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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凤林
自秦王政二十六年至后汉献帝兴平二年（前二二一至后一九五），凡四百一十有六年，为国史第一次统一之时（中间有豪杰亡秦与楚汉纷争八年，及王莽更始十六年）。秦王政二十六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上皇帝尊号议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盖嬴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吾国历史上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画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亦有秦启之而汉未竟之者。”故今以秦汉合论焉。
秦汉之统一，不仅其疆域之广大，为前史所未有已也。其事可由各方面征之。
（一）吾国旧号，多举一家一姓之国邑封地为称，“秦”“汉”虽封建旧名，然古代亚洲东方各国及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脂那（Cina梵文）、西尼姆（Sininm希伯来文）、秦斯坦（Cynstan康居国文）、秦（Thin阿拉伯文）、秦尼（Sinae希腊文）、秦那斯坦（Zhinastan叙利亚文）、支那（China波斯文），东西学者多谓由秦国转音而来。而法显、玄奘等高僧纪行书中，皆称其本国为汉土，汉族之称，亦至今不替。盖秦汉统一中国，国威远播，故得以朝代之名，代表国家民族之称号也。
（二）七国分立时，燕、赵、魏、秦四国境邻北边，各筑长城以拒匈奴，然不相连续。秦并六国，始皇帝使蒙恬将众城河上为塞，因前人之功而加广，其中之不相属者，则为合之，起甘肃临洮，至辽东，袤延几及万里。世界仅有之万里长城，随中国之统一而完成，汉族与北方诸族，遂以长城为绝大之界域，而长城亦为吾国统一之象征焉。汉武帝遣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自汉以后，亦时有修缮云。
（三）始皇帝即位后，时巡游四方，所至立石颂德，盖以示天下之统一，而己为四海之共主，非秦一国之君也。而东西南北之大道，亦因之次第开辟。史称“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其规模之伟大，前古所未有也。汉人继之，秦时道路所不通者，复随时兴作，如张卯之开褒斜道，唐蒙司马相如之开西南夷道，郑弘之开零陵桂阳峤道，皆著于史策。盖交通利便为国家统一之要图，亦惟国家统一，故得轻用民力，一举而辟国道数百千里也。
（四）秦汉国威澎涨，迥绝古今，皆以统一为之基，其事当让后论；兹仅就徙民略边实边一端言之。如始皇帝发诸尝逋亡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上郡朔方西河河两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及开河西四郡徙民以实之，发谪戍屯五原之类：皆以全国之发展与安全为目的，通盘筹画，从事徙谪，而非统一之世，亦不能厉行此种国家政策也。
（五）许慎《说文解字》序言：“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既一天下，法度权量丈尺车轨律历衣冠文字，皆厉行画一之制，汉因其旧而时加损益。始皇四方刻石，于琅邪则曰“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之罘则曰“普施明法，远迩同度”；会稽则曰“皆遵度轨”。盖儒家“车同轨书回文”之理想，随秦之统一而实现矣。而文字之统一，尤有功于后世。初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所作之秦文，皆称小篆，而程邈又作隶书，以趣约易，遂为数千年来中国全境及四裔小国所通用焉。
（六）战国时诸侯宫室，多以高大相尚，秦灭六国，诸侯宫室之制，悉萃于秦。《始皇本纪》载：“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秦之宫殿，遂极从古未有之大观。汉代宫室，观班固《西都赋》所写未央昭阳建章诸宫，其壮丽亦不下于秦。而新莽之篡，建立宗庙，尤穷极百工之巧。是虽帝王僭窃之侈心，然非其时国家统一，物力充盛，亦不能遂其侈心也。
（七）秦汉统一，政治经济，皆趋集中，故其时都城，不特为政治之重心，亦为经济之中心。史称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汉都长安之壮丽殷阗，见于班固《西都赋》者，尤超越前古。《史记·货殖列传》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然关中巴蜀陇西诸地，不过长安之贸易区域及物品供给地；长安之发达，盖随汉之统一为绝对的集中状态，与近世欧美之大都市类也。
余如疆域之区处，官吏之分职，皆应统一之需要而规画，学者之思想，文人之辞赋，亦多与统一之国势相应，即下至帝王之陵墓，其规模亦远越前古。盖自列国转入统一，历史之中心既变，各方面史实之演化，皆足以表现时代之精神，与前世几若另一世界矣。
秦始皇
世言专制帝王，必首推秦皇，其事亦缘统一而起。综秦皇专制之迹，滥用民力，一也。撰定君主专有名称，如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印为玺，天子自称曰朕，臣称天子曰陛下等，二也。废除谥法，不欲以子议父，以臣议君，三也。刚戾自用，以刑杀为威，四也。以私学之语多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则燔灭文章，以愚黔首，著于法令者，自秦纪医学卜筮种树之书而外，凡非博士官所职者，秘书私箧，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五也。以诸生之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则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六也。至其开边征伐，则不欲己之外别有君长，信方士，求仙药，则因富贵已极，唯望不死以长享此乐，或亦专制一念之所发现也。汉祖除秦苛政，而叔孙通定朝仪，大抵袭秦故，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于是秦虽亡，而秦之专制，则流毒数千年，且以时而加甚焉。
秦并天下后之政策，影响后世最大者，一曰罢封建之制，以诸侯之地分置郡县。其所设郡县，初仅三十有六，后增至四十余。虽多因各国旧制，然分据险要，形势釐然，且广狭各得其中。史称“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是秦时丞相御史规画地域，必按地图而定，非漫漫然为因为革也。始皇死而群雄蜂起，各据地自王，至项羽主约霸天下，分王诸将，又复封建之旧。西汉之初，当国者皆无学识，猥欲参用周秦之制，以封建与郡县并治。其初异姓王者凡七国（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赵王张耳，韩王信，长沙王吴芮）；既患其图己，则翦除之而广封同姓，然一再传而后，小者荒淫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景武以后，始专务抑损，卒归于偏用秦法，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势与富室无异。惟以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增至倍余；而分郡太多，难于检察，又并为十三部，部置刺史以相司察。后汉虽有增损，而大致同于前汉。是皆仍秦之法，而稍加变通者也。二曰设官分职，三权鼎立。考秦之制，内官之要职凡三，丞相相天子助理万机，太尉掌武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属丞督外官，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称三公，其下有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大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诸归义蛮夷）、宗正（掌亲属）、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少府（掌皇室财政）等九卿，分理庶务。外官之要职亦三，郡守掌治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掌监郡。盖内外官制同一系统，丞相与守掌民事，太尉与尉掌军事，而御史与监，则纠察此治民治军之官者也。官制绝简，而纲举目张，军民分治，监察独立，厥义尤精；汉亦因之，特名目时有变迁耳。（丞相更名相国、大司徒，太尉更名大司马，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奉常更名太常，郎中令更名光禄勋，廷尉尝更名大理，典客更名大行令、大鸿胪，治粟内史更名大农令、大司农，郡守更名太守）。自周之封建，进而为秦之统一封建时代之法制，遂无不革除，而分郡与设官，尤为改革之最大者。盖规画区域，治理军民，为统一国家之首图也。后世郡县多因秦之法，官制虽变化繁赜，而其原理，亦不能出于治民治军与监察官吏之外者，以汉后皆统一之治，非封建之治，故制度亦皆承秦而不承周也。
秦自始皇称帝，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前二二一至二〇七）。书传所记，未始有亡天下若斯之亟也。
盖秦自孝公变法以来，刻薄寡恩，始皇以诈力兼并诸侯，一切以专制为治，又益之以兴作，阿房骊山，离宫别馆，徒数十百万，二世继之，内蔽于私欲，外惑于赵高，繁刑严诛，变本加厉。元元之民，内困于赋税，外胁于威刑，力竭于土木，命尽于甲兵，乃不得不为万一徼幸之计。二世元年前二〇九，陈胜、刘邦、项梁、项籍等豪杰并起亡秦，三年而刘邦入关，子婴乞降。善乎贾生之言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然秦祚虽短，而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亦大都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亦于始皇崩后数年尽演出之。至其卒代秦而践帝祚者，则为一泗水亭长毫无凭借之刘邦。盖战国之世，平民已代贵族而执政，草泽之徒，易生觊觎富贵之思。史称项羽少时，观秦始皇帝渡浙江，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繇咸阳，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而陈胜起事，亦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言。亦可见时人之心理矣。刘邦以匹夫起事，卒角群雄而定一尊，诚哉司马迁所谓“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矣。邦既起自布衣，故以收揽人才为急，而萧何、曹参等掾吏，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白徒，下及屠狗之樊哙，吹箫给丧事之周勃，贩缯之灌婴，挽车之娄敬，遂多立功以取将相。齐楚三晋旧族，虽乘时复起，自立为六国后，然皆不数年而败亡。汉所立之王，惟韩王信出于王族，余皆与汉自庶姓起；周人贵族之遗泽，无复存矣。太史公尝言“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而汉初妃后，高祖薄姬先在魏豹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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