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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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的长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京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全城除去城北的皇宫和东西两市，共有一百一十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坊，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它自从五八二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建立后，随时都在发展着，到了天宝时期可以说是达到极点。里边散布着统治者的宫殿府邸、各种宗教的庙宇、商店和旅舍，以及公开的和私人的园林。唐代著名的诗人很少没有到过长安的，他们都爱用他们的诗句写出长安地势的雄浑、城坊的整饬、统治阶级豪华的生活和日日夜夜在那里演出的兴衰隆替的活剧。杜甫在他三十五岁时（七四六）也到了长安，但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这些耀人眼目的事物上；他一年年地住下去，在这些事物以外，还看到统治集团的腐化和人民的痛苦。他在一首赠给张垍的诗里说他多年漫游所得的结果是“适越空颠踬，游梁竟惨凄”；他在洛阳经历了许多人间的机巧；如今他到了长安，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个官职。他和佛教的因缘不深，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无论是家庭的儒术传统或是个人的要求都促使他必须在政府里谋得一个工作的地位。他的父亲由兖州司马改任距长安不远的奉天（陕西乾县）县令，也许是使他西去关中的附带原因。不料在长安一住十年，他得到的并不是显要的官职，而是对于现实的认识，由此他给唐代的诗歌开辟了一片新的国土。

    彩绘贴金天王俑唐代陶俑，方脸，阔口，圆眼，头戴侧翻翅盔，盔顶饰尾翼上翘的孔雀。内着袍，外披铠甲，铠甲上贴有金箔。腰系丝带，足穿高（？）战靴，双脚蹬踏坐在地上的邪鬼。其造型生动，颇具艺术感染力。

    这时的政治正显露出日趋腐化的征象。李隆基作了三十多年的皇帝，眼看着海内升平，社会富庶，觉得国内再也没有什么事值得忧虑，太平思想麻痹了他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这个年过六十的皇帝，十几年来迷信道教，不是亲自听见神仙在空中说话，就是有人报告他在紫云里看见玄元皇帝（即老君），或是某处有符瑞出现，使他相信他将要在一个永久升平的世界里永生不死。同时他又把自己关闭在宫禁中，寻求官感的享乐，终日沉溺声色，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他把一切政权都交付给中书令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口有蜜腹有剑”的阴谋家。他谄媚玄宗左右，迎合玄宗的心意，以巩固他已经获得的宠信；他杜绝讽谏，掩蔽聪明，以完成他的奸诈；他忌妒贤才，压抑比他有能力的人，以保持他的地位；并且一再制造大狱，诬陷与地不合作的重要官员，以扩张他的势力。因此开元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比较正直的、耿介的、有才能的、或是放诞的、狷洁的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遭受他的暗算与陷害。杜甫所推崇的张九龄、严挺之都被他排挤，离开京师，不久便先后死去；惊赏李白的天才、相与金龟换酒的贺知章也上疏请度为道士，归还乡里；随后李邕在北海太守的任上被李林甫的特务杀害，左丞相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不久也被迫自杀；与李适之友好、后来与杜甫关系非常密切的房琯也贬为宜春太守。这时的长安被阴谋和恐怖的空气笼罩着，几年前饮中八仙的那种浪漫的气氛几乎扫荡无余了。李林甫以外，政府里的人物不是像王 ，杨国忠那样的贪污，就是像陈希烈那样的庸懦。————杜甫初到长安，漫游时代的豪放情绪还没有消逝，他在咸阳的旅舍里度天宝五载的除夕时，还能和旅舍里的客人们在明亮的烛光下高呼赌博。但等到他和长安的现实接触渐多，豪放的情绪也就逐渐收敛，这中间他对于过去自由的生活感到无限的依恋。一种矛盾的心情充分地反映在他长安前期的诗里：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致使他常常有这样的对句：上句说要脱离使人拘束的帝京，下句紧接着说不能不留在这里。尤其是从外面回到寂寞的书斋，无论在风霜逼人的冬日，或是望着渭北的春天，他终日只思念着李白；孔巢父从长安回江东时，别筵上他也一再托付他，向李白问讯。他这样怀念李白，就是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

    华清池

    华清池位于骊山西北麓。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由著名建筑家、画家阎立德，在此主持建造了“汤泉宫”，唐玄宗后将它扩建为一个以温泉为中心的“陪都”，改名为“华清宫”。因宫殿建在温泉之上，又称华清池。唐玄宗每年旧历十月偕同杨贵妃来此越冬，在这里处理朝政，接见朝臣，第二年二月或四月才返回长安。

    唐玄宗终日在深宫里纵情声色，对于外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模糊，从一个精明有为的帝王变成一个糊涂天子。他有时偶然想到人民，豁免百姓的租税，但那些贪污的权臣的横怔暴敛比他所豁免的要超过许多倍。七四七年，他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李林甫最疾恨文人和艺术家，因为这些人来自民间，不识“礼度”，他恐怕他们任意批评朝政，对他不利，于是摆布阴谋，让这次应征的举人在考试时没有一人及第。揭晓后，他反而上表祝贺，说这足以证明如今的民间没有剩余的贤能。玄宗也只好这样受他蒙混。杜甫和诗人元结（七二三————七七二）都曾经参加过这个欺骗的考试。杜甫本来把这次考试看成他唯一的出路，并且以为一定能够成功，不料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诗里一再提到这件伤心事，等到七五二年李林甫死后，他更放胆说出他几年来胸中的悲愤：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指李林甫专权）；

    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这是杜甫在李林甫的阴谋政治里遇到的打击，同时他私人的经济情形也起了大变化。他父亲可能在奉天县令的任上不久便死去了；他在长安一带流浪，一天比一天穷困，为了维持生活，他不能不低声下气，充作几个贵族府邸中的“宾客”。当时有一小部分贵族承袭着前代的遗风，除去在他们的府邸园林中享受闲散的生活外，还延揽几个文人、乐工、书家、画师作为生活的点缀。他们在政治上不会起什么作用，可是据有充足的财富，随时给宾客们一些小恩小惠。宾客追随着他们，陪他们诗酒宴游，维持自己可怜的生计；有时酒酣耳热，主客间也仿佛暂时泯除了等级的界限，彼此成为“朋友”。杜甫就作过这样的宾客。他除此以外，还找到一个副业，他在山野里采撷或在阶前种植一些药物，随时呈献给他们，换取一些“药价”，表示从他们手里领到的钱财不是白白得来的。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这些“友朋”中最重要的是汝阳王李琎和驸马郑潜曜。他写诗赠给他们，推崇他们，说他们对待他是————

    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

    ————《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

    闸口盘车图卷，五代，绢本设色，纵53.3厘米，横119.2厘米。反映唐代繁华盛世。

    但实际的情况却在另一首诗里说得清楚：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他写出这样辛酸的诗句赠给韦济。韦济也不是怎样高明的人物，他在七三四年把乌烟瘴气的方士张果举荐给玄宗，逢迎皇帝求长生、迷信道教的心意。七四八年由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在河南时他曾经到首阳山下尸乡亭去访问杜甫，可是杜甫已经到长安去了。他到长安后，常常在同僚的座上，赞颂杜甫的诗句，这可以说是当时在长安唯一因为诗而器重杜甫的人。因此杜甫也就把他心里的悲愤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写成《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首诗一开端就说出他在这腐化的社会中感到的真实，“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随后他述说他早日的抱负和今天的沦落。这是杜甫最早的一首自白诗，也说明他的穷困从此开始。诗里还叙述了他内心的冲突：他想东去大海，恢复他往日自由浪漫的生活，可是又舍不得离开终南山下的长安。事实上，他在七四九年的冬天也回过故乡一次。他在洛阳城北参谒那时已经改名太微宫的玄元皇帝庙，欣赏吴道玄在宫中壁上画的《五圣图》，并且写出一首诗，对于玄宗过分地推崇道教表示不满。他在洛阳没有住多久，又回到长安。

    玄宗在七五一年（天宝十载）正月八日到十日的三天内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杜甫正感到无路可走，于是趁这机会写成三篇《大礼赋》，把《进三大赋表》投入延恩匦 ① 。想不到这三篇赋竟发生了效果，玄宗读后，十分赞赏，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成为他长安十年内最炫耀的一个时期。他在一天内声名大噪，考试时集贤院的学士们围绕着观看他。可是这个幸运一闪便过去了。考试后他等候分发，却永无下文，这也是李林甫在从中作祟。他只好长期地等待，等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又回到洛阳小住时，他绝望地向集贤院的两个学士说，仕进的前途没有多大希望了，只有继承祖父的名声努力作诗吧。

    但他并不完全断念。七五四年又接连进了两篇赋：《封西岳赋》和《 赋》，他在这两篇赋的进表里仍旧是渴望仕进，把他穷苦的生活写得十分凄凉。同时他也不加选择，投诗给那些他并不十分尊重的权要，请求他们援引。他写诗给翰林张垍、京兆尹鲜于仲通、来长安朝谒的哥舒翰，左丞相韦见素。这些诗都是用排律写成的，具有一定的格式：首先颂扬他们的功业，随后陈述自已的窘况，最后说出投诗的本意，说得又可怜、又迫切，排律里堆砌的典故也掩盖不住他凄苦的心情。从这里我们看到，杜甫一方面被贫穷压迫，一方面被事业心驱使，为了求得一个官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杜甫像

    他四十岁后，不但穷，身体也渐渐衰弱了。七五一年秋天，长安下了许多天雨，到处墙屋倒塌，杜甫在旅舍里整整病了一秋，门外积水中生了小鱼，床前的地上也长遍青苔。他的肺本来就不健全，这次又染上沉重的疟疾。他病后到友人王倚家中，向王倚述说他的病况：

    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同年冬天，他寄诗给咸阳华原两县县府里的友人说他饥寒的情况：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王倚和咸华两县的友人，既不是权贵，也不是文豪，却是些朴实无名的人。当杜甫运用典故写出一篇篇的五言排律呈给权贵请求援引时，他也向这些朴实而平凡的人用自然活泼的语言述说他的病和他的饥寒。这时杜甫已经起始吸取民间的方言口语，把它们融化在他的诗句中，使他的诗变得更为新鲜而有力。

    在权贵和无名的友人之外，这里我们要提到三个人，这三个人在杜甫的长安后期丰富了他的生活，慰解了他的愁苦，并且都是他终生的朋友。他们是高适、岑参、郑虔。

    高适在宋州和杜甫李白别后，浪游数载，最后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里作书记，七五二年的下半年随哥舒翰入朝，到了长安。岑参（七一五————七七〇），这个与高适齐名的诗人，从七四九年起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任书记，在七五一年秋天随高仙芝来长安，七五四年初又随着封常清去北庭（新疆吉木萨尔）。郑虔则从七五〇年起在长安任广文馆博士。在这时期内，三人中与杜甫来往最久、交谊最厚的是郑虔；至于杜甫与高岑的聚合则集中在七五二年秋他们三人偕同储光羲、薛据共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天。

    慈思寺在长安东南区的进昌坊，东南经过一些庙宇便是曲江，人们若是登上寺内七层的高塔，俯瞰这渭水与终南山中间的名城，从它山川的背景上便会更清楚地看出它雄浑而沉郁的气象，这正如岑参在登塔时所写的————

    乐舞（之一、之二、之三），唐天宝四年，墓室壁画，右侧高142厘米，宽141厘米，中间高148厘米，宽137厘米；左侧高147厘米，宽137厘米。反映了唐代的音乐和舞蹈。

    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

    ————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这天共同登塔的人每个人都写了一首诗（只有薛据的诗失传了），这些诗大半都表达出一种共同的感觉，人们登上高处，就好像升入虚空，与人世隔离了。杜甫的诗却不然，他并没有出世之感，他说：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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