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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出车(小雅)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狁于夷。

    释音:谓,音归。趯,音剔。降,音杭。

    【诗义关键】

    诗言“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南仲”是什么时候的人?“方”在什么地方?诗又说“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我”又是谁?“朔方”与“方”是不是一个地方?假如是一个地方,既然派了南仲到方,为什么又派“我”来呢?“我”与“南仲”有否关系呢?“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天子”是谁?“天子所”指的是什么地方?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可了解这首诗。

    《毛传》说:“南仲,文王之属。”可是《汉书·古今人表》列南仲为宣王时人,而与召虎、方叔、仲山甫、申伯、尹吉甫、韩侯、蹶父等人并列。文王到宣王相差二百多年,南仲不可能活这么长的岁数。那么,到底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这是《诗经》研究的一大关键。假如南仲这个人物弄不清楚,许多诗篇也就无法了解。《后汉书》(卷五十一,《列传》第四十一)《庞参传》载马融上书说:“昔周宣狁侵镐及方……而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马融也认南仲为宣王时人。崔述于《丰镐考信录》(卷七)说:“经传记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称南仲者,而《常武》,宣王时诗有南仲。大王时有獯鬻,文王时有昆夷,未有称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时诗称狁。然则,此当为宣王时诗,非文王时诗矣。不特此也,《六月》称‘侵镐及方’,此诗称‘往城于方’,其地同;《六月》称‘六月棲棲,戎车既饬’,此诗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其时又同。然则此二诗乃一时之事,其文正相表里。盖因镐、方皆为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耳。”这是极有见地的话,可惜他不再追究:既然吉甫经略镐,南仲经略方,镐方当非一地,而诗怎么既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说“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呢?难道两个方不是一个地方吗?必须把“我”与南仲的关系追究清楚,才可了然此中事迹。

    南仲既是宣王时人,那么,“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的“我”是谁呢?“我”是诗篇的作者,这个“我”是了解《诗经》的最大关键,可是研究《诗经》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我”。“我”不仅不是南仲,而且与南仲的身份、地位都迥然殊异。怎么知道呢?从这首诗里表现的旗帜来看。“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旂是南仲的旗帜。“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旟是“我”的旗帜。《周礼·春官·司常》说“交龙为旂……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又说:“诸侯建旂……州里建旟,县鄙建旐……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又说:“凡军事建旌旗。”由此可知周人在出征的时候,诸侯、大夫、士,都要把象征他们身份与地位的旗帜竖立起来以显示自己之所在。这样讲来,诗篇里所表现的各种旗帜极具意义。此诗“旂旐央央”的“旂”所象征的是南仲,《采芑》篇“旂旐央央”的“旂”所象征的是方叔,《韩奕》篇“淑旂绥章”的“旂”所象征的是韩侯,《泮水》篇“言观其旂”“其旂茷茷”的“旂”所象征的是鲁侯,《閟宫》篇“龙旂承祀”的“龙旂”所象征的也是鲁侯。南仲、方叔、韩侯、鲁侯都是诸侯,他们的旗帜都是旂,可见《诗经》里的旗帜一点也不乱用。至于旟旗,那是州里的将官才用。《干旄》篇说“孑孑干旟,在浚之都”,浚为卫国的州里,故用旟。《六月》篇说“织文鸟章”,鸟章为旟,那么,尹吉甫的旗帜是旟。然为什么“旂旐”“旟旐”连用呢?因为诸侯与士大夫所率领的队伍都是县鄙的民众,所以把它们连合起来。尹吉甫的旗帜既是旟,而此诗的“我”是否是尹吉甫呢?只将《六月》篇与此诗做一对照,就发现“我”是谁了。

    《六月》篇说“六月棲棲,戎车既饬”,又说“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是六月出征;此诗说:“昔我往矣,黍稷方华。”黍稷方华在六月,是出征的季节相同。《六月》篇说“狁孔炽,我是用急”,征伐的对象是狁,此诗也说“赫赫南仲,狁于襄”,所征伐的对象又是一样。《六月》篇说“狁匪茹”“侵镐及方”;此诗又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是征伐的地点也相同。《六月》篇说“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出征的人所率领的是州里的民众;此诗也说“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是出征人的身份与所率领的民众也相同。《六月》篇说“王于出征,以匡王国”,是宣王在出征;此诗说“王事多难,维其棘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宣王也在出征,是事件也相同。《六月》篇说“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是尹吉甫能文能武;此诗一方面说“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是良人的身份;一方面又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也是能文能武。《六月》篇是以作者的第一人称“我”来表现,如“狁孔炽,我是用急”,“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都是以“我”来表现,换言之,“我”就是作者,也就是尹吉甫;此诗也是用第一人称的“我”来表现,如“我出我车,于彼牧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我”也是作者。有此七点相同,假如我们说这首诗的“我”也是尹吉甫,而此诗为尹吉甫所写,绝无问题。

    然宣王既派了南仲在方这地方伐狁,为什么又派尹吉甫来呢?诗言“忧心悄悄,仆夫况瘁”,况、瘁都是病的意思,意思就是我心里在悄悄地忧愁,军队都人老兵疲了。这是尹吉甫对南仲队伍的忧虑,那么,南仲是哪一年就来方这个地方征伐狁呢?《竹书纪年》于宣王三年载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这个“仲”就是南仲。怎么知道呢?《鄦惠鼎铭》说“司徒南仲右,鄦惠入门”,南仲曾做周室的司徒,故称之为大夫。可是后人将这个仲注为秦仲,不仅使诗义不可了解,连史事也弄错了。《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说:“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秦仲在宣王四年就被犬戎所杀,而此诗所叙的是宣王五六年间的事,怎么相合呢?再者,秦仲所伐者为犬丘之戎,在今西安西边,也不是方地的戎。将《竹书纪年》所记载的与此诗做一对照,可以断定不是秦仲。秦仲并没有入仕于周,怎可称他为大夫呢?我希望口口声声说《竹书纪年》靠不住的人,好好检讨一下,到底是《竹书纪年》靠不住呢?还是自己把事迹搞错了呢?

    南仲既于宣王三年就在方这个地方伐狁,到宣王五年时还不能平定,这样,就接着我们上边的叙述了。宣王是五年正月就开始出征,二月初一在岐山,三月初六到达漆沮汇流处的鹳鹊谷,三月二十六日到达。到达后,宣王派尹吉甫赴成周,将那里的委积送到谢城,并将南淮夷的物资运来打狁,可是被南淮夷拒绝了。尹吉甫不得不回到自己管辖的浚地来征调人马再西征,这就接着《六月》篇所写的了。这一篇是尹吉甫写他于宣王五年六月出征之后到达方山,与南仲同心协力将狁平定后,又于宣王六年初春跟宣王南征徐国,而与南仲离别时所写。

    到此。我们要更正崔述的两点错误。第一,他说:“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实际上,镐(在今山西闻喜县)方(在今山西永济县)两地都是南仲在经略,而因军事不利,旷日持久,人老兵疲,所以宣王令尹吉甫来协助他。尹吉甫的身份仅仅是武士,在周朝的封建政治之下,做大将的都是诸侯,他没有这种资格。后人看到《六月》篇的“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就认为他是大将,并认为他地位高得不得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第二,崔述又认为《采芑》篇的“征伐狁”为宣王时事,实际上也错了。这是夷王时候的事。《竹书纪年》于夷王七年载说:“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不??铭》说:“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驭方,狁广伐西俞。’”西俞,即《竹书》所纪的俞泉。不驭方即方叔。伯氏即《竹书》的虢公。夷王七年为公元前八八八年,到宣王六年(《采芑》篇写于此年)的公元前八二二年,相距已六十六年,而《不??铭》里称方叔为小子,到宣王时为八十多岁的老人,故《采芑》篇称之为“方叔元老”。这时方叔已告老还乡。(详请参看《采芑》篇的解释)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狁考》里也误认方叔在宣王时伐狁,故在此特为辨明。宣王时伐狁的只有南仲,尹吉甫不过协助他而已。

    关键明白了,再将此诗一字一句作一解释。

    【字句解释】

    一章。牧,牧野,周时为车战,故有牧野为养马之地。此篇牧野当在方山。方在周时为京所在地。《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一)于首阳山说“或又谓之方山”,是首阳山亦有方山之称。出,派的意思。我出我车,于彼牧矣,就是我派我的戎车,来到他那个牧野。尹吉甫是由卫国而来,故称方之牧野为“彼牧”。天子所,天子所在地,不是指镐京。我们不是讲宣王于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吗?天子所即指此。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就是我是从天子所在的地方来的。《诗经》中用“谓之”成语的共有五篇:《摽有梅》《北门》《都人士》《绵蛮》与此诗。古人喉齿音不分,故读归为谓,所有的“谓之”都是“归之”的意思(参闻一多说)。召彼仆夫,谓之载矣,就是召集那些仆夫,把他们载回去。棘,即今所谓棘手。整章的意思就是:我将我的戎车派出在他那个牧野了。我是从天子所在的地方来的。来的目的是召集那些仆夫,载他们回去。国事多难,非常地棘手呀!

    二章。郊,也指方的牧野。旆旆,风飘旗声。整章的意思就是:我派遣了我的戎车,来到那个郊野。旐竖起来了,旄也竖立起来。那些旟旐在风里飘扬,怎么不作旆旆的响声呢?可是我的心里却悄悄地在担忧那些害了病的仆夫。

    三章。《诗经》中用“彭彭”的共有七篇:《载驱》《北山》《大明》《烝民》《韩奕》《》与此诗。《毛传》于《载驱》篇注为“多貌”;于《北山》篇注为“彭彭然不得息”;于《大明》篇无注,而《郑笺》说“马强”,是注彭彭为强貌;于《烝民》篇无注,而《郑笺》说“行貌”;于《》篇注为“有力有容也”;于此篇则注为“四马貌”。不管《毛传》《郑笺》,都是依诗立训,若求其一致的意义,则以“行声”为宜。出车彭彭,就是戎车都在彭彭作响。《诗经》中用“央央”的共有四篇:《六月》《采芑》《载见》与此诗。《毛传》于此诗注为“显明貌”,若以此义解《载见》篇“和铃央央”,即变为和铃显明,义不可通。央央亦是响声,和铃央央,就是和铃央央作响;此诗旂旐央央,就是旂旐被风飘得央央在响。襄,除。整章的意思就是:王命令南仲,到方这个地方筑城以防御。他的戎车彭彭在出动,旂旐的旗帜央央在响。天子又命令我说:“到那北方的方地筑城。”显赫的南仲,正在这里驱逐狁。

    四章。黍为禾属而不黏者,色黄,祭祀时用,故名为穄,也就是现在说的小米。夏至播种,秋收。夏至为阴历五月初,那时种黍。稷,即今之高粱。谚语有“九里种,伏里收”之说(程瑶田《九谷考》说)。九,为九九,由冬至次日数起历八十一日为九九,那时正是立春,所以高粱是春天里就播种的。此诗言“黍稷方华”,正是七八月的景象。《六月》篇说“六月棲棲,戎车既饬”,六月整理军备,七月出征,所以此诗言:“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往,是往,因为那时宣王在这里。思,为斯之假借,指方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就是现在我来到这里,途中正在下雪。尹吉甫于七月由卫国浚地出发,先到,再从那里一步一步地打到方城,这时正是下雪的时候。启居,安居。简书,天子的策命。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毛传》谓‘戒命,邻国有急,以简书相召,则奔命救之’,此用《左传》而误也。闵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此第谓当时天子有此简书,其中有‘同恶相恤’之语,非邻国之简书也。其后邻国有戒命,则亦谓之简书耳。”这个解释极为重要,因为知道了简书的原始意义为天子的策命,那么,就与尹吉甫发生关系,而尹吉甫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宣王作简书。南仲在方这个地方平定了狁,就要回卫,而尹吉甫还得跟随宣王去征伐淮夷,所以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整章的意思就是:以前我动身的时候黍稷正在开花;现在我来到这里,满路上都在下雪。国家发生了太多的灾难,也顾不得安居乐业。怎么不想回去呢?怕的就是这种简书的工作。

    五章。喓喓,虫鸣声。草虫,蝗属,俗名织布娘。趯趯,跳跃貌。阜螽,《毛传》注为“蠜也”。按蠜为蝗之幼虱,与趯趯的形容不合。阜螽应为?螽,一名蚱蜢。《辞源》解释说:“蝗属,体长寸许。有深灰色、黄绿色等数种。头为三角形,前翅成革质,稍能飞翔。后脚腿节壮大,便于跳跃。”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就是草虫喓喓地在叫,蚱蜢趯趯地在跳的时候。君子,指南仲。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就是还未见到您的时候,心里一阵子一阵子地不安,现在看到您,心里也就安定了。这是两个地点,两个季节,两种心情的话。说得详细一点,是喓喓草虫、趯趯阜螽的时候没有看到南仲,心里一阵子一阵子地不安;现在到了方山,也就是冬季的时候,见到了南仲,心里也就安定了。薄,迫。西戎,狁。整章的意思就是:草虫喓喓地在叫,阜螽趯趯地在跳的时候,没有看到您,心里一阵子一阵子地不安;现在既然看到您,心里也就安定了。显赫的南仲呀,正急迫地征伐西戎。

    六章。萋萋,茂盛貌。仓庚,黄莺。蘩,白蒿。整章的意思就是:迟迟的春天来到了,花木也都茂盛了。黄莺喈喈地在叫,大家都去采蘩了。赶紧捉些间谍,擒些酋长,赶快地回去。显赫的南仲,把狁平定了。

    【诗篇联系】

    这篇诗极为重要,因为它联系着宣王五年六月直到六年六月的事迹。“昔我往矣,黍稷方华”,是宣王五年六七月;“今我来思,雨雪载涂”,是宣王五年十一二月;“春日迟迟,卉木萋萋”,是宣王六年初春。事迹的联系固然重要,而南仲这个人物的发现更为重要,因为下边有许许多多诗篇都与他有关。假如不知道南仲与尹吉甫的关系,几十篇诗就根本无法解释。

    【诗义辨正】

    《毛序》:“《出车》,劳还率也。”根本不着边际。不仅《毛序》,历来说诗的人都没有摸到边际。我们只引姚际恒的话,就可代表其他。他说:“《小序》谓‘劳还率’,非。此与上篇(按指《采薇》)亦同为还归之作;但二篇似乎同,又不同,难以臆断。《采薇》言狁,此篇亦言之,似乎同也;《采薇》不言南仲,不言西戎,而此篇言之,又不同也。《采薇》‘雨雪霏霏’,此篇‘雨雪载涂’,似乎同也;而‘春日迟迟’诸句又不同也。故曰不敢臆断。若郑氏以为文王诗,因文王不为天子,而以天子归之殷王,殊迂。季明德及《伪传》《说》,皆以为宣王,因《常武》有‘南仲太祖’一语。然正以此语而可知其非宣王也,何哓哓为!南仲,《史·匈奴传》云‘在襄王时’;又云‘在懿王时’。《汉书·人表》有南中,在厉王时;《匈奴传》又引《出车》之诗,谓宣王命将征伐狁,则又在宣王时。史之矛盾如此。若郑氏谓文王时人,止因以《鹿鸣》至《鱼丽》为文、武时诗,故以南仲为文王时人,益不足凭。故南仲既不知为何时人,则亦不知此诗为何王矣。据《常武》为宣王诗,其云‘南仲太祖’,则在宣王之上世可知;但不必文王耳。”《诗经》这部书实实在在无一人名、无一地名、无一事件,甚而没有一句不是真史;可惜前人受着《毛序》《诗谱》《郑笺》等的束缚,不敢打通来看。结果,一部最可靠、最生动、最翔实的史书,变成一个谜。你也猜,我也猜,猜了两千多年,使它生了层层的锈,更使后人看不出它的面目。我们试把姚际恒所提出的问题做一解答。

    《常武》篇的“南仲大祖”,大祖是辈分,也就是现在说的老爷爷。为什么有这样的称呼呢?这是尹吉甫跟随他的恋人仲氏的称谓。仲氏是孙子仲的女儿,卫武公的孙女,卫釐侯的重孙女。南仲是卫国人,与釐侯同辈,故称为“大祖”。宣王六年的时候,他的岁数已经很高,所以有人说他是厉王时人,有人说他是懿王(当为夷王之误)时人都可能;至于说襄王时人,就不可能了。因为这首诗写于宣王六年(公元前八二二),上推至夷王元年(公元前八九四)为七十二年,故可能为夷王时人。至于说是襄王时人,那就毫无根据了。至于《采薇》与此诗的不同,因为写诗的目的不同,内容也就不同,而实际是一回事。到我们讲《采薇》篇时,就可知此中的详情。

    二

    草虫(召南)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释音:惙,音拙。

    【诗义关键】

    这首诗的词句几乎与《出车》篇的第五章完全相同,难道是彼此抄袭吗?不是的。《诗经》中凡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一事件、同一心情之下,往往用同一的词句来表现,这不是后人的抄袭,而是一个人的作品。现在来说明此诗与《出车》篇的关系。

    在解释《出车》篇“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的时候,曾说这是两个季节、两个地点、两种心情。这首诗更显出了此种情形。诗言:“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就是在南山采蕨的时候,那时没有看到您,心里总是在忧愁。现在到了方山,见到南仲的时候,心里也就快乐。如此讲来,不仅证明我们所考证的南山在卫国,也就是现在的太行山;而且也证明《六月》篇“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的“三十里”,就是指浚地广袤而言。因为尹吉甫的的确确是从这里出兵的。

    然关于南仲的作品里怎么出现南山呢?南山是否与南仲也有关系呢?现在再来追究南仲是什么地方的人。郑樵《通志·氏族略》于“卫人字”条南氏说:“姬姓……或言周宣王南仲之后。”由此可知南仲姓姬,而且是卫国人。《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于修武县南阳城引《水经注》说:“修武故宁,亦曰南阳。”宁为商时的宁邑,修武旧为商的宁邑,故言“修武故宁”,周时称之为南阳。南阳就是现今河南的修武县。我疑心南仲之南由此而来,南仲的采地也就在这里。

    然这首诗是在什么场合之下写的呢?是尹吉甫刚刚到达方山,南仲为他洗尘,他在洗尘宴上表示思念南仲之作。怎么又知道是刚刚到达方城而写的呢?因为还有一篇《弁》,那是正式的洗尘宴,所以说这是刚刚到达时的作品。

    【字句解释】

    一章。此诗中之“止”,都是“之”之假借。整章的意思就是:当草虫喓喓在叫、阜螽趯趯在跳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您,心里一阵子一阵子地忧愁;现在既然见到了,也遇到了,我的心就放下了。

    二章。蕨,羊齿科植物,嫩叶可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就是跑到那南山边上,采摘蕨草。尹吉甫所管辖的浚地就在太行山的东南。惙惙,忧不绝貌(《辞通》说)。忧心惙惙,就是心里总是在忧愁。说,通悦。整章的意思就是:当我在南山边上,采摘蕨草的时候,那时没有看到您,心里总是在忧愁;现在既然看到了,也遇到了,我的心就高兴了。

    三章。薇,即今之野豌豆苗。夷,平。整章的意思就是:当我跑到那个南山边上采薇的时候,那时没有看到您,我的心里很是伤悲;现在既然看到了,也遇到了,我的心就平定了。

    【诗义辨正】

    《毛序》:“《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姚际恒说:“按为大夫妻,岂尚虑其有非礼相犯而不自防者乎?此不通之论也。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何足见其贤与文王之化耶?《毛传》以嫁时在途言之。夫方嫁在途之女,而即以未见、既见君子为忧喜,可乎?欧阳氏以为‘《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其妻所咏’,庶几近之。……又按《小雅·出车》篇有此‘喓喓草虫’六句,为室家念南仲行役意,亦合。三百篇中多有重辞,未知孰先孰后,不必执泥以求也。何玄子直以为思南仲作,凿甚。文既互见,又相异同,必不是。《伪传》谓‘南国大夫聘于京师,睹召公而归心切’,合召公,尤武断。说者又以《左传》襄二十七年,子展与赵武赋《草虫》实之。此皆当时人断章取义,不可从也。郑氏曰‘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邪辞也。欧阳氏本之,又谓:‘喻非所合而合。’前辈说诗至此,真堪一唾!”假如不是尹吉甫生平事迹的发现,还要永远这样乱猜下去!

    三

    弁(小雅)

    有者弁,实维伊何?尔酒既旨,尔殽既嘉。岂伊异人?兄弟匪他。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未见君子,忧心弈弈;既见君子,庶几说怿!

    有者弁,实维何期?尔酒既旨,尔殽既时。岂伊异人?兄弟具来。茑与女萝,施于松上。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有臧。

    有者弁,实维在首。尔酒既旨,尔殽既阜。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

    释音:,音奎。怲,音旁。霰,音线。

    【诗义关键】

    这首诗又遇到“未见君子,忧心弈弈;既见君子,庶几说怿”,“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有臧”,与《出车》《草虫》两篇几乎相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三首诗的“君子”都是南仲,都是南仲在方山为尹吉甫设宴而尹吉甫歌颂之诗。《草虫》篇是在方山初见面时的设宴,而此诗是正式设宴欢迎。《出车》篇是尹吉甫于宣王六年初春要随宣王南征淮夷,与南仲临别时所写。同一件事,因时间的不同,于是重复地出现。然怎么知道这首诗是正式的设宴呢?我们从“有者弁,实维伊何”,“有者弁,实维何期”,“有者弁,实维在首”上找解答。古时有两种帽子最尊贵,一是冕,一是弁。这两种帽子一定要遇到大典才戴,等于现在的礼帽。《淇奥》篇说“会弁如星”,《鸤鸠》篇说“其弁伊骐”,骐应读为,都是讲弁帽上的宝石之多,就像星星一样,这种帽子的贵重可想而知。,《经典释文》解释说“着弁貌”,也就是戴上的意思。有者弁,实维伊何?就是戴上了弁帽,这是为什么呢?表示惊讶之意。下章“实维何期”,意思就是这怎么敢当呢?戴上弁帽请客,尹吉甫说不敢当,这不是正式宴会是什么?而且诗又明言“乐酒今夕,君子维宴”,明明讲是在设宴。然怎么知道是第二次设宴呢?“尔酒既旨,尔殽既嘉”,“尔酒既旨,尔殽既时”,“尔酒既旨,尔殽既阜”,都是讲已经设过宴,当指《草虫》篇所设之宴。《草虫》篇是在普通便饭席上所写,而此诗则在正式宴席所言,不是很清楚明白吗?尹吉甫到方山是在下雪的时候,故此诗也说“如彼雨雪,先集维霰”,足证季节也相同。“死丧无日,无几相见”,就是还不知哪一天就要死掉,几乎不能见面,正是表示作战时的恐惧心理,与尹吉甫的出征狁也正相吻合。所以我们断定这首诗是尹吉甫到达方山时,南仲为他正式设宴洗尘,而他在宴席上歌颂南仲之作。

    假如解释得不错,那么,我们就更进一层发现了尹吉甫与南仲的关系。诗言“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原来尹吉甫是南仲的外甥,无怪乎他要这样着急,这样担心来救南仲了。因为南仲是他舅舅,所以诗言“茑与女萝,施于松柏”,“茑与女萝,施于松上”,拿松柏比南仲,拿茑萝比自己。到此更可证明我们在讲《猗嗟》篇“展我甥兮”的“甥”是尹吉甫的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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