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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疑和全信，这是两个同样方便的解决方法：二者都免掉我们思索。
普恩迦赫（H. Poincaré）229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
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大公报》通讯《陷后巴黎景色》里有这样一段消息：
此外还有一件类似滑稽小说的最近新闻而又确为事实者。有一位二十年前由勤工俭学来法的四川学生名刘子华君者，用八卦为根据，推算结果，证明行星中尚缺一个，为今日天文学家所不知。刘君对此研究有年，原原本本，言之确凿。外国学界，甚为注意，新闻报纸，争相记载，称之为中国少年天文学家。刘君因此而写博士论文，巴黎大学因此而予刘君以理科博士。作八卦者为“仰观天文”之伏羲，去今不知几万千年了。演释易经者为文王周公孔子诸大圣人，去今也远在三千年之前。今在数万千年之后，居然算出一个未之前闻的行星，而所根据者又为这一套老而又老的八卦。大哉中国人思想之先进而神乎其神，妙哉八卦易理之莫测高深！“下士闻道而大笑之”，我与读者诸君，其慎之哉勿为下士也。
记者先生对于这事的调侃态度是很清楚的。他底意见或许不是全无根据。不过法国虽然打败仗，巴黎大学究不失为世界科学————尤其是数学————研究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刘君底意见又写成论文，虽然所根据的是八卦，恐怕总不免用现代术语和数学公式来说明。除非巴黎大学理科的教授们————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现代科学界底权威————都和郎之万（Langevin）230教授一样入狱或发昏了，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巴黎大学此举（如果真有的话）出于轻妄。
但我不懂八卦，也不懂天文学，刘君底论文又无从阅读，实不敢也不能有所论列。我现在只想把这段通讯在我心里所引起的一些平凡的感想写出来。
我觉得我国自海通以来，我们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似乎总不出这两种态度：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首先是目空一切，以为那些蛮夷之国，有什么比得上我们礼义之邦。不幸自傲尽管自傲，无情的事实，却逼我们不得不低头。由于军事和外交之节节失败，政治底腐窳以及社会底紊乱，我们底自信心由摇动而丧失，从疑古到非古，变自尊为自卑————这种倾向到了前几年喧腾一时的“全盘西化”而登峰造极。抗战后为了奋发民气，为了重新确立我们底自信心，我们似乎又走上自己光大之途，虽然这也许愈益坚定那些全盘西化者底主张。古怪的反应！自尊和自卑，复古和非古，也就是普恩迦赫所说的，拒绝思索的全信与全疑：仿佛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左右倾一样，除了两极端就找不着出路似的。难道我们祖先几千年来披荆辟莱，惨淡经营所遗下来的，给我们继承，给我们利用，需要我们发扬，同时也需要我们抉择和修改的产业，我们只能抱残守阙，要不然就一笔勾消？试问“五四”运动以来，那些堂皇冠冕的所谓整理国故的著述，有多少能避免这两种偏见从中作祟？
在这里我以为可以看出我们民族性（让我们希望只是后天的而非先天的）一个基本弱点：我们缺乏一种平心静气的不偏不倚的研究精神。这种精神也可以唤作科学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底缺乏不独影响到我们对于我们底过去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认识，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科学在中国那么不发达，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接受————任你自尊心如何强大————西洋人加给我们的这侮辱：“罗马人科学上的空虚，除了中国人恐无其匹。”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说是一个缺乏创造天才的民族。除了我们防自一手创立和完成一个文化系统（其中虽有多少外来的元素，但比较上总是可忽略的）这可以自傲的事实而外，单是在科学这狭隘的范围内，我们底先民也曾不止一次显示出惊人的预感，端倪，间或孤立的成就。影响近代文明最大的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固不必说。墨经上许多富于科学性的定义也已尽人皆知。就是在那素以恢恑憰怪，放浪虚诞见称的庄子里，实在也隐含着不少科学的暗示。法国十七世纪大科学家兼大哲学家巴士卡尔（Pascal）有名的两无限（Les deux infinis）————无限大与无限小————在《秋水篇》里已有极透澈的阐发。而《养生主》最后这一节：“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岂不很清楚地吻合物理学底“物质不灭律”，或者，较准确点，新物理学底“物质能量不灭律”么？我这样说并非牵强附会，因为这句话不独蕴含它底作者对于自然现象的准确的观察，也隐藏着他要了解和诠释这现象的科学的推论。算学为科学中之科学，西洋科学所以能够有这超越卓绝的飞升，算学底发达实在是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在这方面我们似乎也有出人意表的收获。圆周率我们汉朝的刘歆（公元前七七年————公元后六年）已开始计算，所得为3.1547，到了南北朝的祖冲之（四二九————五百年）便达到3.14159265的相当详尽的状况，可是在欧洲却要等到公元一五七三年德人名莪图（V. Otto）231才开始论及，十七世纪英人锺士（W. Jones）232才第一次应用。而巴士卡尔所发明的算术三角形，今称为“巴士卡尔三角形”，我们宋朝的杨辉在十三世纪却已经创立了（参看商务版李俨著《中国算学史》）。
然而我们尽管有这些和许多别的使我们可以预感到一个璀璨的科学底未来的显赫例子，它们却始终没有被发展和组织为有系统的科学，而且，“五四”运动以后提倡科学的呼声虽然很高，并且还成立了许多研究院（里面许多埋头苦干的忠实研究者无疑地已经有不少值得我们钦佩的贡献），直到今日，我们还不得不在这方面低首下心，承认我们为科学落伍甚或没有科学的民族。
这原因，我以为不仅由于缺乏科学方法，而更重要的是缺乏科学精神。因为方法只能教我们怎样做，精神却指挥我们怎样运用这方法。尺度无论多准确，视觉不正的人决不能用来画出不歪斜的图案：方法运用得不确当，结果还是等于零。从前有几个日本军官参阅唐继尧治下的云南陆军，回国后说：“云南的陆军训练虽然得法，军容也颇可观，但究不能称为现代的陆军，因为他们缺乏现代军人底真精神，缺乏爱国心。”这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想最好先晓得科学发生底可能性。关于这，法国现代大诗人兼思想家梵乐希（P. Valéry）曾有一句富于暗示的断想。他说：“如果没有宗教，科学也许不会存在，因为人类底头脑就不会习于摆脱那使它相信为现实的恒定直接的形相。”我现在用不着涉及宗教怎样教我们底头脑习于摆脱形相，以及它和科学底关系，梵氏本人是无神论者，我们可以相信他决不会对宗教有所偏袒。我所注意的是，为什么我们底头脑要习于摆脱那使它相信为现实的形相才会产生科学。我想梵氏之所谓恒定直接的形相就是我们底官能的或常识的世界。这世界是和我们底欲望，我们底热情有密切的联系，受它们底限制和转移的；或者可以说，只是我们底官能，我们底爱憎和哀乐，希望和恐惧交织成的幻象。科学却要直达自然底本体，宇宙底真相，或者最低限度也要把握住事物间真正的关系。譬如我们底肉眼天天看见太阳东上，夜夜看见星体西移，周而复始，便以为天体绕地球而行，因而成立了从前的地球中心说。又因为这种幻象和我们底农作，我们底信仰，一句话说，和我们底利益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很不愿意摆脱这观念。哥白尼底地球绕日说便是第一步脱离我们底肉眼或官能底幻象而奠立了近代天文学底始基。到了现代的相对论，则去官能底观点愈远而愈接近真相了。所以要产生科学，第一步必定要我们底头脑习于摆脱我们平常信以为真的属于我们底官能和常识的形相世界。我以为这实在是解释科学起原的确切不移的哲学基础。
认识了这层，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所有第一流的科学家，无论是普恩迦赫，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或罗素，谈到他们底神圣职业时，都再三强调它底超利害性和无私性。于是我们可以解答什么是科学精神了。所谓科学精神就是那无所为而为的好奇心，就是那超利害的求知欲望，就是那对于事物的平正通达的客观的观照。科学精神底核心就是拒绝去把我们底欲望和好恶当作理解世界的钥匙，或者，较准确点，就是要我们为了求知的欲望而抹煞其他的欲望，为了研究的热情而抑制其他的热情。
这话听来未免太玄虚太武断了，对于这些习于功利主义，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我们。超然性和无私性，我们底学术界似乎就没有认识过，如果间或有之，那只是证实这规律的例外。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求真理，在我国始终没有酿成风气。“学而优则仕”，已成为我国几千年来教育底金科玉律。所以学问对于大多数人，上焉者可以说是经邦济世，下焉者则只是干禄牟利的工具。很少把它当作毕生事业去钻研寻究的。“得鱼忘筌”，一旦功成名就，便束诸高阁，或弃如敝屣，————直到今日，这种风气似乎还丝毫未改。这足以妨碍我国学术之发达，自不待言。
就是在那比较崇高的境域里，我们底哲人似乎也未能完全免掉功利的倾向。我们哲学底研究对象始终没有离开人，或者，严格地说，没有离开人底行为；如果涉及心性，也永远胶着在善恶问题上；对于我们身外的宇宙以及身内那更精微的精神活动————思想底法则————却几乎等于熟视无睹。我国近古两个最重要的哲学体系————朱熹和王阳明————都建立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话上，很可以给我们一个科学晨光底展望。可是一个说：“格物之论，伊川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等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另一个则自己承认格庭前竹子七日致疾而罢。所以当一个找出“即物而穷其理”而另一个发见“心即理”做立足点之后，便算把“致知在格物”交代，各自分头去建立他们底伦理学了。所以我国哲学底最重要贡献是伦理学（法国十八世纪思想家朱尔伯〔Joubert〕233曾说，“除却犹太人没有宗教，除却中国人没有伦理学。”这话虽似过分，但也足以证明我国伦理学底特殊造就。）而本体论和认识论等形而上部分却惊人地片段和零碎，虽然不至于全付阙如。
照常识论，功利主义底注重应该获得最高的功利，物质主义底发达也应该是物质底发达，而事实往往恰相反。择物而噬的兽类底眼光恐怕不会超过它们肉体的需要，它们底生活状况可以说完全受它们底肠胃及性器底支配；对于原人底头脑，一切事物都是友善的或敌意的，不是利就是害，可是二者底物质生活，如果他们能够自省的话，都没有什么可以自矜的。同样，在较高的一个阶段里，中国人思想上功利底倾向只赢得物质底贫乏与落后的现状。这骤看来仿佛是最武断最矛盾，而其实，经过思索之后，最自然合理的事。
历来讨论中西文化的，总好在“物质”和“精神”二词上翻筋斗：一个自诩为精神文化，另一个则歌颂物质文明。最基本的错误，就是把文字上的反义语误认作对立的事实，以为二者是不相容甚或互为兴替的：甲盛则乙衰，缺乏甲的必定富有乙。不知道这二者如果处对立的地位，则一个应该是征服的力，而另一个是被征服的对象。人类现有的每一分文化都代表着人类底精神对于大自然每一分物质的征服。但这并非说我们今日物质生活底落后便足以宣布我们过去文化全部破产。我没有那么冒昧。如果文化————宽恕我在这里提出一个闭门自制的定义————是无数的个人用以应付环境并超越环境的刻刻变化的多方面精神努力底总和，那么，我们底文化拥有许多超越环境，就是说，不为时代和国界和原来的用途所限制的光芒万丈的精神努力底结晶，是不可掩没的事实。但是说我们没有尽量发挥我们底精神，说我们没有像西洋人那样充分运用精神底力量去征服物质的世界，似乎也无可讳言。谁为之梗呢？我以为最主要的就是缺乏我上面所说的学术上的超然性与客观性。
我上面说过，要产生科学，第一步必须我们底头脑习于摆脱那属于我们底官能和常识的形相世界，不为外界底幻象所蔽。可是常识对于中国人底头脑是那么珍贵，那么不可须臾离，以致任何事实，观念，或理论，只要稍微非常、稍微超越日常的经验，便被目为荒唐，目为玄虚，引起非难与讪笑。试举一个例————一个世界史上也许不能有更巧更显著更动人的例。
大约二千四百年前，希腊埃利亚学派最后一个重要哲学家名叫芝诺（Zénon）234，为要证明“动”是不存在或不可能的，设立了三个论证：第一个是“一个物体由一点走到另一点，每次走一半，永远达不到目的”；第二个是“亚极勒士235（希腊的神行太保）和龟竞走，让龟先走一节，永远追不上”；第三个是“飞箭是静止的”。这三个论证，显然都是和常识相悖的，但西洋人发觉它们第一次把我们底时空观中所涵的基本矛盾陈述得那么简明，那么扼要，因而觉得它们那么精深，那么玄妙，那么富于刺激力，它们遂变为哲学上的重要问题。柏拉图述它们，亚里士多德驳它们，但不得不承认它们底作者是辩证法底发明人。从那时起，每一代的西洋哲学家阐发它们的固有人，反驳的或许更多。但无论如何它们总成为一个聚讼的焦点。直到现代，思想极不同的柏列特黎（F. H. Bradley）236和柏格森依然不时用它们作讨论的中心，藉以阐明他们各自的哲学；而罗素不独认定它们代表“无限小”，“无限”，和“连续”三个问题，承认它们底作者是“无限哲学”（Philosophy of infinity）底创立者，并且，啊，奇妙中之奇妙！竟承认这三个二千几百年前的简短的谜一般的论证是二十世纪数学复兴————数理逻辑————底根据。
可是创立这几个论证底光荣，我们并不让希腊独占。我们都知道，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好辩的惠施，专门设立许多同性质的谜以“晓辩者”，其中至少有两个和芝诺底显得出奇地酷肖：“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和“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237。但是，如果芝诺底论证像一粒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上，萌芽，开花，结子，又萌芽，开花，结子，以至于蔚为丰林，惠施底却落在阴暗的石岩内，永远不见天日。因为，我们底可珍贵的常识，以及由这常识所带来的浅薄的怀疑主义，只轻轻地用“诡辩”二字便把它们定谳，永无翻身之日了！这固然一部分也由于我们底典籍所记载者，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只有断案而无大前提，所以后来的哲学家不易从事讨论，不若芝诺底论证出发点，他所辩护的学说和理论尽人皆知。但这说不定正由于我们底记载人————虽然渊博如《庄子•天下篇》底作者————对它们底大前提根本不发生兴趣，而只将一些断案当趣谈记录。
不仅这样，这过于注重功利的倾向，这学术上的超然性与客观性之缺乏，实足以剥夺我们两个为学术进展所必需的似相反而实相成的基本因素：对于抽象概括的推论之专致和对于细微的事物的浓厚兴趣，这就是说，理想的头脑和实验的精神。
骤然看来，科学底创造和发展，似乎应该是那按部就班，循序而进的理性底工作；可是一个像普恩迦赫那样卓越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分析他自己的发见底经过，却告诉我们，科学大多数的创获————定律底发见和假设底成立————实有待于那相当于我国底“灵机”和“预悟”的“洞见”和“直觉”————一种超常的组织的想像力与抽象力。唯理主义的思想家如罗素和梵乐希，也一再断言：“就是在纯粹逻辑的区域里，没有洞见，决不能发生新的事件。”这是因为理性或逻辑底功能只是防止的而非创造的。“像桥栏”，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孔狄雅（Condillac）238说，“它只能防人跌倒，却不能推他前进。”
所谓理想的头脑，就是永远放开眼界，高瞻远瞩，而不斤斤于眼前的是非和切身的利害。因为，什么是科学底任务，只是像我们汉朝（那时代的阴阳家有几分仿佛欧洲中世纪底僧侣，充满了混乱与迷误也怀孕着不少真理底可能性与潜在性）董生所说的，“穷天人之变”，就是说，要从许多纷纭万变的，表面上各不相属的现象中找出一个秩序，一个深沉的但隐秘的关系，一条可以包括和解释因而可以驾驭这些现象的定律。要达到这目的，我们就得从高处大处着想，从那里我们可以一目览尽其中每一个元素，以及它在整个系统中所占的地位，譬如登山，眼前冈陵溪涧底源流升降，来龙去脉，皆了然于中。但这又是永无止境的，永远发展和扩大的，峰外有峰，真理外还有真理，又如贾生《惜誓篇》底黄鹄
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
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
所举愈高，所见亦愈广博而愈真切。
试举例说明。哥德————达尔文底先驱————怎样达到他底生物进化观呢？就是由于一串递升的洞见，他从对于一颗植物各部分的观察而一级级递升以达于“原始植物”（Urpflanze）底概念，从对于脊椎动物的观察而一级级递升以达于“原始动物”（Urtier）底概念，又从动植生命最原始的形式底比较而达于他所谓“原始现象”（Urphaenomenen）底概念，然后从那里他纵览，默察，跟踪那动植一体的生命怎样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演进，而达到它们各自的最完全的典型，人和树。这是就一种学说本身底进展说的。关于一门科学底进展，则我们今天都知道，天文学自从相对论把它底研究对象从太阳系扩大到整个宇宙后，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底地球中心说固无意义，哥白尼底“地球绕日”说也一样无意义。就是那大家公认为亘古不移，放诸四海而准的数学，依照普恩迦赫底意见，有些问题，牛顿时代曾认为得到圆满答案的，这些答案已经不能满足今日的数学家了。美国物理学家密利根（Milikan）239在他《电子》一书底再版自序里也说，“我准备这书的再版时，很受了些感动，因为我发觉这些观点底变迁，都是扩大观点底范围，没有缩小观点底范围的。”
所以科学，一般大科学家都异口同声说，并不能达到绝对的真；一个观念，一条定律，或一种学说底标准是它底丰饶性，就是说，全视它所包括和解释，因而使我们可以预测的现象之多寡。一旦观察和经验显示给我们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那条定律再不能给以圆满的解释时，另一条包罗更广的原则便得取而代之了。
这样看来，这理想的头脑，这浮士德式的永远追求永远创造的精神之缺乏，其影响于我国学术是不用说的，因为它根本剥夺了我们一种为科学和一切学术进展所必需的原动力，一种推理的抽象力和组织的想像力，————要不然为什么像指南针那样惊人的发明或银朱制造法及浸铜等奇妙的方法（参看李乔平著《中国化学史》）竟不能引起它们底作者或后人作物理或化学上的思索和推理，而建立一种综合的理论科学？此外，其直接影响于我们和科学底关系的，我以为至少有三点：
第一，在理论方面它容易使一般人把科学暂时达到的结论，认为天经地义。这种倾向在我们五四时代那些提倡科学方法的学者们是很分明的。他们挟着他们那些一知半解的科学成绩来睥睨一切，甚至那产生这些成绩的根源“创造的精神和天才”。他们把他们那浅薄的怀疑主义（浅薄，因为是从愚昧孕育出来的，和那些大哲从他们智识底尽头澈悟出来的深刻的怀疑主义刚相反）不假思索也不分皂白地应用在我们底文化遗产上，而美其名曰“疑古”。你常常会听到他们非笑孔子，非笑老庄，为的是这些大哲对于现代物质生活的认识和享受远不及今天一个三尺之童。在这点上他们也许没有错，因为就是那发见万有引力的牛顿爵士在这点上比较今天一个普通理科学生恐怕也要退避三舍。但是他们所绝对懵然的，就是那使孔老庄之所以为孔老庄，牛顿之所以为牛顿，那使他们创立他们底哲学体系或科学定律的崇高的创造天才，————因为问题只在那抓住一切事理底核心或深沉关系的灵机或洞见，所以密利根在他底《电子》一书里也不得不把发见电化状态（electrification）和原始元素（Primordial element）的二重荣誉归诸希腊第一个哲人达列士（Thales，纪元前六世纪）240。————这种对于一切新的囫囵吞枣地接受和对于一切旧的囫囵吞枣地拒绝的态度底极端，便是抹煞真正的创造精神连带也忘记了自己的创造力。一个新问题之来，只知道搬弄书本，搬弄现成的名词和公式，东凑西凑，人云亦云，而很少想到运用自己智力底源泉，从新的观点去研究新的应付或解决的方法。五四运动以后那轰轰烈烈的一场玄学与科学论战究竟得了什么结果，如果不是俗谚所称“搔不着痒处”？所遗给读者的印象又是什么，要不是古人所谓“半桶水倒来倒去”？
第二，在实际上————其实可以说是前者必然的果————理想底缺乏影响于我们和科学底关系是，使我们误认科学底副产品，科学底渣滓，如飞机，电话，潜水艇，收音机一类现代炼金术底奇迹为科学底目的甚或科学本身，因而养成一种模仿的心理，和坐享其成的惰性及倚赖性。“我们用不着发明，只抄袭他们已有的成绩便够了”，许多人所以这样想，正因为他们把科学————一些经过严密地选择和组织的智识系统————自然产生出来的有用的效果看作一些可以如法炮制的单方，一些只要偷来便会令我们神通广大的法宝。且莫说人家日新月异的发明会使我们有望尘莫及之叹；即使做得到亦步亦趋，而源泉不在自身，实无异于等天吃饭，终有匮竭之一日。普恩迦赫说得好：“专为应用而设的科学是不可能的；真理唯互相联络始能丰饶。若固守有直接效果可期的真理，则将脱节而失掉联络了。”况且科学底结果虽然是国际间的，并且不时可以收互相增补之效；但科学创造的方式及发展的步骤，却往往印有民族性甚或个性底钤记。普恩迦赫和德国底高士（Gauss）241是数学史上同样拔萃的人物，但据他自己分析，他们俩推算底方式和步骤却往往相反，而同是概然律里的错误律（Law of errors），法国底拉普拉士（Laplace）242和高士获得的方法亦全然各别。所以除非我们学得人家底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精神，溯本探源，植根于我们民族性底深处，以期达到一个独创的阶段，我们将永远是没有科学的民族，而我们底一般学术，因为缺乏科学底培养，亦将永远沦于滞涩之境。不幸这种坐享其成的惰性，并不限于一般民众，也不限于少数狭隘的技术专家，就是一些以提倡科学自命的学者也不免。最具体的例，我可以举胡适之先生————一个以常识来处理和解决一切专门问题的思想家————自认为代表作的《飞行小赞》底下半阕：
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千百戒，
我今不修不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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