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运动家的风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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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文惠君赞美庖丁解牛的技术，庖丁回的话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话可以解释近代运动的精神。

    提倡运动的人，以为运动可以增进个人和民族体力的健康。是的，健康的体力，是一生努力成功的基础；大家体力不发展，民族的生力也就衰弱下去。

    古代希腊人以为“健全的心灵，寓于健全的身体。”这也是深刻的理论。身体不健康，心灵容易生病态。历史上，传记里，和心理学中的例证太多了。

    近代美国大学里，认为运动在竞赛的时候，可以发展大家对于自己学校的感情和忠心，培养团体内部的共同意识和生活。这理论已经是较狭小而次一等了。有比这更扩大一些的，就是都市与都市间的运动竞赛，国家与国家间的运动竞赛。自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西洋复活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风气，产生了多少国际运动会，也是为此。

    其实就从无所为的眼光来看，从纯美的观点来看，于美景良辰，化日光天之下，多少健美的男女，表现他们发展得很充实的形体，经过训练的姿势，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阁似的飞扬炫耀于广大热烈的观众之前，也可以发生一种自然的美感。

    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运动的精义，还不祇此。他更有道德的意义，就是在运动场上养成人生的正大态度，政治的光明修养，以陶铸优良的民族性。这就是我所谓“运动家的风度”。

    养成运动家的风良（sportsmanship），首先要认识“君子之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是何等的光明，何等的雍容。英文中〝fairplay〞这个字，最好恐怕祇有译作“君子之争。”他的起源也是出于运动；但其含义则推用到一切立身处世，接物待人的方式。运动是要守著一定的规律，在万目睽睽的监视之下，从公开竞争而求得胜利的；所以一切不光明的态度，暗箭伤人的举动，和背地里占小便宜的心理，都当排斥。犯规的行动，虽然可因此得胜，且未被裁判者所觉察，然而这是有风度的运动家所引为耻辱而不屑采取的。当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读书的时候，看过一次普林斯顿大学与耶鲁大学盛大的足球赛。这是美国东部大学运动界的一件大事。双方都是强劲的队伍，胜败为全美所属目。他们在基督教的国家里，于比赛前一晚举行“誓师”大典时有一次祷告。普林斯顿球队的祷告词中有一句话：“我们祈求胜利，但是我们更祈求能够保持清白的动作。”这句话当时我很受感动。

    有风度的运动家，要有服输的精神。“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运动家正是这种君子。按照正道做，输了有何怨尤。我输了祇怪我自己不行；等我充实改进以后，下次再来过。人家胜了，是他本事好，我祇有佩服他；骂他不但是无聊，而且是无耻。欧美先进国家的人民，因为受了运动场上的训练，服输的精神，是很丰富的。这种精神，当从体育的运动场上，带进了政治的运动场上。譬如这次罗斯福与威尔基竞选。在竞选的时候，虽然互相批评；但是选举揭晓以后，罗斯福收到第一个贺电，就是威尔基发的。这贺电的大意是：我们的政策，公诸国民之前，现在国民选择你的，我竭诚的贺你成功。（其实每届选举完毕，失败者都是这样做。而胜败之间有无问题，也每以失败方面的贺电为断。）这和网球结局以后，胜利者和失败者隔网握手的精神一样。此次威尔基失败以后，还帮助罗斯福作种种外交活动，一切以国家为前提。这也是值得赞许的。在中国的政治失败者，则以为“连老子都会失败，大家瞎了眼睛。不请教我，天下事尚可有为？”

    有风度的运动家不但有服输的精神，而且更有超越胜败的心胸。来竞争当然要求胜利，来比赛当然想开记录。但是有修养的运动家，必定要达到得失无动于中的境地。“人人赛跑，祇有一个第一，”这是保罗的话。记录不过用以试验人力可能达到的限度。不说欧文斯（Owens）十秒点三跑一百公尺的记录，和他跳远到八公尺点二三的记录，就是请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亚基里斯（Achilles）出来，他每小时经过的距离，能超过火车、汽车，或现在每小时飞行在四百英里以上的喷火式驱逐机吗？可见人力是很有限度的，而我们所重，并不在此。运动所重视，乃在运动的精神。“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正是重要的运动精神之一。否则要变“悻悻然”的小人了！运动家当然明白运动是义务的表演；既知如此，还得拼命去干，也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有风度的运动家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运动会要举行宣誓，意即在此。临阵脱逃，半途而废，都不是运动家所应有的。“任重而道远”和“贯澈始终”的精神，应由运动家表现，所以赛跑落后，无希望得奖，还要努力跑到的人，乃是有毅力的人。大家鼓励之不暇，决不能有中国运动场上习见的“喝倒采”。

    “橘移淮北化为枳。”许多西洋东西到中国来会变质，运动也不是例外。运动风气在中国开始不过三四十年，较盛不过近十几年，这种风气对于青年的健康与体力，很有帮助，祇可惜他还没有超过学校青年的范围。但是运动的精神，在中国不祇没有发达，且常不被了解，甚至于被误解。比球的时候，看准对方的健将，设法将其先行踢伤，再图一逞。输了以后不服输，说是评判员不公，乃蜂拥殴打。这种事虽逐渐减少，也时不绝闻。我记得民国初年上海有某某两大学因比球而成了“世仇”。其中有一位校长是讲国学的老先生，修养很好；祇当比球的时候，火气特盛：本校球队在他处开始比赛的时候，他就拏一张椅子，坐在电话旁边，（那时候还没有办公桌上的话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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