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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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希腊神话，特洛丰尼奥斯为阿波罗的另一个儿子，前希腊时期波奥蒂亚的大地之神。他的神谕宣示所在一个地下空间里，它所传达的东西激起了巨大的惊骇：据众所周知的民间信仰，胆怯的拜访者将会失去笑的能力。他的地洞被视为冥界的入口，而做出预言的精灵则被视为一位已故的先知。 ［11］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一个工作在“地下”的人，一个挖掘、开采和探索地下世界的人。如你有足以洞察深度作业的眼睛，你就会看到，他如何缓慢、谨慎、带着温和的强硬向前推进，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苦恼，而这种苦恼本来是任何长期见不到天空和阳光的人不可避免的。你甚至可以说，他不无愉快地工作于地下深处。是不是有什么信念在引导他，有什么安慰在补偿他？也许他要的就是长期的黑暗，就是不可理解，不为人知，不可思议，因为他知道他因此将会有他自己的白天，他自己的解放，他自己的朝霞？……他将返回人间，这没有疑问：不用问他在那遥远的地下寻找什么，一俟他重新“变成一个人”，这位似乎喑哑无声的特洛丰尼奥斯（Trophonios）  和地下人就会开口讲述他自己。谁要是和他一样，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鼹鼠，孤独的鼹鼠，谁就不知道什么叫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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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那应该揭开普遍流行的“对道德的信赖”之机制的特殊思想运动，尼采比之为地下挖掘和地下钻探。20世纪哲学中的新结构主义的思想运动深受尼采思想影响，在此也表现出来：他所制作的比喻被重新捡起：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代表作《词与物：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巴黎，1966；德译本名为《物的秩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以类似的方式同样表示，要钻探西方现代思想的基础。福柯认为，特别是一种主体中心的、排除一切异己的和不可公约的东西的合理性的独裁塑造了现代，这种合理性的基础是在理性（Vernuft）的时代————也就是在过去的17和18世纪————奠定的。福柯像尼采一样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在于分析西方之现代的思想传统，和“考古学地”摊开其起源。 确实，我耐心的朋友，在这篇本来也许会变成一篇诔词、一篇葬礼演说的迟到的前言中，我要对你们讲述我在地下想做什么：［12］因为我已经归来，并且是安全地归来了。不要以为，我打算把你们引入同样危险的作业！或者哪怕仅仅引入同样的孤独！因为一个这样走在他自己道路上的人只能形单影只：否则就无所谓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了。不能指望有谁会来帮助他；所有迎面而来的危险、灾难、迫害和风雨，他都必须独自应付。他的道路是“一个人的”；这种形单影只的痛苦和挥之不去的烦恼当然也是一个人的，例如，即使他的朋友们也不清楚，他在什么地方，他要去哪里，以至他们有时会问自己：“什么？他还在走吗？他还有路可以走吗？”————就在这时，我却做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行动：我下降到大地的深处，掘进到事物的根基，开始调查和发掘一种古老的信仰————两千年来，我们的哲学家持续不断地在这种信仰上建筑，甚至当迄今为止矗立其上的每一种建筑都倒掉了之后仍然不肯罢手，仿佛它是一切基础中的基础，磐石中的磐石：我开始侵蚀我们对道德的信赖。  什么？你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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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1886年尼采《善恶的彼岸》一书问世。其中“彼岸”没有任何基督教末世论意义上与此岸尘世相对的值得追求的出路的含义。它不如说敞开了一个分析的视野和一个发展的目标，使善与恶之间表面的对立，通过将其还原到一个共同基础和通过道德价值的一种重估，而得到克服。 ［Pütz］道德迷惑思想，正如希腊神话中那善于迷人之术的喀耳刻让生性狡猾的奥德修斯迷失；他的伙伴被太阳神的女儿变成了猪（荷马《奥德赛》卷10，行229以下）。比较其与“道德，人性的喀耳刻”（《瞧，这个人》，Goldmann Klassiker 7511，页131）思想上的平行。 ［Pütz］指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世纪。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尼采认为这个时代具有一种特性，使它恰好可以适用启蒙运动本身的激烈批判原则。在18世纪，各种过度的情感和夸大的想象力被理解为狂热，它们已经丧失了与作为启蒙思想的普遍范畴的理性之调节的关联。现在，尼采在启蒙时期里看到了“狂热的世纪”，并且是由于对理性真理以及————与此不可解脱地联系在一起————对伦理和道德之普遍有效性的非批判信仰。因而据尼采，有理性的人必然能道德地行动，这个启蒙运动的思想结论，恰恰就是一种狂热的信仰。它与其说基于自然的规定，不如说是基于道德的狂热。 ［Pütz］来自拉丁文sensus［感觉］；哲学流派之一，认为所有知识都来自感官知觉，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感觉和知识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感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古代有伊壁鸠鲁（Epikur，前342/1——前271/70）和斯多葛派，在近代有休谟（1711——1776）和洛克（1632——1704）。感觉主义与经验主义有亲缘关系，二者共同对立于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将理性看作是最高的认识原则，以及接受建立在天赋知性概念基础上的独立于经验的知识的可能性。康德在其认识论中批判性地调解彼此对立的感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方向：“无感性则不会有对象给予我们，无知性则没有对象被思维。思维无内容即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第二版，页75） ［Pütz］重罪，这种罪过在于有意识地拒绝必不可少的上帝慈恩：“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12：31） 善与恶  是迄今最未受到充分思考的题目：一个永远让人感到太危险的题目。良心、名誉、地狱，有时甚至还有警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与费厄泼赖不能相容；在道德面前，就像在任何权威面前，人是不许思考的，更不许议论：他在这里所能做的只有服从！只要这个世界存在一天，就不会有权威愿意自己变成批评的箭垛；愿意将批评的刀斧加诸道德，把道德看作一个问题，看作值得怀疑的：好啊！这不就是过去所谓不道德吗？这不就是今天所谓不道德吗？————然而，道德不仅使用各种恐吓手段，［13］使批评之手和刑具不能加诸其身：她的安全更有赖某种勾魂艺术，对这种艺术，她运用自如————她知道如何“迷人”。由于这种艺术，她通常只要秋波一转，就会使批评意志瘫痪，甚至投入她的怀抱；在某些时候，她甚至知道如何使批评者反戈一击，像蝎子一样把毒刺刺入自己的身体。道德自古以来就擅长摇唇鼓舌：没有哪个演讲者，包括我们今天的演讲者，能离开她的帮助。（看看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怎样演讲吧：为了说服别人，他们说起话来是多么道貌岸然！最后他们甚至自称起“善人和正义者”来了。）哪里存在着演讲和劝说，哪里道德就表现为一切艳妇娇娃中最迷人者和————这一点就我们作为哲学家来说是更重要的————哲学家的真正的喀耳刻。  为什么柏拉图以来的每一位欧洲哲学建筑者都劳而无功？为什么他们郑重奉为“比青铜更恒久”（aere perennius）的一切都摇摇欲坠或已经躺在废墟之中？那种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回答是多么不得要领：“因为他们全都忽略了这样一种建设的先决条件，没有考察基础，对理性进行批判。”————这就是康德的灾难性的回答！他并没有因此使我们现代哲学家脚下的土地变得更结实一点、更可靠一点！（————而且请想一下，所谓一种工具应该批评它自己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所谓理性应该“认识”它自己的价值、能力和界限，这种要求不是颇为奇怪吗？它甚至不是有点荒唐吗？————）正确的回答其实是：包括康德在内的所有哲学家都是在道德的驱使下工作的；他们表面上追求“确定性”“真理”，实际上追求的只是［14］“宏伟的道德大厦”：再次借用康德的天真自白说，他那“不辉煌但并非无价值”的工作和劳动的目的，就是“为那宏伟的道德大厦平整和夯实地基”（《纯粹理性批判》，II，页257）。可惜，他的目的未能实现！我们今天不得不说，恰恰相反！康德如此热心向善，不过是他那比任何其他世纪都更盲目而热烈的世纪  的真正的儿子，以及幸而还是这个世纪的某些更有价值的方面的儿子（例如他在其认识论中大量采用的感觉主义  ）。道德毒蜘蛛卢梭同样盘踞在他的心头，道德狂热主义的观念同样使他坐立不安，而这种观念的执行者、卢梭的另一个学生————即罗伯斯庇尔————对此直言不讳，“在地上建立智慧、正义和道德的王国”（de fonder sur la terre l'empire de la 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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