观派。这派以为世界是合理的，甚至于是理性的构成。因为恶是不合理的，所以不承认恶的存在，所以恶是不真的（not real）。这种观念，推论下去，真是危险。恶如不真，何必还要和恶奋闘？“无的放矢”，岂非多事？把恶看得太轻，便是松懈自己。恶的真与不真，应依客观的情态来决定。自然界中善与恶都是实在有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固然是真，但是洪水猛兽，狂风暴雨，又何尝不真？我们不必否认恶的存在，我们应该将恶征服。人的努力，就在于此。恶是完美人生的阻碍，但人类一切的工作，一切的文明，都由于征服这些阻碍。若是田中自有收成，树林自有果实，就用不著农艺园艺的工作；若是气候绝对宜人，风雨毫不为害，就用不著各种起居的设备；若是树上会长衣帽鞋袜用具，就用不著工商业。遍地都是鲜花，满溪流著牛奶，海水变为柠檬露，祇不过是带诗意的幻想。因为恶的存在，使我们成就了许多事业。人类不但能将恶征服，而且能转恶为善。水可以泛滥，也可以灌溉，祇看转变的力量如何。我们需要阻力，我们接受障碍；没有无阻力的成功，没有无障碍的快乐。我们不敢说整个的世界是理性的构造，我们却可以希望从我们的努力，可以把世界改造得更为接近理性。
第三是生物进化论的乐观派。这派还是代表初期进化论的乐观论调，也可以说是幼稚观念。他以为算起总帐来世界总是进化的，于是在逻辑上跳了一大跳，以为算起总帐来世界总是进步的。他把进化与进步论两个观念混淆了。进化祇是变，变好变坏是不一定的，所以进化决不等于进步。当黄金时代在远古的观念，盛行于西洋的时候，进步的观念自属薄弱。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之间，义大利人魏柯（Vico）以历史哲学证明世界进步；十八世纪初叶法人圣比耶（Abbe de Saint─Pierre）认为进步是真实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Herder）居然从历史和文学方面，规定了“进步的定律”。但是这些大都还是富于浪漫式热忱的期望。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成立以后，思想界为之震动，于是进化论的范围，扩大到生物科学以外，连天体星辰的进化，也讲起来了。从进化的迹象之中，发现了许多进步的事实；当时的人又震慑于自然科学和工业文明的进步，于是不知不觉之中，常把进化与进步混为一谈，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的进步观念，曾经给予近代文明以不少的鼓励；祇是把他当作盲目接受的教条，把进步认为必然的现象，那就大大不安。这不但不能使人奋发，而且可以使人懈惰。须知世界上进步的现象固有，退步的现象也有。生物的种类有发展的，也有消灭的；人类的种族，有继续繁盛的，也有祇馀遗迹，供他人凭吊的；中道崩殂的文化与文明，不知道有多少。就是现在存在著的人类及其文化与文明，若是不用智慧去指导他的方向，而恣意摧毁，或是停滞不前，也终久免不了被时间卷去的劫运。况且按逻辑的道理来讲，进步是必须先假定一个目标，朝著他前进，那进步这个名词的意义，才能成立。否则譬如循著一个铁环在转圈子，从这方看是进步，从那方看是退步。又譬如养猪，将一个猪种改良，可以把三四百斤一头的猪养到七八百斤；在研究畜牧的人看来，肥猪可以多供给肉量，是进步了；若是猪而有知，能够说话的话，他能同意吗？进步必先有定向（direction），这是逻辑的先假，这道理十分明显。还有进化论里的“适应”二字，也常被滥用而易起误会。适应不祇是被动的，最高生物─人类，─的适应，是自动的、是积极的、是带创造性的，“适应”决不是将就。我们接受环境的现实，但是决不陷没在环境里面；最能适应的人是最能改造环境的人。“随遇而安，”是缺少创造精神的生活。
根据以上对于悲观与乐观两大壁垒的讨论和批评，我们正确的人生态度，可以决定了。我们用不著悲观，因为除了毁灭自己的生命而外，悲观毫无是处。我们要乐观才能提得起我们做人的兴致，但是我们决不能存过分的，盲目的乐观，因为他可以造成人生的倚赖性和惰性。世界上同时有可悲可乐的事实，我们不必否认。我们的悲要当作慈悲的悲。要以“悲天悯人”的情绪，去积极奋闘，拯救人类的痛苦。我们的乐要认为是“乐以忘忧”的乐，从乐里去解除工作的疲乏和苦闷，去求得精神的安慰和振作。“苦中作乐”不是一件坏事。要面带笑容上火线的战士，才能打胜仗。（三十一年一月六日中央社记者长沙来电，谓于长沙最危急之时，记者在街上见守城士卒，当休息的机会，还弄丝竹。他们有这种的精神，所以能奏第三次的湘北大捷。）不但前方应当如此，当长期抗战，生活困难的期间，后方更应当如此。终日愁眉不展，怨天尤人的人，不但不能帮助国家打胜仗，反而颓废精神，沮丧士气。为了不做奴隶而牺牲，就是喝碗稀饭，也应当快快活活的喝下去。
我所主张的是不断的、积极的、原动的改造主义（创译一个英文名词是dynamic reconst─ructionism）。我们不能抹煞历史、抹煞环境，这在宇宙的系统里都是真实的。人类生命的系统，在宇宙的系统里也是同样真实的。但是这个生命的系统，与其他宇宙间的系统，有一点不同的地方──这是生命的特性──就是他有智慧去指导他的命运，有意志去贯澈他的主张，有生力去推动他的工作。他和炉火一样，就把他放在壁炉里，他也可以吸收满屋的氧气，以发挥他的火焰，增加他的热度，使四座生温。他可以吸收宇宙的生机，增加自己的生机；吸收宇宙的生命，扩大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接受现实而不为现实所囿。他认识理想，但是他知道理想是不断推进的，所以他不断的动，不断的向前。他不失望，他不怨恨。他不但勇敢地接受生命，而且快乐地创造生命。他把古往今来，四方八面的原料，运用他的生力，沉著地来改造这生命更接近于他的理想。
十世纪波斯诗人莪玛开颜（Omar Khayyam）有一节名诗，我冠以“心愿”的题目，翻译在后面：
“要是我能同你，
爱呵，秘密的，
和造化小儿定计；
抓住这苦恼的宇宙安排，
一把搦的粉碎！
可能依咱俩的铺排，
重造得更称我们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