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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就孟子之伦理思想中，论其属于直觉论的方面者，如次。
在孟子之伦理思想中，其最要之根本观念，为仁义礼智，更约言之，则仁义二者是也。王子垫章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毕]（备）矣。”（按，《尽心》上 ）即谓舍“仁义”二字外，无可为理想者也。今按：以仁为德，则当以义为义务。孟子之所谓义，含有公正之意，即反对一切不公平之行为之意。然自广义言之，则又含有正义公道之意，即一切道德上法则或义务之意也。孔子惟说“仁”，至孟子始加以“义”之一字。《孟子》七篇中，其说正义之尊严性者不一而足，是即孟子伦理思想之特色，而亦由社会风纪变迁，不得不设为严峻之客观的法则，以防当时恣肆之倾向耳。孟子以义为直觉的，即离却一切理由条件，而绝对的督责吾人之命令。以此点言，则孟子之于伦理上似有直觉论派之面目焉。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按，《公孙丑》上 ）“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住]（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按，《滕文公》下 ）“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按，《离娄》下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按，《告子》上 ）“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按，《滕文公》下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按，《万章》上 ）“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按，《离娄》下 ）由此等思想考之，则孟子之所谓“义”，其视为直觉的，绝对的，而强人以实行之之道德上规则或义务，益昭然无可疑已。
虽然，孟子之于义，亦非谓不论何时何地皆毫不可破灭者也。彼亦以为义有大小轻重之别，轻而小之义有时不能不让重而大之义，即于一种定规外，许有例外之义是也。举其一例，“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按，《离委》上 ）所谓“权”者即指例外之义言。然则为全大义而破小义者，亦孟子之所是认者也。其后继之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在孟子意中，以为救济天下者，舍仁义之正道外，无有他策，固宜其为此言。但其为是言者，以天下之溺与嫂之溺，异其轻重耳。假使天下之溺与嫂之溺同，则如何？舍权道外，别无救济天下之道。而救济天下又为义之重大者，则如何？吾人自理论上推之，则知孟子既是认前者，其于后者，亦不得不是认之者也。且孟子亦尝承认义之有融通性，可援一二例证之，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按，《告子》下 ）孟子于此，谓礼食、亲迎是礼之轻者；饥死灭性，无妻灭人伦，是食色之重者。弃前者而全后者，固理之所当然。然又设辞以辨之曰：“ 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 则不得食：则将 之乎？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按，同上 ）此谓有重大于食色之义在，即不得不弃食色而全义也。是明明谓义之有融通性也。此外又有一例：“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不（按，当衍 ）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按，《万章》上 ）由此观之，是孟子于伦理上，实立一种系统观，而谓个人之义务，皆各有相当之位置阶级，遇有不得已之时，亦可为其重者大者，而破灭其轻者小者也。从此思想，则与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之言，明明相异。然则孟子于实际上，殆未尝不以一种“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即所谓“权”者，认为正当之行为也。吾人欲解孟子之真意，不得不设为一言，以解决此问题，曰：人得以比较种种义务而通融于其间者，就特殊义务之自身言之，即被统摄于“仁义礼智”或“孝弟忠信”等通则之下之个个的义务耳；谓义务有大小轻重者，惟同在一通则内之种种义务间，乃有大小轻重耳。如孝，一通则也，而其中有以口腹之养为孝者，有以心志之养为孝者，前者重（按，当为“轻” ）而后者轻（按，当为“重” ），故若二者相冲突，则当舍前者而取后者。若夫忠孝仁义等通则之自身，则皆有个个独立之绝对的权威，其间不应有大小轻重之别，故不能以其一为其他之手段。孟子所谓不枉己、不破义，毕竟指此等通则言，非指个个特殊之义务言也。解此则孟子之真意，其庶乎得之矣。
虽然，自他方面观之，则夫谓一切义务间有轻重之关系，而有一最终之标准者，孟子于此说，似未尝不承认之。究令如前之说，孟子乃以仁义忠孝等为个个独立之直觉原理，然遇有相互冲突之际，即如欲忠则不能孝，欲孝则不能忠之际，彼将若何判断之乎？当是之时，取其一而舍其他乎？抑诉诸更高之标准，而两者兼全乎？此等问题非超出乎直觉说之立脚地外，决无解释之道。而孟子于此，究取何种见解，则吾人莫由知之，惟由次举一例以略窥其意见耳。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按，《尽心》上）
是即假设“义”与“孝”相冲突之例，欲进而解决之者也。大体上以直觉说为立脚地之孟子，于此似[于]（已）穷于为答。法者受之于古，虽天子不得私之，然行法于其亲，如孝道何？曰：“窃负而逃”，此不既属遁辞耶？且孟子之意，或以为如是者，义与孝可两全，然吾人不得不谓之曰：彼实舍义而取孝者也。何则？负有罪之父而逃，是仍破法蔑义之为也。设有以是语孟子者，彼必应之曰：“是非蔑义，惟不得已而出于权耳。”参诸“嫂溺”之例，则孟子或有此思想欤？然如此持论，则又越于直觉说之立脚地，不以义与孝为相并而立之绝对的标准，而既于二者之间，与以轻重之别矣。由舜之大孝推之，则为亲而弃天下，宁有其事；然若舜弃天下，而天下大乱，生民涂炭，则舜如之何？孟子苟设想及此，而与以明答，则吾人于孟子说之立脚地当更明了，而惜其未有之也。
要之，孟子于大体上似属直觉说，然亦稍加以立极论之思想。（立极论者谓立一究竟之标准以为一切义务之根据。 ）彼以不杀人为仁，然有时亦以杀人为合于天理者，则彼之非严义之直觉论者，不可争也。
今谓仁义礼智（姑从孟子大体之见言之 ）不以自身以外之理由为根据，而为直觉的道德上之法则及观念，然如此道德上之直觉的（法则）及观念，吾人如何而有之乎？自内乎？将自外乎？先天的乎？将经验的乎？又以之为自内者、为先天的者矣，然将如固有论者之言，谓人之有生，即既以明了之观念，而存于心中乎？抑将如发达论者之言，谓其始不过为一朦胧之冲动，惟由经验，以徐徐发展之，而后能为明了之意识乎？解此点者，属孟子伦理说中之心理论、性理论方面。按：孟子始研究心理、性理之问题，而以之为其伦理说或德育之基础。此为中国伦理史上极当注意之事。彼宋儒一派之性理论毕竟渊源于此耳。然则孟子于道德上之观念，果谓其起原何自乎？吾人以为彼之思想一面似属固有论，他面又似属发达论，曰：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按，《尽心》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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