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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是人们相互提供一系列服务的场所,这些服务分为强制的公共服务和自愿的私人服务。

    公共服务是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实行的,当需要随着社会变化有所变化的时候,它往往不容易被改变。但由于有法律撑腰,即使在公共服务失去任何服务作用甚至成为公共危害之后,这种不再具有任何实际作用的东西仍然保留着“公共服务”这个名称。私人服务所依托的是自愿行动和个人责任。在面对面讨论后,每个人都在给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同时,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总是假定这些东西具有真正的效用,并通过比较其相对价值对其进行精确的测量。

    这就是为什么公共服务经常都如死水般一成不变,私营服务则因遵循着进步法则而变幻无穷。

    通过耗费大量的资源,过度发展的公共服务在社会内部造就了一群病态的寄生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现代思想流派把这种现象归咎于自由的私人服务,试图转而让国家管理所有工作岗位。

    这些思想家野蛮地攻击他们所描述的中间商。他们热衷于消灭资本家、银行家、投机者、企业家、商人和贸易商,指责这些人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游荡,并在其中捞取好处却不给其中任何一方增加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不能废除这些工作,那么他们倒很希望把这些人所做的工作移交给国家。

    在这一点上,这些人的诡辩之处体现在:他们一方面向公众大肆宣扬公众自己为获得服务向中间商支付了什么,另一方面却对公众隐瞒公众自己将会向国家支付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一边是一目了然的东西,另一边是只有经过冥思苦想才能感知的东西;一边是看得见的东西,另一边是看不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在1847年和随后的大饥荒时期,社会学派找到并成功地推广了它们那灾难性的理论。他们很清楚,即使是最荒谬绝伦的宣传,也能在受苦的人们那里引发共鸣,因为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

    因此,通过创造“人对人的剥削、饥荒中的投机行为、垄断”这些脍炙人口的词语,他们开始诋毁贸易,抹杀贸易的益处。

    他们说:“为什么要让商人从美国和克里米亚进口生活必需品呢?为什么国家、部委和市政局不能建立一套采购系统和修建一些仓库呢?国家将按成本价出售这些东西,而人民(特别是那些穷人)将不必为那些自私自利而且目无政府的自由贸易商做一点点贡献。”

    人们为贸易商做出的贡献是看得见的,而人们为国家或其代理人做出的贡献是看不见的。

    人们为贸易商做出的所谓贡献是什么呢?贡献就是:两个人在竞争的压力下,以商定的价格,完全自由地为彼此提供服务。

    当一个巴黎人饥饿难耐时,那些能够让他填饱肚子的小麦还远在敖德萨(Odessa)[1],而只有当小麦被送到胃里时,他的饥饿感才会消失。有三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点:第一,这些饥饿的人可以自己去寻找小麦;第二,他们可以把这项任务委派给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第三,他们可以自行纳税,并将这项业务委托给政府官员。

    在这三种选择中,最具优势的是哪一种呢?

    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或者哪个国家(特别是那些人们更自由、更开明和更见多识广的地方),人们都会更乐意接受第二种选择。我必须承认,在我看来,这足以使我认为这种选择是有益的。我绝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对人类有着直接影响的问题上,人类会犯错误。

    无论如何,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

    让3 600万居民跑到敖德萨去寻找他们需要的小麦显然是行不通的。第一种选择毫无价值。消费者不能在每件事情上都亲力亲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中间人、政府官员或商人。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一种选择应是最自然的选择。一般来说,饥饿的人就应该自己去寻找小麦,因为这是一项关乎他自己生死的任务,理所应当该由自己完成。如果另一个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为他提供这项服务并代表他执行这项任务,这个人就有权获得补偿。我之所以在这里谈论这些,是因为要强调:中间商提供的服务是符合报酬原理的。

    不管怎样,既然有必要求助于被社会学者称为“寄生虫”的人,那么对于商人和政府官员来说,谁才是需求更少的“寄生虫”呢?

    我得假设贸易是自由的,否则我怎么能推理下去呢?正如我所说的,为了能进行贸易,人们出于自身利益,往往要研究季节变化,要每天注意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要从世界各地搜集信息,还要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并预先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在贸易过程中,人们要有随时启航的轮船,要有无处不在的合伙人。他们要获得的直接利益就是以最好的价格买进相关东西,并在每个细节上节省开支,从而用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果。不仅是法国的贸易商,全世界的贸易商都会在法国有需要的时候参与进来。如果利己之心总是驱使他们以最少的成本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总会让消费者从节省下来的钱中受益。一旦小麦到了法国,为了实现贸易利益,贸易商就应该尽快卖出小麦,以将风险降到最低,使得资金变现,并在必要时开始新一轮贸易。在对价格进行比较后,他们将小麦分发到全国,并总是最先运送至小麦价格最昂贵的地方,因为那里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不可能再存在这样一个比贸易商更符合饥民利益的组织。社会学者没有注意到之所以这样一个完美的组织存在,正是因为这一组织是自由的这一事实。实际上,消费者有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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