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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知道本来是成都少尹兼侍御史，严武刚离开成都，他就把严武的官衔都加在自己身上，自称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关于这件事变，史书里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从高适的文集和杜甫的诗里知道，徐知道趁着严武不在，成都空虚，就派兵往北断绝剑阁的道路，杜塞援军，往西攻取邛州（四川邛崃），联络西南的少数民族。他七月起兵，因为蕃汉不能合作，八月二十三日便被高适击溃，随即被他的部将李忠厚杀死，时间虽不长久，成都却受了很大的骚扰，混乱的状况并不下于安史乱中的长安与洛阳。后来杜甫再回草堂，听到徐知道死后，李忠厚等在成都杀戮人民的情形，写过这样的诗句：
一国实三公（李忠厚等），万人欲为鱼。
唱和作威福，孰肯辩无辜？
眼前列杻械（刑具），背后吹笙竽。
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
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
鬼妾与鬼马，色悲克尔娱（被杀者的妻、马，面带悲容供杀戮者取乐）。
————《草堂》
成都在转瞬间竟沦入这样难以想象的惨境！杜甫在绵州听到徐知道的叛变，江边的草堂和草堂中的妻子，都音讯断绝，生死不明，他或许会觉得这是天宝十五载的重演。他为了维持眼前的生活，只好到东川节度使的所在地梓州（四川三台）去。当时的东西两川以及山南西道由于文官逸乐、武人跋扈，人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在无法忍受时，到处都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也互相争夺杀戮，段子璋与徐知道的叛变，都是最显著的例子；而政府方面的官军，往往比叛变者更无纪律，每次叛变的平复都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殃。这样造成了蜀中的混乱局面，许多历史上不曾记载的事迹都反映在杜甫的诗中，像他的《光禄坂行》、《苦战行》、《去秋行》和后来在云安写的“前年渝州杀刺史”《绝句三首》都是很宝贵的史料。道路阻塞，行旅艰难，杜甫独自一人在东川的山中行走，到昏黑日落时便有这样的感觉：
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
————《光禄坂行》
这是蜀中的一般情形，我们再越过剑阁和巴山望一望外边的世界。七六一年三月史朝义与他的部下合谋杀死他的父亲史思明；第二年十月，代宗长子李适为兵马大元帅，仰仗回纥的兵力，克复了洛阳。这一切情形又像是五年前的历史的重演。回纥入洛阳后，又是烧杀抢掠，比七五七年攻克洛阳时更为残酷，死者以万数计算，火十天不灭。唐军也在洛阳、郑州、汴州，汝州一带任意抢掠了三月，几乎没有一家幸免，人民都穿着纸做的衣裳。七六三年正月，史朝义缢死，他的将领田承嗣、李怀仙等纷纷投降，轰动一时的安史之乱才算勉强告了结束。杜甫远在梓州，听说收复河南河北，一时惊喜欲狂，觉得从此可以不在异乡流浪，有希望回到洛阳的故乡，脱口唱出一首惊心动魄的名诗，好像把他六七年来胸中的郁结都发泄无余：
剑外忽传收蓟北（河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首诗后来不知打动过多少乱世中流亡者的心，它不断地被后人歌诵。但杜甫的狂欢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并没有随着河南河北的收复稍为澄清。回纥比肃宗时代变得更为骄横。进攻洛阳时，李适从陕州渡河访问屯驻在黄河北岸的回纥可汗，可汗责备他为什么不在门前拜舞，经过辩白解释，可汗才饶恕了李适，却令人把李适重要的随员每人鞭打一百，其中的兵马使魏琚与判官韦少华竟至鞭打后一夜便死去。中原收复，回纥的气焰更高了，他们除去到处抢掠外，把唐朝的法令看得一文不值，在长安任意横行，有时闯入皇城的含光门，也没有人敢来阻止。杜甫自从写《北征》以来，在诗里一再陈述乞援回纥可能发生极恶劣的后果，如今都一一实现。至于他在秦州时所忧虑的吐蕃，时而侵入，时而言和，势力一天比一天膨胀，等到七六三年七月，已经占有鄯洮岷秦成渭等州，使河西陇右，全部沦陷。边将告急，宦官程元振又蒙混代宗，不让他知道，吐蕃联络了杂居陇右的边疆民族吐谷浑、党项羌，越过陇山，九月攻陷泾州，十月攻陷邠州，长安没有兵力抵抗，代宗在仓皇中跑到陕州，使吐蕃血不染刃便占领了长安。吐蕃入长安，府库市里又遭受了一次大规模的剽掠与焚毁，唐军的散兵游勇，也到处骚扰，人民都逃入山谷。杜甫远道听闻，得不到准确的消息，既苦于“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又感到“乱离知又甚，消息苦难真”。长安在八年内两度陷落，遭受焚毁，他最为痛心，他说，“隋氏留宫室，焚烧何太频！”七六四年春，他在阆州（四川阆中）才听到收复长安，写成排律《伤春五首》，这与七六三年的《有感五首》、《述古三首》同样是杜甫在这时代的政治诗，这些诗好像处处都为君王着想，事实上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在那时，要挽救国家的危急，杜甫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他看一切的祸源都由于藩镇的跋扈与理财者的搜刮，他说，政府只要下决心铲除小人，实行节俭，便能转变危机，一新宇宙。但他除此以外，已经能够更进一步，道破一个真理：
盗贼本王臣！
————《有感五首》之三
这就是说，你们天天所骂的“盗贼”并不是什么怪物，本来都是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所以他送路使君赴陵州（四川仁寿）时说：
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
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这是杜甫在当时条件下所能有的进步的政治思想。同时他在另一方面也直接揭发了政府的腐败：
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
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
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
————《释闷》
这时高适代替严武领西川节度。吐蕃陷陇右，逼近长安时，高适曾经率兵攻吐蕃南境，本想从旁牵制，不料松州（四川松潘）被围，到了十二月松维（四川理县西）保（四川理县新保关西北）三州和西山城戍都被吐蕃攻陷。杜甫在阆州听说松州被围，写出《警急》、《王命》、《征夫》及《西山三首》，对于西蜀边疆的危急，不胜焦愁，而悲凉激壮，成为五律中的名作。松州陷后，成都震动，杜甫为阆州王使君拟《论巴蜀安危表》，希望减省军用，诸色杂赋名目，最好“省之又省”，因为巴蜀人民困于军需充备百役，已经到了无法应付的地步，地方上呈现出一片凋零的景象，正如《征夫》里所说的————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
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
安史之乱的期间内，江淮一带还能保持小康，但是当杜甫在成都时，七六〇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刘展叛变，南下江淮，攻陷许多城市，政府命平卢兵马使田神功讨平。田神功每打下一个城市，都大肆抢掠，尤其是富庶的扬州，经过这次事变，精华殆尽，就是经商的胡人便死了数千。等到杜甫流亡梓州，七六二年八月，他的好友郑虔所在的台州，又有袁晁起义，担受不起赋税的人民都接受他的领导，陷浙东州郡，次年四片，才被李光弼击败。这样的事情，也引起杜甫的注意，但是杜甫分不清农民起义和军阀叛变本质上的不同，他在《喜雨》一诗里笼统地说：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我们在这里把这紊乱的时代作一个简短的叙述，只为的是同时要看出，国内政治上军事上的变动，不管近在眼前，或远在千里，都在杜甫这里得到回声，反映在他的诗里，有时详于其他的史籍。并且他由此抒发出他的“盗贼本王臣”与“万役但平均”的政治思想。反过来我们看一看杜甫在流亡中所依附的那些官吏，他们的生活和杜甫的心情恰恰成为一个对照：
天下兵马未尽销，岂免沟壑常漂漂；
剑南岁月不可度，边头公卿仍独骄。
————《严氏溪放歌》
绵州的刺史杜济打鱼纵乐，梓州的刺史章彝率领猛士三干，从容校猎，他们完全忘却是处在怎样一个危急的时代；至于携带美人女乐，泛舟江上，轻歌妙舞，有时引得水里的大鱼都探出头来，听曲低昂，如有所求，更是那些县令刺史们的日常生活。杜甫望着章彝冬狩时声势浩大的阵容，想到国家的灾难，他想，为什么不用这队伍抵抗吐蕃呢？
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
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
————《冬狩行》
杜甫在七六二年秋从绵州入梓州，晚秋时一度到成都，把妻子接到梓州，七六三年秋和七六四年春到过两次阆州，七六二年十一月曾南游射洪通泉，七六三年春再赴绵州，西去汉州（四川广汉）；杜甫虽然说，“三年奔走空皮骨”，实际上他往来梓阆之间，从离开草堂到再回草堂，不过只有一年又九个月。杜甫在这时期内，衣食无着，生计完全依靠那些“边头公卿”。这些使君、县令只知道杜甫能诗能文，懂得一些药理，用到他时，便“肥肉大酒”相邀，酒肉之外，并没有真挚的情谊。梓州为东川节度使治所，自从成都事变后，地位更为重要，无论进京或入蜀，都成为官吏们往来的要道。那些地方官常常设筵迎送，杜甫也陪居末座，写了许多陪宴和送别的诗，这些诗多半是应酬的作品，粗浅无味，与前边提到的那些政治诗又成为一个对照。这正是他的最伤心处，他又和在长安时一样，自称“贱子”，诗题中“陪”字也一再出现了。
他得助最多而最须小心侍奉的是章彝。严武本为两川节度使，被召还朝后，高适代西川节度，东川节度虚悬，七六三年夏，才派判官章彝来梓州任刺史兼东川留后。章彝能训练士兵，指挥部属，也许因为严武的关系，时时照顾杜甫。杜甫不得不陪他宴会，陪他迎送客人，陪他游山寺，陪他打猎，七六三年十一月杜甫计划到江南去，章彝设筵给他饯行，他写成《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一诗，述说他沉痛的生活：
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
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
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
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
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
杜甫这样小心谨慎应付章彝和他的幕僚，赢得在梓州时免于冻馁，离梓州时获得旅费，其中含有无限的辛酸。但杜甫的江南之游并没有实现，而章彝在七六四年因为一点小的事故被再返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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