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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洪大全及世人对洪大全问题的态度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论《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里，有一段话说道：
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窃计史迹中类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谓宜当以老吏断狱之态临之，对于所受理之案牍，断不能率尔轻信，若不能得确证以释所疑，宁付诸盖阙而已。
这一个成为历史疑案的洪大全，便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三月初三日（即清咸丰二年二月十七日）太平军在广西永安州破围之役，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在大败之后，称为当场追剿生擒的“逆首”。这人，被执之后，就给赛尚阿解到北京去，用来做献俘的人物。
清咸丰二年三月庚申咸丰谕军机大臣等述广西巡抚邹鸣鹤的奏章道：
据邹鸣鹤奏克复永安州城生擒逆首先行驰报一折，据称二月十七日丑刻，贼匪冒雨突围由东路奔逃，我兵跟踪追剿，歼毙数千人，擒获逆首洪大泉 [1] 一名。因山径陡险，大雾迷漫，镇将遂致阵亡，贼众现已分窜等语 [2] 。
同月辛酉谕内阁述赛尚阿的奏章道：
赛尚阿奏收复永安州城生擒逆首并现在剿办情形一折，永安州城逆匪逃出分窜，我兵四面兜剿，疊有斩戮。现获之洪大泉，即逆首洪秀泉之谋主，现已派员槛送京师 [3] 。
四月丙申，洪大全被檻送到京师，奉旨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 [4] 。会审的结果，以合依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复奏。奏入，得旨：洪大全著即凌迟处死、枭示、派刑部左侍郎书元、署右侍郎陆应谷前往监视行刑。洪大全事迹始末见于清朝文书的如此。案这一场永安破围大战，清将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四总兵同日阵亡。清军在惨败之后，乃有献俘之举，这是一件最使人怀疑的事。所以历来怀疑洪大全事迹不乏其人，到梁启超不过再重新提出罢了。
但是，世人对洪大全问题的态度也并不是一致的。我们追溯这个问题，自咸丰二年起一直到今天为止，一百多年来，可以分做五个时期：
（一）否认洪大全地位时期 （清咸丰初年）
（二）记载歌咏洪大全事迹时期 （清同治时代）
（三）否认洪大全事迹时期 （清光绪末年）
（四）怀疑洪大全事迹时期 （五四时代）
（五）争论洪大全事迹时期 （从1934年到近年）
当献俘之初，洪大全还未解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遵旨陈言的给事中陈坛在附片中力论洪大全乃赛尚阿当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出来的一个赝品，其人不过供太平天国驱策，并非著名渠魁，实不值解京的话道：
广西拿获贼匪伪军师洪大泉，经赛尚阿遴派随带司员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联芳、户部员外郎丁守存槛送来京，计四月内可到。维我朝故事，凡解京正法者，皆实系逆首方可示天威而昭武功。今闻洪大泉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借壮国威，并以稍掩己过。臣愚以为京师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难欺。此端一开，恐将来获贼者均不免张大其辞，希图冒赏。且恐逃匪闻而窃笑，愈以张其玩侮之心。尤可虑者各省盗贼勾结，气类原属相通，一有疏虞，更关国体。应请特降谕旨将洪大泉之不值解京明白宣示，饬令沿途督抚无论该犯行抵何处，即行就地正法。其押解该犯之联芳、丁守存想于军营不甚得力，听其自行回京，毋庸再赴广西。庶在事文武咸知警畏，而贼匪闻之，知圣意必欲将真正逆首洪秀泉等悉数擒获，愈足寒贼胆而励军心矣 [5] 。
按陈坛此奏是根据以往军前查复太平天国领袖姓名的奏折内并没有洪大全这一点来提出意见，这是一条极有力的证据。所以咸丰得了此奏，在给内阁的上谕里便说道：
该给事中另片奏贼伪军师洪大泉拟请毋庸解京等语。洪大泉籍隶衡州，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现既槛送在途，仍著解至京师，以凭讯究 [6] 。
这时，除陈坛与咸丰外，有一个帮助广西巡抚邹鸣鹤、提督向荣守桂林的临桂在籍翰林院侍讲龙启瑞，做有一首长篇《纪事诗》，他在自注“谓言当大捷，献俘堪铺张”的诗句里说道：
擒洪大全解送京师，实非贼中要领 [7] 。
又当洪大全被献俘停在桂林的时候，有一个在桂林做巡抚邹鸣鹤的幕客后来用半窝居士的笔名（这人真姓名大约是浙江海宁俞凤翰）撰有一部《粤寇起事记实》记洪大全事也说：
军中讳败为胜，事所常有，惟奏获洪大全之事，则过于虚谬矣。此贼起解之时，槛车停于桂林城外，观者甚众，问其姓名踪迹，嘿无一语。又问能作诗词，乃风雅之士，何以从贼。始云识字无多，不能吟咏，被贼掳去，逼胁入党，非渠魁也。所有擒获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部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比部某君为军机章京，随大帅至粤。）
可见当献俘之初，就在清朝方面来说，内而朝中，外而军前，上自皇帝，下至廷臣、士绅都否认洪大全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以为“仅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这是第一个时期。
到了清咸丰四年（1854年）张德坚编《贼情汇纂》始在首逆事实里立有《伪天德王洪大全》一传 [8] 。但张德坚对洪大全被擒时穿着囚服及论者称扬洪大全才识两点还有传疑之词。洪大全事迹全盘肯定，实始自清同治四年（1865年）清朝两湖总督官文监修的《平定粤匪纪略》。此书在叙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那一段事迹里，便特地先插入洪大全的小传道：
湖南衡山县人洪大全，幼颖慧，甫八龄，能默诵《十三经》，阴自负。知秀全倡乱，即往依附，遂为部署队伍，马匹旗帜器械渐备，返屯金田 [9] 。
这样一来，太平天国要等待洪大全到来部署队伍，然后才在金田起义，洪大全便宛然是个“谋主”的身份了！所以到永安破围之役，就大书特书道：
二月，贼溃围东窜，官兵收复永安州，阵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 [10] 。
《平定粤匪纪略》这样的肯定洪大全事实，并不仅仅是出自封建皇朝记载上习惯的铺张笔调，而且，据我们追考，此书编撰者之一就是帮助赛尚阿捏造洪大全的作伪者丁守存 [11] ，这几段话虽不一定是丁守存的手笔，但倒完全是据自他的意见来写的。这就是说，洪大全事实的肯定也还是出自捏造者之手。这是第二个时期。
但是，到了清光绪末年，就有人来重翻旧案。韩孔厂在跋黄钧宰《金壶七墨》记洪大全事里提出他的意见说：
以吾所闻于故老，实无洪大全其人；即有，亦不过一极寻常流辈。吾考之群籍，洪秀全曾自称天德王（此说亦非确），初起时有将名洪天德（见王氏《甕牖馀谈》），却无洪大全封天德王之事。说者谓洪氏初起，气势锐甚，官军莫敢撄其锋，赛尚阿督师久，惧谴责，乃捏造此人以欺朝廷，后世秉笔者多不察，展转钞录，几成故实。中国历史之多诬，即此一端可见 [12] 。
韩孔厂不但否认洪大全的地位，他根本就否认洪大全的事迹，他说：“以吾所闻于故老，实无洪大全其人。”这是第三个时期。
到了五四以后，梁启超对洪大全问题持不轻信、重证据的态度，他认为这一个“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的史案，必须求得一个强有力的反证方才可以把它推翻，但是，“断不能率尔轻信，若不能得确证以释所疑，宁付诸盖阙”。梁启超这一种态度，正反映着当时梁启超等人对考证历史的态度。这是第四个时期。
近二十年来，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工作者对洪大全问题起了争论，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第一种结论是否定洪大全的，是我作出的，有专文论述的还有朱谦之 [13] ；第二种结论是肯定洪大全的，有俞大纲、萧一山、简又文、郭廷以、谢兴尧、荣孟源 [14] 。这是第五个时期。
我们回溯这五个时期，知道洪大全问题一开始提出，人们就予以否定，中间虽然经过一个肯定的时期，而把它肯定下来的还是出于捏造洪大全的作伪者丁守存之手。这是一个开始就有问题的历史问题，并不是到了我们时代才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对待这一个问题，不论站在肯定方面或否定方面，都必须把对方所列举的证据驳倒，指出它的不可信，把自己的证据拿出来，说明它的真实性，并且，还必须把有关洪大全问题的一切历史上问题都解释得通，然后方才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出来。
二 洪大全问题的争论
近今对洪大全问题的争论，起于1934年秋天我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发表的一篇《贼情汇纂订误》。我在此短文中，根据若干条史料对《贼情汇纂》内《天德王洪大全》所记事实提出怀疑。当时俞大纲看了我这篇短文后，在《图书副刊》上发表一篇《读罗尔纲贼情汇纂订误后论洪大全事迹》，引故宫文献馆所藏《洪大泉供》做证据，证明太平天国实有天德王洪大全其人，“与秀全骈比为王”但他“本非洪、杨旧党，号称王位，实等虚设”。又说洪秀全之所以尊崇洪大全，想“大全亦有实力之凭藉耳。今者史料之集证，依常识之判断，则大全之所凭藉者，当为三合会之党徒，与署天德年号之会匪，实二而一者也”。最后论大全之被擒，因萧朝贵不听令，当是洪、杨有意为之。此实为两种势力（复明之民族思想与宗教改革观念）消长之必然趋势。洪、杨中人之所以迄不认有大全其人，盖即讳其与三合会有一度之携手，以自扞其教义。对我的怀疑，提出不同的意见。
1935年萧一山在所著《太平天国诏谕》一书《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告示跋》一文内论天德王洪大全事迹根据《洪大全供》与俞大纲的意见进一步发挥，加以肯定，说：
大全之称天德王，为秀全所尊，并非为秀全所封。二人在永安，同称“万岁”，居朝内正屋，俨然两头政治之规摹焉。……大全必有可以被尊之资格在也。此资格当包括两种：
一曰实力之凭借，二曰名义之尊崇。……然则大全之实力为何？曰天地会是已。名义为何？曰大明天德皇帝是已。
接着又说：
此时天地会与太平军合作，殊无疑义。在秀全诸事草创，党派之见，必不甚严，故乐予容纳，以增厚己力。在大全则散漫之余，秀全新起势锐，同气相投，亦可借以振作，故能融两派于一炉也。秀全即因其旧称而尊之曰天德王。
最后萧一山还引申俞大纲的意见论自洪大全被执后太平天国即排斥三合会（即天地会别名），拒绝与三合会联络说：
然洪、杨既别倡所谓天父、天兄之说，即已与洪门之旧规隔离。两种思想，颇不相容，故天地会头目不久辄散去（见《中国秘密社会史》）。而大全亦不免被陷身死焉。……洪秀全后日之排斥三合会，亦由于此。若从他方面观察，则秀全所以不赞成复明者，或以明后之假托已为大全所占，秀全固不甘为其臣属乎？不然，三合会又何负于太平军，而必深闭固拒如此。（太平军不与三合会联络，有请援者亦遭拒绝，如上海刘丽川是已。故三合会起事者，皆不旋踵而失败。）
萧一山这一个意见，影响了二十年来撰述太平天国史的工作者。他们根据萧一山所论述的洪大全事迹，说明是太平天国宗派思想的表现，并且指为太平天国革命主观方面必败的一个原因。洪大全问题所以直到今天还成为太平天国史上一个大问题就在于这里。
我在俞大纲发表《洪大泉供》以前，没有看到这篇文件。当时我看了这篇文件，以为研究洪大全有无其人其事，应该从研究此供下手。因为当时赛尚阿所以能够证实有洪大全其人其事的是此供，今人所以坚信实有洪大全其人其事的也以此供为惟一的根据。但我们却不能说有供即有其人其事，我们应该先问那篇供的可靠性。古来捏造人证的事件是常有的事，就举太平天国史事来说吧，例如丙辰六年七月燕王秦日纲围金坛，这月十六日（夏历二十二日）金坛清守将李鸿勋遣军出筑垒，大败归，城中震动。到了太平军解围去，清守城将吏为了要掩败冒功，就捏说在太平军营里面搜获文卷得秦日纲战死月日，才知道在这一天把秦日纲打死。后来李滨撰《中兴别记》就根据来大书特书，并且加以论断说：“是战虽猛浪致挫，然除一巨酋也。曩长沙军炮毙伪西王萧朝贵，先亦不知，获贼党讯供始知之。此则证以伪牍，庶盖可信。”其实秦日纲并不是在金坛战死，而是因天京事变帮助韦昌辉乱杀无辜，韦昌辉伏诛，他也被诛死。后来太平天国朝天朝主的位次，便取消了北王、燕王的位置，以明正他们的罪状。现有秦日纲围金坛时的部下大将、《李秀成自述原稿》与跟随秦日纲的爱尔兰人肯能（Canny）的详细报告 [15] ，以及“朝天朝主图” [16] 为证。然而作伪者竟欺骗了当时人，还欺骗了后来的记述史事的人。这件事说明文卷或供辞之类的文件一样的可以伪造的，有了作证的文件还要先鉴定它的可靠性，断不能一见证件，不问真伪就信它所证的事件为实事的。所以我们要考证洪大全之有无其人，断不能认为有供，即有其人其事，必须先去考证他的供所记的事实是否与太平天国史事相符。如果这篇供与太平天国史事没有什么违背，那末，这篇供可以断定是真的；供这篇供的人，也可以断定是确有其人其事的。反过来说，如果这篇供与太平天国的史事不符，那末，这篇供可以断定是假的，所谓供这篇供的天德王洪大全，也可以断定是给清钦差大臣赛尚阿捏造出来的人物。我就根据我的看法进行考证，在此不过一千四百字泛泛的铺张叙述的供辞之中，提出七条违反太平天国宗教信仰与太平天国史事不符之处。这篇论文，发表在1936年清华大学出版的《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三期，后来又收在《太平天国史丛考》一书内。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俞大纲说他同意我的考证，并且说把他一年前的意见取消了。山东日照县人牟乃纮也由书店转来一封信，告我清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心腹幕僚当时在大营主办奏稿后来又押解洪大全进京的丁守存的故乡山东日照县父老说丁守存在押解洪大全进京时，在路上把瘖药给洪大全吃，所以洪大全到京后即不能发言，所有供辞，都系假造这一个重要的口碑。
在几年之后，简又文在所著《太平军广西首义史》注释里，有《“天德王之谜”————洪大全案之研究》一文，他一方面说他与萧一山的说法，“大体上彼此却是同调”，另一方面却同意我的考证，说：“罗氏凭种种证据以确定洪大全的供辞是赛尚阿所伪造，则允推的论。”
简又文的意见先在《大风》杂志上发表。朱谦之看了，对简又文采取的态度不以为然，他发表了一篇《天德王之谜》加以考论，他在结论说：“洪大全其人之为捏造，反证很多，只要我们注意到当时太平天国方面的记载，……可不辨自明。至于《洪大全口供》的真伪问题，罗尔纲在《洪大全考》里根据八种原文件，证明了这一篇口供有七个地方违反太平天国宗教信仰及与太平天国史迹不符，无论在情在理，我们都不能替他解释辩护，这完全是一篇赛尚阿所伪造无疑。然而近来尚有人如简又文氏虽一面承认‘大全供辞殊不足为据’，一面仍承认‘大全本系一名读书人出身的、具有理智化的头脑’。一面承认‘大全之供辞，系由清吏录出，其中经过几许之改窜，或增减’，一面仍然承认‘确有洪大全其人其事’。这种不轻下断语的态度，当然是一个科学的考证家应有的态度。然而洪大全的口供，既经罗尔纲详加考证，认为伪造，洪大全其人其事经我这里反复的证明，知道完全为清方捏造，那末这问题便已完全解决，以后凡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也就用不着对于《天德王之谜》再抱什么模棱两可的态度了。”
由于朱谦之与简又文的争论，我也来检查我的考证。我检查出从前的考证是侧重供辞的考证，而对洪大全的本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只在《馀论》中提出几点推测。因此，我认为有从新考证的必要。1946年，我写成了《天德王洪大全考》，此文内容除包涵旧考对供辞方面的考证外，另对洪大全的本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方面也加以考证。我先对简又文为了证明太平天国实有洪大全其人其事，而提出的四项最主要论证予以反驳，指出他根据的证据的不可信，然后提出我对洪大全本人身份历史的初步看法。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一书内，到1951年春天才出版。
1950年荣孟源先生写了一篇《天地会领袖洪大全》，收在为金田起义百周年纪念而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一书内。荣先生是相信《洪大泉供状》的真实的，但他与萧一山的说法略有不同，萧一山认为洪大全是大明天德皇帝，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同称万岁，俨然两头政治的规摹。荣先生却认为上帝会领袖洪秀全与天地会领袖洪大全都同奉假想的天德皇帝为总领袖，在天德皇帝之下，洪秀全代表上帝会，洪大全代表天地会，两人合作，地位是平等的。他说：
洪秀全称“天德太平王”，其意义当是天德皇帝部下“广西首领之一曰太平王”。洪大全称“天德军师”，其意义也当是天德皇帝部下的军师。上帝会领袖洪秀全，天地会领袖洪大全，两人合作，名义上都是天德皇帝的部下，地位应该是对等的……
天德皇帝本是天地会所假托的人物，上帝会既然奉之为主，那末上帝会以天地会领袖洪大全为天德皇帝底代表，是合理的。因此，洪大全就说：洪秀全“尊我为天德王”……
太平军是上帝会领袖的部队，洪大全以天地会领袖的资格来参加，是一个人来，并没有武装实力。这时太平军固然要用“天德”，即要用洪大全的名义来号召天地会会员“同心同力以灭清”，对洪大全非常尊敬。但是洪大全却不能不顾到自己身居客位，必须注意使上帝会的人“眼前不疑心我”。于是他“不以王位自居”，“又不坐朝”，而“自居先生之位”。由此可知，洪大全是太平天国底七大领袖之一，其地位几乎和洪秀全相等，而在杨、萧等人以上……
可知洪大全以天地会领袖的资格参加太平天国，其名义为天德军师。太平天国以假想的天德皇帝为总首领，在天德皇帝之下，太平王洪秀全代表上帝会，天德军师洪大全代表天地会，地位是平等的。太平天国是上帝会领导的，一切实权在上帝会手中，一切制度以上帝会为主体，洪大全身居客位，而自己又无部队，所以并没有实权，在名义上其地位和洪秀全相等，居于杨、萧诸人之上，实际上却在洪秀全之下，也不能指挥杨、萧诸人。洪大全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是上帝会联合天地会的旗帜，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荣先生不仅肯定了洪大全是代表天地会的领袖，肯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国中的重要地位，称他做上帝会联合天地会的旗帜，而且还进一步肯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说：
天地会领袖洪大全参加太平军，在太平天国中与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成为七个人的领导集团”，表示上帝、天地两会密切合作。革命力量团结在一起，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
洪大全以天地会领袖的资格参加太平军，他自己并没有部队，却有号召天地会参加太平军的作用。上帝会使洪大全参加太平天国最高的领导集团，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天地会在洪大全号召之下参加太平军，因为接受上帝会的领导，因为洪大全自己并没有部队，所以不会形成对抗上帝会的力量。洪大全既然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之一，有他存在，上帝会也不能排斥天地会。这样发展下去，上帝、天地两会间的裂痕，不见得不能消除；洪大全、杨秀清等人间的裂痕，也不见得不能克服。
永安突围，洪大全牺牲了，太平军中失去了天地会的领袖，杨秀清等排斥天地会就无所顾忌了。不到两月，最早联络天地会的冯云山在全州又牺牲了，杨秀清等排斥天地会更无所顾忌了。
……
洪大全牺牲，上帝会排斥天地会，陷各地天地会起义军于失败，也就是削弱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阻碍革命运动的发展。
总之，上帝会尊重洪大全，就是表示和天地会合作，以上帝、天地两会合作的原则，再推广为联络北方的捻党，西南西北的回族，假如太平天国以上帝会为核心，团结中国各族人民，组成反满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那末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于太平天国者，“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是会实现的。可惜洪大全一死，上帝会就排斥天地会，这种宗派思想，终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荣孟源先生的论述下，洪大全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洪大全之死，是太平天国的巨大的损失，对革命前途有极重大的意义。荣先生全文大意略如上述。
荣孟源先生的论文，首先对我在1935年所写的那篇《洪大全考》加以批评。他说：“以太平天国的史迹与教义来对照《洪大全自述》，确是考证洪大全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但是罗尔纲把太平天国底制度和教义，都当做静止的东西，而且要求‘都相符合’，‘没有一点抵触的地方’，那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容易陷于错误。”又说：“其次，简单地说某某文献上‘有’或‘没有’洪大全的记载，也不是科学的考证方法。在这里必须注意材料底阶级性，即哪一个阶级的人，在什么条件之下，为什么目的产生的这个材料。”荣先生的提示，确实是研究历史问题的准则。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必须根据具体的事实，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作为教条。马克思主义是最尊重历史事实的，而不是不顾历史事实的。如荣先生说我引天王禁止称大哥如有犯者杀的诏旨证明《洪大全供》所说“我叫洪秀泉为大哥”的话之为捏造，是用洪大全死后的太平天国史迹与教义去考证洪大全，那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去观察问题，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但是，荣先生要提出这一个批评，必须先肯定太平天国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洪大全死前，太平天国准许称大哥，洪秀全也以大哥自称，然后才能批评我是把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教义当做静止的东西，犯了形而上学方法的错误，否则这个批评便失去根据。荣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一个基本事实。据太平天国刊刻的“天命诏旨书”所载，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拜上帝会便以“天父”称上帝，以“天兄”称耶稣，以天父、天兄下凡的神迹团结群众。拜上帝会的说法，上帝是天父，耶稣是上帝的长子故称天兄，洪秀全为上帝的次子故称二兄，冯云山为上帝第三子，杨秀清为上帝第四子，韦昌辉为上帝第五子，杨宣娇为上帝第六女，萧朝贵为帝婿，石达开为上帝第七子 [17] 。据此，知天兄即大哥，故洪秀全诏旨说：“大哥独一，天兄耶稣是也。天兄耶稣而外，有人称大哥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也。”又考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洪秀全传》明记洪秀全自称上帝次子的年代说：“道光戊申己酉秀全自称天父二子，又以天父下凡附杨秀清，天兄下凡附萧朝贵。”这时候，就是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秘密进行革命的时期，洪秀全以天父称上帝，以天兄称耶稣，自称天父二子，所以冯云山、杨秀清等就以二兄称洪秀全。这是一件历史事实，是太平天国宗教的根本说法，在起义前是如此，在起义后也如此，天父、天兄的说法，在太平天国革命里面始终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所据那一篇“不得妄干名号诏旨”虽然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所发的，也同样可以作证。因为我引这篇文献做证据的目的，是要证明洪大全不得以大哥称洪秀全，洪秀全也断不会以大哥自居冒犯他的宗教的大不韪，而不是证明在洪大全未死前太平天国有没有禁止他人称大哥的问题。荣先生又说我考证《洪大全供》所记“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一段与太平天国官阶不符，是用太平天国四、五年间的制度，来考证太平天国元、二年间的官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考太平天国刊刻的《天命诏旨书》中保存有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永安的封王诏，关于封石达开一节明白地说：“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今天原刻本尚存，可以查对，石达开的王号是“翼王”，并不是“右翼王”，其上也没有加上天官丞相的职衔。考张德坚《贼情汇纂》，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两书《石达开传》记石达开王号都作“翼王”，不作“右翼王”，也都没有记石达开曾任天官丞相的职位。又考《贼情汇纂·秦日纲传》（即秦日昌）说：“初封天官正丞相”，《金陵癸甲纪事略》说：“初授天官正丞相”，《李秀成自述原稿》也明确地说在广西永安州时“永安水斗军营是天官丞相秦日昌守把”，据此，知秦日纲初封就是天官丞相，而不是什么“地官丞相左翼公”。太平天国官制是有变革的。但我考证石达开、秦日纲在永安时的官爵，就用太平天国在永安时颁布的《封五王诏》和忠王李秀成及当时人记太平天国在永安时石达开、秦日纲最初的封爵的记载来考证，我没有把制度当作静止的东西，用太平天国后来的制度研究永安时制度的地方。
荣先生批评我不懂得注意材料的阶级性，他提出我考证中所引两项记载来批评，他先批评我论如果太平天国确有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李秀成自述原稿》不会遗漏这一个重要人物的一节说：
《李秀成自述》中没有提到洪大全，不好拿来作否定洪大全的根据。因为太平天国初期，洪大全以天地会领袖的资格来参加革命，后来上帝会排斥天地会，上帝会中的李秀成、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李秀成，在《自述》中不提洪大全是有道理的。
荣先生的论点是建筑在所谓“后来上帝会排斥天地会”的一个“臆断”上。太平天国并没有同有些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者所说自洪大全被俘后就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加入太平天国那一回事，证据昭然俱在，这是一件绝不能抹煞的历史事实。荣先生的论点既然是建筑在臆断上，所以是没有根据的。荣先生又批评我引清朝给事中陈坛、咸丰上谕及龙启瑞《纪事诗》说明当时清朝帝王、廷臣以至军前士绅都一致不信《洪大泉供》一节说是陈坛有意歪曲事实，说是咸丰有意惩罚赛尚阿，陈坛迎合咸丰，因此不惜否认咸丰元年周天爵的奏折和咸丰上谕。又说龙启瑞是地方士绅，为了自己升官，不敢与皇帝抵触，他的话别有用心，也不足全信，说：
罗尔纲根据咸丰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一八五二年五月十七日）陈坛的奏折和奕 的上谕，以及后日龙启瑞的《纪事诗》三个材料，就说“一致”似乎武断；而且对于这三个材料的可靠性，似亦未曾深究。陈坛说：“今闻洪大泉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但是早在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一八五一年五月十日），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奏折，就说过太平军“头目数十人，而洪大全、冯云山为之最”；同日奕 的上谕也说：“贼首韦政（正）、洪大泉、冯云山……等既经访得确实”；可见陈坛是有意歪曲事实。咸丰二年二月初四日（一八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劳崇光擒斩南宁、太平一带起义军领袖颜三，奕 还“赏给头品顶戴，以示奖励”；而赛尚阿“现获之洪大泉”，奕 说是“洪秀泉之谋主，为贼中著名头目”，连下四道上谕给邹鸣鹤与赛尚阿、徐广缙与叶名琛、程矞采，以及内阁，统通说：“擒获逆首洪大泉”，认为太平军是“穷蹙奔逃，正可乘其仓皇涣散，分路截击。”在奕 眼中，洪大泉的地位比颜三大多了，但是对于赛尚阿并无一字奖励，反而说：“总兵长瑞等同时阵亡……赛尚阿调度失宜，著交部议处。”可见奕 有意惩罚赛尚阿。后来奕 得知太平军围攻桂林，乌兰泰身受炮伤，三月十九日（五月七日）上谕，赛尚阿“降四级留任”。这时候陈坛上个奏折，硬说以前的奏折中，未曾见过洪大全的名字，借此以降低洪大全的地位，才可以给赛尚阿加上一个“张大其词，希图冒赏”的罪名，来迎合奕 。果然奕 “披览所奏”，认为“深契朕衷”，当日上谕就说洪大泉籍隶衡州，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不再说洪大全是“著名头目”了；并且据奏斥责赛尚阿：“广西军务，赛尚阿未能迅速奏功，叠予薄惩……若再旷日无功，朕亦岂能宽宥……国典具在，朕非不能执法之主也。”奕 有意抹杀赛尚阿的“功绩”，官僚们自然都尽力逢迎，于是四月二十六日（六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刑部会奏，虽然肯定“洪大全投入洪秀全贼营，代为谋主……复受伪封（指洪大全为天德王）”，但是不敢说洪大全是“著名头目”，而是含混其词的说：“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凌迟处死。”可知三月二十九日陈坛的奏折和奕 的上谕，为了惩罚赛尚阿，不惜否认咸丰元年周天爵的奏折和奕 的上谕。像这样歪曲历史真象的“材料”，是不能作为研究之根据的。
至于龙启瑞是地方士绅，当时总办广西团练，所言似应可信。但是团练与官兵有矛盾，龙启瑞夸张“绅民集团练”的功劳，攻击官军将领“不用乡兵引导”，宣传清军在广西失败，是因为不重用团练，以致“团练撤手，不可为矣。”他对于赛尚阿讽刺说：“丞相古视师，何必亲戎装……既少司马法，又非调和良，譬之麟与凤，焉能触不祥。”而且他为了自己升官，又怎敢与皇帝抵触。那末，他在《纪事诗》中说：“谓言当大捷，献俘堪铺张。”自注说：“谓擒洪大全解送京师，实非贼中要领。”是别有用心的，不足全信。
关于荣先生所论陈坛为了要迎合咸丰，有意歪曲事实，不惜否认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周天爵奏和同日咸丰上谕一层，荣先生所据《剿平粤匪方略》著录的周天爵奏和咸丰上谕其中“洪大泉”的名字，乃是清皇朝史官修纂这部《方略》时偷偷地加上了的，原来的文件并不如此。荣先生论点所根据的证据，乃是一条假证据，他根据假证据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正确的结论。这是坚信确有洪大全其人其事的最主要的一条证据，我在下文要对它作详细的鉴定。在这里，要对咸丰有意惩罚赛尚阿，陈坛迎合咸丰及龙启瑞不敢与皇帝抵触的话是否属实先加以讨论。考清律例凡统兵将帅有心贻误军机的“斩立决”，失误军机的“斩监候”。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出督广西军，不仅糜饷老师，而且丧军失地，使在金田起义崎岖困阨作战于紫荆山的太平军，一天比一天壮大，一直打到湖南长沙来。就清律来论，赛尚阿就不是有心贻误军机应“斩立决”，也是失误军机应“斩监候”，同样是犯了死罪的。但当赛尚阿被革职拿问解到北京的时候，咸丰传谕问他：“因何办理太 ，抑或被人欺朦”，这就暗示赛尚阿教他把罪过推到别人身上去，开始就有意开脱他。咸丰三年三月，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依律拟定赛尚阿罪“斩监候”，咸丰不得不如所议。但到五月，就把他释放交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差委，不久命留京随同僧格林沁等办理巡防事务。咸丰的意思是使赛尚阿得借军功免罪。果然，到了咸丰五年，僧格林沁等就迎合咸丰意旨以赛尚阿当差愧奋，奏请免罪。咸丰就把他的死罪除去了，改为发军台效力赎罪。没有多少日子，又释回交署察哈尔都统穆隆阿差委。咸丰六年，命操练察哈尔蒙古官兵。咸丰十一年就署正红旗满洲都统。这一个犯了死罪的赛尚阿终于在咸丰的恩赐下得到享受封建皇朝的富贵而终。我们根据清史馆大臣画一传档《赛尚阿列传》所载上述一系列事实，可以证明咸丰的对赛尚阿不仅仅不是如同荣孟源先生所说是“有意惩罚”他，而且，恰恰相反到了他犯了死罪，还多方来开脱他，使他一生得享富贵而终。这就可见荣先生所论咸丰有意惩罚赛尚阿，陈坛为了要迎合咸丰，有意歪曲事实，龙启瑞为了自己 升官，不敢与皇帝抵触，甚至说咸丰本人，为了要惩罚赛尚阿，他在咸丰二年三月十九日所发的上谕也不惜否认自己在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所发的上谕的分析是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
以上是根据荣孟源先生对我的批评所作的检查。我从检查中看出，荣先生的分析不是根据具体的事实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建筑在假证据或臆断上的。因此，他的分析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现在，我要进一步对荣孟源先生论文所提出证明洪大全确为太平天国重要领袖的证据加以讨论。在荣先生论文中，有两条主要的证据：一条是引《剿平粤匪方略》著录的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入奏的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奏折和同日咸丰的上谕已称洪大全与冯云山为最重要的太平天国领袖，以证明洪大全确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领导集团的主要人物。另一条是引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所载太平天国晚年在天京建有天堂路通碑纪念死难功臣，其中有愍王洪大全的名字，以证明洪大全确是太平天国重要领袖，所以才建碑来纪念他。这两条证据一前一后地肯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国的地位，由于荣先生坚信这两条证据，所以认为这是毫无怀疑的事实。这两条证据，是荣孟源先生的主要证据，也是郭廷以、简又文坚信洪大全在太平天国中重要地位的最主要的证据。因此，我们应该在这里首先对它们是否可信加以认真的严肃的鉴定，特别是第一条我们必须用全力去详细地加以研究。
先来鉴定第一条证据。为了便于讨论起见，应该把荣孟源先生等所据《剿平粤匪方略》著录的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入奏的广西巡抚周天爵奏和同日咸丰上谕抄录于下。案《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记事著录周天爵奏道：
初十日丙寅周天爵奏言：“臣观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正、洪大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以洸、曾三秀头目数十人，而洪大泉、冯云山为之最。”
又著录这一天咸丰命军机大臣传谕李星沅、周天爵、劳崇光、向荣等道：
贼首韦正、洪大泉、冯云山、杨秀青、胡以洸、曾三秀等既经访得确实，即当设法悬赏购线，使贼党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该大臣等总宜相机筹办，毋令日久勾结，再致蔓延为要。
据《剿平粤匪方略》所载周天爵此奏及咸丰上谕都确作洪大全。如果它确是真史料，当太平天国克复永安前五个月，在广西武宣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奏报里面已经有了洪大全之名，并且说明他乃是最首要的领袖，那末，它就可以证明洪大全确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最首要的领袖，并非赛尚阿的捏造，而自陈坛以来对洪大全的怀疑论者的一切证据都一扫而空了。这是一条何等主要的证据！
但是，这条证据是有问题的。据我们把其他与《剿平粤匪方略》同是根据档案来纂录的史籍对勘的结果，只有《剿平粤匪方略》一种作“洪大泉”，而其他各种都作“洪秀泉”。考当时根据档案来纂录的史籍著录有周天爵此奏或咸丰接到周天爵奏后所下谕旨的除《剿平粤匪方略》一书外，计官修史有《文宗显皇帝实录》、《文宗显皇帝圣训》两书，史臣私家纂修的有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潘颐福《咸丰朝东华续录》两书。查《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三十一，咸丰元年夏四月丙寅记载未著录周天爵此奏，但却著录有咸丰接到周天爵奏后所下的谕旨。其全文如下：
谕军机大臣等，周天爵奏急奖有功并陈目前贼情各折片，……贼首韦正、洪秀泉、冯云山、杨秀青、胡以洸、曾三秀等既访得确实，知其习教伎俩，即当设法悬赏购线，使贼党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该大臣等总宜相机筹办，毋令日久勾结，再致蔓延为要。
《实录》载咸丰谕旨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与《方略》不同。又查《文宗显皇帝圣训》卷六十八授机宜载此谕亦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也与《方略》不同。我们再看清朝史臣私家纂修的史籍，查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八咸丰元年四月丙寅记载，将周天爵此奏及咸丰谕旨都著录在内。其著录周天爵奏文如下：
周天爵奏……观见在贼情，惟韦正、洪秀泉、冯云山、杨秀青、胡以洸、曾三秀头目数十人，而洪秀泉、冯云山为之最。
其著录咸丰谕旨道：
上谕军机大臣等，周天爵奏急奖有功并陈目前贼情各折片，……贼首韦正、洪秀泉、冯云山、杨秀青、胡以洸、曾三秀等既访得确实，知其习教伎俩，即当设法悬赏购线，使贼党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该大臣等总宜相机筹办，毋令日久勾结，再致蔓延为要。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王先谦《东华续录》最可与《方略》对勘：王先谦《东华续录》所著录的周天爵奏及咸丰谕都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与《方略》都作“洪大泉”而不作“洪秀泉”不同；而其所录咸丰谕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则与清政府官修史的《实录》、《圣训》全同。又查潘颐福《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八，未录周天爵奏，但也著录有咸丰此道谕旨，其列举太平天国领袖姓名亦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与《实录》、《圣训》、王先谦《东华续录》全同，而与《方略》不同。
我们在论《方略》与《实录》、《圣训》、《东华续录》等书校勘的结果前，应该要记得《实录》等书与《方略》一样都同是根据档案原件纂录的，它们并不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互相钞袭而来。在此种情况之下，《实录》等书断不会有错误相沿的事发生。我们明白了这一种情况，就可以下一个判断：《实录》、《圣训》、王先谦、潘颐福《东华续录》四书与《方略》都是同据档案原件纂录而成的，它们并不是互相钞袭而来。今《方略》一书所录周天爵访查太平天国领袖姓名奏及咸丰谕作“洪大泉”，而《实录》、《圣训》、王先谦、潘颐福《东华续录》四书则都作“洪秀泉”，不会只有《方略》一书独不误，而《实录》等四书都误的事。而况《实录》一书，为封建皇朝国史所本，本纪即据此而成，文字校对更不容有错误。所以我认为《方略》一书独作“洪大泉”，是有作伪的嫌疑，它的真实性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不但在与其他史籍的对勘上可以看出纂修《剿平粤匪方略》的史官作伪的嫌疑，在《方略》的本身上也可以找得它的作伪的破绽。案《方略》所载周天爵此奏入奏于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他上奏时正在武宣军营。考在周天爵上此奏以前，清朝广西军前将帅都早已知道太平天国首领之一为洪秀全。《方略》卷三载咸丰元年正月初五日谕道：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李星沅、周天爵、劳崇光、向荣曰：“广西浔州府属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泉等恃众抗拒，水陆鸱张。”
《方略》同卷又载咸丰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奏道：
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奏：“探闻逆首韦正、韦元炌、洪秀泉极为凶悍。”
上引两条史料，其第二条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的会奏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证明清朝前方将帅连周天爵本人在内，在他武宣上奏前一个多月已经知道太平天国领袖之一为洪秀全了。虽然那时候清朝方面还不十分明白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是洪秀全还是韦正，但确已知道洪秀全是太平天国最高领袖之一，或者就是最高领袖，却毫无疑问。我们据这一点考证来判断，《方略》所载咸丰元年二月周天爵第一次奏报太平天国领袖已列有洪秀全之名，到他元年四月第二次所上访查太平天国领袖姓名原奏里面，断断不会不列有洪秀全的姓名的。今奏中无洪秀全之名，而竟列有“洪大泉”，洪秀全何处去了？我们即使退一万步说，承认赛尚阿伪造的《洪大全供》所说洪大全为太平天国谋主，与洪秀全同称万岁为事实，则周天爵此奏也不过在太平天国领袖里面加多洪大泉一个名字，最多也不过说他是最重要的领袖，作：“臣观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正、洪秀泉、洪大泉、冯云山、杨秀青、胡以洸、曾三秀头目数十人，而洪秀泉、洪大泉、冯云山为之最”而已，何至尽没洪秀全姓名而以洪大全代之？这很显然的暴露出了纂修《方略》的史官掩盖不住的作伪的所在。这是《方略》史官作伪留下来的第一个大破绽。
又考《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一载有礼科掌印给事中陈坛“应诏陈言奏”，奏后有上谕，谕后并有史官案语，以表扬咸丰纳谏爱民的“圣德”。但却把陈坛此奏所附弹劾献俘失实洪大全不值解京的附片删了。查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十四未录陈坛此片，但录有上谕，其论洪大全解京事即与论陈坛应诏陈言事同在一谕之中。今将王先谦《东华续录》与《方略》所录的校勘，又看出《方略》并把这一段论洪大全解京问题的上谕删了。我们知道，《剿平粤匪方略》一书，对一切凡有关太平天国事件的章奏谕旨都收在内，岂有对这一件乃荦荦大事的论洪大全解京事的附片及上谕反删而不录的道理？这就因为陈坛此片及咸丰此道上谕是证明洪大全为赛尚阿捏造最有力的人证，《方略》史官既窜改了周天爵奏和咸丰上谕，就不得不把陈坛的弹劾献俘失实片和咸丰论洪大全不值解京的上谕删去，以埋没证据，企图使人看不出他们的作伪。正因为如此，经过我们把它与其他史籍对勘，却给我们看出了他们有意作伪的行为。这是《方略》史官作伪留下来的第二个破绽。
我们再查《剿平粤匪方略》所载洪大全事迹，在他被俘以前，其姓名仅一见于卷四所载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周天爵奏。在元年四月初十日以前，清朝谕奏提到太平天国领袖的有卷三咸丰元年正月初五日上谕及同年二月二十四日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奏，都没有洪大全之名，已见上引。在元年四月周天爵奏之后，谕奏中提及太平天国领袖的又有八处，兹条列于下：
（一）咸丰元年六月十五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赛尚阿曰：“广西剿匪以韦正、洪秀泉等大股为最急。”（卷五）
（二）咸丰元年七月十六日赛尚阿奏言：“粤匪自洪秀泉等大股而外，刘八一股，众至逾万。”（卷六）
（三）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赛尚阿奏：“查逆匪前股分驻新墟、安众、莫村、盘龙一带，韦正、胡以洸、萧朝贵、杨秀青在内，后股在紫金山内花雷、茶地、大坪村等处，洪秀泉、冯云山在内。”（卷六）
（四）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上谕：“洪秀泉等欲由水路潜逃，尤应严密防范，若首逆未能擒获，只杀馀匪以塞责，朕惟知将赛尚阿重惩不贷，懔之！”（卷七）
（五）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六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赛尚阿曰：“贼首洪秀泉等是否与韦正等俱窜入城内？”（卷七）
（六）咸丰元年九月初三日，上谕赛尚阿、邹鸣鹤曰：“前据赛尚阿奏获犯供词有太平王坐轿进永安州城之语，是否即系朱九涛？抑系韦正？并洪秀泉是否即系狗头山朱九涛之匪党？俱著确查具奏。”（卷八）
（七）咸丰元年十月初五日赛尚阿、邹鸣鹤奏言：“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衣伪印可凭。其匪首确系称太平王。惟该伪王究系韦正、抑系洪秀泉，供词往往不一。臣等各路密发侦探，多有指为洪秀泉者。缘此会匪本由洪秀泉、冯云山煽惑韦正倾家起衅，始推韦正为首，后仍推洪秀泉为首。而洪秀泉又一姓朱，则向有此说。但未闻有朱九涛之名。”（卷九）
（八）咸丰元年十月十五日，上谕赛尚阿曰：“务将贼首韦正、洪秀泉等设法诱擒，不可任其窜逸。”（卷九）
《方略》这八处记载太平天国的领袖姓名，并没有一处记有洪大全之名，一直到了咸丰二年三月初十日载广西巡抚邹鸣鹤奏捷之报，才大书特书“擒获逆首洪大泉”（卷十一），洪大全之名方才再度出来！我们看了这八条记载要问：如果咸丰元年四月周天爵之奏确作“洪大泉”，则据《方略》所录周天爵奏，在太平天国首领里面，“洪大泉、冯云山为之最”，据后来赛尚阿所奏的《洪大泉供》，则洪大全乃太平天国的谋主，与洪秀全同称万岁，何以如此首要的一个人物，自这一年四月一见于周天爵奏之后，直到这一年年底清朝八次访查太平天国的情报或论及其首领的谕奏里面都没有提到洪大全的名字？这一点无论怎样解释都是说不通的。尤其是第一条咸丰元年六月十五日咸丰谕赛尚阿说：“广西剿匪，以韦正，洪秀泉等大股为最急”的话最要注意，因为当时赛尚阿初到广西督师，咸丰怕他不明敌情，故将此情况告他。咸丰的话就是根据自广西军前将帅的奏报来说的。若周天爵此奏确作洪大全，则咸丰这道给赛尚阿的上谕便应说“韦正、洪大泉等大股”，而不应说“韦正、洪秀泉等大股”了。又第三条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赛尚阿之奏，报告太平天国首领驻扎情形，所列首领姓名有洪秀全、冯云山、韦正、胡以洸、萧朝贵、杨秀清六人，若确有洪大全那样一个与洪秀全并肩称万岁的人物，赛尚阿所得的情报，断不会独遗漏了他的。我们这样将《方略》所载咸丰元年四月周天爵入奏前后的有关太平天国领袖姓名的谕奏都胪列出来，便越发教我们明白给事中陈坛所奏“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的话乃千真万确的事，也就叫我们越发怀疑《方略》所载咸丰元年四月周天爵奏和咸丰上谕中“洪大泉”的姓名，乃纂修《方略》的史官把周天爵原奏和咸丰上谕“洪秀泉”之名改换而来。纂修《方略》的史官以为改换周天爵此奏一处便可以了，却顾不到未改之处尚多，破绽是终归掩盖不住的。这是《方略》史官作伪留下来的第三个破绽。
我发现《剿平粤匪方略》的作伪是在1947年，到1950年冬天南京筹备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纪念，我们首先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所藏的清朝《剿捕档》中发现《洪大泉上咸丰表》，接着就发现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的咸丰上谕。请看！清朝档案中所保存的咸丰这篇上谕并没有作“洪大泉”。兹将这篇上谕节录于下：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李、总督衔专办军务周、暂署广西巡抚劳、提督向，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谕：周天爵奏急奖有功并陈目前贼情各折片清单披览均悉。……贼首韦正、洪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一洸、曾三秀等既访得确实，知其习教伎俩，即当设法悬赏购线，使贼党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该大臣等总宜相机筹办，毋令日久勾结，再致蔓延为要。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据此知咸丰上谕原作“洪泉”，并没有作“洪大泉”。周天爵原奏今天还没有发现，咸丰上谕作“洪泉”应该是根据自周天爵原奏而来的。当时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同志发现这篇档案后，钞了一份送给我，在上面加声明说：“原作‘洪泉’，是否夺字不可知。”案文字有脱漏叫做“夺”，即失误之意，而不是删削。这个声明提示我们，不要见作“洪泉”，就立即断定它原来确是如此，还须考虑它是否脱漏所致。这是科学家对待问题的严肃态度，我认为很对，因此，我对此加以追查。我要查查周天爵在上这篇奏章期间有没有其他文件记述到这件事，他怎样写这个人物的姓名。查清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刊载有一篇《原任广西巡抚周文忠公言广西时事书》。考周天爵谥文忠。据《申报》附注，这封信是“丹徒吴畅亭从冷摊购得的，系文忠公亲笔”。据汪鋆《十二砚斋随录》录此信开头说：“咸丰辛亥三月十三日前两湖总督周文忠公天爵有书致二南先生”，知是清咸丰元年三月十三日写的。这一封信，除《申报》刊载外，汪鋆《十二砚斋随录》系录全文，平步青《霞外攟屑》则系删节，都有改动，惟《申报》记明是照亲笔函刊出，故本文以《申报》本为据 [18] 。周天爵在这封信中，述在武宣县三里墟之战说：
贼大元帅洪泉、冯云山皆亲身督战。
在论太平天国用兵又说：
贼匪用兵，全是洋人之法，以洪泉系西洋人传天竺教者。此人为军师，军令死一队长则一队全斩，又饮以药水，其剽忽不及闯、献，而深沉过之。
又考英人密迪乐（T.T.Meadows）《中国人及其革命》译有一封周天爵于1851年4月中旬（即清咸丰元年三月中旬）给湖北巡抚述与太平军作战的信说：
贼匪头目五人。洪泉为首，次冯云山，次杨秀清、次胡以先、曾三秀。洪泉不是洪姓，他是个夷人 [19] 。
案上录清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咸丰上谕，系在接到周天爵这封奏折后下的。这一天，是周天爵奏折到北京入奏的日子。他在广西上奏时当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周天爵写给周二南信是同年三月十三日，写给湖北巡抚信是三月中旬，三封文件正是同时写的。在两封信中都同样作“洪泉”，这说明他的写法是一致的，那么，在同时上奏的奏折中，也必是同写作“洪泉”的。据上考证，可知在档案发现的咸丰上谕作“洪泉”，乃是根据周天爵原奏而来的。档案上并没有作“洪大泉”，纂修《剿平粤匪方略》加一个“大”字，改作“洪大泉”，并把陈坛的《弹劾献俘失实片》和咸丰论《洪大泉不值解京上谕》删去不载，把证据埋没，使这一部为记载“中兴”而纂修的《剿平粤匪方略》达到了宣扬“圣武”的目的。由于发现了《剿平粤匪方略》的作伪与证明它的作伪，就肯定了荣孟源先生等所举出的这一条证明洪大全确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重要领袖的最主要证据，是一条作伪证据，是一条完全不能作证的“假证据”。
荣孟源先生等所举第二条主要的证据，是根据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的记载，说太平天国立碑纪念死难功臣，书各人姓名封爵，称洪大全为愍王，可证洪大全确有其人，确为太平天国的领袖。《江南春梦庵笔记》这一节记载的原文如下：
洪逆镌石碑一，上横四大字，曰“天堂路通”，下列小字曰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腾王袁振发、信王秦日纲、奋王罗大纲、彰王林凤祥、经王曾立昌、进王罗道南、祥王吉文元、豫王胡以洸、开王李开芳、抚王朱锡琨、信王廖敬年、钦王吴如孝、延王冯遇隆、烈王曾天养、齐王范运德、曾王黄益芸、英王陈玉成、愍王洪大全、元王曹天秀，盖伏诛诸贼也。
案《江南春梦庵笔记》乃是一部大伪书，所谓著者“武昌沈懋良”及他的种种事迹，完全是作伪者虚构伪造出来的。我已写了一篇《太平天国史料里面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详加考证，刊于《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内，请读者参看。在这里，专对这一座所谓“天堂路通碑”来论。据《江南春梦庵笔记》说此碑题名共二十二人。根据这些人名封爵来考查，其中如袁振发、罗道南、廖敬年、冯遇隆、曹天秀五人姓名事迹在太平天国文献里全不可考。又曾立昌、吉文元、朱锡琨、黄益芸、范运德等五人虽确为太平天国前期人物，但王定安“贼酋名号谱”对那班到太平天国晚期得追封王爵的开国功臣如林凤祥、李开芳、林启容等都谱及，而曾立昌等却未见入录，他种史料也未记有此事。以上十人和本文考证的洪大全，姑置不论外，其余杨秀清等十一人都是事迹昭然可考的，但碑中所书各人封爵，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胡以洸、陈玉成五人不误，案秦日纲的封爵为燕王 [20] 而不是信王，吴如孝为顾王 [21] 而不是钦王，林凤祥为求王 [22] 而不是彰王，李开芳为请王 [23] 而不是开王，碑中所题封爵都与太平天国原封爵不符。又案罗大纲、曾天养两人生前未封王，死后也未得追封，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曾以此事向忠王询问原因，忠王说：“其事甚乱，无可说处” [24] 。而此碑妄为捏造罗大纲封奋王，曾天养封烈王。我们据此来判断，如果太平天国确如此书所载立有此纪念碑，那末，碑中所书各人封爵断断不会有此错误。且得题名在纪念碑上的仅二十二人，人选是很严格的，其中如袁振发、罗道南、廖敬年、冯遇隆、曹天秀五人，何致于在太平天国记载中连姓名都不可考？此外，林启容追封勤王，与林凤祥、李开芳同时追封，有文献为证 [25] ，何以碑上没有林启容的名字？又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朝天朝主图》，东王、西王、南王、翼王、豫王等都有座位，惟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因罪被诛除爵，所以没有座位，《朝天朝主图》既没有秦日纲的座位，纪念碑上也断断不会有秦日纲的名字，可知都是虚构无疑的。这一条伪史料也不能给荣先生等作证。
根据上面考证，看出了荣孟源先生和郭廷以、简又文等所提出洪大全确为太平天国重要领袖的最主要两条证据：《剿平粤匪方略》所载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广西巡抚周天爵奏和同日咸丰上谕，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所载天堂路通碑，都是伪造的史料，都是不能作证的假证据。荣孟源先生等所根据这两条主要的证据，既然都是伪造的史料，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就不能成立。
三 天地会的历史和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史实否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国的重要地位及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上面提过洪大全问题所以到今天还成为太平天国史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工作者认为：洪大全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洪大全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有重大作用，他是太平天国联合天地会的旗帜，自从他被俘后，太平天国就排斥天地会，这种宗派思想，终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论者所说洪大全既是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应该去考查天地会的历史和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史实：首先要考查天地会制度会不会产生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其次考查当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永安作战的时期天地会有没有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和在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参加？最后要考查是不是如同有些人所说洪大全被执后太平天国就从此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的参加？
关于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史实，我已在《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一文详加稽考 [26] 。在这里只把结论照上面说的层次论述于下：
第一，天地会制度会不会产生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天地会的组织自称某某山、某某堂。天地会的制度，各地都可以成立山堂，各不相统。清末曾入天地会党的陶成章论天地会制度的弊病说：“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多得与闻秘密之事，故党势最易扩张。其职员之升迁亦易，故分会之成立亦易。藉是之故，起义者常连络不绝，然各山堂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故接应之者常寡。”又说：“各山堂分峙，不相统一” [27] 。由于天地会这一种组织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统一指挥的局面，也就是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统一全会的大领袖。太平天国时代各地天地会起义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个事实。
第二，当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永安作战的时期天地会有没有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和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参加？案金田起义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那时候，广西天地会各山堂正在广西各地纷纷起义。而在先一年十一月在湖南新宁起义，攻入广西转战湘、桂、黔三省边界的天地会李沅发，已在金田起义前半年被扑灭，湖南没有天地会起义。到了明年九月，即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秋克永安州后，清湖南疆吏也只有在衡州破获天地会秘密机关的奏报，其时湖南仍没有天地会起义的事件。所以当太平天国初兴时，天地会只在广西纷纷起义，若果如论者所谓天德王洪大全系天地会大首领，他统率了天地会的势力与太平天国联合作战，他本人与天王洪秀全并肩称万岁的话，那末，洪大全所统率的天地会势力便应该是这时候在广西起义的天地会。但是，我们试来稽查当时在广西军营总理粮台的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所载当时天地会在广西起义，是由各山堂随时随地自发的起义的，他们的人数不一、或分、或合、旋起、旋散的。这种现象，反映出了当时天地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也并没有一个统一全会的大领袖的真实情况。尤其重要的是在广西督师对抗革命的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访查当时在广西及粤、桂边境起义的天地会党股数、堂名的详细奏报，说明他们是“每股各有堂名，各有头目”的，他们的“旗帜图章字样，亦非一律”的，他们不但没有共同拥戴一个最高的领袖如同太平天国拥戴天王洪秀全那样，而且，连一面统一的旗帜都没有。据此可知当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永安作战的时期天地会是没有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的。再来检查一下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里面有没有一个代表天地会全会势力的人物参加？关于这一方面，可以举出一条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参加的。据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即在太平天国永安州突围所谓“天德王洪大全”被俘前两个多月，清朝大营翼长姚莹有一封报告给钦差大臣赛尚阿说揭得太平天国颁布的《救世安民谕》，其中有“三合会上，洪门歃血之言”，是因为惧怕清军“招东勇日众，故作此语。”考佚名《桂林独秀峰题壁诗》记帮助清军的壮勇说：“募民千万系巾红，名号衣冠迥不同”，自注说：“各路壮勇来援数万，皆戴红巾。”案天地会党人以头系红巾做标帜，这些系红巾的壮勇都是天地会党人。当时清朝统治者正在利用天地会来对抗太平天国。所以太平天国在这一道唤起人民讨伐清朝的檄文里，就不得不特别专对天地会说：“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提醒他们天地会创会的宗旨在于灭清，叫他们自己反省当初加入天地会时，洪门歃血、结义拜盟的目的何在，责他们不应该做清朝壮勇，反去帮助敌人。假使真同论者所说太平天国初兴时曾与天地会联盟，“天德王洪大全”统率了或者是代表了天地会的势力与太平天国并肩作战，同天王洪秀全同称万岁的事，那末，这时候，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在广西永安州正站在同一战线上，面向同一的敌人，何致于会有天地会党人帮助清朝当壮勇对抗太平天国的事！即使有一些不明大义的天地会党人帮助了清朝，太平天国的布告也只应该这样对他们说：“你们的大领袖天德王洪大全就在我们这边与我们天王同称万岁啊，你们赶快归队吧！”或者就由天德王洪大全自己出布告命令他们归队，哪里会有以第三者的口吻，说出“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的话呢！这一件铁的事实，说明了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里面，并没有一个所谓代表天地会全会势力的天德王洪大全在内。
第三，有些人所说洪大全被俘后太平天国就从此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的参加是否事实呢？这完全是一件臆想的事实。一部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史，是太平天国主动争取天地会加入的历史。首先要指出的是金田起义的时候，在桂平县大湟江上，有天地会党罗大纲、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请求加入太平军。太平军的条件是必须改从他们的信仰，服从他们的纪律。张钊、田芳等怕太平军法严，不愿接受这种条件，转去投降了清军。罗大纲却欣然接受条件，率他的部下来加入，罗大纲后来就成为太平天国的名将。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二月在永安州作战的时候，有一部分天地会党人忘记了他们反清的革命宗旨，却投到清政府的一种叫做“壮勇”或者叫做“壮丁”的临时召募的军队里去，他们头上扎着天地会反清标志的红巾，成千成万地应清政府的召募，来帮助清朝反抗太平天国。所以太平天国就颁布了一道《救世安民谕》把天地会立会的宗旨来提醒他们，希望他们反省，把他们争取过来。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夏天，在洪大全被俘之后三个多月，也就是论者所谓太平天国开始排斥天地会的时候，却恰恰是湖南道州、郴州等地天地会五万多人加入到太平天国来。当时太平军只有五、六千人，天地会加入的人数比较它全部人数多了约十倍。太平军在广西全州蓑衣渡受了大损失，入湖南永州境后，由于得到天地会的纷纷加入，实力得到补充，并且扩大，一入道州，势遂复振。这是太平天国军事发展上有决定性的大事。到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留在湖南、广西、广东的天地会就纷纷响应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也派出干部来策动他们，联络他们。上海小刀会（天地会的支派）刘丽川起义以前，太平天国就先派有干部李闻风在上海做联络，到天京接到刘丽川起义消息后，东王杨秀清就下檄李闻风希望刘丽川“率众来归”。而镇守镇江大将罗大纲又在仪征各码头制造皮逢小船六百只，有冲清军水营直下上海接应刘丽川的计划。后来刘丽川这一支起义军失败了，领导者大半牺牲了，其中有一个领导叫做潘起亮的，他打出重围，加入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克复宁波，建立海关，叫做天宁关，以潘起亮做监督。明年，太平军退出宁波，在浙江上虞、余姚一带大战的时候，潘起亮就去招集小刀会，预备入浙江与戴王黄呈忠共同反攻宁波。天地会加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有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冬天，广东天地会在江西加入翼王石达开部下那一次。当时太平天国由于靠了这一批天地会新力量的加入，就把曾国藩紧困在南昌，并且得有余力分兵回来打垮了围困天京三年之久的清朝江南大营，把太平天国前期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最高峰。这一批加入石达开部下的广东天地会，后来到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天京失陷后，他们就同太平军转战江西、福建一直打回到广东去。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的秋天，还有一次在那一个曾做海盗后来投降清朝布兴有部下的广东天地会，在浙江余姚起义加入太平天国把洋枪队统领美国侵略分子华尔（F.T.Ward）打死的大事件。以上所列举的种种事实，是充分地证明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都是在主动地争取天地会的加入，以及天地会在太平天国全部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作用的种种真实情况，完全没有如同有些人所说自从洪大全被俘后，太平天国就从此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的参加那一回事。
根据上面从天地会的历史和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史实全面去考察洪大全问题，考察出了天地会制度根本不会产生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当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永安作战的时期，天地会并没有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人物，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里面也没有一个代表天地会全会势力的人物参加，而在全部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史上，太平天国始终都是主动争取天地会加入的历史，完全没有如同有些人所说自洪大全被俘后太平天国就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参加的事。这样，就否定了论者所说洪大全在太平天国的重要地位，和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四 捏造的洪大全供和伪造的洪大全上咸丰表
甲 三篇虚假文件的原文
洪大全被俘后，在广西永安州时有一篇钦差大臣赛尚阿上奏的《洪大泉供》，行经河南信阳州时，又有一封由押解人员丁守存等交刑部上奏的《洪大泉上咸丰表》，到抵北京解交刑部后，又再有一篇由军机大臣与刑部会审洪大全后会奏洪大全的供辞。这一封所谓《洪大泉上咸丰表》根本是伪造的，赛尚阿所奏的《洪大泉供》和军机大臣与刑部的会奏洪大全的供辞也是捏造的。兹将这三篇虚假文件的原文先著录于下：
〔一〕永安洪大全供
《洪大泉供》见清咸丰二年钦差大臣赛尚阿奏折附单，三月十七日朱批：“即有旨，钦此。”原件存故宫博物院。其全文如下：
据洪大泉供：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年三十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自幼读书作文，屡次应试，考官不识我文字，屈我的才，就当和尚，还俗后，又考过一次，仍未取进。我心中忿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天下地图都在我掌中。当和尚时，在原籍隐居，兵书看得不少，古来战阵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惟佩服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趋步孔明用兵，自谓得天下如反掌。数年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泉、冯云山认识。洪秀泉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辈，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泉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诸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子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泉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潮溃，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我来到广西，洪秀泉就叫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他自称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萧潮溃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韦正（即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洸、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琨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刚（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此外又有旅帅卒长等名目，姓名记忆不清。旅帅每人管五百人，卒人每人管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打仗退后即斩，旅长卒长都要重责，打胜的升赏。历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我叫洪秀泉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泉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韦正同各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打仗，杀死官兵。我同洪秀泉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止有我两人住在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皆不得在里头住的。历次打仗，有时洪秀泉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泉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且他仗妖术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居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且洪秀泉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那东王杨秀清统掌兵权，一切调遣，是交给他管。那韦正督军打仗，善能合战，是他最勇，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官兵也不怕。在永安州这几个月，城内就称为天朝，诸臣随时奏事。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近因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的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头起于二更时韦正带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时候，杨秀清、冯云山等共约五、六千人拥护洪秀泉带同他的妇女三十多人，轿马都有。第三起是我同萧潮溃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我离洪秀泉相去十里路远，就被官兵追上。萧潮溃不听我令，致被打败，杀死千余人，将我拿住了。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出城时各人带有几天的干粮，如今想是各处抢掠，才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时候，东炮台火起，是烧的住屋，都是众兄弟主意，在城外着火，城内便好冲出。至我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泉认为弟兄，就改为洪大泉的。洪秀泉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那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丞相、将军、军帅、军长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黄战裙，执的是黄旗。我在州衙门，也有黄袍黄风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实。
〔二〕信阳州洪大全上咸丰表
《洪大全上咸丰表》，见故宫博物院《剿捕档》内。南京图书馆藏钞本《粤逆纪略》也录有此文，据最末一行录者注说：“癸丑三月初五日由郑梅士署中板上钞来”，据此知当时曾刻板传布。其全文如下：
罪臣洪大全跪奏，为陈情破贼事，圣主陛下：罪臣生在岭南，长在湖南，自九岁温习经史，日诵万言，至十二岁已学成文武才具，始应童试，满拟指顾鸣珂，内为国家陈治安之策，外为边疆展御侮之能。谁料命途多蹇，不为试官所容，自是之后，无岁不考，考辄无名，俗人以为耻，致臣陨命者数矣。伏闻圣主龙兴，每县增置生员，臣以为必预恩泽，奈复不为车顺轨所取。臣惭愤入寺为僧，长老待臣甚薄，臣不能堪。已而贼首太平王遣使以黄金三百两聘臣为军师，臣以为会匪必无能为，天命未改，国法犹在，因此往李星源营中效用，意图灭贼以立功名，奈李星源辱骂不肯收用。臣往山中自缢，遇贼将胡以晄见而解脱，引臣见太平王。贼深奇臣才，号臣为赛诸葛，封天德王，臣实不敢当。奈贼势方张，不容不受，感其恩遇，为之尽力，屡败官兵。及贼据永安州，多行无礼，臣常以疏谏之曰：“弟观兄所为，大类秦政、屈丐。秦政自谓功德高三皇五帝，而兄鄙羲、农而非尧、舜，秦政以十月为岁首，而兄灭闰月；秦政杀降王，而兄杀降兵；秦政掘孔墓，而兄鞭挞遗像；秦政烧书，而兄以经史置污秽中。屈丐蒸土为城，而兄筑重城以自固；屈丐号其城门曰招魏、朝宋、服凉、平朔，而兄欲吞九州万国。观兄所为，狂悖之至也。”贼由是不悦。贼僭号改元，不许群下剃发，多杀无辜，伪立三十六宫。臣又谏之曰：“昔袁术在淮南，董昌在浙西，皆连城数十，妄自尊大，不旋踵而亡。今兄据手掌之地，崇虚名而受实祸，非良策也。昔李文成蓄发，旋就灭亡，兄宜戒之。兄又高拱深宫，多掠子女以自娱，委事于庸儿，肆行凶虐，以刀锯鼎镬威左右，罪甚于高洋、闯、献，事将如何？”贼大怒，因此疏臣。有说臣者曰：“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奸邪侧目。今军师威名日著，不如潜兵入宫，杀太平王而代之，不然，后将噬脐。”臣叹曰：“我昔为试官所不容，屡濒于死；复受李星源之辱，解带自缢。幸遇太平王，脱贫贱而致富贵，言听计从。夫人深亲信我，我图之不祥。彼纵负我，我实不忍负彼。”贼多杀降兵，妄称天父、天兄以愚众人，独臣以为不可，斥之曰：“祸莫大于杀已降，白起、项羽、李广可鉴也。兄不能以才武制群下，而专用妖言，张角、孙恩、吕用之、徐鸿儒何足法哉。开辟以来，未闻以妖术成功者，宜急改之。”贼滋不悦。俄而杨秀清说太平王曰：“君自谓谦恭下士，宽仁得众，人乐为之死，孰与赛诸葛？”太平王曰：“皆不如也。”萧潮溃曰：“既知不如，何不早图之，不然，必为后患。”太平王曰：“我方倚之以平荡中原，今大功未就，而先戮智计之士，恐失群下之望。”遂不许。已而密谓臣曰：“弟有兵书，何故不肯授我？”臣对曰：“弟有此书，能利人亦能害人，故不敢妄以相授耳。”太平王曰：“弟每战辄身先士卒，一旦陨命，谁可以代弟者？”臣曰：“观诸将刚而自矜，酷而无谋，皆不足以代弟之任也。”太平王曰：“既如此，我当学弟之兵书，与弟同享富贵，不然将斩弟。”臣曰：“兄如用我，当为兄画策，如不用我，我必不能见笑于孙膑、李靖也。生杀惟命，兵书不可得也。”至十二月二十六日，赛中堂进围永安州，臣又献奇计，贼不能用。臣愤曰：“鼠子不足与谋，我死无日矣！”遂私自夜遁，欲往峨嵋山修行，为贼追兵所获，锁入空室，严兵防护，臣屡次求死，皆不许。杨秀清曰：“不如杀之以警诸将。”太平王曰：“昔齐杀斛律光而国亡，梁杀刘而国亡，唐杀林仁肇而国亡，今战争方始，安可先戮良将乎？”爰暨今年，贼势日蹙，臣终不为之设一谋，但曰：“有尔天父、天兄在，我安用哉！”贼忌臣益深，而终不肯杀臣者，欲得臣兵书故也。至二月十六日，贼挈家眷夜走昭平，将臣手用大锁缚住，更用大链锁臣颈，防卫周密，被臣略施小计，暗遁深谷，贼四面追寻皆不见，大惊曰：“彼殆投官军去矣，将若何！”已而太平王闻臣走，将监押官尽斩之，传令有能获臣者，即封为天德王。臣隐在谷中，备闻其语。贼徒既不见臣，震恐丧魄，以故官兵追及，贼不能御，是日盖二月十八日正午时也。贼自造反数年，未有此败。臣自谷中出降官军，官军数苦臣，争欲杀臣，独全玉贵以为不可，生缚臣以献诸将军。臣乃说诸将军曰：“贼携妻孥同走，各顾其家，更兼连日饥疲，心忙足肿，今复遭此败，贼徒丧胆，莫有斗志，此天亡之时，不可失也。且贼首尽聚于此，若官兵乘胜急追，彼智不及谋，勇不及怒，一鼓可尽歼也。今若缓之，彼得简兵成备，以御官军，则难制矣。”而诸将军以臣新降，不知心腹，遂按兵不动，失此机会，六州铁不能铸此错矣。臣窃笑诸将之无能也。至次日辰时交战，贼出兵才千余人，而官兵十倍，前锋稍却，大众悉溃。臣又谓诸将军曰：“贼虽小胜，然数日饥劳，必不能穷追，况我兵甚众，若能与之力战，可以反败为胜。况据此险山，两面合击，今若遁逃，路狭人多，自相践踏，必大挫衄，此自弱也。”诸将又不能从，争先逃命，踹死无数，臣亦几被踹死者数矣。赖全玉贵、张金 竭力扶臣，幸保残生。至十九日，引见赛中堂，中堂以礼相待，臣为写书离间贼党，奈无送书之人，将箭射去。二十日，赛中堂复以礼送臣进京。臣视死如归，并无惧怯，乃两手头颈皆被锁伤，而足腹背皆被踹伤，昼夜恸楚，所以不即自裁者，盖欲上为国家平淫虐之贼，下为生民解倒悬之苦，兼欲报数月锁缚之大仇也。臣在贼中立功不少，出战未尝败北，贼不能赏，反忌臣才，臣深恨之。倘生不能剪此贼，死当为厉鬼以灭贼也。臣观会匪盈天下，而湖南、福建、两越尤多，若不早除，必将蜂起。臣本欲言天下大计，奈恐触众官之怒。昔宗泽上表数十，皆为黄潜善所匿；脱脱击破张士诚，哈麻反以败闻；况臣疏远，兼负重罪，纵有奇谋良策，安能上达圣聪耶？人之将死，愿竭愚忠。天下之所以未安者，文官贪酷而无能，武官庸懦而怯死耳。陛下欲保民，而官府淫刑以逞；陛下欲求才，而官府疾才如仇；大河以北，臣不能知，大江以南，臣略知之矣。以故贼得因以为资，摇动南服。贼之初起，本无他长，因疾试官之不公，县令之贪暴，遂构逆谋。臣窃观贼中文学之士，其才皆过于翰林进士，而曾不得一名，是以甘心为贼所用也。贼兵不过万人，馀党皆分据远方，未能猝聚，而官兵以数省之兵讨之，三年不能克，诸将之无能，亦可知矣。臣在乌都统营中二日，细察士卒亦多精锐，所以不能制贼者，将不得其人也。贼以区区之众，当天下万分之一，鏖战三年，杀伤无数，非贼之强，贼之人材过于官军也。然贼之所恃者惟臣，臣既归降，贼亦无能为矣。臣在贼中秘谋颇多，贼按臣旧法，犹可以延数月之命。今为目下平贼之计，勅试官不得卖秀才举人，豪右不得欺凌贫民。下赦书于南国，使会匪悉焚其妖书，各安生业，一无所问，剪其羽党，使贼无以为资。令贼首自相捕斩者，即除其罪，此一策也。令诸将简精兵为前列，优以重赏，约日齐奋，有进无退，胜则疾追，此一策也。分守险要，制其入湖南、广东之路，巡逻必严，探候必谨，使贼不能越险而过，粮尽援绝，势将自溃，此一策也。行此三策，而贼犹不能扑灭，则非臣亲行不可。愿陛下缓臣旦夕之诛，臣请以尺组系太平王之颈，致之阙下，报臣前日之仇，万死无恨。若必戮臣以快贼心，臣亦愿面见圣容，陈国家大计，用兵秘谋，使臣流名于后世，葅醢之戮，其甘如饴矣。愿陛下如殿试之制，面试臣才，看臣筹略何如。陛下倘能用臣计，屠此小丑如反掌耳。贼闻臣来，必不敢以锋刃相拒，就其逆命，设奇破之容易矣。赛中堂虚怀引士，臣在贼中亦知其忠良，今又蒙其礼款，遣参将苏斌领兵二十名护送，昼夜监守，颇能用心。又臣多上书于联芳、丁守存，亦蒙优礼相待，此皆国之忠臣，伏惟陛下详察。臣不胜惶恐待罪之至，谨拜表以闻。兹因手恸，书法不佳，在信阳州力疾手书，临表瞻望，不知所云。
咸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辰时谨写，身抱重病，不曾起稿，死罪。
〔三〕军机大臣刑部会奏所述的洪大全供
清朝军机大臣刑部奉旨会审洪大全后会奏洪大全的口供，见故宫博物院清朝《剿捕档》，《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二也有著录，惟略加删节。兹照《剿捕档》著录。这封会奏由大学士军机大臣祁雋藻领衔先说明洪大全解到京后奉旨会审的经过，然后叙述洪大全的口供及按律定罪缘由说：
缘洪大泉籍隶广东南海县，自幼跟胞叔洪云秀在湖南衡阳县读书应试，并未入学，旋在衡山白云寺披剃为僧，阅看兵书，潜蓄异志。咸丰元年二月间，洪大泉前往广东一带地方闲荡，与洪秀泉伙党胡以晄会遇，胡以晄引至贼营与洪秀泉见面，彼此投契，结拜弟兄。维时洪秀泉伙党有冯云山、韦正（即韦昌辉）、萧潮溃、杨秀清、石达开、秦日昌、赖汉英、曾四、朱锡琨、曾玉秀、罗大纲（即罗亚旺）并胡以晄等，藉添弟会名目裹胁贼匪，到处抢掠财物，屡与官兵打仗，俱系洪大泉主谋。洪大泉又自领贼匪与官兵打仗三次。洪秀泉僭称为伪太平王，封洪大泉为天德王、冯云山等俱受伪封。闰八月初一日，逆伙韦正等攻破永安州城，与官兵抗拒，后因四路接济不通，官兵围攻甚急，起意窜逃。本年二月十六日烧毁民房，乘便冲出。韦正等拥护洪秀泉带领贼匪五千余人，与洪大泉一并逃窜。十八日。走至郁丛山地方，被官兵追击，经尽先守备全玉贵将洪大泉拿获。解至军营讯供，该大臣奏奉谕旨派员押解来京，交臣等会同严审，据供前情不讳，应即拟结。查律载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凌迟处死等语。此案洪大泉投入洪秀泉贼营，代为谋主，抗拒官兵，攻破永安州城，复受伪封，实属罪大恶极。……合依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枭首示众。该匪亲属，据供止有胞叔洪云秀在衡阳县居住，应令湖广总督、湖南巡抚一体严缉，务获究办。
乙 三篇文件的对勘
我们先将这三篇虚假的文件加以对勘，列对照表于下：
续表
根据上面从姓名、籍贯、参加革命、封号四方面对勘的结果，看出军机大臣刑部会奏所叙述的《洪大泉供》是和《洪大泉上咸丰表》相同，而和赛尚阿在广西上奏的永安《洪大泉供》不同。在姓名方面，永安《洪大泉供》明说他的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为与洪秀全认为兄弟，才改为洪大全的。而《上咸丰表》却自称“罪臣洪大泉”，会奏还特别记明抚养他长大的胞叔就是姓洪的洪云秀了！这是第一点不同。在籍贯方面，永安《洪大泉供》明说他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所以说在湖南做和尚时是“在原籍隐居”，到广东去说是“游方到广东”，词意很明白。而《上咸丰表》却说“生在岭南，长在湖南”，会奏说得更详细，说他是广东南海县人，自幼跟随胞叔洪云秀到湖南衡阳县去。这是第二点不同。在参加革命方面，永安《洪大泉供》明说是几年前游方到广东，便与洪秀全、冯云山认识，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间，就到广西参加起义。而《上咸丰表》却说是先拒绝洪秀全的聘请，到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军营投效，因受李星沅辱骂，到山中自缢，遇太平天国将领胡以晄解救，引见洪秀全，会奏也说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间，前往广东一带地方闲荡，与洪秀全党人胡以晄会遇，由胡以晄引他去见洪秀全。会奏只把先拒绝洪秀全聘及投效李星沅军营两层删去，其余所记基本上是与《上咸丰表》相同的。在这一方面，《上咸丰表》和会奏跟永安《洪大泉供》不同之处有二：第一，永安《洪大泉供》说与洪秀全的认识是直接的结合，而《上咸丰表》和会奏却说是由胡以晄居间介绍；第二，永安《洪大泉供》说与洪秀全的认识始于起义前几年，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即金田起义的时候便来参加，而《上咸丰表》和会奏却说明始于咸丰元年二月间，即李星沅做钦差大臣在广西督师的时候。这是第三点不同的地方。在封号方面，永安《洪大泉供》说是“尊我为天德王”，而《上咸丰表》和会奏却说是封为天德王。“尊”的意义与“封”不同，尊是对上说的，洪秀全尊崇洪大全为天德王，即使不是把他崇奉在自己的上面，至少也不会把他屈居在己之下；封是对下说的，洪大全受了洪秀全所封，那末他便只不过是洪秀全的下属罢了。这是第四点不同的地方。
我们从对勘中看出以上这四点的不同，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上咸丰表》和会奏为什么跟永安《洪大泉供》有此不同呢？
就当时有关情况联系起来看，《上咸丰表》和会奏的四项记载是比永安《洪大泉供》合理得多的。在姓名上说，永安《洪大泉供》自述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全认为兄弟才改为洪大全。但是，与洪秀全认为兄弟的有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他们都不曾改姓“洪”，何以洪大全独要改姓？这是一点破绽的地方。《上咸丰表》和会奏所记便没有这一点破绽，会奏并且增添一个胞叔洪云秀出来使人对洪大全的姓氏不致引起疑窦。在籍贯上说，永安《洪大泉供》自述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据《李秀成自述原稿》说太平天国起义领导人物是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即秦日纲）七人。案洪秀全、冯云山是广东花县人，杨秀清、韦昌辉是广西桂平人，萧朝贵是广西武宣人，石达开、秦日纲是广西贵县人，他们都是两广人。在一群两广领导集团中，插入一个湖南人，是有点突兀的。所以咸丰便有“洪大泉籍隶衡州，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的论断。《上咸丰表》自述说“生在岭南，长在湖南”，会奏说籍隶广东南海县，自幼跟随胞叔洪云秀到湖南衡阳县去读书，这样，把湖南人的洪大全改为广东人，把洪大全与洪秀全有了一层同乡的联系，就使人觉得他们的结合自然的多了。在参加革命说，永安《洪大泉供》自述是在起义前几年便与洪秀全、冯云山认识，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金田起义时就来广西会合，按在永安突围前，清朝广西督师将帅访查太平天国领袖姓名的奏报都没有洪大全其人，何以在敌张军覆之后，乃忽然有被称为太平天国谋主洪大全者以生擒献俘报闻？这是最启人疑窦的地方。当时给事中陈坛就拿着这一条根据向清廷提出“洪大泉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不值献俘的奏请。《上咸丰表》和会奏所记便把与洪秀全结合的时间缩短，从起义前几年的认识退后到起义后两月，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的来会改到咸丰元年二月始加入。这虽然还不能弥缝这一破绽，但已经比较永安《洪大泉供》略胜一点儿了。因为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已在武宣东乡称天王，闰八月初一日即攻克永安，如果要说洪大全是太平天国谋主的话，那末，洪大全的参加革命至迟不得后于这一年的二月。所以《上咸丰表》和会奏记洪大全参加革命日期虽仅后于永安《洪大全供》所记来会的日期不过两个月，但已经退后到了最后的限度。在封号说，永安《洪大泉供》说洪秀全尊他为天德王，在以前的奏报中并没有洪秀全崇奉他人或与他人并肩称尊的报告，这一点当然又是启人疑心的地方，所以《上咸丰表》和会奏便改“尊”为“封”，使洪大全作为洪秀全的下属，受洪秀全所封，那便不致于使人触目就起疑心了。这四处不同的地方，《上咸丰表》和会奏处处都比永安《洪大泉供》是比较近情理的。
我们检查出了这一种具体情况，从这一种具体情况去了解所以不同的意义，不是如同荣孟源先生所说是“洪大全不会随便暴露出真名实姓与籍贯，以便敌人去残害同族和乡里”，因为从这三篇文件的时间先后来看，洪大全最初在广西永安州的口供并没有暴露出真姓名和籍贯，而到了被献俘行经河南信阳州写《上咸丰表》时，和后来到北京解交刑部受审时，却暴露出了洪云秀现居住地湖南衡阳。洪大全不是掩饰，而是一次比一次暴露得更多。荣先生论一个革命者不会随便暴露出真名实姓与籍贯，使敌人得去残害同族和乡里，他确是掌握着“阶级分析的方法”的。可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从具体情况出发的，并不是从“想当然”出发的。荣先生没有把洪大全文件不同的内容与发生的时间先后看清楚，就贸然加以论断，所以便不免陷于错误了。关于对勘出来的参加革命时间的所以不同的意义，也不是如同荣孟源先生所说是由于“洪大全戏弄敌人”，因为我们从洪大全文件，特别是这一篇出自清朝统治者之手全部伪造的所谓洪大全《上咸丰表》（考证详见下节）看来，彻头彻尾都是诋毁革命、向清皇朝叩头乞怜的语句，连一丝一毫戏弄敌人的气味都没有，这正是这几篇伪文件最显著的特色，原文件著录在上面，大家都已经看见，可知荣先生的论断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所以也错误了。其实，这一种具体情况显示出的真正意义，乃是伪造的《上咸丰表》和军机大臣刑部会奏对赛尚阿上奏的永安《洪大泉供》有意的修改而成。也就是说：《洪大泉供》是捏造的，《上咸丰表》是伪造的，军机大臣刑部会奏洪大全的口供也是捏造的，但永安《洪大泉供》捏造在先，有许多不近情不近理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后来又伪造《上咸丰表》来修正它，使人不致疑心，到了军机大臣刑部会审就根据伪造的《上咸丰表》进一步修正永安《洪大泉供》来定洪大全的罪状。这就是军机大臣刑部会奏所以与《上咸丰表》相同而与永安《洪大泉供》有不同的原因。
《上咸丰表》是赛尚阿的心腹幕僚在献俘行到半路时伪造的这点，我们在下节再提出证据讨论。现在，我们要问军机大臣刑部会审为什么也用《上咸丰表》来修正永安《洪大泉供》替赛尚阿弥缝掩饰呢？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当时洪大全献俘事件的虚伪，不仅是在广西桂林亲见其事的人们都“人人嗤笑”，不仅是在桂林的官僚说是“献俘堪铺张”，不仅是朝臣根据以往的报告否定洪大全事实，说是“张皇装点”、“稍掩己过”的工具，而且，就是咸丰也说是“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这样的一个虚伪的大事件，摆在当日军机大臣和刑部的面前交给他们处理，他们只有两条路子可走：一条是揭出永安《洪大全供》的虚伪，明正赛尚阿欺君之罪；另一条是替赛尚阿弥缝掩饰，把永安《洪大泉供》破绽的地方改正，然后把所谓洪大全其人明正典刑，以掩“天下之耳目”。就当时清皇朝内部的情势看来，先从赛尚阿与咸丰的关系来说，赛尚阿以首相督师，清皇朝认为好似“千金之弩，轻于一发” [28] 一样，是一件万分不得已的事，他既是咸丰的亲信重臣，处境又这样的艰苦，所以咸丰虽明知洪大全献俘事件的虚伪，也不愿一旦因此案而加以不赦的欺君大罪。就是后来到了太平军入湖南，攻长沙，犯了贻误军机的死罪，不得不把他褫职逮京治罪，但还使他一生得以富贵终身，更可知咸丰不愿因此案而明正其罪。再就赛尚阿与会审洪大全的军机大臣刑部等朝臣的关系来说，赛尚阿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久任军机大臣，咸丰元年（1851年）又授文华殿大学士，为当朝首相 [29] ，同寅相护，原是乾、嘉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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