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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我和一位同志共同看一部政治经济学的书，其中论述太平天国政体事，有“太平天国在国家组织中把君主政体和农民民主主义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说法。他问我：“你看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说：“我对太平天国政体没有研究过。”太平天国政体问题第一次提到我面前来。
转眼过了20多年，到1978年春天，《历史研究》编辑部两位同志带一篇关于杨秀清逼迫洪秀全要称万岁的文章叫我审阅。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太平天国的政体。他们问了我。我说：“我对太平天国政体还不曾研究，记载上说的是君主专制。”过了两个月，《历史研究》要召开太平天国史座谈会，这两位同志把《通知》送给我。《通知》上提出四项研究项目，其中有一项是太平天国政权的研究。我对两位同志说：“政权问题太大，我试对政体探索吧。”
我把有关史料都辑在一起，进行探索，首先，使我发现记载上所说太平天国政体是君主专制有了问题。于是把那些复杂矛盾的问题一一加以分析，看出太平天国的政体，是采取主与军师这一组织形式，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军师”为政府首脑，主临朝而不理政，国家权力由军师行使，惟仍承认君位天授，主对君位保持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能这一事实。这种政体，农民民主主义的比重是超过了沿袭君主制的。所以，应该说这是一种在国家组织中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体。回想我当初是把太平天国的政体看作为君主专制的，也不同意那部书上所说的话。而是经过了钻研，才改变了我的认识，作出了今天的结论。
我在1979年5月，写成一篇《太平天国政体考》，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同时在《历史学》季刊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我请了几位研究政治、经济和中国古代史的同志指教。承他们在溽暑天气，对一些关键性地方大力帮忙，使我得进一步向前探索，于这一年冬天，写成《太平天国政体考再稿》（此文收在拙著《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内，三联书店出版）。这篇《再考》写成后，我据来在拙著《太平天国史》内，写了一卷《政体志》。今年3月，欣逢广东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太平天国史研究会联合召开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把这一卷志用《太平天国的虚君制》的标题，参加了大会的讨论。
我这篇论文，经过讨论，同志们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不同意的意见都是论太平天国不可能产生虚君制。虽然我说它可以称为“虚君制”原是借用的名词，并且声明了与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实质不同。但是，顾名思义，究竟难以免除误会，借用这一名词是欠妥的。谷霁光同志远路来信给我，说这是一个发现，“是从政权组织形式突破了太平天国政权研究中的关键”，他希望研究工作深入下去。他指出：“任何政体都有其微妙关系”，而“政权组织形式千差万别”，“因此，引用‘虚君制’这一名词，值得商榷”。承茅家琦同志对拙著细细地审阅，他给我指示应改为“军师负责制”，使我顿开茅塞。我现在接受谷霁光同志和同志们的意见，照茅家琦同志的指教，把太平天国这种政体改为军师负责制，进行了一些修改。谨将问题的提出以及研讨的经过缕陈于上，敬请同志们教正！
1981年8月9日罗尔纲谨志于北京
一 绪言
政体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是通过一定的国家形式来表现其阶级本质的。它与国家的根本性质相适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体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 [1] 一般地说，国家的政体指的就是国家的权力机关，特别是最高权力机关的组织形式。通常它说明最高权力机关的结构、组织程序和职权分配等问题。
太平天国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政体必须与其国家政权相适应。金田起义后两个月，太平天国在广西武宣县东乡建国，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国家最高权力由军师行使，但天王对君位本身却具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一种在国家组织中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体，我们不妨试用“军师负责制”来称它。
太平天国前期行使这种政体，在革命战争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迅速扩大革命力量，迅速占领广大地区，并施行其革命纲领政策，发挥了重大作用。经过天京事变，军师负责制遭到破坏，天王专制独裁，与其国家政权背道而驰，遂导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以至覆亡。
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是一个一向掩蔽在错综复杂矛盾的事态当中的问题，曾经使人们发生了错觉。本文所述，只是初步在那些矛盾的陈述中经过考证清理出来的历史事实，还有待于作深入的细致的探索。
二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
太平天国刻颁的《王长 次 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记天王洪秀全于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大病死去复苏事，其中有说：
天王有时预诏：“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今日应验东王升天这几年也。
这两句话极重要，说洪秀全在丁酉年大病时就预诏，这固然是故神其说，但它却明确地说明了太平天国的政体，是以“主”和“军师”构成的，并且说明了这是起义前就已预定的，而建国以后，也一直在行使这种政体。
“主”，就是天王，为太平天国的元首。洪秀全在广西永安州时，诏通军大小兵将说：“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宜称上，致冒犯天父也。”“军师”，是太平天国“朝纲之首领” [2] ，就是政府的首脑。
金田起义后两个月，辛开元年（1851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军和革命群众在广西武宣县东乡拥戴洪秀全即天王位，立幼主，同时，立军师，建立了太平天国。
在起义的时候和建国之初，正军师杨秀清的威信还在培植的阶段，所以军令权由奉天命下凡救世威信最高的天王暂时执掌。到辛开元年十月在永安州封立五王，定西、南、北、翼四王都归东王节制之后，始将军令权交归正军师东王杨秀清 [3] 。
作为太平天国元首的天王，是具有无上的尊严的。太平天国所行的朝仪，正是汉高祖刘邦所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4] ，完全是承袭封建皇朝那一套朝仪，也正是太平天国政体中封建主义的组成部分。但是，天王却没有执掌实权。第一，太平天国起义伐暴救民的檄文没有用天王名义颁布的。第二，中国封建皇朝，由皇帝降诏处理国家政务，称为上谕，太平天国天王没有上谕的颁布 [5] 。第三，太平天国朝内官，属于供职天朝宫殿以及左史、右史、掌朝仪、通赞、引赞等1621员，都是天王侍从仪卫的官，没有一员是管理行政的 [6] 。第四，太平天国参仿《周礼》，虽设有六官丞相，却是作为“位居极品” [7] 的最高一级官阶，而不是掌管全国政务的官职。所以，天王只是一位临朝而不理政的国家元首，并没有执掌国家的实权。
太平天国的权力在于军师。作为革命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国家政务，由下级层层核议，经军师决定，然后由军师启天王取旨。天王这种“旨准”，实质是“画诺”，实际已由军师执行。
因此，常有“事过方奏，或竟不奏者” [8] ，《天朝田亩制度》又规定凡经军师奏请取旨的政事，“天王降旨，军师宣列王，列王宣掌率以下官一体遵行”，军师总理国务，具有领导列王的权力。所以李秀成论军师为“朝纲之首领”，洪仁玕也自述“身任军师之重” [9] 。太平天国军师权位的崇高可见了。
就由于太平天国的权力由军师执掌，所以才有这样崇高的权位。太平天国的起义檄文是由军师颁布天下的，那三篇后来编为《颁行诏书》的伐暴救民的著名起义檄文，《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讨胡檄》和《救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就是由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颁布的。到癸好三年正月，大军从武昌下江南，颁布的《四民各安常业诰谕》，也是由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颁布的。杨秀清、萧朝贵在这些布告中，开口就自称“本军师”，俨然以代表国家的身份向天下宣告。太平天国给进贡的人民收执，以为“异日合符之凭”的贡单，也是由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代表政府发给的 [10] 。太平天国致外国的照会也同样是以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的名义致送的 [11] 。可见太平天国是以军师代表政府的。
再看太平天国国家权力的行使。太平天国“一切号令” [12] ，自军国大事，以至刑赏生杀，职官升迁降调，都由正军师杨秀清裁决 [13] 。杨秀清的东殿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每部12员，共72员，主分掌国务，承宣24员，主发号施令 [14] 。全国国务，各方向正军师杨秀清禀奏 [15] ，又从东殿发出诰谕指挥，每天川流不息地好似机器一样运转。曾于一天里面颁发诰谕至三百件之多，使敌人感到惊奇 [16] 。凡镇守各地的官员和出征的大将，当封授遣派时，必颁给正军师杨秀清将凭一张，准在外先斩后奏 [17] 。正军师杨秀清的将凭，代表了太平天国国家的权力，与中国历史上所传皇帝赐尚方剑授权诛奸具有同样的意义。
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反革命分子及外国侵略者都是不能理解太平天国这种军师负责制的。清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分子见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就指为“尸位而已” [18] ，甚至说“洪秀全实无其人” [19] ，“或云系刻木偶伪之，实无其人” [20] 。来天京探访太平天国的外国侵略分子见天王没有上谕，也向太平天国提出询问 [21] ，回去又作了“以东王名义对我们的询问所作的答复，根本不能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对南京太平王这个人的存在和他是否在南京这样疑问”的汇报 [22] 。至于对正军师杨秀清行使权力，以《贼情汇纂》作者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反革命分子指为“一切专擅”，“自揽大权” [23] 。英国侵略分子麦华陀（W.H.Medwrist）和鲍林（Lewis Bowing）也指为“东王极其狡猾地僭取这个位置，使他的主公成了一个纯粹傀儡国王” [24] 。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把太平天国这种政体指为杨秀清的篡夺行为。
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反革命分子以及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政体的歪曲，好似乌云般一直遮蔽着后人的观察，使人们发生了错觉。今天必须予以扫除，然后方能显示出真实的历史事实。我已在《太平天国政体考再稿》中，专章详加考谬释惑，请读者参看该文。
三 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历史渊源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是有它的源远流长的渊源的。
在中国古代，本来有一种限制君主权力的丞相制度。丞相是秦代后为封建官僚组织中最高官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其执掌为“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应劭注说：“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就是说秉承皇帝命，管理全国政务。汉初丞相位尊权重，所以近人有称为责任丞相制度的说法。自汉以后，丞相一职，废置不常。明朝初本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诛左丞相胡惟庸，遂废丞相不设，析中书政务归六部，以六部分掌全国政务，直接向皇帝负责，于是总揽权柄于皇帝一人之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复下敕谕，后世子孙不得议设丞相，臣下有请设立丞相的，处以极刑 [25] 。明代暴君迭出，残虐人民。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总结明朝历史，他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他在《明夷待访录》里，既痛斥“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大倡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人一家的天下的民主道理，复极力主张宰相制，以分君主权力；并主张皇帝没有执行的事，宰相可代皇帝执行。黄宗羲的主张，曾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实行虚君共和制所取法。暴君嫉恨丞相制，哲人则主张用丞相制以分君主的权力，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来已久了。
在农民阶级方面说，自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农民为要求平等、平均，反对压迫，打倒暴君，推翻虐政，进行过大小数百次的革命战争，更是史不绝书的。
编著于元末农民大起义后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便反映了一种防止暴君出现，限制君权的政治理想。这两部书的著者罗贯中，是个“有志图王者”。据传他曾参加元末张士诚起义 [26] 。他抱负未能实现，只得见之空言，寄托在这两部说书讲史的小说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五记刘备进位汉中王，封“诸葛亮为军师，总督军马一应事务”。《水浒传》第二十回记梁山泊英雄立晁盖“为山寨之主”，扶他“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后，推吴用为军师说：“学究先生在此，便请做军师，执掌兵权，调用将校，须坐第二位。”
《三国志通俗演义》把历史上刘备的谋臣诸葛亮，改造为小说上总督军马一应事务的汉军师诸葛亮，并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预见未来的象征，作者显有寄托。在《水浒传》里，不把梁山泊的权力交给那四海驰名，“智勇足备”，为“山寨之主”的“托塔天王”晁盖，而交给这个“村中学究”的“智多星吴用”执掌，其用意更为明显。汉军师诸葛亮和梁山泊军师吴用都可说是著者的化身，也可说是著者的政治理想的反映。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正是远承《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种政治理想而来的。两相对勘：《三国志通俗演义》汉军师诸葛亮“总督军马一应事务”，太平天国的军师也“总理国务”。《水浒传》立晁盖“为山寨之主”，推吴用为军师，“执掌兵权，调用将校”，太平天国也以主为国家元首，军师为政府首脑，执掌实权。《水浒传》梁山泊英雄聚义，在聚义厅上同时推立“山寨之主”和军师，太平天国也于建国时同时建立天王（主）和军师。两者完全是一模一样。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成书后约三百年，于清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创始的天地会 [27] ，在它的《反清复明根苗》第一里，就有在高溪庙起义时，拜朱洪英（一作朱洪竹）为盟主，拜陈近南先生为军师的传说 [28]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有一卷天地会人物绘像 [29] ，把这个传说形象地绘了出来。这一卷绘像，绘的都是天地会传说人物。第一幅是《朱洪竹小主绘像》。第二幅便是《明主朱洪竹和军师陈近南先生绘像》。其他人物都是单人分幅绘于后（陈近南也有一幅在白鹤洞修道绘像列于后），这表明“主”为最高领袖。而明主朱洪竹和军师陈近南合绘列第二幅，则意味着“主”和“军师”为一体，也意味着天地会打算建立的政权是要采用以“主”和“军师”构成的政体。再从第二幅看，明主朱洪竹和军师陈近南并站在一起，明主站在右，军师站在左，右高左下 [30] ，明主表现出一副至高无上的尊严，军师面向明主，表现出承命的表情，而令旗则执在他的手中，这表明了“主”为元首，是第一位，“军师”是第二位，但实权却由“军师”执掌。天地会这一幅绘像，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通过汉军师诸葛亮和梁山泊军师吴用而表现出来的以“主”和“军师”所构成的政体的政治理想活现在纸上。我们看了这幅绘像，对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实质和精神面貌都会得到深切的体会。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是两部著名的具有人民性的说书讲史的小说，《水浒传》写的是宋代梁山泊农民起义，著者更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其中。这两部书，都为人民所喜爱，都反映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所以农民起义者在组织他们的会社和建立他们的政体时，往往向这两部书吸取养料。上面已经说到天地会在传说上就据《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有军师陈近南这个人物。现在再来看它的组织和制度。考天地会便是取《水浒传》“指天地作父母”的梁山泊大聚义的誓词，以泯除家族的畛域，而合异姓为一家的意义作为会名的 [31] 。天地会力求平等主义，会员间彼此都以兄弟称呼，入会的一体看待，便是从《水浒传》不分贵贱，无问亲疏，并且打破天赋的不均与教养的不齐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的梁山泊大聚义的理想而来的 [32] 。清末哥老会（即天地会后来的名称）重要首领陶成章述天地会“力求平等主义”，“政体主共和”，也指出是取《三国志通俗演义》（桃园义气）、《水浒传》（梁山泊聚义）、《说唐》（瓦岗寨威风）三书贯通而来 [33] 。天地会的组织及其共和政体，取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也取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在14世纪后半期撰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中还是一种政治理想，到17世纪70年代创始的天地会就以这种理想来组织会社，并且预期以“主”和“军师”为构成的体制作为将来建立政权的政体。到了19世纪50年代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国，就把军师定为制度，创立了军师负责制，见之实行。从理想到预期，从预期到实现，其历史源流，是明如观火，昭然若揭的。
四 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产生与性质
太平天国按它的阶级本质来说是农民的国家，其使命首先是为封建社会中深受压迫的农民和贫苦的阶层谋利益，镇压敌对阶级的力量。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史时期，当时的中国，已开始由封建社会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宗法关系已趋向松弛化，历史条件已起变化，另有其特殊内容。它不但把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世世代代所追求的平等、平均的农民民主，大大地向前推进，发展到农民起义的顶峰，并且，带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属性，开始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然而素朴的宗法制君主主义，对君主政体的观念，还存在于当时的农民的思想意识中。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起义建国，一面极力要求贯彻他们所追求的农民民主的理想，一面又沿袭了他们阶级敌人那一种封建旧体制，这样，在他们国家组织中就出现了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政体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军师负责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带上特殊内容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它的政权建设上，产生了军师负责制，以军师为政府首脑，总理国务，君主临朝不理政，不能随他的意志去处理国家大事的政体，绝不是偶然的。这种政体，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包涵有丰富的农民民主性质的内容，从下面几方面考察，可以具体地看出来。
首先从议政制度看。太平天国议政有三项原则：第一，民主，所有政务，“皆由下拟定” [34] 。这就使下级得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拟议，发挥民主作用，而避免上级官僚主义，也就避免专制独裁。第二，集中，下级必须层层转达，不得越级白事，到了侯、相这一级，经过他们“商议停妥”，再由他们向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禀报，最后，由杨秀清审核，韦昌辉、石达开参议，作出了决定，把全部权力集中到正军师 [35] 。第三，极度地限制了君权，所有政务，都由正军师杨秀清决定。然后由杨秀清率领韦昌辉、石达开上奏天王取旨。凡“议定奏上”，天王“无不准者，每批准旨二字”，“从无驳者”，就是从来没有否决过。群臣“概不准奏事”，只有与政事无关的请安，贺喜谢恩得向天王上本章，就是这些，也必须杨秀清盖印，经杨秀清审查过，否则天王不阅。君权限制到了这种地步 [36] 。这一种议政制度，极度地限制了君权，既民主，又集中，是具有民主性质的。
从选任人才来看。《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全国每年选举一次。从最低一级两司马管辖的二十五家选举起，经过上一级层层考核，一直到军师，然后启奏天王任用。凡“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实行，这个每年一举的制度也未能实行。但所行的乡官制度，却正是这种制度。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分兵克复各地，建立地方政权，设立乡官治理。凡乡官，由“乡里公举”，“为众姓所共推”，施行民主选举，深得人心 [37] 。江西、安徽人民之所以热烈拥护太平天国在于此，太平天国政权之所以得打下基础也在于此。基层行政人员，直接民选，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首创。太平天国这一大改革，的确改变了封建体制，实现了农民民主。太平天国前期保举官员也同样是采取民主的措施。凡保举官员，由丞相、检点、指挥等各级保举所属，列名具禀，呈于韦昌辉、石达开，转申于正军师杨秀清，杨秀清可其议，始会名同奏于天王以取旨，榜示朝堂，使众周知，乃颁给印凭而授职。其有战功，也由本管官保奏。这正与《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相同，也具有民主性质，所以人才辈出，深得人心 [38] 。太平天国这种民主保举，《李秀成自述》曾记石达开出走后，国中无人，朝臣把他和陈玉成、蒙得恩、李世贤选举出来助国。不仅陈玉成、李秀成这班人物是“经朝臣查选”，“朝中议举”，就是提理全国政务的石达开，也是“全朝同举”的 [39] ，众人不但举石达开执政，还因“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 [40] ，连王号也由群众封给了！从这种种情况，特别是后两件大事来看，可知太平天国的农民民主，究竟达到何种境地。
又从太平天国的臣民具有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来看。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旬前后（1861年12月20日左右），英国海军提督何伯（JamesHope）、参赞巴夏礼（Harry S.Parkes）乘着这年秋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战事失败，安庆陷落的形势，幻想用利诱、威胁的手段来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平分中国愿帮助打倒清朝的谈判。据《李秀成自述》记载，天王是经过与朝臣会议，然后召见他们予以拒绝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粉碎英国侵略者平分中国的阴谋，是一件特大的事，而决定在于朝臣会议。这可见太平天国的臣民是具有决定国家大事的民主权力的。英国侵略者由于这件阴谋见不得天日，所以他们在秘密谈判被太平天国断然拒绝而决裂后，就进行公开的挑衅。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1861年12月27日），何伯命令停泊天京的狐狸号舰长宾汉（Henry M.Bingham）照会太平天国，提出四项强横的要求。太平天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1862年1月1日），答复宾汉照会，逐项驳斥，全部拒绝，其中有说：“我全国官兵上自诸王，下至兵士，势必愤怒，不准此类协定继续施行。” [41] 太平天国的军民有不准违反国家利益的条约继续施行的权力，也可见他们具有对国家大事决定的民主权力。
再从太平天国臣民有一定反抗权力来看。天京事变后，全朝同举石达开执政，众心欢悦。天王洪秀全却不欢悦，他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专任两人来挟制石达开，人心已经不服了。到石达开被迫出走，人心愤激，洪秀全竟不得不撤了两兄的王爵，并顺从群众的推戴，镌刻义王印，派专使去安庆送给石达开 [42] 。其后癸开十三年夏，雨花台要塞失守，天京危急，洪秀全受了臣民的压力，又不得不封李秀成为军师，并宣称“禅位幼王，尽黜洪氏之党”，以缓和臣民的激愤 [43] 。太平天国就是到了洪秀全已厉行君王专制的时候，臣民还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权力，迫使洪秀全不能不向臣民让步，控制了洪秀全的专制独裁的。
还可以从太平天国的登闻鼓制度来看。太平天国设有登闻鼓，从天朝宫殿和东王府以至各地首长衙门都设置大鼓，凡有冤抑不伸的人都可前来击鼓，要求审断曲直，平反冤狱。这种登闻鼓制度，不仅行使于法制方面，保护人民的利益，使民气得伸，就是对国家大事也同样可以击鼓要求复议。戊午八年夏，天京被围急，李秀成请求出京调兵解救，天王不准。过了几天，李秀成见势急，就到朝门击鼓，请求天王登殿重议。李秀成击鼓，侍臣鸣钟之后，天王登殿传奏。结果，李秀成取得旨准，出京调兵，解救了天京 [44] 。李秀成就是行使太平天国的登闻鼓制度，可见这种制度也是具有农民民主的性质的。
从以上种种方面考察，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确实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可以说它是初步体现了我国农民阶级所世世代代追求的农民民主的理想的。
但是，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因而具有它的特殊的性质。太平天国君主临朝不理政，以军师为政府首脑，总理国务，这是农民民主的一方面。太平天国宣布洪秀全是奉天命下凡救世，大讲“君道”和“臣道” [45] ，承认了“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46] ，君位由天所授的君主制。太平天国的君与臣，依然同封建君主制一样严划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封建社会，自东汉以后，“万岁”为君主至尊的专称 [47] 。太平天国定制，天王洪秀全称万岁，正军师东王杨秀清称九千岁。杨秀清为臣 [48] ，逼迫洪秀全答应他称万岁，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所以李秀成论为“君臣不别，东欲专尊” [49] 。这正是太平天国全体臣民的公意。恪守臣道，君臣界限不能混淆，正是他们共同的伦常道德。洪秀全之所以得有权力以篡位大逆下诏诛杨秀清，而诛杨秀清后，万众无声，这都由于太平天国这种政体所决定。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把国家实权归军师执掌，天王洪秀全不可能认为“朕即国家”，不可能随他的意志处理任何国事。这是与君主专制最不同的所在。但天王洪秀全却能够把“君位”作为私有，有谁要夺取时，他就得有绝对的权力而诛之，保留了君主制君权天授的权能。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者形式上是很相像的，而实质却是不同的。西方内阁制，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产物，其君主是封建阶级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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