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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今执无鬼论者曰:“鬼神者,固无有。”旦暮以为教诲乎天下,疑天下之众,使天下之众皆疑惑乎鬼神有无之别,是以天下乱。(《明鬼》下)

    此墨子之明鬼,全从道德政治之立脚地出者,其尊天之意亦不外此。故“子墨子置立天之(当作‘志’ ),以为仪法”(《天志》下 )。则其天与鬼之说,为政治道德上整理的原理,而非形而上学建设的原理,甚明也。

    第三章 伦理学=爱与利

    墨子既以天之意志在兼爱兼利,故人自不可不法天之兼爱兼利。此不独个人宜然,国家尤甚。其《兼爱》篇上曰: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囯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子弟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墨子所谓“爱”与儒家之所谓“仁”,其意不甚相异,然必加以“兼”之一字者,以人之爱其身家,亦得谓之爱,故爱他人之事,必以“兼”字冠之也。其但爱其身家者,谓之曰“别”。故曰:“别非而兼是。”(《兼爱》下 )墨子以当时社会之偷薄,凡爱人之事,不患其过,而但患其不及,故矫枉而过其直耳。然墨子亦非主张无差别之爱者,曰:

    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爱(按,此字当衍)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兼爱》下)

    此虽属墨子辩论之一法,而其兼爱之说亦未必自爱亲之概念推演之。然观夷之所云:“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按,《孟子·滕文公》上 )又观《亲士》、《尚贤》二篇,则不但主张先后之别,亦主张厚薄之别,固不可诬也。

    墨子每以爱与利并举,然“利”者无他,不过“爱”之结果耳。自其发于吾心者言之,则谓之“爱”,自其及于他人者言之,则谓之“利”。然则爱与利二者,墨子果何所重乎?自一方面言之,墨子自重人心之爱,而主张动机论者之说,曰: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朱至,子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掺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耕柱》篇)

    然从他方面观之,墨子之明兼爱,实以有利于人故,而主张结果论者也。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尺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

    墨子以“利”之一概念为其道德政治上之根本主义。于是从此概念而演绎非攻、节葬、节用、非乐之说。其非攻、节用二者与儒家之说无异,故不论。独略述其节葬、非乐之说。其说节葬曰:

    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计厚葬久丧,诚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若人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非仁也,非义也,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国家,甚得贫焉;欲以众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乱焉;求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祸焉。……若以此观,则厚葬久丧其非圣王之道也。(《节葬》下)

    此全从功利上立论,与孔子之从人情上立论者大异。然其《修身》篇曰:“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则墨子固非薄于亲者,特言其厚之之道,不在厚葬久丧耳。曰:“以[臧](葬)为其亲也而爱之,非爱其亲也;以臧为其亲(也)而利之,非利其亲也。”(《大取》篇 )孔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亦同(此)意也。

    其非乐之说曰:

    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 ,多治麻丝葛绪 布 ,是故布縿不兴。……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非乐》上)

    此皆鉴当时社会之弊,而从利害上计算者,故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其真意之所在,盖可见矣。

    第四章 名学=概念论=推理论

    墨子之形而上学及伦理学之根本思想,与儒家不甚相异,唯其条目则大不同。于是欲辩护自己之说,不得不研究辩论之法。此我中国之名学所以始于墨家中发见之也。墨子之名学说,见于《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中。《经》下、《经说》上下三篇,其属辞引例皆当时熟语故事,又多夺句误字,今不可解。可全解者,唯《经》上及《小取》二篇耳。而《经》上但下“名”之定义,而不论下定义之法则,故可不论。《大取》篇亦多不可解,除一节外,余略与《小取》篇同意。此节论概念与个物之区别,实重要之断简也,曰:

    小圜之圜与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与不至鍾之至不异。其不至同者,远近之谓也。是璜也,非(按,本作“是”,疑静安校改)玉也;意楹非意木也。

    盖“圜”者仅与以概念,而无大小之别;其有大小之别,唯个物为然。意“楹”非意“木”者,“楹”者个物,而“木”者概念。即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说所从出也。

    《小取》一篇列举推理之真妄,而亦不论推理之法则,然其述谬妄之种类,颇有可观者,以为一切谬妄皆起于比类。故曰: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也(按,此字衍)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

    由是而分推理为是而然、是而不然、一害而一不害、一是而一不是四者。第一种,如: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然应用此法于他处,则生种种之谬妄。如:

    获之视(毕注云:当为“事”。愚按:当作“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

    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

    由名学上言之,前者言辞暧昧之谬妄,后者偶然性之谬妄也。又如: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愚按,疑“入船”之误 ),非人木也。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

    此由我国言语中无全称、特称之区别,故多有谬妄。而前提中之所谓“人”与结论中之所谓“人”,其范围之广狭异焉,故也。盖前提中之人指人之一小部分,而结论中之人则指人类之全体故也。但自形式上观之,则与“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之推理,无以或异。故应用此形式而不考事实之如何,其不陷于此谬妄者鲜矣。至所谓“一害而一不害”、“一是而一不是”者,亦由比类而起。曰:

    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愚按,此字衍)失周爱,因为不爱人矣。乘马,待周乘马(愚按,当作“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而后不乘马(愚按,此五字衍)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愚按,此墨子自主张其兼爱说。爱人指无人不爱;而不爱人,指不兼爱者,非指兼不爱者也,乘马之例反是。乘马不待、其人全乘于马上,然后谓之乘马。不乘马,必俟其下马后,方可谓之不乘马。此由一家之学说与一时之习惯立论,非纯由名学上观察者也。)居于国,则为居国;有一宅于国,而不为有国。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问人之病,问人也;恶人之病,非恶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马之目盼,则为(毕注:当作“谓”)之马盼;之马之目大,而不谓之马大。之牛之毛黄,则谓之牛黄;之牛之毛众,而不谓之牛众。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一马,马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此亦由吾国言语,无全称、特称、单称之别,故有此谬妄)。此乃“一是而一非”也。

    然墨子非谓推理中有“是而然”、“是而不然”、“一害而一不害”、“一是而一不是”之四种也,不过前二节分之,后二节合而论之耳。而不是之源,由于见一推理之形式之有时而真,而遂应用之于他处。一切谬妄皆由此起。然墨子虽列举事实,而不能发见抽象之法则,以视雅里大德勒(今译亚里士多德 )之推论,遂不免如鲁、卫之于秦、晋也。

    要之,墨子之名学实自其欲攻儒家之说以伸己说始,与希腊哀列亚派之芝诺,欲证明物之不变化不运动,而发明辩证论者相同。然希腊之名学自芝诺(按,约公元,前490年至前430年,希腊哲学家 )以后,经诡辩学者之手,至雅里大德勒,而遂成一完全之科学。而墨子之后,如惠施、公孙龙等,徒驰骋诡辩,而不能发挥其推理论,遂使名学史上殆无我中国人可占之位置,是则可惜者也。

    * * *

    [1] 本篇刊于1906年3月《教育世界》1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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