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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体现了其中一种利益格局当中的力量相互作用。不管这场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在上层阶级内推行的，它都是下述事实的后果：现代劳动分工使妇女摆脱了众多的家务劳动职能，而她们的生活原先一直充斥着这些职能，并因此备感充实。过去几十年中，家务活动中机器、可购得的现成品等对亲手劳动的取代现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除了抚养小孩，对于成千上万的妇女来说，家务劳动的天地再也不能容纳其所有能量了。但是，与此同时，她们中的大多数却不得不囿于这一天地当中，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是她们的各种能力由于得不到开发而衰退，要么这些能力适得其反地招致各种祸害。愚蠢的老处女、男人似的狂放女人、神经过敏得几乎反常的妇女，所有这些人，都是历史地限制妇女活动领域或祛除这些限制后却没有为其打开新的活动空间的文明所制造的牺牲品。这一点与越来越难以供养非生产人口这一现象相结合，构成了中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起源：它与妇女的社会解放有关，即与争取开放那些迄今为止仍通过法律或习俗将她们拒之门外的领域有关————这些领域包括高级和低级的商业领域、公职、医学领域和纯科学行业等。但是，如果说，中层妇女是在寻找家庭之外的活动领域，而无产阶级妇女却呈现出了相反的趋势：她们还在急需父母家庭保护的年龄时，就已经进了工厂工作，而已婚妇女不仅因为她的劳动无暇顾及对家庭和孩子的直接责任，而且劳动的后果还损害了其健全后代的身心状况。因此，底层妇女的经济独立对她自己、对于社会整体都是一种深重的罪孽，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法律和其他手段，以仁慈的、限制性的管制措施来约束她们。换句话说，不像中产阶级妇女，无产阶级妇女不是有太少，而是有太多的社会自由，不管这一社会自由可能如何严重伤害了其个人自由。经济上独立的活动，对某个人来说是祸害，对另一个人来说，却可能是福佑。这两种情况可以回溯到同一缘由：当前工业生活的方法以强大的力量将无产阶级妇女驱逐出家庭，并以同样的力量将中产阶级妇女（在其活动空间已萎缩的情况下）禁锢于家庭当中。由于这两种现象的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掩盖了其根源的同一性，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半漠然、半敌意地将后者称为“太太问题”。
至于“市民阶级”，妇女问题现在正沿着上述路线在我们中间发展，人们可以从1870年以来社会关系的特殊扩张来理解这一点，它也是主导着许多其他领域的现象，即外在化及对外在化的反动。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中，上述的经济动机也许足以为妇女运动辩护，但就整个文明而言，必须承认其中有许多其他观念存在。仅就妇女实用性的，即生产性的活动而言，她们只不过是进入了迄今为止由男人从事的职业，与他们竞争，展示同样的技能，瞄准同样的目标。然而，这种情形并未给文明赢得任何质的进展，相反，它至多是带来了平均水平上的、缺乏个性的工作的数量膨胀。此外，它甚至意味着妇女丧失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因为在这一领域中，男人的成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女人的理想，女人不得不仅仅扮演男人的“类人猿”。由此，事实上，人们常常听到的对女人成就最高的赞赏是：她做成了连男人都没有做成的事。无疑，这只是代表了妇女问题整个演进过程中一个粗浅的阶段，不过，这仍是首先呈现于我们面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妇女运动领袖们当中仍然保留着这种核心观念：无论何时，要求得到男人拥有的同等权利，并坚持声称拥有与男人相同的生产能力。然而，目前已零星地出现了一些超越此类想法的理想，一种由成熟的、公正的人们倡导的意义更为深远的理想。如果我对其理解不错的话，这些人将一种特殊的女性化的文化构想为其目标，即他们希望女性的精神如能自由舒展的话，将会依据其心理结构引发出特别的问题并提供特别的解答，这些成就是男性头脑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方法与知识、商业的规则、艺术的形式、宗教生活的类型、交流与合作的方式，都是由男人创造的。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文明是————就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而言————“无性的”（asexual），仿佛其性质是既非男人化也非女人化的，相反，它是彻头彻尾男性化的。几乎我们所有的高层职业————由于它们为男人所充斥————都旨在投合男性的成就、男性的智慧、男性的情感与意志。结果，它们不能给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妇女提供合适的活动与位置。女人们为了能找到这样的位置，需要对构成生活的不同要素进行新的分析与组合。忽略妇女的特殊组织方式，试图在男人的事物框架中为其寻找位置，而不是使其投身于男人无法胜任的特定工作，就像将具有特殊天赋的人禁锢于笨拙的劳动一样愚蠢和肤浅。女人身体与精神的特性需要特殊的活动形式，唯此才能实现最高的文明成就；家务管理，曾是一个适于女人的、男人无法匹敌的活动领域————迄今为止，它为女人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活动形式，现在，此类活动必须为其他领域的活动所取代，这些领域也要经过相应的转型，而且尚待发现。很可能在司法管理、医学和艺术、历史诠释、商业事务和宗教事务等方面，甚至在狭义的技术方面，可以明显地发挥女性特质，而这可能会最大限度地带来卓富成效的变化与转型。现在，已经能零星观察到有关于此的细微的、片断的证明，至少在艺术领域是这样：我们当中有些女作家并不企图“像男人那样”写作，相反，她们为其特殊的女性笔调而自豪。同样的情况在女画家身上也出现了————尽管这一点更难以被察觉。一种纯粹的女性作品，就其对女性的全部意义而言，是一个新的变形，不，是一个文化的新世界，在我看来，它是从妇女运动中演化出来的最突出的、最具精神性的理想。
现在，人们可以相信上述趋势而同时又持下述这一观点：商业上的职位与地位上的男女平等是一种必要的过渡阶段，从这一阶段出发，女人向其自身的特殊性发展。不管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如何，所有诚心思索妇女问题的、没有被党派激情蒙蔽双眼的德国人，他们的观点都应该无一例外地包含一种基本主张：性别之间的机体差异————包括精神方面也包括身体方面，必须作为任何旨在发展妇女的运动方案的不变基础。抛开男性与女性灵魂的深刻种属差异不谈，就等于剥夺生命最精妙、最强烈的魅力。如果人类是一种无论自然还是文明都力图予以分化的生命，那么女人体现出来的男性化趋势则贬低了这种差异，乃至贬低了生命本身，这种贬低的程度比任何其他夷平运动所带来的后果都要严重得多。并且，这进一步意味着，对妇女的尊重也降低了，因为这种尊重原本基于妇女的特殊性及其精神个性的不可替代性。如前所述，现在妇女被强加上一种十分扭曲的、远离其天性的理想，并被一种会使其必然丧失价值与荣誉的尺度衡量着。在若干年前的一次社会新教大会上，论及妇女问题时，德国开明阶层的观点十分恰切：我们应当视不同性别为“种类不同、价值相等”。最后，正如许多历史现象所显示的，妇女的男性化与男性的女性化如影随形————在任何地方，特定性别特征的消除都是生物退化的标志，以至于一些思想家甚至认为，这些争取自由的妇女斗争是种族退化的征兆。那些认为妇女运动纯粹是机械的和肤浅的进而加以反对的团体，现在至少在三项要求上达成了共识。第一点与妇女的经济独立有关。在我们的新民法法典中，在涉及已婚妇女的财产权时，这一点已得到了微弱的保证。但是除此之外，每一个未婚女子也应通过受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开放获得独立生存的可能性————这一要求很少遭到反对，但不幸的是，它只是在极不完善的程度上得以实现。与此相关的是第二点要求，妇女劳动者应当与男性劳动者同工同酬。由于妇女不像男人那样善于反抗，十分缺乏旨在改善其劳动条件的组织，她们通常————无论是工厂里的工人，还是音乐教师或者内科医生————得到的报酬比男人更少，哪怕她们做的与男人一样好。在此，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不公，注重这一点是当前德国妇女运动最伟大的价值之一。最后这一点几乎是得到公认的，即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妇女就业的价值，我们至少必须弄清楚妇女的生产能量到底有多大，为此，我们必须允许她们在每一个领域中绝对自由地驰骋。这是因为，由于妇女运动已发展至此，我们不应当再从外部施加任何专断的限制，但我们必须让这场运动发现它自身的天然界线。总的来说，存在着一条原则：如果放任社会事务自由发展，它们会很快找到自己恰当的路线，自由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创造出将其约束在恰当范围内的对立面和矫正物。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一原则在德国几乎名誉扫地，一方面，是由于国家观念的巨大发展及其权力范围的拓展；另一方面，是通过社会民主党及其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影响。不过，涉及社会演化的特定阶段，这一自由原则无疑是最恰当、最有效的；许多人相信，现在妇女问题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最好的政策只需要扫除所有个人斗争道路上的障碍而已。
宗教领域中也存在生活内容的外化————我们可以视纯力量标准为其基础————和与之相反的精神化需要之间的抉择。在直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的自由时期，教会的势力明显地衰落了，但从那时开始，又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发展。首先，这一时期，德国天主教十分独特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早期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促使俾斯麦发动“文化战”（Kulturkampf）；关键的问题是针对天主教神职人员对教会管理、学校、婚姻与家庭关系等领域所享有的司法管辖权，国家具有更高的地位，从而限制了前者的权限。至于斗争的成败，在此，我们只能关注这一事实：自从那时起，教皇至上党（Ultramontane party）发展成德国议会中强大的、有时甚至是最强大的党派————成为所谓“中心”，其纲领仅仅包含保护天主教利益等内容。它们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权力，完全是因为面对国家的所有其他问题，它们没有任何出自党派纲领方面的偏见，因而所有政党（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都向其靠拢，而它则能以承认其特殊利益为筹码从任何一方换取支持。结果，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异类，一个利益核心不在德国而在罗马，却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德国命运的政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异类显得十分伟大：我们最强有力的政党不是在政治的，而是在宗教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不过，考虑到天主教会的基本特性，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不寻常。因为天主教会并非只是一个宗教联盟，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其特性实际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它寻求主宰生活所有的基本方面————这一点绝不会因为它不拥有领土而有所削弱，事实上，恰恰因为这一点，它才不受领土边界的限制。这是一个蔚为壮观的历史造化————一个世界帝国，奠基于最为深沉、最为超感官的灵魂的激情，并在下述宏大的假定之上治理着整个生活：世上没有一种生命的领域、没有一种利益不是从最深远、最卓越的灵魂的精神构造中引申出其终极的、引导性的动力的。如果我们用一个纯道德和内在的、对世俗世界不闻不问的理想（基督向人类宣称的理想）来衡量天主教会，我们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根据基督和早期的基督徒，灵魂救赎可以通过爱上帝及邻人这一最简便的道路立即实现，而现在，这一观念对天主教仅是一个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开始，天主教建立了一个囊括整个世界的体系————科学与艺术、物质财富和婚姻、君主的政策和每个学科的学校教育无不涉身其中。天主教本质上是对整个生活的系统管制，在其结构中，宗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尽管显然是最根本的因素。的确，关于这一切，天主教可能会断言，其目标只是将全部生活纳入宗教，但这种断言会被其历史所否证，天主教的历史表明，天主教要么囊括整个世俗生活————这时它绝非仅仅是宗教，要么囿于宗教————但其后果是离弃世界而成为隐修制（monasticism）。这样说绝不是对天主教的贬低，相反，是承认其超越了纯宗教利益的世俗——历史的基本观念和精神力量。当然，同时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理解在某些时期，天主教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强调其对于外在现实的领导权，并为此而斗争，这尤其必须被理解为宗教的外在化，一种纯精神利益与外在因素的混淆。在德国议会的“中心”————这一“中心”被恰当地称为“教皇的保镖”，天主教对政治权力的渴求得到了最坦率、最集中的表达，并因此百倍补偿了自从教皇失去罗马后他所丧失的对世俗世界的影响。我们可能会承认，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一种通往目标（即灵魂救赎）的手段，但是，不仅被如此狂热追求的手段会成为————毕竟，我们的精神构造只是人类————目的本身，而且，这种手段的重要性必然意味着，教会组织的权力、严加于外界事物之上的僵化服从、教士的权威性总会对俗人来说越来越具有压迫性。并且，由于只是在极少的场合中，上述事实与人类内在的、个人的宗教需要可能达成调和，这种内在需要与作为制度机构的教会就会越来越远地相互背离————前者要么常常遭受后者的各种仪式、“救赎工作”、专制主义的折磨，要么得在这些外在化形式之外寻求安身之所。
新教教会并没能避开类似的经历————尽管其经历实际上是十分不同的情境的产物。在我讨论的这个时期，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展示了集权化的趋势。一方面，这是由德国的统一和国家权力异乎寻常的膨胀导致的，国家越来越复杂，并不断将越来越多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安置于政府职位当中；这是一个老经验：在任何一个团体中，最大、最复杂的联合形式————在当前情形下，通常是指国家————会将其特性向其内部的小型联合体传播。另一方面，将所有因素在绝对和谐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集权理想，已经通过社会主义者纲领的提议————甚至在反对这一纲领的人当中也是如此————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不过，这一趋势自然只是以这种方式得到认识：个人自由、各种因素特有的倾向与发展受到了限制和挑战。新教教会组织在德国不同省份为完全统一教会所做的不懈努力，已经导致了教会内部对自由主义越来越强烈的压制。这一趋势旨在从上至下地控制教区生活，抑制所有持有异议的少数派，驱逐那些胆敢随意诠释正统教义的神职人员。新教教会的这一工作由于那些新教省区的新教教会对国家的特殊拥护关系而受到助长————只有通过与国家的联合，新教教会才能获得那些外在的权力和稳定性，并凭借这一权力和稳定性与天主教的巨大政治势力相对抗。作为对恩惠的回报，教会大力宣传臣民应有的美德：对上级的恭顺、对统治家庭的忠诚、宁静、热爱秩序等。这种交换的结果是，在像目前这种时期，即当国家强化集权，反对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时，新教教会也不得不表现出同样的特性。然而，问题是国家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其目标，使其基本观念生效，教会却没有如此幸运，因为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在多数情况下是相对外在化的，而这种作为任何统一行动和压制自由必然之结果的外在化，却与基督教终极含义完全相悖。任何存在集权化和统一化的地方，都必然是通往外在化的道路，因为只有通过外向的而不是内向的方式，高度分化的人类才能————这是我们不能不为之的————实现统一性和行为不受限制的相互调适。因而，通过坚决强调对国家的遵从，通过教会控制的严厉实践，（尽管有它宽容自身带来的混乱和无所不在的偏执），教会的外在生活（体现于教会建筑、教区征资，以及教职人员在公共事务上扮演的角色等）都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另一方面，内在的个人的宗教情感（只要它能体察到上述情况）也相当程度地从官方教会中隐退出来。更令人惊奇的是，宗教的需要，就其自身而言，看来根本就没有削弱，甚至在过去几年中，它似乎还明显地强化了。既然两股巨大的智识潮流，即科学智识与社会智识已显著地丧失了其令人陶醉的魔力，我们不得不承认，前者远远不能回答我们脑中所有的问题，后者也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既然生活的复杂性及其恒久的动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混乱与迷茫，许多灵魂渴望超越经验界的生存中所有的摇摆不定和支离破碎，抵达更深沉的生命的谐和，人们再一次明确地感到了这一点，它也散发出难以抗拒的力量。目前，这种渴望，由于其许多特性，具有一种审美的风格————它们似乎在艺术观念中找到了对破碎的、痛苦的现实生活的解脱，对艺术的感知似乎暗示我们在艺术与灵魂的基本需要之间存在一线关联。由此，我们大致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忽然生发出热烈的美学兴趣了。人们可能会说，对造型艺术的热衷，将其视为生活中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德国青年一代的特色，他们的艺术教育与偏好使其在文学与音乐领域受到局限。不过，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种艺术热情的高涨不会持续很久。人类超验的冲动在对任何终极事物缄默不语的科学面前、在忽略精神内在的自我完善的社会——公益活动面前遭到了幻灭，它必须为自身在审美活动中寻找一个出口，但人们很快会得知，这个领域同样有其局限性。事实上，与这些审美抗争相随的————现在甚至偶尔会取而代之的，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的或与宗教相连的斗争，这些斗争常常是模糊的、充满断裂的，与个人彼岸取向无关，呈现出最引人注目的形式，但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在寻求关于生命意义和灵魂拯救这一令人焦虑的问题的答案。宗教的外在化在这些形塑新的宗教观念的努力中（无论它们是发生在社团，还是个人信念当中）找到一种明白无误的矫正物。在充满混乱与浅薄的当下，我们最大的希望之一就在于这种对生命中最深切事物的回归————这种回归的性质完全是宗教化的，哪怕它一方面拒绝与教会沾染上任何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受到大肆吹捧的宗教的道德化无关；因为这种宗教道德化（其拥护者似乎也是这样感受的）仍是并不十分深刻的理性主义的规则，而理性主义，不管它可能如何矫正外在化，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属于18世纪肤浅的传统；不过，涉及灵魂最深处的宗教渴望，教会本身仍然是一种肤浅的事物。
最后，正如我已经几次隐约提到的，在纯科学运动的内部，也已发生了类似的演变————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演变的各种因素在展开过程中，常常是共存的、相互渗透的、连贯一致的；科学的一次超乎寻常的拓展，同时就是一个外在化进程，而与此相对，出现了使对世界的科学化理解更精神化、更深远化的抗争。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力量，与实践世界越来越重大的联系，是1870年以来德国所享有的结果，它已经带来了大致可以称为“强化的事实感”的现象。已经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彰显的实证主义趋势变得十分普遍化了，这种趋势只将呈现于我们感官面前的物质性的东西当作智识活动的正确对象，而拒斥通过反思或更深邃的精神加工抵达事物的深层含义。由于科学所带来的辉煌的实践成果，这种观念似乎成为唯一合理的观念，我们可以将这种观念称为“自然主义”。
在我所描述的这段时期，“自然主义”不仅仅在自然科学中，也在历史科学甚至哲学和艺术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似乎对真实的迷恋突然抓住了人们，似乎如果不是作为个别的、可被直接观测的现象，真实就是不可想象的。从某些普遍化的角度、某些不仅仅是个别事物相加总和的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的反思，似乎是在抽空生活的内容，只被看作一种抽象臆想，一种谎言。在艺术上，对直接呈示于感官之前的事物的钟情，不仅带来了对偶然现象尽可能的复制，以及印象主义者对瞬间效应的“固定”，而且带来了对琐屑和丑陋之物的崇拜————因为只有如此对待一个主体，其真实性才令人信服，那种充满魅力与意义的艺术处理方式被指责为添加和理想化。而且，艺术中的丑陋比美好能更迅疾地引发对真实的信奉。只有“这是真实的”这一事实能劝服我们去表现丑陋，尽管在面对美好事物时，我们的表现欲是源于美好事物令人心悦的内容，而绝非其真实性。现在，自然主义已经在文学乃至造型艺术上销声匿迹了好些年，一些自然主义代表甚至回归到了象征主义和“风格化”的学派。尽管在自然主义阶段，这些自然主义者的态度并非浅薄不堪，但现在，他们也第一次认识到，只有浅薄的，而不是深邃的事物真实才体现于对个别事物最精确的复制之中。为我们的精神构造所拒绝的，也许在某个彼岸世界，可以赋予存在物更为高度发展的精神器官，也就是说，可以使其体验个别现象的全部细节，体验完整无缺的现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撤离现象，转化那些拒斥对自然中的既存事物进行反思的现象，唯此，才能从更高的层次上重新获得更丰富、更深邃的真实。
现在，在科学中，事实的简单堆砌和对更高、更普遍观念的逃避体现出自然主义的外在化阶段————这一阶段化经验被神化了，恰如其分地说，经验也变得更廉价、更安全，因为现在没有人不承认经验重要而且必需。由于这一原因，从一个相反的角度说，内在化与精神化，并非从对经验的否定中，而是从对下述事实的洞察中推演出来：在表面上客观、严格反映外在事实的这一知识体系之下，隐藏着诸多观念和假定，这些观念与假定绝不可能从观测自然现象中导出，相反，要通过洞察着的头脑引入自然现象，因为没有这些假定，这些现象只能构筑一片无意义的、混乱的、大量零散的感官印象。事实上，康德在12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自然科学批判性的深化正是建立于19世纪70年代以来对康德的重新研究上。众所周知，力、因果联系、物质等观念，以及关于生命的上述观念、进化、身体与灵魂的联系等完全是个谜，我们构筑这些观念是为了解释现象，但它们却远远超出了具体的、可被感官感知的事物的范围。我们知道，原子和外物发展的机制是一种有效的假定，的确有助于我们观测现象，但它却绝不能描述和澄清事物的性质。此外，要附带说明一点：在过去几十年中，自然科学以及很大程度上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它们不仅认定所有的物质过程必须通过纯物质的原因来解释————以此排除了所有精神的和超验的解释，而且意识现象事实上也只是发生在大脑皮层的复杂机械运动。然而，对最为精神化事物的这种极端外在化解释，最终遭到了两个观点的彻底驳斥。第一，认为精神活动是物质活动之结果存在着极大的荒谬性。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这一观念本身也是一种物质活动，因为根据唯物主义的假定，物质活动只能引起物质活动。但是，坚持认为观念、欲望、感情都只是大脑中的物质活动，就等于说意义无法在任何人之间传播。第二，那种被认为是独立存在并以某种方式生产了意识的物质，本身也只是意识的一个产品或内容。然而，对我们来说，整个世界只不过存在于我们形成的对世界的形象当中，仅仅是形塑精神的形象中的现象，至于世界有可能是别的什么，是其自身，并为其自身而存在，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感知到世界的存在。事物本身只是一种观念，因而不可能是观念的依据和中介————事实上，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已经揭示出了唯物论的荒谬性，因此，最近在科学领域中，它只是以一种令人生疑的方式存在于逻辑混乱的头脑中。
不过，应当承认，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的尾声比其开端境况要好得多。自然科学领域中令人震惊的成就（我在此不打算详述其意义）————似乎已经是一个国际事件，而非仅仅属于德国————尽管其能量被用于指引人们观察外在自然，但它已渐渐再次使人们看到那个双重的分界线。首先，人们认识到，关于世界的科学概念仰赖于一种精神取向的和形而上的基础：科学不仅仅反映物质事物外在的、客观的存在，而且它是人类形成有关事物形象之能力的产物，依赖于人类这一能力的内在法则；它受到思维不断变动的需要的指引和组织，并且总是依靠那些不能被证明只能被信赖的假定；它也总是采用那些谜一般的概念：时间、空间、物质、效果、感情、生命，以及无数其他概念，但却仍能对我们相对微弱和破碎的实际经验进行必不可少的结合与解释。第二，即使是如此借助经验之外的事物，并以这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自然知识，仍不能提供一幅令人满意的、完整的、统一的存在图景，关于事物的普遍起源、关于生命的起源以及精神的最终本质，它一无所知。而且，在远离科学之处，在科学计算完全不能企及之处，存在着关于世界及人类存在之意义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再也不能回避的问题，至少我们应像面对化学元素、星球运转或消化机制等一样面对它。远在科学领域之外，存在着价值的全部标准，特别是伦理的和审美的标准，这些标准在我们的世界图景中划定了事物之间区别的界线，它强调孰轻孰重的方式，也是基于单纯自然法则的标准所无法理解的。由于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广泛的科学领域中，人们已经感到伟大的综合、统一的观念、无所不包的哲学观高于零散的经验调查。
哲学只是部分地遵从了当下这种事物状态施加于它的要求。对于实验科学的前提、用以抵达经验但没有提升经验的方法、基础观念和综合，哲学都已经详尽地、反复地研究过了。甚至，人们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德国是知识理论的最佳土壤。人们的头脑被从对物质世界纯然的经验和客观观察中导引开来，趋向于观察内在状况，没有这一内在状况，经验主义或客体都无从谈起。然而，从哲学另外的责任而言，我们的哲学又显得力有未逮：它没有在现代实验科学的基础上带来一种新的生活理论。我们仍然在期待着一种伟大的综合：它能将所有我们所知的即时存在整合为持续观念，能将所有的外在事实转变为精神价值，并以知识的产生满足所有的精神需要。
最后，在历史科学中，我们用来说明当前精神变迁的程式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的。两种紧密关联的推动力在其中运转。首先，历史学长久以来一直局限于国家中的外在政治和剧烈事件，这将一去不复返了，而持久的、以有机形式存在的历史性团体的发展状况与路线，却成为人们兴趣的核心。结果，历史本质上不再是王侯将相的历史，它成了大众的，持续的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的、文明之客观内容的以及在其全部广度与深度之中铺展开来的团体生活的历史。人们对传记的兴趣开始从属于对社会形态的总体及其变迁的兴趣。与其紧密相关的第二点推动力是，人们越来越强调经济因素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不管个人可能如何摒弃经济利益，对于大众群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从英雄史与灾难史转向考察社会团体发展史（以及工业方法在其中发挥的奠基作用）、不同阶级经济关系史、粮食供应和商业的类型及波动史等，总体而言，这一切表明了我们现代历史科学所选择的路径。这种从总体上观察生活的视角，明显与上述的经济利益和大众显得越来越重要的现象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急剧上升，在某些大学，这一学科现在已成为带头学科，学生们趋之若鹜。历史研究这一趋势的最极端形式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根据这一理论，经济进程构成了历史生活的唯一基础，法律和道德、艺术与宗教、政治结构与婚姻形态，只是以其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它们的特色与发展历程只是来自争取物质利益的斗争的方式和兴衰。
乍一看，这似乎是生活哲学明显的物质化与外在化，事实上，当历史唯物主义试图直接并且只从单一因素解释现象时，它的确有这种物质化与外在化的效应。不过，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将观察历史的方法精神化的道路————一种并不需要以压制或忽略历史事实为代价的精神化（而这种压制与忽略正是早期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情形）。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是试图通过心理原则的方法来解释历史的第一次努力————如果饥饿都不能引起痛苦，如果这都不算一个精神事件（暂且不论其心理影响），那么我们能称之为“历史”的诸多效应就绝不会从中现身。
显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太狭隘的假说，生成世界历史的无穷的、复杂的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绝不能被简化为如此简单的终极公式。然而，总的来说，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根本上具有物质化的特点，它却为历史提供了一个纯粹的心理基础，并且竭力寻找历史运动得以兴起的根本情感，这一事实是朝向历史图景精神化迈出的一大步，并且它还以微缩的方式展现出：我所谈及的一这一时期的外在化力量，在其内部如何充分包含着其矫正物，通过这一矫正物，这些外在化力量必然重新踏上使世界观念精神化的道路。
外在化趋势在许多方面得到了验证，而这一验证的希望在于，我们时代中许多粗野的，反精神化的现象不及与之相抗衡的更精彩、更道德、更灵性的现象那样有生命力。人类生活中粗鄙的、外在的力量可能会很容易在表面上占上风，因为它们比更精神化、更理想化的力量拥有更响亮的声音和更华丽的色彩。但是，在此揣测二者的未来命运没有意义，我们的任务是回溯历史，而非前瞻未来。
（李放春 译 李猛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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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附录译自：Georg Simmel，Gesamtausgabe ，vol.18，Frankfurt am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